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论析演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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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闫弘宇
所在单位 东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法律系
通信地址 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政法学院 法律系
邮政编码 130000

摘 要
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我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重大发展。二十几年来，我国法制的建设与发展，正是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顺利进行的，研究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对于认清我国现时期法治发展规律，明确法治建设方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于通过深入地分析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整体结构和主要内容，深入地分析我国法治发展的规律，为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系统的理论参考。
本文在写作中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和材料。在对邓小平相关论著认真研读的基础上，深刻地分析了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创造性地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整体结构作了充分的阐释，并通过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主要内容的详尽论述，明确了其对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历史意义。同时，通过全文的论析，总结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的基本要求。
通过本文的论证，我们看到，正是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才有了我国二十几年来法制建设的飞速发展，才形成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使得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大踏步地前进。他的法制建设思想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法宝，是我们过去和现在法治建设的重要指南，也是我们在今后法治建设中需要始终贯彻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重要理论武器。

主题词： 邓小平 法制 法治

引 言
关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国内理论界的研究较多，但所使用的概念、阐释的角度多有不同，诸如“法制思想”、“法治思想”、“法律思想”以及“民主与法制建设思想”，从论述的内容上看，大都阐释了其法制建设思想的某一个方面，目前尚没有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结构上深入地分析，理论上缺乏整体性论述。国外的部分学者，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虽也高度重视，但研究就更为有限。本文将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从总体上加以分析、论述，使我们清楚、明确地掌握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整体脉络，这对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研究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首先要明确“法制”和“法治”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制通常有三种意义上的理解。（1）是指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的简称，这是从广义上、静态意义上理解的法制。在此意义上，只要有国家制定法律和制度，便有法制，《中国法制史》和《外国法制史》这两门法学学科中的“法制”指的就是法律和制度。（2）是指按照依法办理来治理国家的一种治国方式、原则和制度，这是从狭义上、动态意义上理解的法制。在此意义上，君主专制和封建特权的社会制度下不可能实现“以法治国”，只有在民主的社会制度下，才能实现“以法治国”，故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没有法制，只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才有法制可言。这种意义上的“法制”同“法治”含义相同。（3）是指由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各个环节结合起来协调运行的有机统一整体，这是从动态和静态相结合的意义上理解的法制。这种意义上的法制，既包括国家创制的法律制度，又包括法律在现实中的运行和实现的过程，且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环节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此意义上，只有近代以来的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才有法制。对法治的理解也有两种不同的含义：（1）是指中国古代法家提出的治国主张。源于春秋时期管仲、子产、邓析等革新家的思想，经战国时期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等发展，至韩非时集其大成，秦始皇以其为立国指导思想，大力推行。（2）是指西方政治家、法学家提出的严格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一种治国方式和理论思想。西方的法治思想最早是由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其主张建立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反对一人专制和“贤人政治”，与人治相对立。这种思想为近代启蒙思想创立民主与法治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他们主张依法治国，并把法治与民主联系起来，提出主权在民，宣称法律至高无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特权，夺取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提供思想武器。现代法治是与民主密切相关的，它除了强调以法治国，还注重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制约，以极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1]
应当说，邓小平在其论著中所使用的“法制”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体现了上述法制的第（1）种含义和法治的第（2）种含义，为了阐释的便利，本文在论述中所使用的法制即为其第（1）种含义，使用的法治为其第（2）种含义，而对邓小平关于“法制”思想的整体性论述，称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

一、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
任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历史、现实根源。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伴随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而逐步完善的。它的形成同样有着深刻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条件，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理论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共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实现了法学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1848年到1883年，恩格斯在直接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进一步分析批判了剥削阶级法律制度，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法律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具体途径，更加深入地阐明了法的本质和运动规律。从1883年到1895年，恩格斯继承马克思的遗志，更加全面、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在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他们的法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理论中只是阐明了法的起源、法的本质以及法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其他现象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对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如何建设法制并没有提出具体、系统的观点，但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形成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后人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则为社会主义法制的产生创造了前提。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第一天起，列宁就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工作。在列宁的参加和指导下，苏维埃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决议。其中，1918年颁布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则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列宁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崭新的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法学宝库。为我国法制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开创者，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早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是当时中国人民的大宪章。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设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比较理想的法制国家，并为此做出过巨大努力。1954年，毛泽东亲自领导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强调了宪法应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并指出：“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明确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同时，他还强调指出：“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 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讲到“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后来他又讲到“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
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从邓小平的法制建设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制理论有着深刻的理解。例如，他在后来强调法制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问题上，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与经济基础论述的现实阐述，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法制理论的现实补充。对于列宁的建国法制理论，邓小平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给予了大部分的肯定，并吸收、借鉴了其合理部分。他的许多论证，诸如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立法思想、经济法制思想等都是对列宁法制建设思想深入阐述和合理借鉴。对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完成的我国法制建设工作，邓小平是持批判地继承态度的，既肯定和继承了其合理成分，同时又将一些错误予以及时的纠正。例如在邓小平指导下制定的我国82年宪法，就是对54年宪法的肯定，对75年、78年宪法的错误思想的纠正。
可以说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是在充分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法制建设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实际发展起来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再创造。
第二，建国以后我国法制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成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对中国法制基础薄弱、人们法制观念淡薄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将法制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1950年4月30日，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1954年9月20日，由全国一亿五千万人参与讨论和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得以通过，国家根本大法的诞生为中国法制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但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党和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估计的失误，加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不足等原因，党的指导思想陷入了“左”倾，并逐步走向极端。阶级斗争被盲目扩大化，同时社会上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之风盛行，法律形同虚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法制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这就成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得以形成的历史依据。
第三，改革开放和工作中心的转移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现实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度地进行宏观调控，增强市场竞争活力。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逐步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加以保障，需要有法律将已有的改革成果固定下来，同时市场经济的建设是全方面的建设，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领域的改革和调整都需要在法律的指导下有序地进行，社会迫切地需要健全的法制。这就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现实条件。事实证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也正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第四，国际法制日渐趋同的大趋势，是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在各国谋求经济发展，以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各个国家以及各种国际经济组织都在加强立法，以更好地促进和保障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各国的法制建设与发展也在谋求平衡和统一，只有各国法律的相互融通才能更好地促进各国经济的相互往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与国际的交流日益频繁，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强自身法制建设的同时，努力谋求法律与国际接轨。在这样的大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法制建设的任务越发显得艰巨，这就需要一个系统、完善的法制建设思想对我国法制建设总的发展加以指导，以避免法制建设与发展中的盲目性，这就成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创新，逐步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思想。
二、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基本结构
在邓小平的法制建设思想中，始终贯彻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矢志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法制建设基本原则。在这样一个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的指导下，邓小平对我国法制建设的诸多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从总体上看，他的法制建设思想主要包括了两个层次，一个是社会主义法制思想；一个是法治思想。在改革开放之初到二十世纪中后期，我国法制建设比较薄弱的情况下，邓小平集中提出了一系列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思想，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理论，并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了根本性的要求。在我国大力加强法制建设，法制与民主建设逐步成熟的同时，尤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邓小平又将法制建设的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将传统的“法制”升华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从而为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法制到法治的变化，是邓小平对我国法制建设的重大贡献，他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一）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理论精髓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同样也是邓小平思想的精髓。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中当然也始终贯穿着这一理论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提出了诸多的内在要求：
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要充分认识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认清法制的本质，批判地吸收一切可吸收、利用的合理因素，建立符合国内、国际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法制建设应当反映我国现实的政治、经济情况，要尊重我国的历史传统，要考虑到人民的生活习惯。做到法律的制定能够反映出真实的社会实际，能够真正地为调整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服务。从本质上看，法制建立在国家制度基础上，是国家制度的一个方面，因此它与专制不相对立，不与国家的形态相对立。此种情况，决定了我们对于资本主义法制建设中的合理部分可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区别地予以吸收，以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这就要求在我国的法制建设中，对于国外的先进经验要大胆地解放思想，要充分地实事求是。
其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在我国法治的建设历程中，充分认识法治本质的基础上，广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依法治党、依法行政，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法治是建立在广泛的民主之上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重要的是要营造出一个民主、宽松的社会环境，使民主广泛地、真实地深入到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以及社会生活中去。在这一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长期闭锁门庭导致的对世界先进的法治文明成果的戒惧，几千年的封建人治思想还在我国一定范围内持续。要清除这些障碍，就要在全党、全民中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学习、借鉴世界法治文明基础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同时更要坚持实事求是，用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客观标准，排斥人治思想的干扰，树立法律的权威地位。
再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做到司法公正和程序正义，准确地适用法律，审理案件，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追究一切违法、犯罪行为。在审理案件中，对于不同的案件，要区分不同的性质，分别予以对待。审理民事、经济案件，要注意使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审理行政案件，要认识到原告、被告之间在实体上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特殊关系，敢于否定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树立人民群众纠正违法行政行为的信心，更好地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审理刑事案件，不仅要靠“严打”，还要注意教育、感化和挽救。维护社会的稳定，不单要着眼于打击犯罪的数量，还要从大局考虑，努力从教育、改造入手来避免犯罪和减少犯罪。
最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国家加强法律的宣传和引导，普遍开展法律、法治社会教育，不断增强社会公民的法律、法治意识。法制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是长期的，要加强法律人才的培养，促进人们法制观念的提高。从长远的角度看，重要的是要从“娃娃”开始。在当前，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干部的教育，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使之正确、完整地把握国家法制建设的精神实质，依法行政，最终实现依法治国。
（二）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基本原则
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中，始终贯穿这样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纵观我国二十几年的法制建设与发展，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无不体现了这一原则的具体运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新时期的基本路线，作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基本原则有着深刻的内涵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法律从来就是一切统治阶级用以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要手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注意力和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这就需要发挥法律调整经济关系的重要作用，将保护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作为法制发展的首要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法制发展的重要原则。只有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使法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不应当是盲目的、随意的，应有计划，有意识地进行。而这种计划性、意识性就应该体现我国现时期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行，牵动着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即带动各领域的共同发展，同时也受到各领域发展的制约。要保障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就要以法制来确立一个有序的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的确立应当照顾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有一个前提，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例如我国有关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一方面保护了智力劳动的成果，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商标法》即确立了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同时又营造了正当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以将党和国家发展经济的重大战略方针和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使之规范化、条文化，便于操作，并赋予它们普遍的约束力，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贯彻实施，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二，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重要原则。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我国的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健康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相结合的具体实践，只有保证其社会主义方向，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而这种实践活动要有社会主义法制的保证才能顺利进行。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制定出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法律，在社会主义法律所营造的社会环境中才能使我国经济建设矢志不渝地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健康发展。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决不允许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另一方面，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使法律切实地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而四项基本原则正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在我国，要使作为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律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就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第三，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为改革开放服务。
改革开放是我们打破闭关锁国，增进国际交流，吸引外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的重要手段，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邓小平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 “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有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作为保障，用法律将改革的成果固定下来，才能更好地实行改革，进行开放。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许多外商有意来我国投资，但由于当时我国还没有制定有关保护外国人投资的法律，以至许多外商担心政策会变，不敢进行投资，有的外商虽进行了投资，但数量和规模都很有限。直到我国相继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相关法律，才打破这一僵局，来华投资的外商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这种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始终坚持为改革开放服务，才能使改革开放深入进行，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
在邓小平的法制建设思想中，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使用了“法制”一词，极少使用“法治”这一概念，但分析其具体环境和精神实质，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在他所使用的“法制”一词中是包含了法制和法治两种不同含义的。邓小平将传统的“法制”升华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这使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虽然仅一字之差，但其所根源的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基础却是天差地别。其所标志的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程度也是不可等同视之的。传统的“法制”与现代的“法治”有着迥然不同的含义：
首先，二者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不同。法治必须以国家的民主为前提和基础。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的成活土壤。法治是与任何形式的专制相对立的，是民主的具体贯彻和执行。法制却不需要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它只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国家制度基础上。法制的存在并不需要民主，使得它与各种专制并不相互排斥，而且还可以建立在专制的国家制度之上，从而与民主相互对立和排斥。
其次，二者的性质明显不同。法治是一种治国方略、治国体制和治国机制。它的性质与人治针锋相对，格格不入。厉行法治，就是要从根本上确认和实施“法律至上”的原则，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从而排斥人治，排斥权大于法、言大于法或者领导人的意志高于法律的现象。法制从性质上讲，只是一国的基本制度，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而言的法律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它并不针对于人治，因此并不排斥权大于法，将领导人的讲话作为“法”而至于权威的地位，这并不与法制相悖。
再次，二者所治理的内容、对象和范围均有所不同。法治所治理的内容、对象和范围是广泛的，在法律至上的情况下，几乎整个国家的各个领域都被法治所涵盖。处理、解决任何事情的标准不是个人的意志或什么领导人的讲话，而应当严格以法律为标准。而在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传统的国家，厉行法治所针对的对象首当其冲的便应当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用宪法和法律规范各级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而在此基础上，其次才是规范社会运行和社会公民的行为。法制的内容、对象和范围相对狭小，作为一定阶级所确立的法律制度，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社会的普通百姓，主要内容表现为“治民”。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对历史深刻反思的基础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将人治发展到极端的历史时期的沉痛教训，在大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开始逐渐明确地提出要实行法治，反对人治。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思想的同时，就开始表达了法治的思想。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这就表明了法律要上升到高于领导人的意志的权威地位。在法制建设逐步完善的情况下，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实行法治，反对人治。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之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我认为过分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三个月后，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教授时又说：“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法治思想的提出，并不是盲目的，它已经具备了相应的现实条件，也可以说邓小平法治思想的提出正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厉行法治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具备。法治的形成离不开一定商品经济形式作为其生长的土壤和发展的动力，现代法治必须建立在商品经济的高级形式——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经过改革开放，伴随着《民法通则》的颁布和相关经济法律制度的确立，我国的市场经济的规模已经基本形成。原有的权力垄断经济所赖以存在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复存在，人治也就失去存在的现实基础。
第二，厉行法治的政治基础已经形成。法治与人治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法治必须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础之上。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实现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虽然在建国后我国实行了社会主义的民主，但早期的民主政治仅局限在民主方法或民主作风之上，并没有把它提高到具体的政治制度层面来认识。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我国的民主政治的飞速发展，法律制度的逐渐完善，政治体制的不断改革，使人民的民主得到空前的发展，民主的政治制度也得到空前的发展，为厉行法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第三，厉行法治的社会观念基础已经初步形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政治、经济民主的不断深入，在全民中传统的人治观念开始淡化，对西方先进民主思想的接受，使得人们在寻求个性发展的同时，不断要求民主在全社会的各个领域内得到实现，人们的民主观念得到空前的提高，厉行法治的观念基础也已经初步形成。
三、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思想
邓小平同志多次阐述了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将其作为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并且一再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全面的建设，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民主和法制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经济建设的同时没有充分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是不行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到稳定、协调的发展，使社会主义社会得到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民主和法制与现代化建设是密切统一的，民主和法制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建设高度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
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靠社会主义法制来保障。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把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作为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他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 他的这种提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意义，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到底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法制”制度，以及如何运用这种“法制”制度充分保证人民政权的民主、稳定、繁荣和发展，在世界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一直没有得到圆满解决。“法制”始终没有被放在应有的重要地位，以至造成了很多无法挽回的严重失误和挫折。在我国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生命财产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正确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找出从根本上防止“文化大革命”再发生的办法，是保证我国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长治久安的关键。邓小平对此作了深刻的阐述：“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进一步得出结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 [10]邓小平在这里指出的政治制度、领导体制问题实际就是一个法律制度问题。他开始思考怎样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入手，防止和避免“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重演，保证国家的政治生活按照健康的轨道运行和发展。他说：“我们现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11]邓小平这里所说的就是只有以社会主义法制作保障，才能解决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健康发展的问题。为此，邓小平再次向全党重申：“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12]为我们运用社会主义法制来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80年12月，邓小平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3]邓小平在这里清楚而准确地表述了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关系。社会主义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目的和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保障；没有社会主义的法制，民主就没有保障。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法制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二者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就是强调要通过各种法律、法规把社会主义民主的各个方面用法律形式全面、具体地确定下来，依靠法制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第一，要在国家根本大法上对人民民主制度加以严格确立。“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4]宪法是对人民民主的最基本也是最权威的保证。第二，要对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做法律上的规定。要切实保障全体人民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各项公民权利”。[15]第三，要建立监督机制以确保人民民主权利不受侵犯。为了使人民能真正充分地行使民主权利，邓小平还提出了“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然而，民主通过法制确立下来，就不是任意的，必须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行使。邓小平多次批判那种不要法制，不受法律约束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阐明了民主自由权利必须依法进行的思想。1979年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当时一些社会现象，邓小平指出：“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我们能够允许这种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吗？”民主和法制是不可分的，“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 “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象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 [16]这些论述是邓小平在新时期的历史条件下关于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纲领性表述，说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方向是从人治走向法治，努力实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二）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我国法制发展的基本要求，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方针。这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他指出，要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17]这十六字方针对我国法制建设的主要领域都提出了基本的要求。有法可依是对我国立法工作提出的基本要求；有法必依是对全体社会公民守法的基本要求；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是对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基本要求。关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下文的论述中将有所涉及，这里只重点阐述一下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
执法必严要求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国家和人民赋予的行政执法权和司法权，克尽职守，执法如山，不徇私枉法，不放任任何违法行为，真正树立法律的权威，维护法律的尊严。一部好的法律能否发挥出良好的规范作用，这其中严格执法是一个决定性环节。没有严格的执法，法律就成为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意义。执法必严要求在执法的过程中正确适用法律，准确把握立法宗旨，做到客观、公正、准确、及时。这是妥善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所必要的。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很好地打击一切破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刑事犯罪，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及时、公正解决人民群众之间的各种纠纷，避免人民内部矛盾的扩大，使全体人民团结一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违法必究要求司法机关对于一切违法行为都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法律不承认任何等级的特权。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就是说，在我国不因违法者的性别、民族、种族、身份、地位等的不同而有差别待遇，在法律面前只有守法和违法之分，一切违法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追究。法律的作用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违法者予以惩罚和教育；一方面是保护大多数守法者的合法权益。只有对一切违法行为依法追究，才能更好地体现法律的惩罚、教育作用，同时也就更多地维护了守法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二者是密切相关的，统一起来，就要求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做到违法必究。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方针所提出的四方面要求是互相联系，辨证统一的，四个方面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它们共同构成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任务。没有健全的立法，守法、执法和司法就没有依据；没有一切公民的守法，立法的效用和执法、司法工作就会受到影响；没有严格的执法和司法，法律的权威就不足以树立，守法也就失去了有力的保障。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这十六字方针，已经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在新时期加强法制建设的长期指导方针。
（三）关于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法制的关系
邓小平明确指出，正确理解和处理好党的领导和法制的关系是民主法制建设的关键。一是应当明确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共产党居于执政党地位，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保证法律的实施方面，具有特别重大的责任，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二是指出法律范围内的事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理，过去，法律范围的事，党管的比较多，这是由于当时司法部门不完备，法制不太健全，党管还是可以的，在法律逐渐完备后，政府也健全了司法部门，这种情况下还由党直接管就不合适了，必须做相应的转变。因此，邓小平于1986年6月28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明确提出这一问题，他强调说：“党要管党内纪律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去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 [18]三是党要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能否模范地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是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的关键。如果党的活动不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和制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根本不可能的。邓小平再次重申：“全党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党员“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 [19]四是党要保证司法部门依法独立办案。邓小平认为各级党委领导的第一条就是要保证法律生效、有效，特别强调“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人都不能逍遥法外”。[20]司法部门独立行使职权也就是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行事，丝毫不是脱离党的领导。相反，各级党的组织都应把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邓小平还提出，“要大力加强政法、公安部门的建设和工作，提高这些部门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21]这些都体现了党对司法工作的政治领导。邓小平关于党要保证社会主义法制有效实施的思想，为我们在新时期里处理好党和政府，党和宪法、法律的关系，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
（四）关于经济法制思想
邓小平经济法制思想是其法制建设思想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22]邓小平经济法制思想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含义。
第一，经济活动要法制化。企业与政府之间长期是政企不分，政府干预太多，企业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明；而企业内部职工责、权、利不分，实行平均主义，职工积极性不高；再者企业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价格的制定等企业自主经营活动受着各方面计划指标的限制，最终导致了国有企业高成本、低效益的运行。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企业权利义务关系及其自主经营活动法制化的思想，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后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逐步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活动法制化的构想。
第二、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思想。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生活领域出现大量贪污、腐败现象。惩贪治腐关系着人心向背，关系着我们经济生活能否健康发展，也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对于经济犯罪，邓小平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决不手软，一方面“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985年我国对经济犯罪实行了严打，营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第三，进行全面的综合治理，创造安定团结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使用国家的镇压力量，来打击和瓦解各种反革命破坏分子、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各种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以便维护社会安定，是完全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的，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的”。[23]
（五）关于立法
邓小平认为，在新时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加强立法，不断完善立法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他在提出中国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中，把有法可依，即立法放在首要的位置。当代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加强立法工作做到有法可依，这是治国安邦的一个重要前提，有法才有序，无法则国乱。关于立法，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曾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比慢好。” [24]
邓小平关于立法的思想主要表现了以下几方面精神：第一，立法步伐要加快。经济建设的发展，政治体制的改革，都需要法律的维护，没有快步伐的立法，是不能满足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的。第二，立法质量要保证。虽然立法速度要加快，但是重要的还是要保证立法质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法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息息相关，甚至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秩序。因此必须要保证立法的质量。法律条文要清晰、明了，不能模糊不清、晦涩难懂。虽然一部法律不可能永久地一成不变，随着社会的发展都要经过适当的修改或重新制定，但这并不是说立法是可以草率行事的。仍然要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保证新制定的法律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相对的稳定。第三，立法方法要灵活，地方立法要敢于先行一步，先行实验。立法虽然是一件极具严肃性的工作，但也不应当墨守成规，要结合新形式、新政策，灵活调整。从立法技术上看，在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要制定一部全国通行的法律是较为困难的，而对地方来讲，法的适用范围要小得多，立法就相对容易得多。因此，某些法律在全国还不能统一制定的情况下，地方立法要大胆地先行一步。这样一方面有利于针对地方特殊情况，解决地方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全国立法积累经验，提供参考。第四，立法方式要民主、公开。法律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我国必然要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只有在立法中充分发扬民主，实行公开，才能使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得到充分的体现。法律制定出来也更便于人们去遵守和维护。
（六）关于法的平等性原则
邓小平多次强调要贯彻法的平等性原则。这就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有特权存在，既不允许有逍遥于法律之外的特权，更不允许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是实行法治的最起码的原则。这一原则在1954年我国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中已经得到了确认，但由于“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干扰，从1957年起，宪法所确定的这一原则就不断地受到无理的批判。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才又重新得到确认。邓小平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看成是党和国家在法律领域所要坚决实行的重要原则之一。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强调指出，我们要在全国坚决实行这样一些原则：“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的对立面是不平等，是特权。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一些干部的特权思想始终没能消除，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影响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深有了解并高度重视， 他强调任何人犯了法，都要依法追究。1986年1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务会上的讲话》中，他有针对性地强调指出：“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治了，效果也大。” [25]1989年5月31日他在《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的谈话中，再次强调指出：“反腐败、贪污、受贿，抓一、二十件，……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处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处罚。” [26]这些论述都充分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精神。
（七）关于在全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增强法律意识
评价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发达程度，法制建设是一个重要方面。而一个国家只大刀阔斧地进行法制建设，全体人民却法制观念淡漠，决不能说这个国家的法制建设是成功的，是完善的，更不能说这个国家达到了较高的文明程度。因此，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邓小平在提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中，强调了有法必依，这是对全体公民加强守法的基本要求，坚持守法是在全体公民中树立法制观念的一个重要环节，守法意识的提高，也就表明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邓小平1980年1月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就曾指出：“要讲法制，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够积极维护法律。” [27]同年12月，他又强调指出：“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大中小学生从入学起，工人从入厂起，战士从入伍起，工作人员从到职起，就要学习和服从各自所必须遵守的法律。” [28]这就提出了在我国加强全体人民法制观念的要求和加强普法教育的任务，要使各行业的人都能够服从其所应遵守的法律，仅仅是守法还不够，还要使人们能够自觉地维护法律。只有人人守法，人人护法，勇于同一切违法行为做斗争，才能使法律发挥其应有的效力，使法律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为人民服务。此外，人人守法，人人护法还可以促进司法机关认真执法，维护法律尊严，切实保护人民利益。
邓小平在强调加强全体人民法制观念的同时，还提出了加强法制建设根本问题是教育人的著名论断，并着重指出，教育的重点是青少年，他说：“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也要进行这个教育。” [29]这是极富前瞻性的论述，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加强他们的法制教育，是使其顺利成长、成材的重要保障。青少年法律意识的培养，对一个国家法制建设的发展和完善有及其重要的战略作用。只有从青少年开始加强法制教育，才是国家的根本。邓小平的这种思想对我国的法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是我国法治工作的重点。
四、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历史作用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是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实行依法治国的科学指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和发展，充分展示了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巨大历史作用。
第一，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初步改变了过去那种无法可依的局面，使我们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为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邓小平立法思想的指导下，作为我国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1979年开始恢复工作后，明显地加快了立法的步伐。从1979年到1999年20年的时间里，全国人大一共制定了327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自1988年至1998年的10年间，各地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了约6600件地方性法规，地方人民政府颁布了约10000件规章，国务院颁布了约4600件规章。我国的各部门法已基本齐全。为了更有效地立法，避免法律之间“打架”的现象，我国于2000年颁布了《立法法》，这一法律的颁布，必然对我国法制的建设与发展，立法工作的完善做出积极贡献。
第二，司法制度日臻完善。邓小平多次强调加强司法队伍建设，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早在1978年12月，他在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时就指出：必须“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30]1980年12月，他又强调要大力加强政法、公安部门的建设和工作，提高这些部门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二十几年来，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司法部门，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认真履行自身职能，坚决依法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依法严惩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犯罪，推动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依法调节经济关系，保障和促进经济发展；加大执法力度和司法监督，及时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与此同时，积极推动司法制度改革，加强自身素质的提高，坚决清除司法队伍腐败现象，确保司法公正。
第三，法制观念深入人心，公民法律意识逐步增强。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大力加强法制宣传，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公民的法律意识空前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切实利益。从我国行政法的发展中可见一斑：人们的观念从“官告民”发展到“民亦可告官”，每年的行政案件都在大幅度上升。1999年《行政复议法》刚颁布不久，就发生了全国首例对部委“红头文件”提请审查的复议案件。现在，全国“法律援助”体系正逐步形成，律师队伍也在逐渐发展壮大，目前，全国律师工作人员已经达到10万余人，律师事务所8300多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在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律师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第四，为我国“依法治国”方针的确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邓小平的著作中没有使用过“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这样的提法，但是他对如何通过健全法制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作了最全面最深刻的阐述，从而为实行依法治国的方针，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提出的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一整套原则，为我们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勾画出了一幅准确、完整和清晰的蓝图。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近10年的奋斗历程中，不断丰富发展着邓小平理论，其中，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我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法制建设的目标，是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重大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没有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就没有现在的依法治国。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确立，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结 论
作为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行动指南。他要求我们在今后的法治建设中，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建立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进一步加强执法工作，推进司法制度改革，创造良好的法律运行机制；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领导，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把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同立法结合起来；要进一步强化和健全国家民主法律监督体系，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要进一步加强法律的宣传和教育，大幅度地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我们要从立法、司法、执法、普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多个方面为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共同努力。
二十几年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是科学的，是符合我国实际的。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需要这样一种理论来指导。过去我们一直在遵循这样的指导，今后我们还要努力坚持，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完善这一思想，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深入发展。

注 释：
[1]《法律辞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1055-1056页，第1100-1101页。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页，第253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第82页，第133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273页，第325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第359页。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9页。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第189页。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页。
[2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页。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2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页。
[2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0页。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3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主要参考书目：
1. 《从法制到法治》 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2.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6年版
3. 《依法治国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4. 《社会主义法治意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5. 《法治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2版
6. 《邓小平思想精华》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3年版
7. 《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年版
8. 《邓小平理论全书》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年版
9.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现代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
10. 《邓小平发展思想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7年版
11. 《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思想研究》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12. 《邓小平思想宝库》 红旗出版社 1993年版
13. 《邓小平理论体系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14.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5. 《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研究》 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16.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红旗出版社 1997年版
17. 《马恩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8. 《列宁全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9. 《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20. 《刘少奇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21. 《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
22. 《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若干问题》 法律出版社 1982年版
23. 《中共中央举办法律知识讲座纪实》 法律出版社 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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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中国法治史与邓小平法治思想
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而存在的一种治国理念和方略，它以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权力分立与制衡等为特征，其最高价值目标是在民主的基础上确保人的尊严与自由。法治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依靠民主的法律治理国家，是迄今为止人类史上最好的治国模式。
历史上的中国并没有法治的传统。曾经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和法家思想中都缺少一点现代意义的法治精神，亦即从五千年文明史中很难挖掘出“中国特色”的法治遗存。翻开史书，我们所见到的儒家治国之道“德主刑辅”、“刑不上大夫”、“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封建社会伦理纲常，其强调的是专权与臣服，所要建立的是一种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等级特权社会。即便是法家的“以法为本”、“刑无等级，法不阿贵”、“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等主张，也是建立在君主专制而非民主制度基础上的，君王享有无尚的权威，“君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实质上与儒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家天下的人治思想一脉相承。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等法治社会的精华与内核不可能孕育于专权社会的腐朽之中。
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迫于救亡图存的压力，在清末“修律”的基础上，广泛抄袭西方国家主要是德、日两国的法律，制定了形式上较为完善的“六法全书”，但国民党的反动阶级本质决定了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邓小平以一代伟人的睿智，对中国法治建设历史洞中观火，一针见血地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1]我们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建设法治国家的，这决定了中国法治之路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漫长性。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时间，基于领导者的失误，先后出现了反右扩大化和十年“文革”大浩劫，依法定程序选举的国家主席竟因一张大字报而被剥夺人身自由，最终含恨而死。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判，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法律虚无主义和法律无用的观点登峰造极。所以，这一段时期，中国基本上是没有法治可言的。
邓小平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伟大的奠基者、英明的开启者和艰辛的推动者。中国法治建设真正开始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邓小平在这次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第一次有效地吹响了法治建设的号角，中国从此终于走上了循序渐进且又是坚定不移的法治建设之路。邓小平对如何建设法治国家作了如下权威而经典的阐述：“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贯彻邓小平法治思想的逻辑结果。
法治是人治的对立面，法院作为和平时期保障正义、公平和市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和平年代“最后一个讲理的地方”，法院审判工作的好坏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其中的法治思想以逻辑缜密、结构严谨、高屋建瓴、气势磅礴而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邓小平法治思想可以高度概括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方针，其核心是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今天，以邓小平法治思想指导法院审判工作，并以此开创法院审判工作新局面，这不仅是21世纪中国法院审判工作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贯彻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二、有法可依：法院审判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是正义的看护人和法律的执行者。我国乃承继了罗马法传统的成文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法律不同的是，判例在我国不具有法律渊源的作用，不能以判例作为审判案件的依据，法官必须以国家颁布的成文法作为审判案件、判断是非的标准，不允许“法官立法”、“法官造法”。这决定了法院审判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是有法可依，即首先要有比较完善的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以使法院审判工作有章可循。
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制定和颁布了宪法、婚姻法、土地法等基本法律，并有了比较周详的立法规划。但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转向，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即逐步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泥淖中，立法工作被废止，律师制度被取消，司法部和国务院法制局被撤销，公、检、法三机关合署办公并进而砸烂公、检、法，停办政法院校。其结果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法律体系未有效建立，法治建设基本上一片空白，刑法、民法、诉讼法等最基本的法律仍然付之阙如，就连国家的根本大法几经修改后，也仅是徒具“宪法”之名的“继续革命”纲领而已。
在百废待举、工作千头万绪之时，邓小平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从而为法治建设的基础工作——立法工作指明了方向，规定了任务。在如何立法的具体问题上，邓小平虽不是一个法学家，但他以政治家的敏锐，根据当时法律一片空白和社会急需法律的现实，从哲学的高度，探讨了尽快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的可行之路：“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通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我们正是按照邓公的这一立法思路，开始了改革开放后最初10年的立法工作，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立法成果。刑法、民法通则、刑诉法、民诉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三资企业法、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得以制定和颁布实施，尽管这些法律一般都比较原则，缺乏较强的可操作性，并带有较多的计划色彩，但以历史的眼光看，它们仍然满足了那一时期法院审判工作的需要，极大地推动了法院审判工作的开展。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又一历史新时期。如何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这一紧迫问题，现实地摆在了中国立法者面前。这一时期的立法，充分吸收了专家学者的意见，更多地援用了国际通行做法，并借鉴了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现出了立法方面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姿态。立法机关开足马力制定法律，其立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目前，我国典型的市场经济立法有：合同法、海商法、证券法、票据法、银行法、公司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及新修订的刑法、刑诉法、民诉法等等。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已显雏形。在建立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法院审判工作日益成为全社会所关注的中心和焦点之一，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为法院审判工作有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现在已经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似乎是中国封建社会开明君主所不能逃脱的一个悲剧，究其原因，就是人治的悲剧。根据邓小平的法治建设思想，重视立法工作，将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上升为体现国家意志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法律，并有效地延续下去，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邓小平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即人治是没有出路的，只有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中国才能永远欣欣向荣。

三、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新时期法院审判工作的当然要求和本质规定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完善的法律，只是法治化的前提和基础，法律还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得以有效地贯彻执行，才可堪称为法治和法治国家。
有法必依是指一切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武装力量、公职人员和公民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以宪法和法律作为自己行动和活动的指南与准则，依法办事。邓小平指出：“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有了较为完备的法律后，主要的工作就要放在法律的执行上，即有法必依。如果法律制定出来，却束之高阁，成为摆设品和展览品，纯属为制定法律而制定法律，那么法典律章即便汗牛充栋、不可胜数，也只是废纸一堆罢了。对于法院审判工作来说，有法必依意味着一切案件的审理和判决，都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都应该而且必须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审判权，不能以情况特殊为由拒绝适用法律。同时，有法必依还意味着法院审判案件必须准确适用法律，即在弄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适用恰当的法律和法律条文，杜绝适用法律带有较大随意性的危险倾向。那种案件事实与判决所依据的法律及其条文之间貌合神离、似是而非甚至于张冠李戴，使当事人对法院判决不知所云的做法，表面看也是在依法办事，但其实质却是对世人所仰慕的法律的一种恣意妄为，是对神圣法律的可耻亵渎，与有法必依背道而驰。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运动和法治启蒙与法治建设的初步实践，在目前法院审判工作中，敢于公然不依法审判的，已基本不覆存在，但假借法律之名，行枉法裁判之实的，却并没有完全绝迹。这既有审判人员法律素养不足的原因，也有贪赃枉法、徇私枉法之徒的胆大妄为因素。即使是审判人员法律修养不足而导致的适用法律不准确，也是与法治原则悖逆的，在当前司法公正的呼声中这样的审判人员当然没有存在余地，而故意枉法之审判人员被绳之以法则应是法治原则的题中之义。
执法必严是指严格依法办事，自觉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不允许背离法律执法、司法。对于法院审判工作，执法必严意味着审判人员一定要忠实于宪法和法律，忠实于国家和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做到执法必严，就要求审判人员应有以下基本的素质：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公正执法和裁判，刚直不阿，坚决反对和杜绝各种司法腐败现象；熟练掌握并运用实体法和程序法，掌握与审判工作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其他知识，不断提高司法水平；求实务实，严谨细致，大力提高工作效率，反对和防止形式主义。邓小平对如何做到执法必严有许多重要指示，如“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对于一些严重的破坏活动，不仅要打击一次，而且要打击多次。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执法必严，关键在于严格依法办事，严格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执法、司法，不因执法对象的身份、地位、级别等不同而有所差异，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执法必严的内在要求。执法必严不是指执法严厉或严刑峻法，当然也不是法外开恩或法内施惠，正确的做法是：法律怎么规定的就依法怎么处理，即依法办事就是执法必严。有关法院对大贪官成克杰、胡长清处以极刑，不因他们位高权重而网开一面，这就是执法必严的典型。在法院审判工作中有一种倾向，即一强调执法必严就在法律规定范围之上加大处罚力度、法外施刑。实际上这不是执法必严，而是违法审判，属枉法裁判的范畴。
违法必究是指对一切违法的和犯罪的行为都须依法平等地予以追究和制裁。违法必究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质要求之一，是法律、法规得以有效贯彻实施的重要保证，也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必然结果。法律与其他行为规范如道德、宗教、族规、党纪等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强制性规范，在社会生活中必须得到贯彻执行，若有违反，就须予以强力校正。因此，违法必究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没有这一保障，所有的法治建设工作都可能化为乌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将可能只是理想中的乌托邦而已。对法院审判工作而言，违法必究应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各种违法的和犯罪的行为必须依法予以追究，既不心慈手软，也不心狠手辣；二是对法院司法时自身的违法行为，也须予以追究，不能对自身违法行为网开一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将违法必究狭义地理解为仅是对犯罪行为的打击和追究，违法必究还包括了对违反民事法律、商事法律、行政法律和程序法律的行为的追究。譬如，《合同法》规定，合同行为应贯彻合同自由、当事人地位平等和意思自治原则。合同有效成立后即成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双方都有依约善意履行之义务，若一方违反合同约定，另一方则有权通过法院追究违约方的责任。这种依合同追究违约方责任的做法，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或可称之为广义的违法必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后一种形式的违法必究将更为普遍，它将成为与追究犯罪行为同等重要的法院审判任务之一。
论邓小平法治思想对法院审判工作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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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旧时各朝官员隐瞒疫情到现代SARS的肆虐，不难看出有一种传统文化一直在影响我们的生活，事实上如果没有此次SARS的疫情，那么能有多少人知道中国早在1989年就有了《传染病防治法》，其里面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各级政府有关主管人员，和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不得隐瞒，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疫情。正是这种广场文化使社会主义中国的法治实施起来阻力重重，困难重重。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因此，笔者将在本文对这种“文化”法治，权利三者冲突问题谈一下自己的观点，望做到抛砖引玉，以期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传统文化， 法治 ，公民权利的自我价值 ，健康权
（一）法治实施与此类文化的冲突
在SARS出现之前，隐瞒疫情之类官场文化在中国已是屡见不鲜，他就像一颗毒瘤，时时刻刻阻碍着中国这条巨龙的腾飞。与SARS疫情的斗争表面上看是其中国乃至全世界医药科技力量的体现，在我看来，更像是这类“传统文化”与法治，权利 一次赤裸裸的正面对话。尤其是SARS横行无忌，简直是对中国目前法制建设及个人权利的一种嘲讽。
由此看来，此类“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下的中国是留不得的。⑴这些年一批法学家反而排斥，反对现代法治和权利话语，主张维护旧有的“潜规则”“文化”或曰“特殊知识”强调这种本土资源的主要性，主张法治应当尊重这种“文化”，这种“特殊知识”而不是相反。
不错，真正有益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保护。在*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对本土资源采取的政策，一贯是取其精华，舍弃糟粕。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化，非盲目性。
这次疫情之所以能迅速的蔓延，绝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其行政管理部门办事不力，隐报，谎报疫情所致。出现这么大的漏洞并不是某一个部门所能办到的，它的实现是由一种“潜规则”或曰“特殊文化”之官场文化在作祟。这类“潜规则”正是上文所提之隐瞒疫情，诸此类传统文化。
此类文化对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影响最为显著。
非典初期，由于受到诸此类“传统文化”的影响，各行政部门一直对疫情采取隐而不报，报而不实的态度，直至《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在国务院第7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行政法治建设才有了开拓性的前进。在解读此条例中，笔者发现里面贯彻一种“三时（实）原则”即：“及时，确实，”。为何将此作为此条例核心？！
首先，我们从“三时（实）”涵义入手，由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到造成国家，公民的财产损失，人身伤害所允许的限度范围内的这段时间 我们称之为“及时”。
“确实”是指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所造成的损失应如实的公布于众，禁止隐瞒，或谎报更进一步来讲还包括各级部门的行政分工明确，不得擅离职守，更不可越职旁代。
“”是“及时”得以实施的法律保障，没有“”的存在，就谈不上“及时”和“确实”法律责任的承担。
这三时原则是我国法治顺利实施的有力武器，如果对他们利用不善，反之将成为“诸此类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源泉。
再从社会发展规律角度上看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其有反作用。同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过来上层建筑又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治建设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主要部分，其作用更无可厚非了。只有使法制体系不断的完善，才能使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而目前，法治实施的瓶颈就是中国三千年封建制度遗留下的“诸此类官场文化”或曰“特殊知识”。只有解决其与法治实施的冲突问题，中国法治建设才会有质的飞跃。
由此看来，此次国家对SARS疫情的全力防治正是行政法治对“此类传统文化”进行的一场没有硝烟的反击战。
（二）公民权利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这个问题上，先对公民权利概念进行界定，公民权利即公民权，它与法人的权利，外国人的权利等概念相对应。⑵公民权是指国民依法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权利。⑶这种分析得出公民权是公民权利的简称。公民权利可分为公民基本权利和公民一般权利,公民实体性权利和公民程序性权利。其中公民基本权利是由一国根本法来确认的，其他公民权利在一国法律体系中予以详细规定。公民的人身权既是如此。
在此次SARS中受到侵害的权利莫过于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了。
健康权即（健康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身权利受到国际法和各国法律的普遍保护。我国民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包括生命权，人身权，健康权。健康权是生命健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侵害生命健康权的侵权行为通常也分三种情形：侵害生命权，即致人死亡；侵害身体权即伤害身体完整性；侵害健康权，即损害健康致人患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定义，侵害健康应当涵盖侵害躯体健康和侵害精神健康。而SARS的侵袭，由于诸“此类传统文化”的影响导致疫情没有及时控制住，因而在防治的初期管理部门出现了谎报，漏报的现象。这一切不仅对国人身体造成损害更在精神上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可谓是对公民权利赤裸裸的漠视了。
再看法律上的“权利”它是指由法律所赋予的受到法律的支持与保障的一种力量，即所谓法律之力⑷。这种力量是有支配标的物和支配他人的能力，并与特定利益要素相结合。健康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公民享有健康所带来的各种好处就是公民健康权的特定利益要素。因此健康权是特定公民依法享有的法律之力。
健康权是公民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是与生俱得的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利益。因而，健康权受到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各类法律规范的严密保护。在法律支持保护下，从而决定了任何人的行为，活动都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这就是任何人相对于其他人所应履行的义务及应遵守的法律规范。
健康权的保证正是对公民权利自我价值的一种肯定。非典的出现一方面是对公民权利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挑战，另一方面又是对中国现阶段法制建设实施的考验。
可以看得出来，公民的权利在某些时期，某个阶段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这说明公民权利自我价值的实现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后盾保证-法治体系的健全。
在封建社会形态中权力的定位是国家统治者 君主至上正是对公民权利的否定。而社会主义下的中国由国之根本大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恰恰证明的公民权利自我价值不是一种抽象的不证自明的普遍价值，而是无数生活经验中得出来的共识，甚至来自无数人自己的生命体验。
SARS事件中，公民权利的忽视，这正是中国“诸此类传统文化”的直接体现。而此类传统文化即为一种不证自明的普遍价值，这正是与公民权利自我价值相对立的。⑸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长达十年巨大灾难的*，到日常生活中一些平民百姓遇到的不白之冤，种种无情的事实都说明如果没有法治或者法治得不到尊重，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必然会给社会，国家，人民造成严重损害，后果极其可怕。
因此，保证公民权利自我价值的实现，就是对社会，国家，法治实施的一种肯定，更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保证。
这次SARS肆虐再次以惨痛的事实提醒人们法治，权利是何等重要，提醒国人诸此类无视法律，漠视权利的“传统文化”或曰“特殊知识”之危害何其深远。同时也提醒人们中国的法治建设虽有不小的进步，但仍任重道远，因此现阶段应加强法制体系的完善，法治的实施，及公民权利自我价值的强化，杜绝那种“诸此类传统文化”或曰“特殊知识”的蔓延，建立一个完善的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国家。
⑴ 刘洪波 《南方周末》2003，7。17 11版 纵横谈
⑵夏勇《人权概念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导言部分第3页
⑶赵树民 著《比较宪法法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40页
⑷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2,63页
⑸刘洪波 《南方周末》2003，7。17 11版 纵横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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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基层民主法制教育 强化基层民主法制建设演讲范文

林书设 范功强

江泽民同志指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而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因此，强化农村基层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促进基层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推进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近年来，大田县各级各部门在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中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探索和积累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初步形成了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模式和路子。使我县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找到了切入点和突破口。都贯穿着“系统工程”观念、“以人为本”原则和“关键在党”的思想，使我县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当前，广大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税费改革稳步推进，基层党的建设不断加强，治安局势比较平稳，总的形势是好的。这为我们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农村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比如在经济方面，农民收入增长减缓，有的地方农民负担还比较重，有些地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压力还比较大；一些地方的盗窃、抢劫、杀人、放火、伤害等刑事案件比较突出，不安定的因素仍然存在，由土地延包、园林承包、农民负担、基金会、村委会直选，以及婚恋、家庭、债务、宅基地纠纷等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时有发生，邪教、非法宗教活动也不容忽视。这对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提出了挑战，我们一定要从实践“三个代表”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迫切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归根到底就是要实现、维护、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目前，农民群众有“四盼”，即盼富裕、盼稳定、盼公正、盼尊重。这“四盼”就是群众根本利益的一种反映。每一“盼”都与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密切相关。今后，全县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就是要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紧紧抓住“村”这个环节，全面落实民主法制建设的各项措施，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现就如何强化基层民主法制建设谈几点粗浅认识。
一、农村社会稳定是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首要任务和重要目标
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基层法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创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保障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平稳运行，为百姓谋利益。总结实践经验，我们发现，一个区域的民主法制建设工作往往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成正比的。因此，对于发展相对滞后的后进村，要采取重心下移，工作前移的办法，以机关干部下村挂职为契机，对后进村进行集中整顿转化升级，工作中要坚持把民主法制建设的成果转化为推进农村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现实动力，使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搞好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不断增加农民收入。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农村出现的新问题；要依法、及时、妥善地处理农村人民内部矛盾，及时发现、解决影响农村稳定的各种纠纷，防止矛盾激化；要深入贯彻“严打”方针，严厉打击严重危害农村治安秩序的刑事犯罪活动，特别是各类霸头和黑恶势力团伙，要坚决打掉。要坚持“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继续推行定包案领导、定责任单位、定责任人、定办理要求和定办结时限的“五定”制度，建立健全党委和政府负总责、综治委牵头协调、各部门各负其责、基层狠抓落实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排查调处工作要始终注意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着重解决 好改革中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从源头上防止和化解引发矛盾纠纷的各种因素。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综治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意见》和省综治委《关于县乡两级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意见》，积极改进干部工作作风，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基层接访，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群众按正常的渠道反映和解决问题，努力做到一般矛盾不出村，重大矛盾纠纷不出乡镇；对于治安混乱的村庄，党委、政府要坚持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对“乱、瘫、穷、愚”综合整治。
二、农村事务民主管理是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核心内容
要坚持依法建制、以制治村，健全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把农村财务、土地承包、村办企业、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宅基地划分等农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务全部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要注意双向制约，不仅要“约民”，更要“约官”。各级各部门都要尊重群众的民主权利，要建立健全村民和村民代表议事制度，规范村级重大事务的民主决策程序，凡是与村民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都要进入民主决策程序，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保障群众当家做主。
（一）要抓好“两个规范”。即规范干部行为：针对少数村干部讲“人治”不讲“法治”，擅长下命令，不愿意搞服务，重政策、轻法律，说话办事随意性大等问题，要采取有力措施规范干部行为。通过各种学习培训，加强教育引导，使村干部工作理念上由“人治”向“法治”和“德治”转变，工作方法上由命令型向服务型转变，自身素质上由“经验型”向“市场型”转变。同时要加强制度约束，制定完善《村民委员会工作规则》、《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制度》，要充分发挥村民代表和村民大会对规范干部行为的作用，把各项工作真正纳入“公开、民主、规范”的轨道。规范群众行为：针对少数村民只要权利，不尽义务，重物质利益，轻精神文明，只顾个人利益，不顾集体利益等问题，着力规范村民行为。按照合法性、民主性、针对性和互约性原则，结合“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对原有的《村规民约》进行重新修订，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制定《村民自治章程》，并发送到每家每户。组成由村干部、村民代表参加的遵规守章监督委员会，对村民遵守《村规民约》和《自治章程》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与村级系列文明创建评比活动相结合，与上级执法执纪部门检查相衔接，实施激励奖惩机制，通过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双重引导，促使村民能够识大体、顾大局，依法支持村两委的合法决策，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二）要抓好民主决策制度的落实。针对少数村做决策由少数人“拍脑袋”，科学性、民主性差，盲目性、随意性大的问题，要按照“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要求，努力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对关系村集体利益和村民利益的事项以及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如本村各类经济合同完善、变更和解除，集体财产发包、处理，土地承包、税费征收、财务收支等重大村务事项，实行民主决策制度。
（三）要抓好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落实。针对少数干部自由散漫、工作不出力、年底争待遇等问题，要加大对村干部的管理力度，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和民主评议制度。每年年初，对每名村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责和责任目标进行全村公示，请村民监督；年底由乡镇党委派人主持，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对村党支部成员、村委成员和工作人员进行民主评议，综合考虑德能勤绩情况打分，评议结果与工资奖金挂钩，以达到干部有压力，群众有动力，干部服务群众、群众监督干部的目的。针对村民普遍关心的村务、财务公开问题，将“两公开”作为落实“四民主”的重要内容列入各村目标责任制考核，并注意从各村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做到群众需要什么、就公开什么，群众关心什么、就公开什么，对村务公开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随时发现、随时解决。对财务公开这个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要做到“三统一”：即“统一公开模式、统一公开时间、统一公开内容”，以提高财务公开质量，增加工作透明度，强化对农村干部的监督约束，这样，可以有效密切干群关系，进一步激发农民当家作主的热情。
三、基层民主法制建设要切实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教育
首先要抓好村级干部的法制教育。通过举办村两委干部轮训班等各种形式，有组织地开展学习教育活动，以有效增强村级干部队伍的法制意识，提高民主管理和依法办事的水平。其次，要着力营造广大群众学法、用法的浓厚氛围，按照与阶段性中心工作相结合、与专项工作相结合、与村民的生产生活需要相结合的原则，采取村民夜校、集市咨询、征订普法教材、开展法律知识竞赛、联户组织送法上门、电视广播专栏以案说法等灵活形式，有计划、有重点、有目标地开展群众性法制宣传教育，使广大群众在学法中守法用法护法。第三，以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抓手，加强道德教育。通过开展文明村、文明家庭、文明行业等文明创建活动，大力抓好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以推动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要按照“四五”普法规划要求，加大农村普法工作力度，充分运用现代传媒、农村法制夜校、“148”法律服务专线、法制文艺等形式进行普法宣传，使广大群众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在搞好法制宣传教育的同时，还要按照《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要求，加强对农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以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引导农民群众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要重点抓好有重新违法犯罪倾向的刑释解教人员的动态管理，落实监管、帮教和安置措施，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要把辍学生、失学生、学校中有不良行为的学生、社会闲散青少年等作为重点，充分发挥学校、社区和家庭的综合教育作用；继续总结推广“青少年维权岗”、配备兼职法制副校长的经验和做法，结合“严打”整治斗争，继续抓好学校及周边环境的清理整顿，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保障
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能不能搞好，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至关重要。要认真按照省、市关于社区建设和乡镇工作的两个《纲要》、《实施意见》的要求，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工作纳入社区建设和乡镇工作发展的整体规划，在机构改革中进一步加强乡（镇）综治机构建设，配齐配强专抓综治工作的副职和综治办工作人员，确保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在基层有人抓，能落实；要大力加强公安派出所、人民法庭、司法办等基层政法组织的建设，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治保会、调解会等配套组织建设。切实做到组织、人员、工作、报酬“四落实”，使其真正发挥第一道防线的作用。要重点把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这“两委”班子建好，“两委”班子的关键在两个“一把手”，同时要选准、配好治保会和调委会主任———只要他们“两个人”真正负起责任来，许多治安问题不出村就能解决。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切实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各级干部要尽职尽责，扎实工作，让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结出更加丰硕之果！

加强基层民主法制教育 强化基层民主法制建设

演讲稿也叫演讲词，它是在较为隆重的仪式上和某些公众场合发表的讲话文稿。 演讲稿是进行演讲的依据，是对演讲内容和形式的规范和提示，它体现着演讲的目的和手段。希望《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论析演讲范文》一文能帮助您解决关于2024“建设方案范文”相关的问题，再次感谢您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