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御性警务”十种表现及成因演讲范文

有志者自有千计万计，无志者只感千难万难。倘若我们面临要演讲时，我们应该多捋一捋自己演讲时要讲的内容，演讲稿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可以顺利带动听众情绪，我们究竟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演讲稿呢？考虑到你的需要，小编特地编辑了““防御性警务”十种表现及成因演讲范文”，欢迎收藏本网站，继续关注我们的更新！

在西方国家的医学院校，每一届学生毕业之际，都要面对古希腊的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塑像庄严宣誓：“吾将以纯洁与神圣为怀，终生不渝”，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体现了医疗文化所蕴含的仁爱性、道德性，这种千百年来传颂不衰的医疗文化中浓郁的人道精神正日渐式微，各地医疗纠纷诉讼索赔案例大幅攀升表明，医患之间的关系正有转化为切切实实的利益与法律冲突之势。
无独有偶，随着目前公安工作正处于一个从传统的社会治安管理模式，过渡到严格按法律法规的要求实施社会治安管理，从而履行公安机关职责的转型时期，传统的警民关系日益如同医患之间的关系。警务过程中的过失与错误，亦难免被民众或部门诉讼、索赔、指责，同许多医生由于恐惧与患者“对簿公堂”、凡大病小疾均以“防御性医疗”来减免“差错”的对峙心理类似，当前，警察亦常常被警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差错”所困惑，且这种“差错”，无论是主观上的原因、还是客观上的因素所致，都难免遭遇诉讼、索赔、指责。因此，为避免或减少警务中的“弄刀者伤手，打跳者伤足”（诸葛亮语），“惹祸上身”，有的公安民警常常是“兵马未动”，“防御”先行，概括起来，有十种表现：
凡事以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所事事，故而，不求有功，但求无错。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算一算”出现“差错”的概率有几何？否则，“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一有“差错”，难免“都是自己惹的祸”，就“是祸躲不过”了，只有自觉“防御”万无一失之后，才敢谨慎上前，甚至“军令如山倒”，还得“稳坐钓鱼船”：是“直挂云帆济苍海”，还是“沉舟侧畔”让“千帆”先过？毕竟，如今凡事都可能“枪打出头鸟”，惟有“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是第一条。
警务中出了“差错”，虽明知责任在于自己，也懂得“好汉做事”应该“好汉当”，但以为“惧怕”担当责任后，非但“好汉”当不成，倒把自己逼入进退两难的境界。据此，为求明“错”保身，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采取“补救”措施“防御”之，以保证“好汉不吃眼前亏”。有例为证：某派出所错误地放走一犯罪嫌疑人，之后被受害者投诉，事后，从所长到警员，竟个人凑资近万元给受害者作为“补赏”，以求其放弃投诉的权力，终究于事无补。如此“补救”的结果，一旦“大难不死”，则暗自庆幸“必有后福”，但当无济于事之时，则惟有怨天尤人：经验不够老道，手脚不够利落，后台不够牢靠。到头来，不定还会“心有不平一声吼”：谁说我这是“撞了南墙不回头”、为何他人不“撞”唯我独“撞”？这是第二条。
面对上门报警求助民众，虽不是从内心“冷、硬、横、推”，但也决非以诚相待，而是以“恐”相见，唯恐得罪了所谓“刁民”，“一失足成千古恨”。特别是“110”开通之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都来“念”给警察“听”，起初，警察们尚能有“经”必“ 听”，天长日久，才发觉有的“经”，原本就不属警务范畴，自己根本“听”不懂，或“听”起来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又不敢不“听”，因为社会各界似乎早就全方位地认定警察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会“念经”自然会“听经”，会“听经”更应会“通经”，总之，你得博古通“经”！假若你以为这是非警务活动冲击了正常的警务工作，想要“遇到歪‘经’绕道‘听’”，即难免被人“较真”为失职、指责有悖于“人民警察为人民”的宗旨、是不称职的，到了这种地步，你就往往“百口莫辩”了。于是乎，与其如此“说不清、道不明”，以后凡碰到诸如此类的难题尤其是非警务活动，为了不“失职”而“称职”，干脆“惹不起躲得起”，来个“金蝉脱壳”。无怪乎有的人对此大惑不解：莫非如今真是“警察怕民众，民众怕流氓，流氓怕警察”不成？这是第三条。
对于非警务活动，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下达的有可能触及法律法规的众多非警务活动，不是据理陈述，晓其利害，进而倡导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办事，而是瞻前顾后，唯“令”是从，以为“端人家的碗”，就该“属人家管”。于是，诸如农村为催收农业税而扛猪揭瓦、实行计划生育而捆绑结扎、城市为市政规划而强制拆迁房屋等场合，便出现了奉“令”是从的警察身影，而一些警察也以为，此举虽于法不符，于理不通，于民情不融，但只要是与政府与领导高度“保持一致”、且在他们“防御”之后，再稍加“防御”自己的行为不至于太“过激”就行了，到时候，“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这是第四条。
当本地“南霸天”、“北霸地”式的地痞流氓横行城乡、或是诸如黄、赌、毒之类的社会丑恶现象毒害一方之时，不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斩草除根，以确保一方平安，而是心有“顾忌”，以为这些人和事的背后，必有某些“参天大树”级的政府官员或内部人员作保护伞，倘擅自处置，难免“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己倘不知天高地厚地“蚍蜉撼树”，弄不好“大树”岿然不动，自个却莫名其妙地先行倒在大“树”下了。如此而来，最好的“防御”措施就是：每当因此招致民怨载道之时，就先行“隔靴搔痒”式的整治一番，对上对下暂且作个交代，待更高一级的领导闻讯“拍案批示”或俟“严打”展开，再“从重从快”乃至“不管涉及到谁，决不手软”也不迟。这是第五条。
对一些信手拈来、举手之劳的群众报警求助之事，不是速战速决，“马到成功”，而是按部就班、繁文缛节，“一个都不能少”。就像有的医生对头痛患者必作CT检查、对胃病患者必做胃镜检查、对腰痛患者必作摄片检查、对咳嗽患者必拍胸片检查一样，惟恐“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比如迁移户口，从提出申请到填表到审批盖章，从必须携带身份证到携带户口本、户籍证明、准迁证、结婚证、出生证等等，缺一不可，或即使手续齐全，只要是缺了某个旁证或领导签字，就“今天的事明日办”。如此“防御”的指导思想是：哪怕是让人们多几重奔波之苦，多几道埋怨咱办事效率低下的怨言，也要减免几分因自己在程序、材料上的过错而遭受的“非难”。至于对民众翅首以盼的大事、急事，更是小心谨慎，沉着“防御”，以免自己因好心“急事急办”、“特事特办”而“乱了章法”，种下“忽视群众利益，草率从事”的祸根。这是第六条。
警务中受了委屈或是被个别民众告了“冤状”，往往不想替自己“讨个说法”，而要“打掉牙往肚里吞”，或即使有了“秋菊打官司”的念头，也以为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于事无补。这是由于 ，在众多世人的眼里，千不该万不该，当警察的都不该“知法犯法”，而在公安机关内部，因为“从严治警”等缘故，也常常要求警察不论有无主观过错，一律先行自查自纠，再组织查处！甚至在给蒙受“冤假错案”之屈的警察“平反昭雪”之后，仍然要求他们“汲取经验教训”，做到“浪子回头金不换”，以时刻保证自已“洁白如玉”。只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经历如此深刻的“教训”，必然会使相当一部分人“吃一堑长一智”，反而更重视“防御”了，至于所谓的“回头浪子”，在他们看来，原本就成不了“金不换”的！否则，人们就不会有“一失足成千古恨”之说。到了这个时候，你再要求他“与时俱进、继往开来”，自然无从谈起。这是第七条。
经费无保障，装备无着落，技术无更新，于是，诸如赤手空拳斗持枪歹徒、破烂的吉普车追赶凶手的“宝马”、几只陈旧的照相机、镊子、钳子组合在一起便成了“勘查箱”之类的“老牛拉破车”、“鸟枪当炮使”的现象屡见不鲜，且“拉”得了一时是一时，“使”得了一日是一日。反正，“要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吃草”，如今财政下拨的“皇粮”不够吃，罚没的“杂粮”不敢吃，尚不知明天的日子是否“涛声依旧”？何况许多人的衣袋里还都还搁了一叠数月甚至数年无法报销的办案及差旅费发票呢。这就好比一匹马，倘若天天连“吃”都“不够吃、不敢吃”，自然也成不了“千里马”，因而，你也别指望他凡事都能“马到成功”，特别是在危、难、险、重之际，其没有“丢盔弃甲”、“抱头鼠窜”且能“防御”得“马在阵地在”，早已是功德。这是第八条。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本是公安机关的行政、执法的原则要求，但如今许多法律上的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已束缚了警察的手脚，令他们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加以“防御”。比如说：面对大街上“站街女”搔头弄姿、“三陪女”穿梭其间、贩卖色情光碟的人招摇过市等轻微违法人员，你若想“赶尽杀绝”，见一个抓一个，又苦于无明确的法律法规上的惩处依据，反之，你若是视而不见，社会各界则道你在“姑息养奸”；再如，对盗窃的立案标准，1992年公安部确立的是“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500元为标准”，然现实情况却是，这边公安机关立了刑事案，那边到了检察院，却要2000元为起点（经济比较好的地区的标准），弄得警察们无所适从，抓了又批捕不了，不抓或即抓即放，老百姓又说你“纵容犯罪”。诸如此类，有的时候，当警察便只有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天由命罢了。这是第九条。
长久以来的宣传教育，常常格外强调公安机关预防犯罪的职能，否认影响发案数量的相关因素繁多而复杂，否认公安机关的工作效率不是控制发案数量的决定因素，否认发案数量的多少与社会稳定的相关性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密切，进而否认预防犯罪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这就很容易使社会各界人士产生“犯罪预防是公安机关的事”的错误认识，从而，既加重了警察的精神负担，认为自己是“鞭长莫及”，又不利于警察宣传发动群众积极参与预防犯罪，造成公安机关“孤掌难鸣”。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尽管公安民警在日后打击预防犯罪过程中“出生入死”，但违法犯罪现象照旧是居高不下，民众对违法犯罪现象照旧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乃至公安民警让他们为破案协助提供点线索、或作个旁证都成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天长日久，一些警察也难免要以“防御”不出大的“娄子”为己任。这是第十条。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防御性警务”不是公安民警的积极行为，而是他们一种被动的响应。它以降低广大民众对公安民警的信任、以损害“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宗旨为代价，非但无益，而且有害。固然，造成“防御性警务”的成因有多样，但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长久以来的体制中存在的弊端，使得许多警察不能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以保证警务中的公平、公正、公开。在法律职业化几乎成为全球化趋势的今天，中国的法律职业化建构尚是一个未曾真正启动的历史性大工程。从我们对公安机关的传统定位来看，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自身并无独立价值，惟有为“中心工作”服务，从土改、反右、大跃进、四清、到今天的以“改善投资环境”为中心，直至具体到为“重点投资业主”提供重点保护，都很难真正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髓。凡此种种，今天有些警察，正如《红楼梦》里贾宝玉对林黛玉所说：“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任凭我怎么不好，万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错处”，《十五贯》中的娄阿鼠也说过：“老爷说是通奸谋杀，自然是通奸谋杀的了”，既然“老爷”说的准“没错”，咱当警察的尤其是普通警察就只有像贾宝玉那样的恐惧“有错”了，至于如何避免“有错”，“防御性警务”倒不失为警务中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至于因此有可能进一步萌发寄生意识、转化为精神无赖，则另当别论。事实上，法律要公正，警务亦要权衡利弊，从法律固有的公正以及警察的职业道德角度看，一次悲剧事件的负罪感已足以惩罚警察终生。
二是，当旧有的法律法规在当前社会民主法制进程中，有些已经不能适应发展，需要重新调整和修订。比如说，国家取消了收容送制度后，相关的配套措施却未能跟上去，以致警察在从事警务的过程中，对于那些在城市街头无正当职业四处流浪的人员、夜间无正当理由留宿街头的人员以及在公共场所伺机违法犯罪的不法分子，现有法律法规已不足于让他们有效地预防和控制违法犯罪，你总不能时时处处强调公安机关“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再好的水手，也有呛水的时候”，一旦“摸”着不慎 ，恐怕“石头”没“摸”着，倒把自个给“摸”进了“漩涡”。
三是，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对警察的权益不够明确，对警察强调过多的只是责任和义务，而对怎样保障警察的权利、福利待遇乃至生命权力都很少涉及保障，即是说，要求“从严治警”的多，“从优待警”的少。特别是面临社会转型时期，老办法不能用，新办法难顶用，出了问题则一古脑全推在具体从事警务活动的警察身上，《韩非子》云：“有福不及，祸来连我”，拿今天有的警察的话来解释，就是如今有了好事轮不到警察，一有坏事就与警察有关。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对一旦确定有“过错”警察的惩处，有关部门甚至完全不考虑惩处的“游戏规则”，更多的则是依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所谓“天理”、“民愤”，一会儿是“天理难容”，一会儿又是不从严从快“不足于平民愤”，使得许多警察对警务活动中遭遇的真正委屈根本无从诉说。
由此而来，当医患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之时，一位医生曾感叹地说：“当医患矛盾的解决必须以惊堂木的厉声替代生命关爱之音时，我们离医学的人文精神远矣”，那么，我们能否可以同样说：“当警民矛盾的解决必须以惊堂木的厉声替代人的生命财物关爱、守护之音时，我们离警界的人文精神远矣”，如此一来，离公安机关越来越近的倒只有“防御性警务”了。

通联：江西九江市公安局 段兴焱
邮编：332000 电话：13907922266
邮箱：[email protected]
“防御性警务”十种表现及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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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格局下的法学 ——管窥2000年十种法学著作演讲范文

朱庆育

在2000年刚刚结束之际，作为一个对法学感兴趣的读者，我不禁想要翻检一下去年所出版的法学著作，整理出一部分，以便将其与过去的世纪一并存入我的记忆档案。去年的法律出版业空前繁荣，法学著作之丰颇有令人目不暇接之势，由此所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即便纯从自己主观偏好出发，要从浩若烟海的法学出版物中选出我视之为具学术代表性的作品亦非易事，但是既然选择结果是代表我的个人私见，我也就不避“过度诠释”之嫌，从中选出十种著作略加介绍。

面对现状，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我国法学研究正日益走向多元。但是真正自觉地走向边缘也许需要更大的勇气与更强的独立意识。舒国滢教授的《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首先吸引我的，正是其书名。与其他法学研究取向不同，该书内容似乎并无太多直接通常所谓的“现实关怀”。具体内容尚在其次，更能充实其意蕴的也许是其渗透于字里行间的一种“边缘精神”。在全书三十余篇或长或短的典雅而富有韵律之美的文字中，舒先生以其追求智慧的执着与冲淡从容的叙述，给我们带来一股远离尘世喧嚣的飘逸之风。

如果说舒先生的文字给人以“润含春雨”之感，那么，我倾向于以“干裂秋风”来形容许章润先生。许先生称其收集在《说法活法立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的文字皆为“发愤之作”；“发于困惑不安，愤激、喟然于世道人心、天命大化”。许先生具不俗的西学素养，但他似乎更愿意将其学术之根扎于中国。全书各文以“人生与人心”这一梁漱溟式的追问为共通主旨，既饱含“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孤寂，又不乏“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壮阔。

许先生着意于接引前人智慧的旨趣使我想起民国先贤。梁启超先生并不以“法学家”之名为后人所知，因此应该感谢范忠信教授告诉我们：“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法学的贡献，不在沈家本之下。”（《梁启超法学文集》），我不得不承认，梁先生通过这些文字所表现出来的学问见识是令后辈如我者汗颜不己。其实这一尴尬岂止在理论法学上存在，曾为民国民法典起草人的史尚宽先生的《民法总论》（张谷校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亦不失为二十世纪中国法学的经典。该书作为史先生“民法全书”的压轴之作，以其论证严密、资料详实而享有盛誉，即便是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民法学研习者无法绕过的界碑。

学术多元化的另一表现是法学教育的载体———教材的多样化。各种版本的法学教材层出不穷，彻底打破了以往统编教材一统天下之势。然而，综观各种法学教材，它们似乎至少在两个方面尚未改变此前的编写老路：在内容上多属为现行法律被动作注以及在形式上注释稀少、甚至阙如。这与国外形成鲜明的对比。翻译出版的两本德国法学教材：《德国刑法教科书》（弗兰茨·冯·李斯特著，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与《德国民法总论》（迪特尔·梅迪库斯著，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之所以殊受称道，绝非偶然。二者的共同之处表现于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尊重态度，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注释绝不仅仅是形式要求，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治学者的严谨态度与对于学术传承的珍惜。当然，我国的一些法学家亦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突破首先出自《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作者张千帆教授借鉴美国教材的写法，使用大量的立法、司法与学术资料阐述美国的宪法精神，他指出，“宪法不是一部僵死的文件”，而“假如我们未来的律师与法官———也就是今天的学生———不能以严谨的逻辑、多彩的文字来表达其法律思想和意见，那么中国的宪政与法治也就渺茫无望了。”忧患之情溢于言表。可惜我国法学界似乎不太愿意将之视为教材。类似努力尚体现在《民法学原理》（张俊浩主编，刘心稳、姚新华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修订第三版）中。

学术批评对于学术发展的价值已无须多说，多元的格局自离不开自由批评意识的养成。严肃的学术批评往往因其“不讲情面”而令人却步，然而惟其如此，徐忠明先生的书评文集《思考与批评———解读中国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才更显出其分量。且不论评论质量如何（事实上我以为其中大部分皆属上乘），单就该书所呈现的学术性、严肃性而言便已值得佩服。通过阅读书中文字，我不仅获得了解读他人著作的有益指导，亦领略到了作者“通过批评而思考”的学术风景。

就法学本身而言，它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不仅仅是因为法律能为解决具体的个案提供操作规程，亦根源于它能体现人类的永恒追求：自由，正义，等等。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向我们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文本证据，其晚年的扛鼎之作《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一卷2000年1月第一版，第二、三卷2000年10月第一版）系统地阐述了法律、立法与自由以及个体自由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

中国法学家整体上面临着可资利用的学术积累太少的尴尬，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长时期以来我国法学研究水平一直未取得太大的突破。但是，通过近几年学界的共同努力，坚冰已逐渐消融，尤其是从2000年出版的法学著作来看，我国一些法学家已初步显示出其颇为深厚的法学功力与独立的人文精神。对照西方法学所取得的成就，结合相应的社会环境，我们也许可以认为：法学的真正繁荣需要以多元的社会格局为依托。
多元格局下的法学 ——管窥2000年十种法学著作

多元格局下的法学 ——管窥2000年十种法学著作

/ 朱庆育

　 在2000年刚刚结束之际，作为一个对法学感兴趣的读者，我不禁想要翻检一下去年所出版的法学著作，整理出一部分，以便将其与过去的世纪一并存入我的记忆档案。去年的法律出版业空前繁荣，法学著作之丰颇有令人目不暇接之势，由此所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即便纯从自己主观偏好出发，要从浩若烟海的法学出版物中选出我视之为具学术代表性的作品亦非易事，但是既然选择结果是代表我的个人私见，我也就不避“过度诠释”之嫌，从中选出十种著作略加介绍。

　 面对现状，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我国法学研究正日益走向多元。但是真正自觉地走向边缘也许需要更大的勇气与更强的独立意识。舒国滢教授的《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首先吸引我的，正是其书名。与其他法学研究取向不同，该书内容似乎并无太多直接通常所谓的“现实关怀”。具体内容尚在其次，更能充实其意蕴的也许是其渗透于字里行间的一种“边缘精神”。在全书三十余篇或长或短的典雅而富有韵律之美的文字中，舒先生以其追求智慧的执着与冲淡从容的叙述，给我们带来一股远离尘世喧嚣的飘逸之风。

　 如果说舒先生的文字给人以“润含春雨”之感，那么，我倾向于以“干裂秋风”来形容许章润先生。许先生称其收集在《说法活法立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的文字皆为“发愤之作”；“发于困惑不安，愤激、喟然于世道人心、天命大化”。许先生具不俗的西学素养，但他似乎更愿意将其学术之根扎于中国。全书各文以“人生与人心”这一梁漱溟式的追问为共通主旨，既饱含“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孤寂，又不乏“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壮阔。

　 许先生着意于接引前人智慧的旨趣使我想起民国先贤。梁启超先生并不以“法学家”之名为后人所知，因此应该感谢范忠信教授告诉我们：“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法学的贡献，不在沈家本之下。”（《梁启超法学文集》），我不得不承认，梁先生通过这些文字所表现出来的学问见识是令后辈如我者汗颜不己。其实这一尴尬岂止在理论法学上存在，曾为民国典起草人的史尚宽先生的《民法总论》（张谷校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亦不失为二十世纪中国法学的经典。该书作为史先生“民法全书”的压轴之作，以其论证严密、资料详实而享有盛誉，即便是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民法学研习者无法绕过的界碑。

　 学术多元化的另一表现是法学教育的载体———教材的多样化。各种版本的法学教材层出不穷，彻底打破了以往统编教材一统天下之势。然而，综观各种法学教材，它们似乎至少在两个方面尚未改变此前的编写老路：在内容上多属为现行法律被动作注以及在形式上注释稀少、甚至阙如。这与国外形成鲜明的对比。翻译出版的两本德国法学教材：《德国教科书》（弗兰茨·冯·李斯特著，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与《德国民法总论》（迪特尔·梅迪库斯著，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之所以殊受称道，绝非偶然。二者的共同之处表现于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尊重态度，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注释绝不仅仅是形式要求，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治学者的严谨态度与对于学术传承的珍惜。当然，我国的一些法学家亦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突破首先出自《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作者张千帆教授借鉴美国教材的写法，使用大量的立法、司法与学术资料阐述美国的宪法精神，他指出，“宪法不是一部僵死的文件”，而“假如我们未来的律师与法官———也就是今天的学生———不能以严谨的逻辑、多彩的文字来表达其法律思想和意见，那么中国的宪政与法治也就渺茫无望了。”忧患之情溢于言表。可惜我国法学界似乎不太愿意将之视为教材。类似努力尚体现在《民法学原理》（张俊浩主编，刘心稳、姚新华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修订第三版）中。

　 学术批评对于学术发展的价值已无须多说，多元的格局自离不开自由批评意识的养成。严肃的学术批评往往因其“不讲情面”而令人却步，然而惟其如此，徐忠明先生的书评文集《思考与批评———解读中国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才更显出其分量。且不论评论质量如何（事实上我以为其中大部分皆属上乘），单就该书所呈现的学术性、严肃性而言便已值得佩服。通过阅读书中文字，我不仅获得了解读他人著作的有益指导，亦领略到了作者“通过批评而思考”的学术风景。

　 就法学本身而言，它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不仅仅是因为法律能为解决具体的个案提供操作规程，亦根源于它能体现人类的永恒追求：自由，正义，等等。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向我们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文本证据，其晚年的扛鼎之作《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一卷2000年1月第一版，第二、三卷2000年10月第一版）系统地阐述了法律、立法与自由以及个体自由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

　 中国法学家整体上面临着可资利用的学术积累太少的尴尬，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长时期以来我国法学研究水平一直未取得太大的突破。但是，通过近几年学界的共同努力，坚冰已

逐渐消融，尤其是从2000年出版的法学著作来看，我国一些法学家已初步显示出其颇为深厚的法学功力与独立的人文精神。对照西方法学所取得的成就，结合相应的社会环境，我们也许可以认为：法学的真正繁荣需要以多元的社会格局为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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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油案件的成因及对策演讲范文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涉油民事案件数量明显增多，特别是涉油侵权纠纷，如油田单位在生产过程中因征地、石油污染、生产噪声影响、工程建设带来的民事纠纷案件数量所占比重较大。为进一步做好涉油案件的审判工作，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位于胜利油田主产区的垦利县法院对近2年来涉油侵权案件情况进行了分析总结。
一、涉油侵权案件的基本情况
垦利县法院2002年共受理涉油案件18件，其中涉油侵权案件10件，占当年涉油案件总数的55.5%。2003年受理16件，其中涉油侵权案件6件，占当年涉油案件总数的37.5%。在2002年审理的涉油侵权案件中，油田单位全部是原告，被告全是地方农民个人。2003年的涉油侵权案件中，油田单位作为的原告4件，占案件的66.6%，被告是地方农民的2件，占案件的33.4%。涉油侵权案件普遍表现出集群性、突发性的特点。参与纠纷的人数多，所有16件涉油侵权案件中有14件是共同诉讼案件，占总数的87.5%；当事人往往采取扣押车辆、阻拦施工等方式，且持续时间长，处置难度大，造成的损失大。如胜坨镇海西村村民非法阻拦油田施工致使油田20多辆车被堵7天；胜坨镇王营村王某扣押油田车辆达60多天；胜坨镇坨南村张某阻拦油田生产搬迁达8天。涉油侵权案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涉油侵权案件的成因分析
一是油田在征用土地补偿、污染赔偿方式方面的问题。长期以来，油田在征用土地补偿、污染赔偿等方面，由油田工农科与当地政府油区办协商处理。油田对所征土地的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等往往通过政府或村委会转手补偿给当事人。但是这种赔偿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为油田补偿损失是法律规定的民事行为，应由油田和被征用土地、污染的单位或个人协商，协商的内容包括赔偿的支付方式、支付途径、支付数额等。油田单方决定赔偿款，没有征求被赔偿人的意见，且没有直接支付给被赔偿人，这种赔偿方式容易引发矛盾。
二是村务不公开带来矛盾。油田赔偿款数额较大，群众相当关注。但是个别村庄村务不公开，群众即使拿到赔偿款也认为赔偿的数额少或者分配不公平。这种问题成为群众阻拦油田生产的借口，有的借此与油田单位发生纠纷，阻碍油田生产。
三是新油区群众不知如何处理油田赔偿引发的矛盾较为突出。随着油田生产开发范围的拓展，形成了一些新的油区村庄。这些新油区的群众对处理征地、污染赔偿款方面的方法、途径、赔偿计算方法、数额等不了解，容易造成矛盾。有的当事人“漫天要价”，有的村庄男女老幼都参与到纠纷中。如胜坨海西村以油田施工影响其庄稼排水淹灌了庄稼为由强行阻拦油田生产，有几百人参与了纠纷。
四是油田污染引发了新型的排污纠纷。如环境噪声影响纠纷案件。有的群众提出油田生产噪声影响了其养殖的家禽、牲畜的生长，而油田单位不接受该类型的索赔。群众往往采取阻拦油田生产、扣押车辆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使小纠纷引发成矛盾，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今年，垦利县法院受理了2件此类案件。
五是个别村委领导班子软弱涣散导致矛盾纠纷迟迟不能解决。涉油纠纷发生时，有的油区村庄村委不出面，任凭事态发展。参与纠纷的群众更没有统一、明确的处理意见，导致无法协商解决纠纷。
六是法律宣传针对性不强，群众法律意识淡薄。面向油区群众的普法宣传重点不突出，对涉油纠纷的处理途径、国家对征用土地、排污赔偿等方面的具体规定宣传力度不够。
三、解决涉油纠纷案件对策
三、解决涉油纠纷案件对策
油地纠纷的解决，必须本着“防重于治”的原则解决，否则经济损失大，矛盾加深，诉讼成本也相应增加，应重点从以下方面抓起：
（一）理顺油区综合治理关系，成立专门处理机构。东营区政法委成立了专门处理油地问题的“油区治理指挥中心”，一切“涉油”问题均由其处理。可以借鉴东营区的做法，成立专门的机构，充分发挥统一的组织和协调功能，健全规章制度，逐步建立起处理“涉油”问题的长效机制。
（二）依法建立、健全、强化村领导班子。油地纠纷能不能顺利解决，有一个代表民意的坚强的村领导班子很关键，因此，应进一步加强群众民主政治建设，把那些有威望、有知识、有文化，识大体，顾大局的成员选进领导班子，并由有关部门进行指导，有助于涉油纠纷解决。
（三）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建立、健全人民调解组织，由司法机关帮助培训、指导人民调解员，提高人民调解员依法调解的能力和水平，发挥他们在调解涉油案件纠纷中的作用。对发生的涉油纠纷，有关司法行政机关应主动及时地帮助指导，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的作用，防止事态扩大。
（四）建立油地经济纠纷的新协商机制。改革传统的赔偿方式，在涉油经济纠纷经常发生的村庄，尽力促成群众选出代表，或有村委代表群众出面，建立一个油田和地方的对话协商机制，把纠纷摆在当面，说在明处，使双方在互谅互让中解决。
（五）继续深化村务公开制度。对群众关注的油污赔偿问题，由村委采取多种形式使村务公开、公正、透明。油地赔偿的协商，要有受赔偿人参加，村委成员可以提供协助。
（六）抓好宣传教育，重点抓好对新油区群众法制宣传工作。
油地双方可以对赔偿标准、赔偿范围、赔偿程序等问题，共同进行分析研究，制定统一的规范性文件，使各项问题规范化，有明确的依据，对征地、排污赔偿方面的知识重点宣传。在油田搞好开发建设前，必要的油污赔偿宣传工作更要走在前头。把法庭工作职责、工作制度打印成宣传材料，在农村集市上设立咨询台，分发宣传材料。组织干警深入到油田企业以讲法制课的形式进行普法宣传，使他们初步掌握一些基础性的法律知识。
（七）对以身试法者从严惩处。在涉油纠纷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对妄图索取巨额赔偿，甚至借机闹事的，对触犯法律但没有构成犯罪的，可由公安部门给予行政处罚，对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锐意创新，大胆进取，建章立制促稳定。从以往油区中涉油案件发生纠纷的情况看，涉油案件往往是因污染、侵权、征用土地等而产生的纠纷，争议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复杂，难以协调，有的纠纷甚至“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不好，会严重影响油区秩序的稳定。因此，法庭为适应油区案件的特点，采取以下工作方法：一、巡回法庭审理油区案件中，除特殊情况外，一律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审理周期要求简易案件一月内审结；复杂案件三月内审结；二是油区巡回法庭在工作中本着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解决纠纷，情况比较紧急的采取诉（庭）前处理的办法；三是从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角度出发进行诉前调解，四是关于无理妨碍油田施工的纠纷，可以按照“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诉讼请求予以提起民事诉讼。并可以申请先予执行；五是在施工准备阶段，经做工作当事人无理阻碍油田企业正常施工，可以按照“排除妨碍”的诉讼请求提起民事诉讼，并可以申请先予执行。通过采取以上方法，旨在更好的发挥巡回法庭的审判、服务职能作用，充分维护油田企业的合法权益。油区巡回法庭在成立后，针对涉油案件多次召开专场分析会，了解涉油案件的事件起因、特点、矛盾焦点，为顺利审理案件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涉油案件往往具有牵扯人数多，争议数额大，利益关系复杂、难以处理等特点，对涉油案件重点调度，明确干警职责，以稳定油区工作大局，促进油区经济发展为工作的重点，初步制定出“调解为主，判决为辅，主动处理，化解纠纷”的工作目标，审判员多年来在油区腹地从事审判工作，积累了处理油地纠纷案件的丰富经验，为充分发挥法庭职能打下基础。2003年，我庭严格按照我院制订的油区巡回法庭工作方针，认真审理涉油案件，慎处油地纠纷，力求既要保证油田的正常生产，又要不使矛盾激化。
油地经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是几十年来双方形成的良好的传统，必须正确对待新的经济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油地经济密切结合，共同发展的关系只能加强，不能破坏，否则对双方都产生不利的影响。作为法院，更要全面分析涉油案件的新特点新情况，积极总结审判经验，以良好的审判促使经济的良性发展。

（作者单位：山东省垦利县人民法院）
联系电话0546--2525279
涉油案件的成因及对策

证人拒证权的成因及对策研究演讲范文

内容摘要：为建立我国科学的证据体系和证据制度，本文对证据法前沿有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即证人拒证不出庭问题分析了原因和表现情形；并对证人拒证应采取怎样的对策以及在法定情况下证人享有拒证权的适用作了分析研究。

关键词：拒证权 证据体系 证人补偿

on the factors and measures of the declining rights of witness

abstract :to establish scientific proof system and proof institution in our country,the paper analyze the causes and condition of the witness who refuse to attend to the court ,which is one of the problems to be resolved in contemporary proof law and research into how to deal with the declining person and in what condition witness can decline to prove under the law.

key words: declining rights proof system witness compensation

证人拒证权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科学证据体系和制度，仍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目前，在我国证据体制方面存在八个前沿性问题有待研究解决：一是关于证据真实性的客观保障问题；二是律师的举证和收集证据的认可问题；三是证据制度的命名问题；四是证据确实充分性如何认定，证据足与不足在实践中的标准很难掌握的问题；五是证人出庭作证问题；六是审判前的证据展示问题；七是如何吸收沉默权的合理内容问题；八是无罪推定的进一步落实问题。本文就其中问题之一，即证人拒证出庭作证产生的原因及对策加以研究。

一、证人拒证权的成因

证人作证对诉讼具有重要的价值，无论是为实现实体公正还是为实现程序公正，证人出庭作证都是现代诉讼的必然要求。如果一切案件的证人都能出庭作证，那是司法的最理想状态。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已经成为诉讼过程中的一大难题。虽然我国三大诉讼法将证人界定为诉讼参与人，在法庭上享有一定的诉讼权利并承担一定的诉讼义务。但是由于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不完善，引发了实践中的众多问题和矛盾，在这些问题中最突出的是证人出庭作证得不到切实履行和保障的问题。证人出庭作证是证人主要的作证义务之一，但在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极低，以刑事案件为例，平均为5%。这种现象给我国诉讼法的贯彻和诉讼机制的运行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使得明文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法律流于形式，导致有法不依的恶果；另一方面，破坏了诉讼的直接言词原则，证人不出庭导致证人在审前所作的陈述在法庭上被大量使用。控辩对抗的庭审无法落实，剥夺了双方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与证人对质的权利。此外，证人不出庭作证还不利于法官查明案情，法官也难以审查证据的真伪，法官只有依赖庭后阅卷和调查，从而使审判走过场，看形式，可能导致冤假错案。

产生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1）我国立法存在着矛盾，以刑事诉讼为例，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刑事诉讼法第157条又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进一步规定，“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可见，立法上一面规定了证人的出庭义务，另一方面又规定证人不出庭的证言经查证属实可以采纳，这种矛盾的立法是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立法根源，为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作证制造了借口。（2）儒家“和为贵”，“以无诉为德行，以涉诉为耻辱”的观念根深蒂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尊崇的是“和为贵”的儒家思想，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人与人之间在感情和心理上有极强的相互依赖性，具有凝重的群体意识和浓厚的人情观念。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中，公民个人都遵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处世哲学，导致公民不愿涉讼出庭作证，尤其是不愿出庭直接面对当事人双方而提供一方当事人不利的证言。实践中，证人受和讼心理影响而拒绝出庭作证的现象颇多，如：证人与被证关系人有亲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耽心出庭作证会损害双方友好交往或影响自身特殊利益等。（3）立法上未能明确证人作证的范围，尤其是不作证的范围。在西方国家，法律都明文规定警察应当出庭作证，我国却没有涉及。对此，我们认为应当完善。（4）立法和实践中对证人保护不足。现行立法只侧重于对证人的事后保护。即证人作证受威胁、侮辱、殴打或打击报复后，方由司法机关对实施者给予处罚。立法未规定严格的事前预防性及保护措施，是证人作证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而在证人保护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多设立有完善的事前保护措施。另外，而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发生证人因作证而其家庭财产被毁、庄稼被损等现象，证人作证面临的财产风险特别是虽然法律规定证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法律保护，但没有规定相应的具体保护制度和措施，因此证人怕遭受打击报复，不敢出庭作证，充其量只愿提供书面证言并附加保密条件，从而使证人证言失去可质性而难以成为定案根据。（5）在刑事诉讼法中，未能明确规定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以及作证费用的负担。（6）证人出庭作证未能与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责任、诉讼后果有效地联系。未能规定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的排除性效力。

二、对证人拒证不出庭的对策

针对上述情况的分析，为完善证人作证制度可以采取相应的对策，从而保障证人出庭作证：

（一）.重申出庭作证是证人应尽的法律义务。

证人出庭作证是证人应当履行的一个义务，目前法律只对此进行原则性的规定是不全面的。法律还应当规定违反义务性规范的后果，以促使证人积极履行其义务。因为，证人出庭如实提供证言，是刑事案件得以公正审理，被告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的重要保障，也是程序法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否则，程序公正的丧失，将可能危及实体处理的公正。

（二）.立法上应该明确规定证人享有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

根据我国诉讼法律制度的特点和立法精神，为消除证人权利、义务失衡现象，要依法保护证人出庭时应当享有的下列权利：（1）人身和名誉不受侵犯权；（2）合法财产不受侵害权；（3）出庭费用补偿权；（4）依法不出庭申请权（5）拒绝回答无关询问权；（6）对证言阅读、补正权；（7）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提供证言权。

（三）.建立证人保护制度，对证人的人身、名誉及财产权进行切实的保障。在刑事诉讼中，证人对被告人所为之犯罪事实加以指证，有可能会使自己或亲属的生命、身体、财产陷于危险之中，因此国家对证人及其他因其作证行为而面临危险的人负有保护责任。证人保护一方面在于维系证人作证制度，因为保护措施的缺乏会导致证人对作证产生畏惧心理，以至拒绝提供证词或者提供虚假证词；另一方面则在于证人的义务与权利之间达到一种合理的平衡，一个国家没有理由要求其公民放弃自己的财产、健康乃至生命而去履行其作证义务。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的证人保护制度极其不完善。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亲属的安全。”但由于缺乏具体而规范的保护措施，实践中，证人因惧怕报复而不愿、不敢作证的情况比比皆是，这是造成我国证人出庭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应当尽快制订一部证人保护法从内容上来说应明确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确定关于负责保护证人的机关。人民检察院在我国司法体制中处于法律监督者地位，我们认为这一职责应有人民检察院来承担。二是确定证人保护的具体措施，其中应当包括事前保护与事后保护两种。事前保护是防止证人在作证期间受到威胁和伤害所采取的保护措施，如贴身保护、为证人提供安全、隐蔽地点、特别监护、住所迁移、在法庭上改变证人的声音、隐蔽证人容貌、更改姓名等等。事后保护则指作证后对证人所应采取的保护措施，如改变证人的身份、住址、仪容等等。在对证人及其亲属的人身和名誉给予特别保护的同时，也应重视对证人财产权的保护。所以，在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证人的合法财产权利不因证人作证而受非法侵犯和对侵犯者的严厉制裁措施。但是要落实到位就必须增加司法投入，加大打击力度。落实事后保护措施，并且明确规定，对直接或变相打击报复出庭证人的行为人，均应当给予经济上、行政上或者刑事上的严厉制裁。三是值得提出的，我国的证人保护还应包括保护证人免受执法人员的威胁和压力。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执法人员对证人经常采用刑讯、威胁、拘禁等非法手段获得证人的证言，这对证人不敢作证、不愿作证的心理形成起很大的影响作用。因此，我国在制定证人保护法时，不应忽略这方面的问题。要必须建立证人申诉机制，赋予证人在受到执法人员侵害后的有效救济渠道，规定证人及其家属有权对执法人员的非法行为向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提出控诉的权利。

（四）.明确对证人的经济补偿

基于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原则，在诉讼中，证人有针对因作证而受到的经济损失获得补偿并得到报酬的权利。对证人的经济补偿需要明确（1）证人的补偿费用应当有谁来支付，是国家还是控辩双方当事人，从理论上来说，证人是其对国家履行的一项义务，因此证人因作证而受到的损失应当由国家来补偿。在多数国家和地区是得到认可的。（2）证人的费用补偿范围应如何界定，即国家应对证人支付哪些费用。应支付给证人费用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补偿性的费用，如证人因作证支付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等；另一部分则是因证人的作证行为而支付给他的报酬。这是证人付出了劳动，理应得到回报；同时可看作是国家对证人出庭作证的一种鼓励和奖励，有利于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我国的证人作证补偿制度极其不完善，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如果作为证人只能以自己造成经济损失而不能得到任何补偿和收益，绝大多数人都会怠于履行这一义务。针对这一现实，应当建立和完善证人补偿制度，以平衡证人的心理，使证人自觉履行出庭作证义务。（3）目前在我国建立证人补偿制度需要解决的就是支付主体的问题。法学者认为：“证人出庭作证是法律义务。证人只与法院形成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与当事人之间不产生任何诉讼法律关系。因此，证人出庭的补偿费用应由法院向证人支付，而不应由当事人直接向证人支付，如果当事人直接向证人支付出庭补偿费用，则有买通证人之嫌。事实上也确有可能导致当事人花大钱买通证人，使证人作不实之证言。当然，证人出庭作证的最终目的是使法院查清案件事实，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因此，法院向证人支付补偿费用时，法院应从当事人所交的诉讼费用中的‘其他诉讼费用’中支出”。对于刑事诉讼中的证人费用补偿应由各级财政部门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五）确立证人不出庭作证的例外规定。法定情形主要指：①证人为未成年人；②证人在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③证人住所及工作场所均远离开庭地点，交通极为不便，且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④经合议庭认可的其他原因。

（六）加强对证人出庭作证的强制措施，以立法明确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的法律责任。我国目前证人出庭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强制证人出庭措施。虽然法律要求证人出庭作证，但对于拒不出庭的证人却缺乏相应的承担法律后果的规定。实践中，对不出庭的证人，执法人员或者无计可施，或者采取不合法的措施，如羁押等，证人无正当理由而拒绝出庭作证，实质上是妨害刑事诉讼的行为。因此，应在法律上文明规定证人违反出庭义务的法律制裁措施，明确证人拒证的法律责任。明确对证人适用的强制或处罚措施，做到对证人的强制或处罚法律化、规范化，同时也要为受到强制的证人提供相应的法律救济渠道。（1）对于拒绝出庭的证人，可以要求其说明不出庭的理由，如果证人不能出具正当理由，法院可以对其适用传唤、拘传措施，强制其到庭作证。（2）因证人拒绝出庭作证而导致庭审不能正常进行的，法庭可以裁决证人一定数额的罚款或者15日以下的拘留。（3）对于拒绝出庭作证情节严重的证人，法院可以判处其扰乱法庭秩序罪，也可单独规定“拒证罪”罪名。依照刑法规定对其判处罚金、管制、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4）对证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应给予其说明理由的机会；证人对于法院做出的适用强制措施、罚款或者拘留的司法裁决以及刑事处罚的判决有权提出上诉。

（七）建立和完善配套机制。（1）根据需要可设立审前证据展示程序；其意义在于确定出庭证人名单，由于证人出庭作证存在着许多例外情况，为保证审判的顺利进行，有关究竟哪些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哪些证人可以不出庭的问题应当尽可能在审前加以解决。通过审前证据展示程序，控辩双方尤其是控方将自己掌握的证据材料向辩护方展示，一方面可以保证被告人的辩护权，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审判突袭，提高审判效率。因此，建立审前的证据展示程序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一个环节。（2）完善庭外取证，远程作证的适用；（3）建立心理咨询制度，法官要对证人作心理咨询工作。化解证人“惧讼”、“和讼、”、“仇讼”的心理障碍。

（八）规定警察出庭作证的义务，要求警察就执行工作中所了解掌握的案情出庭作证。

（九）、发挥律师的特殊作用，为证人提供法律援助

辩护律师的身份和职责使其在办案过程中得以了解案情的全貌及各利害关系人，以其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使其在克服证人出庭作证障碍上可发挥特殊的作用。首先律师何时、何地、如何会见证人要因人因案因时而异采证策略。并对证人情况做好阶段性的保密工作，以防证人遭受不测。其次，律师能对证人进行法制宣传和法律咨询，使证人产生正义感，懂得自己的作证义务和法律要求，同时让证人明白自己还有出庭作证的补偿、申请司法保护等权利，以打消证人事不关已、畏惧作证以及误认为作证会蒙受损害等等顾虑。最后，应为证人提供法律援助。制定证人保护法应加进这一条。律师因较深入地介入刑事诉讼，能了解或预测到证人面临的困境或危险，因此，律师应及时地给证人以帮助、提出建议或代为申请司法保护，以强化证人的社会正义感和安全可靠感，坚定其出庭作证的信心。

（十）强化双方的举证责任，促使当事人双方协助保证证人出庭作证。总而言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是审判方式改革的核心与关键，因此，应当切实保证证人出庭作证，避免使庭审改革流于形式。

三、证人享有法定情况下的拒绝作证的特权

与证人出庭作证义务相对应的，是证人应当享有法定情况下的拒绝作证的特权。拒绝作证特权不同于无正当理由故意不作证的情况，其主要差别在于证人的主观方面是否恶意违反法定的作证义务。我们主张不论是从诉讼的公正性诉讼理论的完整性出发，还是从实践情况出发都应当允许特定情况下证人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不能依照“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的规定，机械地要求所有的知情人出庭作证，但凡是有正当理由的证人可以拒绝作证。我国现代诉讼法对证人拒绝作证的特权没有直接规定，只是在律师法中规定：“律师应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这主要是出于律师职业的特殊性而作的考虑，对于证人拒证的特权在国外是有规定的，他们称之为“证言特免权”或“拒作证权”。综合各国的立法和实践，证人拒证权主要适用于：1、因亲情血缘关系而产生的拒证权；2、因特定职业而产生的拒证权；3、因个人原因而产生的拒证权。

事实上，我国古代就有人拒证特权的规定，儒家奉行，“亲亲相为隐”、“亲亲得相首匿”就要求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大逆外，均可互相隐匿犯罪行为，而且减免刑罚。自汉以降，孔子所主张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立法原则之一，充分体现了儒家伦理道德的重视。我们认为，在现代法治社会，出于社会公德和民族的传统伦理，应当在诉讼法中规定特殊情况下，证人享有拒绝作证的特权。这些特殊情况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配偶和近亲属之间有权拒绝作证。即夫妻、父子、祖孙、兄弟姐妹之间免除相互作证的义务，这主要是考虑到亲属的稳定、家庭的和睦和传统的伦理道德。

2、基于特殊职业而获取的秘密的拒证权。这主要包括：（1）律师与当事人之间；（2）医生与病人之间；（3）神父与忏悔者之间。这些是出于保守职业秘密而需要的拒证权。

3、事关公务秘密的拒证权。这是指证人有权基于保守有关公务秘密不泄露而拒绝作证的权利。这类人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的公务员、党组织、政协、工会、妇联和有关社会团体等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军队、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院、法院等从事公务的人员，这些人需经其主管机关领导批准，才能享有拒绝作证权。证人主张拒绝作证特权需经过法官的审查和批准，被允许特权的证人免除其作证义务，因此当然免除其出庭作证的义务。

（四）证人不能出庭作证。被要求出庭作证的证人可能由于客观原因不能出庭作证，对此法律应当有一定的预见性予以明确规定：

1、由于证人的身体健康情况不能出庭作证。基本上存在以下几种情况：（1）证人在庭审期间死亡的；（2）证人患精神病且在短期内无法恢复的；（3）证人患严重疾病短期无法治愈且无法出庭作证的。在上述情况下，法庭可以采用书面的证人证言或询问笔录。2、由于其它原因证人不能出庭作证。“由于其它原因”导致证人不能出庭作证的情况包括证人居所不明或下落不明、证人在国外且在短期内无法回国等等。

（五）证人不必出庭作证

证人出庭作证是实现诉讼公证的基本保证，但在这一问题上，也应当适当地考虑诉讼效率问题。即并非所有的证人都必须出庭作证，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可以允许证人不出庭。这些情况既包括程序方面也包括实体方面。

1、基于控辩双方同意，证人不必出庭作证。如果控辩双方对某一证人的书面证言意见一致，均同意该证人不出庭，在这种情况下，此证人就没有必要出庭，法官可以直接采纳其书面证言。这一例外是建立控辩双方有权处分其程序权利的基础上。2、由于案件的实体情况及证言的实际作用，证人不必出庭作证。如果案件情节简单、事实清楚，即便没有某一证人的证言，陪审团或法官也能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该证人也没有出庭的必要。这一例外涉及到案件实体问题以及证据证明力的判断。

（六）为保护证人的需要允许证人不出庭作证

这一例外是随着证人保护措施的完善而建立起来。刑事诉讼中的证人，特别是一些有组织犯罪的证人的人身安全经常遭受来自犯罪组织方面的威胁，为保护这部门证人的人身安全，现在世界上已经出现利用电视录像和多媒体技术在庭审中实行录像询问，即对需要特别保护的证人，就在其住所地或专门的询问室进行即时的录像询问，而免除他们出席法庭的担忧。这只对证人作证的补救。当然也可应用于性侵犯中的受害人。其好处在于（1）减少证人出庭作证的心理障碍。（2）使质证得以进行。（3）更少受到职业询问者询问技巧的影响。（4）更有利于保护证人的合法权益。在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证人即使不出庭，但录像询问技术确保了其证言同样发挥作用，这是刑事诉讼走向现代、科学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七）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41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附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一）未成年人；（二）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三）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四）有其他原因的”。上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刑事诉讼法的缺陷。但对于符合上述情况的证人证言应如何使用缺乏相应规定，尤其是“有其它原因的”规定过于笼统，为执法和守法留下了很大的空白，实践中可以任意出入，可能使“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规定流于形式。

（八）对以上各种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特殊情形，在列举的条款中：“有其他原因的”列为一条，对该条的例外，建议在立法时对某些情况能详细规定的，就应该作出详细规定。本文认为对于例外情形的应该完善以下几方面：1、对于主张拒绝作证的证人免除其出庭作证义务；2、证人是未成年人的或者证人在庭审期间死亡、患精神病且在短期内无法恢复或者患有严重疾病短期无法治愈从而不能出庭作证的，允许提出证据在一方使用书面证言；3、证人下落不明或者在国外短期内无法回国的，允许提出证据的一方使用书面的证人证言；4、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无异义且同意证人不出庭的，法庭可以采纳该证人的书面证言；5、案情比较简单、事实清楚，且证人证言在其中不起主要证明作用的，法官在征求控辩双方意义的基础上裁定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所包含的内容丰富而具体，它涉及到社会各方面，完善证人作证制度，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环节，它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因此，我国在建立自己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时，必须要与三大诉讼法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相协调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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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拒证权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浅谈账外资产的成因、形式及税务处理

浅谈账外资产的成因、形式及税务处理

一个企业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他的再生产过程应当是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然而，在现实工作中我们发现，个别企业在规模不断扩张、经济效益不断提升的同时，对外报表却是长期亏损或微利。通过稽查，我们发现这些企业的实有资产与账面资产严重不符，即形成所谓的账外资产（包括现金、实物和债权等有形资产），正是这些账外资产为企业偷税提供了可能。下面就账外资产的成因、形式及税务处理谈几点看法。

一、账外资产的成因

企业账外资产的形成可以说是多种原因导致，比如说为了逃避注册资本时的验资费虚假注资隐瞒实收资本，以及收发货物计量不准确等原因。但是，导致形成账外资产的常见原因是为偷逃税金所致。

一是虚列支出，虚列支出直接导致成本费用加大，应税所得额减少，偷逃所得税。同时如果是接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又可增大进项税额，减少应纳增值税。

二是隐瞒应税收入。企业利用无票收入部分进行收入不计账或少计账，以此达到偷逃增值税和所得税的目的。

三是接受现金捐赠不入账，以期偷逃所得税。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维持并且扩大再生产，那么，由于虚列支出或隐瞒收入的资金则须又投入到再生产之中，很显然，这些没有来源的资金部分就会形成账外资产。

二、账外资产的表现形式

企业由于偷逃税行为而行成的账外资产最初为货币资金，当又投入到再生产时，就会存在于各个生产和流通环节，表现为不同的资金形态。1、账外固定资产。多表现为新上的固定资产如设备、厂房、土地不在账目上反映。2、存货溢余。包括产成品、在产品、原材料等货物，在实际盘点时实际数量大于账面数量。3、虚假应付账款。主要表现是企业账面上的“应付账款”大于实际对应客户的“应付账款”，而实际上已用账外资金部分和全部偿付，原因是企业按约定期限偿付债务时，账面资金没有足够的余额用于支付。另一种情况最常见的是“其它应付款”，企业为防止出现虚假应付款而引起的风险，多采取虚拟人名或以股东及经营者的身份，做为应付款的对方，并根据账外现金情况转为企业账内资金重新进入现金流转。4、隐瞒账户。即将账外的货币资金存放于未向税务机关报告的银行账户，或存放在个人储蓄账户之中。5、盘亏。盘亏做为账外资产存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比如产成品出售后不计收入，一方面是产成品盘亏，而另一方面则是收入的隐瞒。

账外资产的存在具有周期循环性。一般情况讲当企业的账外资产足够多时，造成实际经营规模与账目反映情况相距甚远，此时，企业有可能采取再次注资等其它合法的形式将账外资产转为账内资产，所以账外资产的存在具有一定的时限性，同时，企业如重复以往的偷税行为，则会又出现新的账外资产。但是，任何企业也不可能对账外资产做到及时处置以转入账内资产，由此产生账外资产的周期性。

三、账外资产与应纳税费的关系

企业采取不同偷税手段所形成的账外资产，其账外资产额与偷漏税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同。企业采用虚列支出所形成的账外资产，主要影响企业所得税，按所得税税率33％计算，账外资产额与偷逃税金比为1：0．33。在采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运票发票、废旧物资收购票、农副产品收购票等可抵扣增值税销项税额时，同时影响流转税金，且影响增值税的比例就是其抵扣税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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