读於兴中的“法治三篇”

相信今天之风雨,会变成明朝之彩虹。在我们开始正式演讲前，我们中的大多数肯定都会在演讲之前精心对演讲稿进行准备，好的演讲稿应该能让演讲人灵活操作，什么样的演讲稿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呢？为了让你在使用时更加简单方便，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读於兴中的“法治三篇””，供你参考和使用，请收藏和分享。

/ 近来，我在读书中有幸读到了於兴中先生的几篇好文章，最有代表性的个人觉得是这三篇，即《作为法律文明秩序的“法治”》、《在中国实施人权公约的文化意义》和《强势文化、二元认识论与法治》(以下皆用文题首字代替全称)，於先生基于对中国德治传统的深度理解和对西方法治文明的高度把握，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诸多现象和问题进行了深切反思，文章多以对“法治的理论分析与反思”为主基调，融贯中西，研读起来确实是精神享受。故此想推荐同道者一读，一并将自己的所学所思形诸于文，以期交流。

一、文章的大体介绍首先我们从《作为法律文明秩序的“法治”》这一文入手，这篇文章可以大体浓缩为“一个观点、两对矛盾、三性文明、四大因素”。“一个观点”即通过对法律文明秩序的法理解析和作为“法律文明秩序”的法治的反思，提出“一个完全建立在智性和法律之上的社会，也就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它只能造就一堆现世主义的个人主义者，却孕育不出秉性健全的人来。”请大家注意这句十分憾人心魄的话语，读到这里时不知道大家有无同我一样的感觉：心灵向下猛地一沉，然后陷入沉思。
“两对矛盾”，一是智性与灵性之间的矛盾，即文章讲到的，“法律文明秩序是人的智性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但同时也是对人的向善的能力的怀疑”。用哲学的话讲就是灵与肉的矛盾，当我们以一种智性的法律来规范和肯定人类社会的时候，我们同时就是在对人的原始向善能力的否定。另一对矛盾即是在文章第三部分提出的“人生的意义”与“人生的必需”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二者代表着德治与法治之间的选择上的矛盾，法治为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即人生的必需）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规则或平台，但它做到的只是不让人使坏，不做坏事，却无法从灵魂深处促发人们去做好事，即向善，而后者才是“人生的意义”。
“三性文明”即宗教文明、道德文明和法治文明，与之相应的社会秩序便是宗教文明秩序、道德文明秩序和法治文明秩序，文章的深刻之处不在于讲出这三个文明形态，而是基于对人本性的分析与建构的基础演绎出了这三性文明，即心性、智性与灵性，三者是并存的关系，并从这并存关系理论的基础之上推演出这三个文明形态都是“人的秉性的反应”的论断。这在《在中国实施人权公约的意义》一文中作了进一步的总结，关于这一论点的伟大革命性意义我放到后面还要细讲。
“四个要素”即法律文明秩序包括法治理想为主导的权威系统、以权利和法律为足以的范畴系统、以为足以的社会制度安排以及以个人权利及法律为依归的文明秩序意识。於先生在多篇文章中都重复讲解和复述他的这一观点。
《在中国实施人权公约的文化意义》一文所要解决的是在传统的、德治的、以心性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如何建立或移植现代的、法治的、以智性文化为主流的“法治”，作者最后采取的是折中综合的办法，即文章最后归纳的“从而使中国一维的道德文明秩序走向道德－－法律型的两维的文明秩序”。
《强势文化、二元认识论与法治》是我最爱看的一篇，也许因为它是对认识论问题的探讨，而这正是我的兴趣之点。文章从认识论上寻找中国法治情结的形成原因，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分析和讨论好象还不够深入，或者说，分析的内容让人看得还不够过瘾。文章主要谈的是中国现代出现法治情结的原因分析，为此作者先破题，讲述什么是法治，什么是法治情结，然后再解题，提出为什么在中国现在出现法治情结，如此醉心于法治的6大成因，并重点讲解了强势文化和认识论两大原因，最后以总结与反思结束全文。

二、文章的思想与结构据我个人所对文章了解和把握的程度来看，我觉得於兴中先生始终在向我们传递一个信息，即就是走出唯法而治，因为法治不是最终的善。但这里大家需要保持清醒认识的一个问题是，走出唯法而治不等同于走出唯律而治，也就是说，法治不只仅仅包括律治，法治这一概念它同时还包含法律意识的培育、法治文明的历史沉淀、法学教育的普及、法学大师的活跃、政治斗争的平衡乃至经济社会的综合发展等诸多因素和内涵。在这一点上，於兴中先生在《作为法律文明秩序的法治》一文中之表述显得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他的“四因素说”完全是在谈“律治”的因素问题，而我的观点是“律与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律是规则，是技术形式，法是精神，是内容本质。法治中包含着依律而治的技术要求，同时也包含着依德而治、公平正义的内容本质。当然文章向我们透露的走出唯法而治的观点已经是十分重要和深刻的了，至于争议或个人观点后文再述，这一点上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探讨。
这三篇文章基本可以形成一个整体，现在来看其内容与结构问题，首先内容上看，三篇文章都是“法治”，《作》文讲的是作为文明形态之一“法治”问题，《在》文讲的是中国落实人权公约过程中的法治建构问题，《强》文则是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文化背景和认识论基础的批判与反思，三篇文章在结构上或关系上可以表述为“不同层面、相互递进”。具体而言，《作》文是从文明或文化层面对作为文明形态的法治进行了法理分析，而《在》文则进入了实践领域，就中国落实人权中的法德二维并治模型建构的实践探讨，最后《强》文则从哲学反思的层面和高度指出“法治不是最终的善”，并呼吁走出唯法而治的歧路，三文相互递进，层面清晰，逐步深化。

三、心得与反思这里我简章的想讲三点。一是批判的精神。读完三篇文章，浑身不知不觉地充满了一种震奋的力量，这种力量也许就是来自于其字里行间的批判与反思精神。而这种反思与批判精神对于我们这些接近西方法治文明价值观比较多的年青一代来说无疑是一记棒喝。从19世纪中期晚清的大规模修宪立法、学习洋务活动为起点，德法之争就从未真

正间断过。当时在清末为“礼法之争”，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治派最终通过自身的努力以及日本等外国专家的配合，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较为“时髦”的近代法律体系，请注意，我在这里用的一个概念是“时髦”，而不是什么“科学”、“合理”、“完善”等概念，因为在当时的国际背景和历史条件下，他们所进行的立法工作是在一个没有法治文明熏陶、没有法治精神支撑、人治和专制传统十分浓厚的国度里所进行的，甚至晚清政府的国家意志是愚民的，为保全王位而走的形式主义罢了，这种“立法”与其说是立法，不如说是“定律”。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中国人观念中的“法律”概念便逐渐成了一个前偏后正、轻法重律甚至去法存律的怪胎，所以时至今日仍然有好多中国学者们认为“法律就是规则”，当然在西方也有法律是“规则治理的事业”之说乃至有纯粹法学。但试想一下，我们有了，但我们讲过诚信没有？我们有了，但我们有过司法公正没有？一如一国有了，国民就能享有真正完整意义的人权吗？！试回想一下西方法治文明建设历程，有多少不是经过法治精神的、经济危机的阵痛、政治着急的平衡与反思。所以强势文化送给我们的（或者我们从中所学习到的）只是“律”而非“法”。它是一个只有形式没有精神内容的东西，一个没有历史文化沉淀为背景的移植或叫杂交，逾淮为枳不复为橘。中国走上法治之路与其说是历史的必然，勿宁说是一个伟大而无奈的“政治决定”，一如我们的市场经济建设那样，这是一个跨世纪的悖论。
二是人本的关怀。最能体现这一关怀的便是《作》文中最后那句充满柔情却又无比震撼的转折复合句，即“一个完全建立在智性和法律之上的社会，也就是一个法治社会，只能造就一大堆现世主义的个人主义者，却孕育不出秉性健全的人来。”他还说，法治一元的文明秩序，充其量只能给人的智性的开发提供一片乐土，但却无助于心性和灵性的培养。法治文明秩序是理性主义指导下的一种社会秩序理想，想追究其理想逻辑起点，也许我们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那句“人是政治（社会）的动物”的断论，因为我们是社会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秩序化的存在形式，故而我们须是有规则制约的亦即法治的存在。但我们可以再问一句，人是政治的动物吗？或者这样问更适合于表达我的意思，即人只仅仅是政治的动物吗？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这个问题其实人类一直在追问，考虑到今天也没有停止，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追问过程中，让人类走上理性主义的道路之第一人应当算是柏拉图，但后来又把人类彻底带入理性主义对殿而迷失了、出不来了的就是康德，他把理性分成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当然康德指出的这两条路最终分别为黑格尔与马克思分别继承并各自发展到顶峰。遗憾的是，在这个“会当临绝顶”的理性主义高处，我们却迷失了自己，找不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於兴中先生在解决“人存在于各种各样关系中”这一命题时指出，人与自己的关系包括人的心性、灵性和智性三方面的发展，人与人的关系有建立在感情（感性）基础上的自然关系和准自然关系，建立在功利理性基础上的工作和交换关系，这一论说显然已走出了理性主义怪圈，再次确立了人的有感情、有灵魂同时也有理性的真实的存在，这才是真正的人本精神，这也是我在前面讲“三性文明”时所点到的。
三是综合的思维。哲学的思维是理性的、思辨的或者说是抽象的，这是因为它是哲学，它不是法学。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否也走哲学的思维模式，唯哲学是从呢，我看这是一个问题。答案是自明的，作为一门自称是独立的学科，应当走自己的路。看一下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历程就知道了，自然科学家虽然遵循的是哲学所强烈批评的原子论物质观，即形而上学的知性的思维方式，他们同样也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法学也应当而且必须有自己的认知方式或思维进路。哲学的任务是对知性知识的反思，解决思存关系问题，而法学的任务不仅要构勒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还要构建文明秩序的当下社会，所以法学的认知世界的方式或思维进路就不能只是唯理性的，而必然是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并列共举，也就是於兴中先生指出的心性、智性和灵性的综合。在对法律文明、道德文明和宗教文明进行价值判断时，他说：“那么三者之间是否有高下、先进与落后之别呢？....我倾向于说三者之间同为人的秉性的反应，并无高下可言，只是侧重点不同”。当然，在这三个认知维度中，任何偏执于一方而忽视甚至否定其它认知维度存在的价值的研究理论或思路都将只是片面的，因而也无法说服对方，最显明的实例就是当今西方三大法学派的矛盾，即分析法学、实证主义和社会法学。而综合法学，以博登海默为代表的新兴一派，正成为西方法学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因此，这种综合的思维模式的现实意义是很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它不仅对法学学科的健康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对我们当下的经济发展理念、政治体制改革等都有很强的指导价值。

五、结语归根到底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法治？我们要不要法治？用於兴中先生的话就是，法治是一种文明秩序，是以法律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社会框架，其基础是理性的，其基本取向则是以理性为背景的规则中心主义。我觉得，换个角度讲，法治也可以理解为是人类从原始社会、农耕小农社会再走向商业文明社会所必然选择的一种生活样式，是人类实践理性从无治到德治再发展到法治，最终走向更高的无治的辩证运动过程的必然环节，所以在辩证法意义上讲，法治其本身就孕含着德治的因素，是对德治的扬弃而不是简单的否定。故而，在中国走上法治之路的诸多原因中，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经济，尤其是商业文明的快速起步，在这类似于自由资本

主义阶段的市场文明初级阶段，我们更加迫切需要的或者说是严重缺失的正是法治而不是德治；其二，中国走向法治也符合实践理性辩证法，是人治走向极端以后的否定环节，正所谓物极必反。在一边是必然走向法治，一边是对法治的批判与反思之间，我们应该做的也许不是要抛弃法治或惧怕法治，而是如何建构起一个更有人性、更加实用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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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法治化过程中的三大动力缺失

/ （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210046）

近现代社会，建设法治国家成为全球各国一致的选择。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也开始走法治建设道路，开始了中国法治化的漫漫征程。几十年来，我们取得了巨大成果：制定与修改了多项法律、法规；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法律规范体系；也拥有了一支规模相当的比较公正的司法工作队伍；等等。但是我们的法治建设并不一帆风顺。目前，仍然困难重重，诸如公民权利意识淡薄、甚至错位，地方政府人治严重的现象大量存在，严重阻碍着法治化的进程。中国法治化难以实现的原因颇多，颇广。其中，在法治化建设中动力不足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法治建设中，政府作为重要动力一直不足，使得法治建设的深入受到限制。政府动力不足主要有如下表现：
1、从依法治国成为治国方略以来，诸如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的层出不穷，并且受到广泛的欢迎。可是政府行政违法的现象一直存在，依法行政根本从未落实。也许正如北大教授贺卫方所言：“有时候，中国喜欢口号治国”。
2、目前行政工作中，行政首长意志在很多场合仍然高于法律规范。一般情况下，行政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或者选择的不是寻找法律依据，依法执行公务；而是请示行政首长。使得法如同虚设。
3、行政首长法律意识淡薄，一些地方行政首长经常在媒体上宣称自己要造福一方，做好当地“父母官”、“清官”。在日常行政领导工作中也带着浓厚的人治色彩，要求行政工作人员有事及时汇报请示。

在法治建设中，界一直在坚持不懈的努力着。近年的司法改革就是法学理论界的大力推动法治建设的结果。但是光有法学理论界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司法实践界动力不足，使得法学理论界的努力成果只能是书面的，即使走入实践，生命性质也会发生变化。
1、虽然司法改革改善了法院、检察院的执法工作，但是在法院、检察院，改革经常只是对于中央红头文件的执行。地方法院、检察院用语不规范、做事不依法，严重影响法治氛围的生成。而且在一些法院、检察院中，法官、检察官的法律素养很不够。
2、社会司法服务的工作者中，多是法律工作者，许多地方很难找出正规法学本科毕业的拥有律师执业资格的司法服务人才。

法治建设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公众是法治建设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也是根本动力。但是一直以来，公众动力未能得到开发。这主要由我国的文化传统及公众知识水平决定。
1、正如贺卫方教授说的那样“在中国2000多年的法制发展路向是非常古典的”，通常只有一部法律，比如说唐律、大清律例，依靠道德而非依靠法律是中国公民长期的生存选择。但是这与从外引进来的法律制度以及法治精神是不相融洽的。
2、公民文化素质较低，使得即使有些公民在处理问题时想到要用法律却也不知道如何用。对法律的理解也许仅仅是表象式的甚至是空白的。公民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缺乏，这深深影响着中国法治化进程。

我们的法治建设不断发展，实现法治国成为一种不可推委的愈来愈紧迫的任务。我们必须运用多手段开发法治化动力，促进法治化建设。
1、提高公民文化素质，培养全律意识。人民政府要加强自我法律学习，组织依靠司法机关为主要力量，全民全面学法的活动。鼓励每个公民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身于法治建设之中。创造出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全民懂法、重法、守法的法治氛围。
2、加强法制体系建设工作。及时修改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加快诸如行政程序法这类法治中必不可少的法律规本的制定工作。要保证法治之中事事有法可依。同时，要加大法律宣传工作，使得法律成为全民的法律。

3、法律职业独立化，严格化。在中国，原本应独立的法律职业一直没有获得独立。要加大司法改革步伐，促进司法独立的早日实现。建立起自身要求严格，具有独立执法能力的优良法治护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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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美演讲稿三篇

随着蝉一声声地呼唤，夏天到了。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大家都热得苦不堪言，纷纷成群结队带着扇子到树下乘凉。两排茂盛的大树为大家遮挡住了太阳，一丝丝阳光还能透出来。但大家似乎早已忘了烦燥，在树下笑呵呵地聊天、下棋。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生活中的美演讲稿三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篇一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生活中的美我也经常遇到，但令我记忆犹新的是那一个下午。那天，我正在慢悠悠地散步，突然一辆豪车飞驰而过，顿时，尘土飞扬，什么也看不见了。过了好一会儿，尘土才慢慢散开。可是，干净的地上却多了一个饮料瓶。我愤愤不平地想：这肯定是那豪车的司机从窗外扔下来的，真没有素质，这样会污染环境的。我心里是这么想，却没有这样做，垃圾离我近在咫尺，我却没有随手捡起来。想起自己，也曾乱扔过垃圾，便有些惭愧。

马路上的喇叭声不停地响着，与人们的谈话声掺杂在一起。我正要回去，这时，一群孩子笑着跑着过来了，左顾右盼，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然后走开了。只有一个孩子，他看看天看看地，笑着把塑料瓶捡起来了。我的心为之一振，我反思着：我为什么不能把垃圾捡起来呢？小孩子比我还懂事。我静静地望着那个天真无邪的背影，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生活中任何东西都十分地先进，而随之而来的汽车尾气也十分地污染环境，因此，绿色出行对我们非常的重要，我们应该十分重视。不随便乱扔垃圾，随地吐痰。

我们应该向有道德人学习，发现身边的美，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更要做一个发现“美”的人。

篇二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在我们生活中，处处都有美丽，如内心美、行为美、景物美……在我眼中，南宁的四季最美。

我出生在南宁，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南宁人。所以，我对南宁也算很了解，尤其了解南宁的四季景点之美。

春天，青秀山的桃花开了，桃花像一群害羞的小姑娘，娇羞地互相推搡着。桃花的香气把勤劳的小蜜蜂都吸引过来了。草地上，游客们有的在野餐，有的在散步，有的在玩耍。

夏天，校园里的鱼池特别热闹，小鱼们时而在水里追逐嬉戏，时而在假山里躲藏，好像在和我们捉迷藏。鱼池周围开满了串串红、海棠花，还有些我们叫不出名的花，像给鱼池编了一个漂亮的花环。

秋天，南湖公园里的菊花开了，园林工人把菊花摆成各种造型，菊花种类繁多，色彩艳丽，有红色的、*的、粉色的……

冬天，民族大道上，树木仍然那么茂盛，那么葱绿，像一个个壮小伙儿守卫着马路，连路人都忍不住称赞他们。

这些不就是我们身边的美吗？我还要去发现身边的美，寻找更多的美。

篇三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楼旁那条笔直的小路已经走过了无数次，没觉得有什么新奇的，但偶然的一抬头，令我改观了，原来美丽一直在我身边，只不过我没发现。

小路两旁的大树纵横交错，树枝与树枝在一起交叉生长，上面挂着可爱的树叶。

春，悄悄地来临了，刚刚萌芽的小叶子一夜之间变得青翠迷人。走在这一条洁净的小路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令人感到心旷神怡。春风一阵又一阵地吹过，树叶情不自禁地跳起了欢快的舞蹈，为春天增加了几分生机。每天清晨，小鸟们在薄雾中叽叽喳喳地叫，却不会令人感到厌烦，反而令人没有了惆怅，开开心心地度过每一天。惭惭地，青绿的叶子变得深绿了。

随着蝉一声声地呼唤，夏天到了。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大家都热得苦不堪言，纷纷成群结队带着扇子到树下乘凉。两排茂盛的大树为大家遮挡住了太阳，一丝丝阳光还能透出来。但大家似乎早已忘了烦燥，在树下笑呵呵地聊天、下棋。

秋天，发黄的树叶相继落下，鸟儿们已相继飞走了，只留下空鸟巢。地上一滩一滩的金叶将小路装饰得更美。在小路上走着，微风吹过，叶子落在头上、身上，将人打扮得光茫四射，美丽极了。

寒冷的冬风吹过后，小路剩的只有荒凉。大树光秃秃的，小路极少有人，大家都躲在家里取暖，路上很静，这种是落幕美。

美无处不在，只待我们发现。

试论中国法治化过程中的三大动力缺失演讲范文

（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210046）

近现代社会，建设法治国家成为全球各国一致的选择。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也开始走法治建设道路，开始了中国法治化的漫漫征程。几十年来，我们取得了巨大成果：制定与修改了多项法律、法规；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法律规范体系；也拥有了一支规模相当的比较公正的司法工作队伍；等等。但是我们的法治建设并不一帆风顺。目前，仍然困难重重，诸如公民权利意识淡薄、甚至错位，地方政府人治严重的现象大量存在，严重阻碍着法治化的进程。中国法治化难以实现的原因颇多，颇广。其中，在法治化建设中动力不足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法治建设中，政府作为重要动力一直不足，使得法治建设的深入受到限制。政府动力不足主要有如下表现：
1、从依法治国成为治国方略以来，诸如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的口号层出不穷，并且受到广泛的欢迎。可是政府行政违法的现象一直存在，依法行政根本从未落实。也许正如北大教授贺卫方所言：“有时候，中国喜欢口号治国”。
2、目前行政工作中，行政首长意志在很多场合仍然高于法律规范。一般情况下，行政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或者选择的不是寻找法律依据，依法执行公务；而是请示行政首长。使得法如同虚设。
3、行政首长法律意识淡薄，一些地方行政首长经常在媒体上宣称自己要造福一方，做好当地“父母官”、“清官”。在日常行政领导工作中也带着浓厚的人治色彩，要求行政工作人员有事及时汇报请示。

在法治建设中，法学理论界一直在坚持不懈的努力着。近年的司法改革就是法学理论界的大力推动法治建设的结果。但是光有法学理论界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司法实践界动力不足，使得法学理论界的努力成果只能是书面的，即使走入实践，生命性质也会发生变化。
1、虽然司法改革改善了法院、检察院的执法工作，但是在法院、检察院，改革经常只是对于中央红头文件的执行。地方法院、检察院用语不规范、做事不依法，严重影响法治氛围的生成。而且在一些法院、检察院中，法官、检察官的法律素养很不够。
2、社会司法服务的工作者中，多是法律工作者，许多地方很难找出正规法学本科毕业的拥有律师执业资格的司法服务人才。

法治建设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公众是法治建设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也是根本动力。但是一直以来，公众动力未能得到开发。这主要由我国的文化传统及公众知识水平决定。
1、正如贺卫方教授说的那样“在中国2000多年的法制发展路向是非常古典的”，通常只有一部法律，比如说唐律、大清律例，依靠道德而非依靠法律是中国公民长期的生存选择。但是这与从外引进来的法律制度以及法治精神是不相融洽的。
2、公民文化素质较低，使得即使有些公民在处理问题时想到要用法律却也不知道如何用。对法律的理解也许仅仅是表象式的甚至是空白的。公民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缺乏，这深深影响着中国法治化进程。

我们的法治建设不断发展，实现法治国成为一种不可推委的愈来愈紧迫的任务。我们必须运用多手段开发法治化动力，促进法治化建设。
1、提高公民文化素质，培养全民法律意识。人民政府要加强自我法律学习，组织依靠司法机关为主要力量，全民全面学法的活动。鼓励每个公民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身于法治建设之中。创造出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全民懂法、重法、守法的法治氛围。
2、加强法制体系建设工作。及时修改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加快诸如行政程序法这类法治中必不可少的法律规范文本的制定工作。要保证法治之中事事有法可依。同时，要加大法律宣传工作，使得法律成为全民的法律。

3、法律职业独立化，严格化。在中国，原本应独立的法律职业一直没有获得独立。要加大司法改革步伐，促进司法独立的早日实现。建立起自身要求严格，具有独立执法能力的优良法治护卫军。
试论中国法治化过程中的三大动力缺失

论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传统法律文化

/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 常州 213001）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本土资源，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充分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时应注意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应注意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改造。
关键词：法治建设、传统法律文化、本土资源

世纪初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法治现代化革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在这场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是否必须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以及如何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传统法律文化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究竟如何等等？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本文拟就以上诸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总体认识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众所周知，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古代中国人创造了先进的文化，“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1）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统法律文化自成体系，其中古代法典编纂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按照现代以前的任何标准来看，中国法典显然是自成一格的巨作，”（2）“有关正式的中国法律的文献不仅数量多，容易理解，而且其适用的时间，比所有现代国家法律的历史都更长久。”（3）至唐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到了顶峰，对周边东亚诸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虽然到了近代，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中国被迫国门洞开，被强行拉入了世界体系范围，在欧风美雨面前，中华法系失去了昔日的光辉，竟沦为“落后”、“野蛮”的代名词。从晚清“新取”开始，中国开始了艰难的法治近代化的历程，从那时起，中国法治变革的参照物就是西方法律文化，西方法律文化成为法律移植的主要对象与评判法治变革成效的主要标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备受冷落，沦为受批判乃至受攻击的对象。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无论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4）因此，“在法的问题上其实并无真理可言，每一个国家依照各自的传统自定制度如规范是适当的。”（5）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来说，它根植于古代中国农业社会，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思想相适应，有其存在的内在的合理性，那种单纯地以西方法律文化为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且只注重二者的分野，并进而由此得出结论，说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落后的观点是错误的。认识到这一点，才会使我们在对待传统法律文化上不至于妄自菲薄以致进而失去前进的勇气。
2．传统法律文化内容丰富，其中包含着很多优秀的成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及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的“混合法”模式、“无讼”价值观下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守法观念、司法中“亲亲相容隐”的人伦主义、“慎刑恤狱”的司法人道主义、“实质正义”的司法价值取向、法律的“集体主义本位”、“为政在人”的人治观、“亲民”的政治道德观、法律语言的简洁、司法人员的人文素养、古代行政立法、监察制度及廉政建设及历史上“变法”的经验等等，（6）这些都包含着符合现代法治的成分，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
3．传统法律文化中缺乏现代化成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虽然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其中也包含着很多优秀的内容，但由于传统法律文化毕竟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产生、发展的，与以商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私法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体上呈现出“公法文化”的特征。（7）受“公法文化”的影响，中国是个具有悠久人治传统的国家，历史上没有多少现成的符合现代法治的资源可供继承，本土资源中反法治的成分是主要的。传统法律文化反法治成分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都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国内从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各地商业习惯不一，未形成统一的规则，反映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法律文化从未产生。另一方面，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极权统治下，人们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的等级观念，法律仅仅是统治者手中驭民的工具而已，难以形成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私权神圣、权力制衡等观念。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缺乏现代化成分，注定了在当前的这场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为前提的法治现代化革命的进程中它无法扮演主要的角色。
二、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充分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先进的成分，例如前述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将法律建立在民族的伦理道德之上，通过礼法互动来保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以礼行法，减少推行法的阻力，以礼明法，增强道德的约束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现代西方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的紧张对立所造成的法律的僵化及普遍的道德冷漠。又如，“混合法”模式中的成文法、判例法共存集大陆法系成文法之严谨与英美法系判例法之灵活之长而避两者之短，而其中的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又可以弥补制定法之不足，在法律之外，通过其他社会规范来调节社会关系。“混合法”模式下的法律实践活动可以有效地弥补法律的漏洞，实现法律的妥当性价值，更好地稳定社会秩序。传统法律文化中这样的内容还有很多，它们都是我们当前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现成的本土资源，西方学者庞德曾说过，中国在寻求“现代的”法律制度时不必放弃自己的遗产。（8）西方学者能有如此真知灼见，对于这些优秀的遗产，我们更没有理由不继承。
>2．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割裂历史传统。文化建设不是一项空中楼阁的事业，文化自身有历史延续性的特点，任何一国文化的发展都是在既有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今天的一切与历史传统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的发展决不能割裂历史，不能完全摆脱传统。我们知道，英美文化非常注重对传统的借鉴。在英国，不论是普通法传统，还是衡平法传统，均是其法制长期发展的结果，而美国则主要继承了英国式的经验传统。这种对传统的尊重和继承对英美国家的稳定发展的绩效是明显的。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来说，传统法律文化陈陈相因，“在古代就获得了体系上的高度和谐与超常稳定，传统的法控制指令，潜入了中华民族的心理底层，它控制着新的法律体系的运转，使法律在社会实现过程中向既往的历史回复，”（9）因此，“那种认为中国传统的法律已随着旧制度废弃而无效了的观点是天真的。”（10）但是，自近代以来，传统法律文化却命运多舛。中国近代以来的法制变革不是依靠内部因素促成的，而是迫于西方的压力，针对外部的刺激所产生的回应，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模式，其中从体制到话语都是西方式的，传统法律文化往往被忽略乃至抛弃。影响至今，当前我国立法工作中仍在单纯地强调立法的超前与速度、规模，盲目迷信立法手段，在制定和移植外来法律时往往割裂了历史传统和现实，使一些匆匆出台的法律、法规难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实际领域，难以被民众认同、消化、吸收，从而最后竟变成一纸空文。这一切正应验了学者公丕祥所指出的“缺乏时代相传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无论现行社会秩序受到现行法律规则怎样强化，它也是脆弱不稳定的”论断。（11）
3．移植的法律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一个国家之后都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才能被消化、吸收，从历史上看，中国对印度佛教的改造，日本、韩国对从中国传入的儒家文化、佛教、道教的改造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种改造是对外来文化进行过滤、吸收和选择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一种文化是不可能轻易地移植到另外一种文明里的。对于法律文化的移植来说，也同样如此。美国学者格伦顿等人认为，如果不经过“本土化”的过程，法律便不可能被移植，他们指出，“必须记住法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一般意识与观念的集中体现，任何两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可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12）
对于所谓的“本土化”，按照学者的解释，一方面是指“按照本民族的特质而发展”，（13）还指“与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以及风俗习惯等密切相结合。”（14）其主要原因是只有经过“本土化”的过程，才能使民众对移植的法律产生亲和力，便于民众接纳，减少推行的阻力。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一个只能靠国家强制力才能贯彻下去的法律，即使理论上再公正，也肯定失败。”（15）
三、如何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本土资源
1．仔细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庞杂、良莠不齐，其中包含着许多优秀成分的同时还包含着更多的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已被时代抛弃的糟粕，因此，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时，必须仔细地鉴别。对于其中的专制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泛刑事主义等明显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应毫不犹豫地予以抛弃，对于其中含有的优秀成分，亦必须仔细鉴别，巧妙合理地予以运用。
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我们曾有过许多失误，将精华当作糟粕予以抛弃及将糟粕当作精华而奉行的错误都曾犯过。前者如近代第一代法律家在对待传统“混合法”的态度方面，“混合法”本来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遗产，但是近代第一批法律家在西方“三权分立”思想影响下，却认为法官“援引比附”（即适用和创造判例）是司法干预立法事务，有悖宪政原则，故对“判例法”采取否定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法律制度向大陆成文法系一边倒的形势。后者如从建国至今，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律工具主义”仍被许多人所奉行，将法律视为无产阶级专政“刀把子”的观念仍大有市场，针对社会治安的状况，隔一段时间就在全国或国内部分地区推行的“严打”竟成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种常规的手段！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人民群众现代法治意识与观念的培养。所有以上这些失误，都反映了我们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认识的浮浅与幼稚。
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还应对传统法律文化中一些契合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西方法律的弊端而被一些西方学者推崇的内容保持冷静的头脑和审慎的态度。因为中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中国与西方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情况，在西方要避免的一些东西有时反而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对象。例如，西方二十世纪民商法发展的趋势是从个人本位向在坚持个人本位的同时强调社会本位，突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就法律的社会本位这一点来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有着极其丰富的资源，中国传统法律就是以集体为本位的。（16）但与西方不同的是，对于中国这个具有浓厚封建残余的国家来说，当前的法治建设中不应过多的强调集体本位，相反更应大力弘扬的却是个人本位、个人主义，没有个人的自由、独立，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就无法建立。又如，对于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官司法实践中的“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西方法律形式主义所造成的法律的僵化及由此可能造成的牺牲个案正义的结果。但是，对目前中国的司法实践来说，更应受到重视的却是法律形式主义而不是“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当前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破除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现状。不确立程序优先、违反程序亦违法的观念，司法公正就根本无法谈起。因此，我们不能以为一些西方学者看到了西方文化的一些缺陷和内在的危机而对东方文明予以关注就跟在后面卖弄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天真地以为二十一世纪就是东方文明的世界了，金耀基先生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这些人

，说他们是缺乏理性精神的表现。（17）
2．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应注重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改造。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毕竟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产生、发展的，它根植于古代农业社会，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一致，其内容与现代法治精神有着天壤之别。故传统法律文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与时代的发展同步，不断注入新的内容，变革图新，否则就没有生命力，最终将面临枯竭的危险。因此，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上，应主要利用其形式，用新的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去替换传统法律文化中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内容，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固有载体来表达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唯如此，才能从中找到现代法治精神的支撑点以便嫁接现代法治的内容，也唯有如此，才能使民众真正地接纳、吸收。
3．必须正确地看待法律移植与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由于传统法律文化中反法治成分是主要的，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今天，在传统法律文化不能充分有效地提供本土资源的情况下，适时地移植西方法律文化比从有限的本土资源中寻找零星点滴的资料更能提高效益，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开支。因此，与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相比，法律移植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是一条更重要的途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进的国家和民族在现代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学习的过程，诚如学者在论及中国法学如何走向世界时所指出的那样：“不能否认，现代中国法律基本上是继受法，严格说来，我们继受的主要是西方法，因此，我们逃不脱当学生的命运。”（18）
注释：
（1）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7页
（2）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85-86页
（3）D·布迪、C·莫里斯著：《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页
（4）《马恩全集》第4卷，第121页
（5）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泽文出版社，1984年，第2页
（6）参见，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遗产》，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张晋藩：《中国古代制度的历史评价与借鉴》，载张国华主编：《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鹭江出版社，1986年
（7）、（16）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8-117页、第36-77页
（8）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4页
（9）陈晓枫：《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页
（10）、（15）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5页、第10页
（11）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55页
（12）格林顿等：《比较法律传统》，高鸿钧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13）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群众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14）何勤华：《法的国际化和本土化》，载《长白论丛》1996年，第5期
（17）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2页
（18）徐国栋：《中国法学怎样走向世界》，《现代法学》1997年，第3期


作者简介：
高军（1972— ），男，江苏淮阴人,吉林大学硕士,现任何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法学讲师，常州， 21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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