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析公共政策的适用问题演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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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原告卢淑花。
被告卢庆期。
2002年7月3日下午，原告卢淑花未成年的儿子陈广宏（10岁）、女儿陈小春（8岁
）在新桥溪靠原告居住地上坂自然村的河边并在原告不在场监护下玩耍，不慎掉
入被告卢庆期在该河边采砂后形成的水坑溺水死亡。经漳平市公安局新桥派出所
确认，事故现场的河边有被告的一艘捞砂船，在该河边捞砂作业现场未设置安全
标志及采取安全措施。另查明，被告2001年1月已经向漳平市水利电力局办理了河
道采砂许可证，被告采砂的行为也在该范围内。事故发生后，被告卢庆期为此只
给付原告人民币7000元，其余不再承担任何责任。原告卢淑花则认为被告卢庆期
在该河边采砂后形成的水坑没有回填、恢复原状给公共安全造成隐患和捞砂作业
现场没有设置警示标志、采取安全措施以致原告两子女溺水死亡为由，诉请法院
要求判令被告承担给付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总额63390元中的60%即人民币38034元
，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审判]
法院认为，被告卢庆期在该河边采砂后形成的水坑没有回填、恢复原状给特定安
全造成隐患，并在捞砂作业现场没有设置警示标志、采取安全措施，未尽适当的
注意义务，造成原告两子女溺水死亡，对此被告卢庆期应负次要责任。原告卢淑
花对自己子女到危险地带玩耍，未尽监护义务，造成其俩子女溺水死亡，对此应
负主要责任。根据法律有关规定，判决
㈠被告卢庆期应赔偿原告卢淑花死亡赔偿金、丧葬费30%，计人民币18111元（被
告卢庆期已给付原告人民币7000元，在执行中可抵扣），该款限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一次性付清。
㈡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㈢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531元，其他诉讼费人民币200元，合计人民币1731元，由
原告负担人民币907元，被告负担人民币824元。
判决后，双方均服判。
[评析]
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对公共利益保护上出现了一些认识上的分歧，由此出现三种
不同的处理结果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原告子女溺水死亡处是在被告采砂的河
段靠原告居住地上坂自然村的河边，该河边不是经常多数人生产、生活的地点，
该河边不属公共场所，被告不负注意义务，对该事故不承担责任；第二种意见认
为，被告采砂作业河段是属所在上坂自然村的农田浇水区，是村民经常活动的地
方，应属于公共场所，被告对采砂形成的水坑没有回填，给公共安全埋下隐患，
且被告并没有在采砂作业区设立警示标志或采取其他安全措施，即使是成年人也
避免不了死亡的威胁。因此，被告对原告两子女的死亡应承担主要责任，作为监
护人应当承担次要责任；第三种意见认为，原告子女溺水死亡处是在被告采砂的
河段靠原告居住地上坂自然村的河边，该河边只是特定人经常出入的地方，不是
不特定人生产、生活的经常出入地点，该河边不属公共场所。该河边虽不属公共
场所，但被告应履行一般注意义务，对该事故应负一定（次要）责任。
笔者认为，本案涉及的是民事中的公共政策中的公共利益问题，在中国这一领域
较为不引人注意，但随着法制进程的不断深入，遇到这类的问题越来越多，记得
前一段浙江省也报道一起因捞砂而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在福建省漳平市今
年就有三起这样的事故，法官作为司法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具体操作者，对此
类法律规定不明的案件，就应引入社会公共政策的观点和理论，唯有如此所作出
的判决才能以理服人，才能形成一种具有现实意义、又具有法律意义的判决。本
案如果没有引入这些理论，说服别人只是皮毛而已。
笔者认为，第三种意见是正确的，但这种判决必须引入一个公共政策理论来加以
说明。所谓的公共政策，是指公共性的一些场所、行为、社交以及各种各样与不
特定人相关联的因素因某个人的行为而增加了风险程度，该某个人就应履行一定
责任义务，如果未履行并因此而造成一定后果的，法律虽然规定不明，但该某个
人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公共政策理论为发达的西方国家调整一些疑难的案件发
挥了巨大作用，并能作出充分的相应解释。法哲学家德沃金曾经对此做过这样专
门的论述，在他看来，在一个变迁的社会中，法律的发展同时受到法律原则和公
共政策的影响。其中，公共政策改变传统的规则，当公共规则被法官所适用后，
可以变成新的法律规则。
第三种意见的处理方式就含射着公共政策方面的内函，他认为该河段虽不是属
公共场所，但被告方仍应尽一般的注意义务，只是理由没有充分说明。笔者认
为，本案出事地点不属于公共场所，如果是公共场所，那被告方承担责任理所
当然。应当说，所谓的公共场所，应是指不特定人经常出入的地方，而该河段
虽然是原告方村庄特定几户人家的农田浇水区，但要上升为不特定人的经常活
动地，那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虽然有一些不特定人会到这个场所，但他们不
是经常性；虽然有特定人几户人家会经常到该河段，但那是特定的人，所以该
河段不属于公共场所。然而，不属于公共场所的地方是不是就没有法律来保护
她的完整性和安全性？按现行的法律来看确实没有这方面的具体规定，解决这
类案件确实有很大困难。在侵权方面，在我国，一般侵权损害必须同时具备损
害事实客观存在、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有因果关系、行为人有过错、行为违法
四个构成要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即使四个要件没有同时具备，但法律规定
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当事人也必须承担，这就是特殊侵权行为。特殊侵权
适用过错推定、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三种归责原则，但必须是法律有明文规
定。而本案中人身损害赔偿之诉，其事由不具有法律规定的其他特殊侵权损害
情形。本案有明显的加害人存在，不能适用无人因过错承担责任时才适用的公
平责任原则，因此只能按一般侵权损害适用过错，被告方没有侵权的故意，更
没有实施具体的侵权行为，因此，也不能依此规定承担法律责任。分析至此，
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在现行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驳回当事人的起诉似乎是正
确的。但我们也必须注意的是，本案中原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没有其他人能
够对其进行补偿责任原则。法律应该是以人类的生存和健康为终极关怀，因此，
在各种权益中，人的生命健康权毫无疑问居于首位。被告方虽无法定应当承担民
事责任的过错，但也不是与原告一家受侵害事件毫无关系。就这起案件而言，如
果驳回原告的起诉，则只能导致原告权利的失衡。因此，作为法官在没有具体法
律规则可以适用的情况下，并不能简单地推卸自己的责任，驳回原告的起诉，而
应该关注的是法律的基本原则和法官本身所肩负的使命，那就是公平与正义。因
此，就本案而言，援引基本原则的规定，对原告进行一定赔偿，无疑更符合人类
的良知、社会的共识、法官的职责和法律的本义。而我们这里所指要引用的基本
原则就是公共政策中的公共利益。当然目前，我国就公共政策而言，制定上主要
是由行政机关和职能部门负责，但法院作为公共政策主要的适用者，她对公共政
策的形成和完善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目前我国对公共政策适用在法律界
并不是很多和公共政策立法缺失的情况下，作为法官就更有责任结合经验法则和
公共利益的特性，扩大公共政策的共同性的适用。本案如果我们按共政策中的公
共原则来进行判断的话，问题就迎刃而解。
本案的被告方在捞砂作业时，已经改变了原来的河床地貌，而且深度已经无法
确定，在水质没有办法透底的时候，危险性明显增加，根据公共利益原则，这
时被告方就应当履行相应的告知他人的注意义务，并应对哪些弱势群体设置安全
措施，否则哪怕有一个人只有一次到过这个地方，并基于生活常识或以往的经验
而出险，那被告方就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本案被告方对原告俩个孩子的出险
问题承担相应的责任是正确的，监护人对被监护人因未尽到监护责任，而到经验
常识判断危险系数较大的场所（如河边、工厂、矿山等等）而出险的话，其监护
责任也应相对加大。因此本案第三种处理意见：监护人负主要责任，被告负次要
责任是正确的，理由也是充分的。
应当说明，该案件判决后，双方均服判，从这个案件当事人接受程度来讲，引用
公共政策公共利益原则来处理一些疑难问题更能做到合理合法，也说明公共政策
在我国有着广泛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

（福建省漳平法院叶文炳）

案析公共政策的适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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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适用概念辨析演讲范文

法的适用概念的内涵及其外延是什么呢？对此在法学理论上是存在争论的。
沈宗灵先生认为（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34页），以实施法律的主体和法的内容为标准，法的实施方式可以分为三种：法的遵守，法的执行，法的适用。法的遵守的广义就是法的实施，法的遵守的狭义是指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以法律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依照法律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活动。法的执行的广义是所有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实施法律的活动，法的执行的狭义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法行使管理职权、履行职责、实施法律的活动。人们把行政机关称为执法机关，就是在狭义上适用执法的。法的适用，通常是指国家司法机关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由于这种活动是以国家名义来行使，因此也称为“司法”，法的适用是实施法律的一种方式。
法的适用发生的情形有两种情况，第一，当公民、社会组织和其他国家机关在相互关系中发生了自己无法解决的争议，致使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无法实现时，需要司法机关适用法律裁决纠纷，解决争端。第二，当公民、社会组织和其他国家机关在其活动中遇到违法、违约或侵权行为时，需要司法机关适用法律制裁违法、犯罪，恢复权利。
因此，法的适用的特点如下。（1）法的适用是由特定的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按照法定职权实施法律的专门活动，具有国家权威性。在我国，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是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的专门机关，其他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从事这项工作。在中国，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查权。（2）法的适用是司法机关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实施的活动。（3）法的适用是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活动，具有严格的程序性及合法性。司法机关处理案件必须依据相应的程序发规定，保证正确、合法、及时的适用法律，实现司法公正。（4）法的适用必须有表明法的适用结果的法律文书，如判决书、裁判书和决定书等。为了保证法律的正确适用，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司法机关适用法律必须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有司法公正、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国家赔偿与司法责任等。
而人大的孙国华、朱景文先生则认为（见孙国华、朱景文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13页），以法律规范是否需要国家机关的干预才能实施和实现为标准，法的实施可分为法的遵守和法的适用。
法的遵守是指全体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国家公职人员和全体公民按照法律规范的要求行为，实施法律规范活动。
法的适用则在需要国家机关的干预下才能将法律规范予以实施和实现的情况下产生的，是指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授权单位按照法律的规定运用国家权力，将法律规范运用于具体人或组织，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专门活动，它使具体的当事人之间发生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或对其适用法律制裁。司法机关依法运用法律规范处理具体案件的“司法活动”，是法的适用的典型的，重要的形式。因此，法的适用属于依法进行的个别调整，是在出现了必须由国家专门机关干预，法律规范才能得到实现的情况下产生的。
法的适用的情形为：（1）当法律关系各方出现争执时。（2）当发生违法犯罪时。（3）当某一种社会关系或事实对社会或对当事人具有重要意义，它的产生或存在必须有国家主管机关的确认、监督和检验它是否真实时。（4）当实现法律规范的必须由主管国家机关给予支持时。
法的适用的分类，若按照法的实现的正常形式和非正常形式则可分为两大类，即对法律规范处理部分的适用（调整性职能的适用法的活动）和对法律规范制裁部分的适用（在违法情况下国家机关给予制裁的活动）；若按照适用法的主体不同，可分为国家权力机关适用法的活动，国家行政机关适用法的活动，国家司法机关适用法的活动等。因此，法的适用又具体包括司法适用、行政适用、仲裁和调解。
司法适用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行使司法权、运用法律处理具体案件的专门活动。行政适用又称为行政执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将法的一般规范适用于特定行政相对人或事，调整具体行政关系的活动。
社会主义法的适用的基本原则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过错责任原则、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原则、事实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
通过上述两种观点的叙述，可知北大版和人大版关于法的适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大不一样的。最明显的差别在于法的适用的主体是不一样的：北大版的法的适用的主体仅为国家司法机关，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而人大版的法的适用主体除国家司法机关外，还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
比较而言，沈宗灵先生的关于法的适用的内涵和外延的观点更可取。因为其分类标准科学，条理清晰，范围明确。人大版的法的适用的分类标准在内涵和外延上均较模糊，划分不清，不具有科学性，而且此种分类标准中的“国家干预”其具体涵义又如何理解呢？明显可以看出，在此分类中，“法的适用”其实也是“法的遵守”，因为国家机关的干预而将法律规范予以实施和实现的活动，即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授权单位按照法律的规定运用国家权力，将法律规范运用于具体人或组织，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专门的活动（法的适用），也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按照法律规范的要求行为，实施法律规范的活动（法的遵守）。如此一来，“法的适用”与“法的遵守”根本就未区分开。
2000年司法考试第一卷第41题是这样的：下列哪些行为不符合我国法律的适用原则？
A. 法官乐某为办好案件与原、被告双方的代理人分别有多次私下接触
B. 族长决定强奸案的被害人赵某及家人不许向公安局报案，由强奸实施人董某向赵某赔偿5000元
C. 在处理合同纠纷时，诸葛法官接到市委书记的批条，指示不能判外地企业胜诉
D. 监狱根据法定的情况没有将因贪污、受贿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的原局长万某收监执行
本题测试的是我国法的适用原则，实际上本题考的是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那么，此题的答案如何呢？有些书本（见岳西宽主编，《2003年国家司法考试试题分类精析与应试技巧》，中国工商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8页）认为是ABC。根据上述对法的适用的理解，我认为，此题答案有待商榷。
前述题目中，ABC三项是属于法的适用，但违反了“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原则”，符合题意，应选是无疑问的。问题在于选项D是否属于法的适用以及符合法的适用原则？若以人大版为准，则选项D中的监狱收监行为也是国家干预的行为，是属于法的适用也符合法的适用原则，因此，不符合题意，应排除，最终答案为ABC。若以北大版为准，则选项D中的监狱既不是人民法院也不是人民检察院，也更不是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因此，选项D不属于法的适用更不用说符合法的适用原则，只是法的执行。所以，选项D也符合题意，最终答案应为ABCD。我认为答案应为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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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宿州学院）
法的适用概念辨析

“法的适用”概念辨析演讲范文

唐伟元

法的适用概念的内涵及其外延是什么呢？对此在法学理论上是存在争论的。
沈宗灵先生认为（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34页），以实施法律的主体和法的内容为标准，法的实施方式可以分为三种：法的遵守，法的执行，法的适用。法的遵守的广义就是法的实施，法的遵守的狭义是指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以法律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依照法律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活动。法的执行的广义是所有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实施法律的活动，法的执行的狭义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法行使管理职权、履行职责、实施法律的活动。人们把行政机关称为执法机关，就是在狭义上适用执法的。法的适用，通常是指国家司法机关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由于这种活动是以国家名义来行使，因此也称为“司法”，法的适用是实施法律的一种方式。
法的适用发生的情形有两种情况，第一，当公民、社会组织和其他国家机关在相互关系中发生了自己无法解决的争议，致使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无法实现时，需要司法机关适用法律裁决纠纷，解决争端。第二，当公民、社会组织和其他国家机关在其活动中遇到违法、违约或侵权行为时，需要司法机关适用法律制裁违法、犯罪，恢复权利。
因此，法的适用的特点如下。（1）法的适用是由特定的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按照法定职权实施法律的专门活动，具有国家权威性。在我国，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是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的专门机关，其他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从事这项工作。在中国，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查权。（2）法的适用是司法机关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实施的活动。（3）法的适用是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活动，具有严格的程序性及合法性。司法机关处理案件必须依据相应的程序发规定，保证正确、合法、及时的适用法律，实现司法公正。（4）法的适用必须有表明法的适用结果的法律文书，如判决书、裁判书和决定书等。为了保证法律的正确适用，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司法机关适用法律必须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有司法公正、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国家赔偿与司法责任等。
而人大的孙国华、朱景文先生则认为（见孙国华、朱景文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13页），以法律规范是否需要国家机关的干预才能实施和实现为标准，法的实施可分为法的遵守和法的适用。
法的遵守是指全体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国家公职人员和全体公民按照法律规范的要求行为，实施法律规范活动。
法的适用则在需要国家机关的干预下才能将法律规范予以实施和实现的情况下产生的，是指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授权单位按照法律的规定运用国家权力，将法律规范运用于具体人或组织，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专门活动，它使具体的当事人之间发生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或对其适用法律制裁。司法机关依法运用法律规范处理具体案件的“司法活动”，是法的适用的典型的，重要的形式。因此，法的适用属于依法进行的个别调整，是在出现了必须由国家专门机关干预，法律规范才能得到实现的情况下产生的。
法的适用的情形为：（1）当法律关系各方出现争执时。（2）当发生违法犯罪时。（3）当某一种社会关系或事实对社会或对当事人具有重要意义，它的产生或存在必须有国家主管机关的确认、监督和检验它是否真实时。（4）当实现法律规范的必须由主管国家机关给予支持时。
法的适用的分类，若按照法的实现的正常形式和非正常形式则可分为两大类，即对法律规范处理部分的适用（调整性职能的适用法的活动）和对法律规范制裁部分的适用（在违法情况下国家机关给予制裁的活动）；若按照适用法的主体不同，可分为国家权力机关适用法的活动，国家行政机关适用法的活动，国家司法机关适用法的活动等。因此，法的适用又具体包括司法适用、行政适用、仲裁和调解。
司法适用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行使司法权、运用法律处理具体案件的专门活动。行政适用又称为行政执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将法的一般规范适用于特定行政相对人或事，调整具体行政关系的活动。
社会主义法的适用的基本原则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过错责任原则、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原则、事实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
通过上述两种观点的叙述，可知北大版和人大版关于法的适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大不一样的。最明显的差别在于法的适用的主体是不一样的：北大版的法的适用的主体仅为国家司法机关，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而人大版的法的适用主体除国家司法机关外，还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
比较而言，沈宗灵先生的关于法的适用的内涵和外延的观点更可取。因为其分类标准科学，条理清晰，范围明确。人大版的法的适用的分类标准在内涵和外延上均较模糊，划分不清，不具有科学性，而且此种分类标准中的“国家干预”其具体涵义又如何理解呢？明显可以看出，在此分类中，“法的适用”其实也是“法的遵守”，因为国家机关的干预而将法律规范予以实施和实现的活动，即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授权单位按照法律的规定运用国家权力，将法律规范运用于具体人或组织，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专门的活动（法的适用），也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按照法律规范的要求行为，实施法律规范的活动（法的遵守）。如此一来，“法的适用”与“法的遵守”根本就未区分开。
2000年司法考试第一卷第41题是这样的：下列哪些行为不符合我国法律的适用原则？
A. 法官乐某为办好案件与原、被告双方的代理人分别有多次私下接触
B. 族长决定强奸案的被害人赵某及家人不许向公安局报案，由强奸实施人董某向赵某赔偿5000元
C. 在处理合同纠纷时，诸葛法官接到市委书记的批条，指示不能判外地企业胜诉
D. 监狱根据法定的情况没有将因贪污、受贿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的原局长万某收监执行
本题测试的是我国法的适用原则，实际上本题考的是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那么，此题的答案如何呢？有些书本（见岳西宽主编，《2003年国家司法考试试题分类精析与应试技巧》，中国工商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8页）认为是ABC。根据上述对法的适用的理解，我认为，此题答案有待商榷。
前述题目中，ABC三项是属于法的适用，但违反了“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原则”，符合题意，应选是无疑问的。问题在于选项D是否属于法的适用以及符合法的适用原则？若以人大版为准，则选项D中的监狱收监行为也是国家干预的行为，是属于法的适用也符合法的适用原则，因此，不符合题意，应排除，最终答案为ABC。若以北大版为准，则选项D中的监狱既不是人民法院也不是人民检察院，也更不是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因此，选项D不属于法的适用更不用说符合法的适用原则，只是法的执行。所以，选项D也符合题意，最终答案应为ABCD。我认为答案应为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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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适用”概念辨析

法析非典论古今之道演讲范文

[摘要]：从旧时各朝官员隐瞒疫情到现代SARS的肆虐，不难看出有一种传统文化一直在影响我们的生活，事实上如果没有此次SARS的疫情，那么能有多少人知道中国早在1989年就有了《传染病防治法》，其里面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各级政府有关主管人员，和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不得隐瞒，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疫情。正是这种广场文化使社会主义中国的法治实施起来阻力重重，困难重重。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因此，笔者将在本文对这种“文化”法治，权利三者冲突问题谈一下自己的观点，望做到抛砖引玉，以期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传统文化， 法治 ，公民权利的自我价值 ，健康权
（一）法治实施与此类文化的冲突
在SARS出现之前，隐瞒疫情之类官场文化在中国已是屡见不鲜，他就像一颗毒瘤，时时刻刻阻碍着中国这条巨龙的腾飞。与SARS疫情的斗争表面上看是其中国乃至全世界医药科技力量的体现，在我看来，更像是这类“传统文化”与法治，权利 一次赤裸裸的正面对话。尤其是SARS横行无忌，简直是对中国目前法制建设及个人权利的一种嘲讽。
由此看来，此类“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下的中国是留不得的。⑴这些年一批法学家反而排斥，反对现代法治和权利话语，主张维护旧有的“潜规则”“文化”或曰“特殊知识”强调这种本土资源的主要性，主张法治应当尊重这种“文化”，这种“特殊知识”而不是相反。
不错，真正有益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保护。在*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对本土资源采取的政策，一贯是取其精华，舍弃糟粕。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化，非盲目性。
这次疫情之所以能迅速的蔓延，绝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其行政管理部门办事不力，隐报，谎报疫情所致。出现这么大的漏洞并不是某一个部门所能办到的，它的实现是由一种“潜规则”或曰“特殊文化”之官场文化在作祟。这类“潜规则”正是上文所提之隐瞒疫情，诸此类传统文化。
此类文化对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影响最为显著。
非典初期，由于受到诸此类“传统文化”的影响，各行政部门一直对疫情采取隐而不报，报而不实的态度，直至《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在国务院第7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行政法治建设才有了开拓性的前进。在解读此条例中，笔者发现里面贯彻一种“三时（实）原则”即：“及时，确实，”。为何将此作为此条例核心？！
首先，我们从“三时（实）”涵义入手，由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到造成国家，公民的财产损失，人身伤害所允许的限度范围内的这段时间 我们称之为“及时”。
“确实”是指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所造成的损失应如实的公布于众，禁止隐瞒，或谎报更进一步来讲还包括各级部门的行政分工明确，不得擅离职守，更不可越职旁代。
“”是“及时”得以实施的法律保障，没有“”的存在，就谈不上“及时”和“确实”法律责任的承担。
这三时原则是我国法治顺利实施的有力武器，如果对他们利用不善，反之将成为“诸此类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源泉。
再从社会发展规律角度上看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其有反作用。同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过来上层建筑又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治建设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主要部分，其作用更无可厚非了。只有使法制体系不断的完善，才能使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而目前，法治实施的瓶颈就是中国三千年封建制度遗留下的“诸此类官场文化”或曰“特殊知识”。只有解决其与法治实施的冲突问题，中国法治建设才会有质的飞跃。
由此看来，此次国家对SARS疫情的全力防治正是行政法治对“此类传统文化”进行的一场没有硝烟的反击战。
（二）公民权利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这个问题上，先对公民权利概念进行界定，公民权利即公民权，它与法人的权利，外国人的权利等概念相对应。⑵公民权是指国民依法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权利。⑶这种分析得出公民权是公民权利的简称。公民权利可分为公民基本权利和公民一般权利,公民实体性权利和公民程序性权利。其中公民基本权利是由一国根本法来确认的，其他公民权利在一国法律体系中予以详细规定。公民的人身权既是如此。
在此次SARS中受到侵害的权利莫过于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了。
健康权即（健康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身权利受到国际法和各国法律的普遍保护。我国民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包括生命权，人身权，健康权。健康权是生命健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侵害生命健康权的侵权行为通常也分三种情形：侵害生命权，即致人死亡；侵害身体权即伤害身体完整性；侵害健康权，即损害健康致人患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定义，侵害健康应当涵盖侵害躯体健康和侵害精神健康。而SARS的侵袭，由于诸“此类传统文化”的影响导致疫情没有及时控制住，因而在防治的初期管理部门出现了谎报，漏报的现象。这一切不仅对国人身体造成损害更在精神上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可谓是对公民权利赤裸裸的漠视了。
再看法律上的“权利”它是指由法律所赋予的受到法律的支持与保障的一种力量，即所谓法律之力⑷。这种力量是有支配标的物和支配他人的能力，并与特定利益要素相结合。健康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公民享有健康所带来的各种好处就是公民健康权的特定利益要素。因此健康权是特定公民依法享有的法律之力。
健康权是公民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是与生俱得的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利益。因而，健康权受到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各类法律规范的严密保护。在法律支持保护下，从而决定了任何人的行为，活动都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这就是任何人相对于其他人所应履行的义务及应遵守的法律规范。
健康权的保证正是对公民权利自我价值的一种肯定。非典的出现一方面是对公民权利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挑战，另一方面又是对中国现阶段法制建设实施的考验。
可以看得出来，公民的权利在某些时期，某个阶段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这说明公民权利自我价值的实现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后盾保证-法治体系的健全。
在封建社会形态中权力的定位是国家统治者 君主至上正是对公民权利的否定。而社会主义下的中国由国之根本大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恰恰证明的公民权利自我价值不是一种抽象的不证自明的普遍价值，而是无数生活经验中得出来的共识，甚至来自无数人自己的生命体验。
SARS事件中，公民权利的忽视，这正是中国“诸此类传统文化”的直接体现。而此类传统文化即为一种不证自明的普遍价值，这正是与公民权利自我价值相对立的。⑸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长达十年巨大灾难的*，到日常生活中一些平民百姓遇到的不白之冤，种种无情的事实都说明如果没有法治或者法治得不到尊重，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必然会给社会，国家，人民造成严重损害，后果极其可怕。
因此，保证公民权利自我价值的实现，就是对社会，国家，法治实施的一种肯定，更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保证。
这次SARS肆虐再次以惨痛的事实提醒人们法治，权利是何等重要，提醒国人诸此类无视法律，漠视权利的“传统文化”或曰“特殊知识”之危害何其深远。同时也提醒人们中国的法治建设虽有不小的进步，但仍任重道远，因此现阶段应加强法制体系的完善，法治的实施，及公民权利自我价值的强化，杜绝那种“诸此类传统文化”或曰“特殊知识”的蔓延，建立一个完善的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国家。
⑴ 刘洪波 《南方周末》2003，7。17 11版 纵横谈
⑵夏勇《人权概念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导言部分第3页
⑶赵树民 著《比较宪法法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40页
⑷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2,63页
⑸刘洪波 《南方周末》2003，7。17 11版 纵横谈
法析非典论古今之道

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论析演讲范文

作 者 闫弘宇
所在单位 东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法律系
通信地址 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政法学院 法律系
邮政编码 130000

摘 要
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我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重大发展。二十几年来，我国法制的建设与发展，正是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顺利进行的，研究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对于认清我国现时期法治发展规律，明确法治建设方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于通过深入地分析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整体结构和主要内容，深入地分析我国法治发展的规律，为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系统的理论参考。
本文在写作中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和材料。在对邓小平相关论著认真研读的基础上，深刻地分析了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创造性地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整体结构作了充分的阐释，并通过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主要内容的详尽论述，明确了其对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历史意义。同时，通过全文的论析，总结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的基本要求。
通过本文的论证，我们看到，正是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才有了我国二十几年来法制建设的飞速发展，才形成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使得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大踏步地前进。他的法制建设思想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法宝，是我们过去和现在法治建设的重要指南，也是我们在今后法治建设中需要始终贯彻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重要理论武器。

主题词： 邓小平 法制 法治

引 言
关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国内理论界的研究较多，但所使用的概念、阐释的角度多有不同，诸如“法制思想”、“法治思想”、“法律思想”以及“民主与法制建设思想”，从论述的内容上看，大都阐释了其法制建设思想的某一个方面，目前尚没有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结构上深入地分析，理论上缺乏整体性论述。国外的部分学者，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虽也高度重视，但研究就更为有限。本文将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从总体上加以分析、论述，使我们清楚、明确地掌握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整体脉络，这对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研究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首先要明确“法制”和“法治”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制通常有三种意义上的理解。（1）是指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的简称，这是从广义上、静态意义上理解的法制。在此意义上，只要有国家制定法律和制度，便有法制，《中国法制史》和《外国法制史》这两门法学学科中的“法制”指的就是法律和制度。（2）是指按照依法办理来治理国家的一种治国方式、原则和制度，这是从狭义上、动态意义上理解的法制。在此意义上，君主专制和封建特权的社会制度下不可能实现“以法治国”，只有在民主的社会制度下，才能实现“以法治国”，故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没有法制，只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才有法制可言。这种意义上的“法制”同“法治”含义相同。（3）是指由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各个环节结合起来协调运行的有机统一整体，这是从动态和静态相结合的意义上理解的法制。这种意义上的法制，既包括国家创制的法律制度，又包括法律在现实中的运行和实现的过程，且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环节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此意义上，只有近代以来的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才有法制。对法治的理解也有两种不同的含义：（1）是指中国古代法家提出的治国主张。源于春秋时期管仲、子产、邓析等革新家的思想，经战国时期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等发展，至韩非时集其大成，秦始皇以其为立国指导思想，大力推行。（2）是指西方政治家、法学家提出的严格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一种治国方式和理论思想。西方的法治思想最早是由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其主张建立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反对一人专制和“贤人政治”，与人治相对立。这种思想为近代启蒙思想创立民主与法治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他们主张依法治国，并把法治与民主联系起来，提出主权在民，宣称法律至高无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特权，夺取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提供思想武器。现代法治是与民主密切相关的，它除了强调以法治国，还注重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制约，以极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1]
应当说，邓小平在其论著中所使用的“法制”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体现了上述法制的第（1）种含义和法治的第（2）种含义，为了阐释的便利，本文在论述中所使用的法制即为其第（1）种含义，使用的法治为其第（2）种含义，而对邓小平关于“法制”思想的整体性论述，称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

一、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
任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历史、现实根源。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伴随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而逐步完善的。它的形成同样有着深刻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条件，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理论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共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实现了法学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1848年到1883年，恩格斯在直接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进一步分析批判了剥削阶级法律制度，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法律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具体途径，更加深入地阐明了法的本质和运动规律。从1883年到1895年，恩格斯继承马克思的遗志，更加全面、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在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他们的法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理论中只是阐明了法的起源、法的本质以及法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其他现象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对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如何建设法制并没有提出具体、系统的观点，但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形成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后人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则为社会主义法制的产生创造了前提。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第一天起，列宁就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工作。在列宁的参加和指导下，苏维埃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决议。其中，1918年颁布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则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列宁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崭新的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法学宝库。为我国法制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开创者，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早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是当时中国人民的大宪章。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设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比较理想的法制国家，并为此做出过巨大努力。1954年，毛泽东亲自领导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强调了宪法应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并指出：“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明确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同时，他还强调指出：“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 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讲到“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后来他又讲到“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
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从邓小平的法制建设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制理论有着深刻的理解。例如，他在后来强调法制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问题上，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与经济基础论述的现实阐述，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法制理论的现实补充。对于列宁的建国法制理论，邓小平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给予了大部分的肯定，并吸收、借鉴了其合理部分。他的许多论证，诸如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立法思想、经济法制思想等都是对列宁法制建设思想深入阐述和合理借鉴。对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完成的我国法制建设工作，邓小平是持批判地继承态度的，既肯定和继承了其合理成分，同时又将一些错误予以及时的纠正。例如在邓小平指导下制定的我国82年宪法，就是对54年宪法的肯定，对75年、78年宪法的错误思想的纠正。
可以说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是在充分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法制建设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实际发展起来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再创造。
第二，建国以后我国法制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成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对中国法制基础薄弱、人们法制观念淡薄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将法制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1950年4月30日，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1954年9月20日，由全国一亿五千万人参与讨论和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得以通过，国家根本大法的诞生为中国法制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但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党和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估计的失误，加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不足等原因，党的指导思想陷入了“左”倾，并逐步走向极端。阶级斗争被盲目扩大化，同时社会上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之风盛行，法律形同虚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法制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这就成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得以形成的历史依据。
第三，改革开放和工作中心的转移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现实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度地进行宏观调控，增强市场竞争活力。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逐步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加以保障，需要有法律将已有的改革成果固定下来，同时市场经济的建设是全方面的建设，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领域的改革和调整都需要在法律的指导下有序地进行，社会迫切地需要健全的法制。这就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现实条件。事实证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也正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第四，国际法制日渐趋同的大趋势，是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在各国谋求经济发展，以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各个国家以及各种国际经济组织都在加强立法，以更好地促进和保障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各国的法制建设与发展也在谋求平衡和统一，只有各国法律的相互融通才能更好地促进各国经济的相互往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与国际的交流日益频繁，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强自身法制建设的同时，努力谋求法律与国际接轨。在这样的大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法制建设的任务越发显得艰巨，这就需要一个系统、完善的法制建设思想对我国法制建设总的发展加以指导，以避免法制建设与发展中的盲目性，这就成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创新，逐步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思想。
二、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基本结构
在邓小平的法制建设思想中，始终贯彻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矢志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法制建设基本原则。在这样一个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的指导下，邓小平对我国法制建设的诸多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从总体上看，他的法制建设思想主要包括了两个层次，一个是社会主义法制思想；一个是法治思想。在改革开放之初到二十世纪中后期，我国法制建设比较薄弱的情况下，邓小平集中提出了一系列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思想，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理论，并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了根本性的要求。在我国大力加强法制建设，法制与民主建设逐步成熟的同时，尤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邓小平又将法制建设的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将传统的“法制”升华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从而为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法制到法治的变化，是邓小平对我国法制建设的重大贡献，他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一）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理论精髓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同样也是邓小平思想的精髓。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中当然也始终贯穿着这一理论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提出了诸多的内在要求：
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要充分认识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认清法制的本质，批判地吸收一切可吸收、利用的合理因素，建立符合国内、国际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法制建设应当反映我国现实的政治、经济情况，要尊重我国的历史传统，要考虑到人民的生活习惯。做到法律的制定能够反映出真实的社会实际，能够真正地为调整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服务。从本质上看，法制建立在国家制度基础上，是国家制度的一个方面，因此它与专制不相对立，不与国家的形态相对立。此种情况，决定了我们对于资本主义法制建设中的合理部分可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区别地予以吸收，以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这就要求在我国的法制建设中，对于国外的先进经验要大胆地解放思想，要充分地实事求是。
其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在我国法治的建设历程中，充分认识法治本质的基础上，广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依法治党、依法行政，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法治是建立在广泛的民主之上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重要的是要营造出一个民主、宽松的社会环境，使民主广泛地、真实地深入到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以及社会生活中去。在这一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长期闭锁门庭导致的对世界先进的法治文明成果的戒惧，几千年的封建人治思想还在我国一定范围内持续。要清除这些障碍，就要在全党、全民中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学习、借鉴世界法治文明基础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同时更要坚持实事求是，用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客观标准，排斥人治思想的干扰，树立法律的权威地位。
再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做到司法公正和程序正义，准确地适用法律，审理案件，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追究一切违法、犯罪行为。在审理案件中，对于不同的案件，要区分不同的性质，分别予以对待。审理民事、经济案件，要注意使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审理行政案件，要认识到原告、被告之间在实体上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特殊关系，敢于否定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树立人民群众纠正违法行政行为的信心，更好地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审理刑事案件，不仅要靠“严打”，还要注意教育、感化和挽救。维护社会的稳定，不单要着眼于打击犯罪的数量，还要从大局考虑，努力从教育、改造入手来避免犯罪和减少犯罪。
最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国家加强法律的宣传和引导，普遍开展法律、法治社会教育，不断增强社会公民的法律、法治意识。法制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是长期的，要加强法律人才的培养，促进人们法制观念的提高。从长远的角度看，重要的是要从“娃娃”开始。在当前，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干部的教育，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使之正确、完整地把握国家法制建设的精神实质，依法行政，最终实现依法治国。
（二）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基本原则
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中，始终贯穿这样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纵观我国二十几年的法制建设与发展，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无不体现了这一原则的具体运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新时期的基本路线，作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基本原则有着深刻的内涵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法律从来就是一切统治阶级用以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要手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注意力和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这就需要发挥法律调整经济关系的重要作用，将保护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作为法制发展的首要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法制发展的重要原则。只有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使法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不应当是盲目的、随意的，应有计划，有意识地进行。而这种计划性、意识性就应该体现我国现时期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行，牵动着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即带动各领域的共同发展，同时也受到各领域发展的制约。要保障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就要以法制来确立一个有序的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的确立应当照顾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有一个前提，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例如我国有关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一方面保护了智力劳动的成果，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商标法》即确立了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同时又营造了正当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以将党和国家发展经济的重大战略方针和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使之规范化、条文化，便于操作，并赋予它们普遍的约束力，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贯彻实施，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二，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重要原则。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我国的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健康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相结合的具体实践，只有保证其社会主义方向，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而这种实践活动要有社会主义法制的保证才能顺利进行。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制定出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法律，在社会主义法律所营造的社会环境中才能使我国经济建设矢志不渝地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健康发展。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决不允许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另一方面，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使法律切实地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而四项基本原则正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在我国，要使作为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律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就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第三，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为改革开放服务。
改革开放是我们打破闭关锁国，增进国际交流，吸引外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的重要手段，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邓小平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 “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有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作为保障，用法律将改革的成果固定下来，才能更好地实行改革，进行开放。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许多外商有意来我国投资，但由于当时我国还没有制定有关保护外国人投资的法律，以至许多外商担心政策会变，不敢进行投资，有的外商虽进行了投资，但数量和规模都很有限。直到我国相继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相关法律，才打破这一僵局，来华投资的外商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这种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始终坚持为改革开放服务，才能使改革开放深入进行，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
在邓小平的法制建设思想中，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使用了“法制”一词，极少使用“法治”这一概念，但分析其具体环境和精神实质，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在他所使用的“法制”一词中是包含了法制和法治两种不同含义的。邓小平将传统的“法制”升华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这使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虽然仅一字之差，但其所根源的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基础却是天差地别。其所标志的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程度也是不可等同视之的。传统的“法制”与现代的“法治”有着迥然不同的含义：
首先，二者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不同。法治必须以国家的民主为前提和基础。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的成活土壤。法治是与任何形式的专制相对立的，是民主的具体贯彻和执行。法制却不需要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它只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国家制度基础上。法制的存在并不需要民主，使得它与各种专制并不相互排斥，而且还可以建立在专制的国家制度之上，从而与民主相互对立和排斥。
其次，二者的性质明显不同。法治是一种治国方略、治国体制和治国机制。它的性质与人治针锋相对，格格不入。厉行法治，就是要从根本上确认和实施“法律至上”的原则，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从而排斥人治，排斥权大于法、言大于法或者领导人的意志高于法律的现象。法制从性质上讲，只是一国的基本制度，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而言的法律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它并不针对于人治，因此并不排斥权大于法，将领导人的讲话作为“法”而至于权威的地位，这并不与法制相悖。
再次，二者所治理的内容、对象和范围均有所不同。法治所治理的内容、对象和范围是广泛的，在法律至上的情况下，几乎整个国家的各个领域都被法治所涵盖。处理、解决任何事情的标准不是个人的意志或什么领导人的讲话，而应当严格以法律为标准。而在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传统的国家，厉行法治所针对的对象首当其冲的便应当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用宪法和法律规范各级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而在此基础上，其次才是规范社会运行和社会公民的行为。法制的内容、对象和范围相对狭小，作为一定阶级所确立的法律制度，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社会的普通百姓，主要内容表现为“治民”。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对历史深刻反思的基础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将人治发展到极端的历史时期的沉痛教训，在大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开始逐渐明确地提出要实行法治，反对人治。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思想的同时，就开始表达了法治的思想。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这就表明了法律要上升到高于领导人的意志的权威地位。在法制建设逐步完善的情况下，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实行法治，反对人治。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之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我认为过分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三个月后，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教授时又说：“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法治思想的提出，并不是盲目的，它已经具备了相应的现实条件，也可以说邓小平法治思想的提出正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厉行法治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具备。法治的形成离不开一定商品经济形式作为其生长的土壤和发展的动力，现代法治必须建立在商品经济的高级形式——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经过改革开放，伴随着《民法通则》的颁布和相关经济法律制度的确立，我国的市场经济的规模已经基本形成。原有的权力垄断经济所赖以存在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复存在，人治也就失去存在的现实基础。
第二，厉行法治的政治基础已经形成。法治与人治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法治必须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础之上。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实现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虽然在建国后我国实行了社会主义的民主，但早期的民主政治仅局限在民主方法或民主作风之上，并没有把它提高到具体的政治制度层面来认识。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我国的民主政治的飞速发展，法律制度的逐渐完善，政治体制的不断改革，使人民的民主得到空前的发展，民主的政治制度也得到空前的发展，为厉行法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第三，厉行法治的社会观念基础已经初步形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政治、经济民主的不断深入，在全民中传统的人治观念开始淡化，对西方先进民主思想的接受，使得人们在寻求个性发展的同时，不断要求民主在全社会的各个领域内得到实现，人们的民主观念得到空前的提高，厉行法治的观念基础也已经初步形成。
三、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思想
邓小平同志多次阐述了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将其作为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并且一再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全面的建设，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民主和法制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经济建设的同时没有充分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是不行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到稳定、协调的发展，使社会主义社会得到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民主和法制与现代化建设是密切统一的，民主和法制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建设高度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
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靠社会主义法制来保障。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把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作为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他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 他的这种提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意义，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到底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法制”制度，以及如何运用这种“法制”制度充分保证人民政权的民主、稳定、繁荣和发展，在世界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一直没有得到圆满解决。“法制”始终没有被放在应有的重要地位，以至造成了很多无法挽回的严重失误和挫折。在我国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生命财产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正确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找出从根本上防止“文化大革命”再发生的办法，是保证我国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长治久安的关键。邓小平对此作了深刻的阐述：“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进一步得出结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 [10]邓小平在这里指出的政治制度、领导体制问题实际就是一个法律制度问题。他开始思考怎样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入手，防止和避免“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重演，保证国家的政治生活按照健康的轨道运行和发展。他说：“我们现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11]邓小平这里所说的就是只有以社会主义法制作保障，才能解决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健康发展的问题。为此，邓小平再次向全党重申：“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12]为我们运用社会主义法制来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80年12月，邓小平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3]邓小平在这里清楚而准确地表述了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关系。社会主义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目的和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保障；没有社会主义的法制，民主就没有保障。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法制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二者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就是强调要通过各种法律、法规把社会主义民主的各个方面用法律形式全面、具体地确定下来，依靠法制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第一，要在国家根本大法上对人民民主制度加以严格确立。“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4]宪法是对人民民主的最基本也是最权威的保证。第二，要对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做法律上的规定。要切实保障全体人民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各项公民权利”。[15]第三，要建立监督机制以确保人民民主权利不受侵犯。为了使人民能真正充分地行使民主权利，邓小平还提出了“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然而，民主通过法制确立下来，就不是任意的，必须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行使。邓小平多次批判那种不要法制，不受法律约束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阐明了民主自由权利必须依法进行的思想。1979年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当时一些社会现象，邓小平指出：“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我们能够允许这种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吗？”民主和法制是不可分的，“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 “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象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 [16]这些论述是邓小平在新时期的历史条件下关于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纲领性表述，说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方向是从人治走向法治，努力实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二）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我国法制发展的基本要求，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方针。这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他指出，要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17]这十六字方针对我国法制建设的主要领域都提出了基本的要求。有法可依是对我国立法工作提出的基本要求；有法必依是对全体社会公民守法的基本要求；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是对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基本要求。关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下文的论述中将有所涉及，这里只重点阐述一下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
执法必严要求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国家和人民赋予的行政执法权和司法权，克尽职守，执法如山，不徇私枉法，不放任任何违法行为，真正树立法律的权威，维护法律的尊严。一部好的法律能否发挥出良好的规范作用，这其中严格执法是一个决定性环节。没有严格的执法，法律就成为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意义。执法必严要求在执法的过程中正确适用法律，准确把握立法宗旨，做到客观、公正、准确、及时。这是妥善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所必要的。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很好地打击一切破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刑事犯罪，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及时、公正解决人民群众之间的各种纠纷，避免人民内部矛盾的扩大，使全体人民团结一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违法必究要求司法机关对于一切违法行为都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法律不承认任何等级的特权。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就是说，在我国不因违法者的性别、民族、种族、身份、地位等的不同而有差别待遇，在法律面前只有守法和违法之分，一切违法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追究。法律的作用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违法者予以惩罚和教育；一方面是保护大多数守法者的合法权益。只有对一切违法行为依法追究，才能更好地体现法律的惩罚、教育作用，同时也就更多地维护了守法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二者是密切相关的，统一起来，就要求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做到违法必究。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方针所提出的四方面要求是互相联系，辨证统一的，四个方面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它们共同构成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任务。没有健全的立法，守法、执法和司法就没有依据；没有一切公民的守法，立法的效用和执法、司法工作就会受到影响；没有严格的执法和司法，法律的权威就不足以树立，守法也就失去了有力的保障。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这十六字方针，已经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在新时期加强法制建设的长期指导方针。
（三）关于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法制的关系
邓小平明确指出，正确理解和处理好党的领导和法制的关系是民主法制建设的关键。一是应当明确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共产党居于执政党地位，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保证法律的实施方面，具有特别重大的责任，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二是指出法律范围内的事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理，过去，法律范围的事，党管的比较多，这是由于当时司法部门不完备，法制不太健全，党管还是可以的，在法律逐渐完备后，政府也健全了司法部门，这种情况下还由党直接管就不合适了，必须做相应的转变。因此，邓小平于1986年6月28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明确提出这一问题，他强调说：“党要管党内纪律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去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 [18]三是党要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能否模范地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是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的关键。如果党的活动不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和制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根本不可能的。邓小平再次重申：“全党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党员“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 [19]四是党要保证司法部门依法独立办案。邓小平认为各级党委领导的第一条就是要保证法律生效、有效，特别强调“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人都不能逍遥法外”。[20]司法部门独立行使职权也就是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行事，丝毫不是脱离党的领导。相反，各级党的组织都应把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邓小平还提出，“要大力加强政法、公安部门的建设和工作，提高这些部门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21]这些都体现了党对司法工作的政治领导。邓小平关于党要保证社会主义法制有效实施的思想，为我们在新时期里处理好党和政府，党和宪法、法律的关系，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
（四）关于经济法制思想
邓小平经济法制思想是其法制建设思想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22]邓小平经济法制思想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含义。
第一，经济活动要法制化。企业与政府之间长期是政企不分，政府干预太多，企业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明；而企业内部职工责、权、利不分，实行平均主义，职工积极性不高；再者企业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价格的制定等企业自主经营活动受着各方面计划指标的限制，最终导致了国有企业高成本、低效益的运行。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企业权利义务关系及其自主经营活动法制化的思想，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后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逐步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活动法制化的构想。
第二、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思想。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生活领域出现大量贪污、腐败现象。惩贪治腐关系着人心向背，关系着我们经济生活能否健康发展，也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对于经济犯罪，邓小平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决不手软，一方面“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985年我国对经济犯罪实行了严打，营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第三，进行全面的综合治理，创造安定团结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使用国家的镇压力量，来打击和瓦解各种反革命破坏分子、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各种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以便维护社会安定，是完全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的，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的”。[23]
（五）关于立法
邓小平认为，在新时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加强立法，不断完善立法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他在提出中国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中，把有法可依，即立法放在首要的位置。当代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加强立法工作做到有法可依，这是治国安邦的一个重要前提，有法才有序，无法则国乱。关于立法，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曾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比慢好。” [24]
邓小平关于立法的思想主要表现了以下几方面精神：第一，立法步伐要加快。经济建设的发展，政治体制的改革，都需要法律的维护，没有快步伐的立法，是不能满足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的。第二，立法质量要保证。虽然立法速度要加快，但是重要的还是要保证立法质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法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息息相关，甚至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秩序。因此必须要保证立法的质量。法律条文要清晰、明了，不能模糊不清、晦涩难懂。虽然一部法律不可能永久地一成不变，随着社会的发展都要经过适当的修改或重新制定，但这并不是说立法是可以草率行事的。仍然要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保证新制定的法律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相对的稳定。第三，立法方法要灵活，地方立法要敢于先行一步，先行实验。立法虽然是一件极具严肃性的工作，但也不应当墨守成规，要结合新形式、新政策，灵活调整。从立法技术上看，在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要制定一部全国通行的法律是较为困难的，而对地方来讲，法的适用范围要小得多，立法就相对容易得多。因此，某些法律在全国还不能统一制定的情况下，地方立法要大胆地先行一步。这样一方面有利于针对地方特殊情况，解决地方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全国立法积累经验，提供参考。第四，立法方式要民主、公开。法律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我国必然要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只有在立法中充分发扬民主，实行公开，才能使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得到充分的体现。法律制定出来也更便于人们去遵守和维护。
（六）关于法的平等性原则
邓小平多次强调要贯彻法的平等性原则。这就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有特权存在，既不允许有逍遥于法律之外的特权，更不允许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是实行法治的最起码的原则。这一原则在1954年我国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中已经得到了确认，但由于“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干扰，从1957年起，宪法所确定的这一原则就不断地受到无理的批判。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才又重新得到确认。邓小平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看成是党和国家在法律领域所要坚决实行的重要原则之一。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强调指出，我们要在全国坚决实行这样一些原则：“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的对立面是不平等，是特权。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一些干部的特权思想始终没能消除，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影响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深有了解并高度重视， 他强调任何人犯了法，都要依法追究。1986年1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务会上的讲话》中，他有针对性地强调指出：“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治了，效果也大。” [25]1989年5月31日他在《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的谈话中，再次强调指出：“反腐败、贪污、受贿，抓一、二十件，……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处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处罚。” [26]这些论述都充分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精神。
（七）关于在全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增强法律意识
评价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发达程度，法制建设是一个重要方面。而一个国家只大刀阔斧地进行法制建设，全体人民却法制观念淡漠，决不能说这个国家的法制建设是成功的，是完善的，更不能说这个国家达到了较高的文明程度。因此，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邓小平在提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中，强调了有法必依，这是对全体公民加强守法的基本要求，坚持守法是在全体公民中树立法制观念的一个重要环节，守法意识的提高，也就表明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邓小平1980年1月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就曾指出：“要讲法制，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够积极维护法律。” [27]同年12月，他又强调指出：“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大中小学生从入学起，工人从入厂起，战士从入伍起，工作人员从到职起，就要学习和服从各自所必须遵守的法律。” [28]这就提出了在我国加强全体人民法制观念的要求和加强普法教育的任务，要使各行业的人都能够服从其所应遵守的法律，仅仅是守法还不够，还要使人们能够自觉地维护法律。只有人人守法，人人护法，勇于同一切违法行为做斗争，才能使法律发挥其应有的效力，使法律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为人民服务。此外，人人守法，人人护法还可以促进司法机关认真执法，维护法律尊严，切实保护人民利益。
邓小平在强调加强全体人民法制观念的同时，还提出了加强法制建设根本问题是教育人的著名论断，并着重指出，教育的重点是青少年，他说：“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也要进行这个教育。” [29]这是极富前瞻性的论述，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加强他们的法制教育，是使其顺利成长、成材的重要保障。青少年法律意识的培养，对一个国家法制建设的发展和完善有及其重要的战略作用。只有从青少年开始加强法制教育，才是国家的根本。邓小平的这种思想对我国的法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是我国法治工作的重点。
四、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历史作用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是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实行依法治国的科学指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和发展，充分展示了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巨大历史作用。
第一，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初步改变了过去那种无法可依的局面，使我们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为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邓小平立法思想的指导下，作为我国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1979年开始恢复工作后，明显地加快了立法的步伐。从1979年到1999年20年的时间里，全国人大一共制定了327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自1988年至1998年的10年间，各地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了约6600件地方性法规，地方人民政府颁布了约10000件规章，国务院颁布了约4600件规章。我国的各部门法已基本齐全。为了更有效地立法，避免法律之间“打架”的现象，我国于2000年颁布了《立法法》，这一法律的颁布，必然对我国法制的建设与发展，立法工作的完善做出积极贡献。
第二，司法制度日臻完善。邓小平多次强调加强司法队伍建设，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早在1978年12月，他在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时就指出：必须“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30]1980年12月，他又强调要大力加强政法、公安部门的建设和工作，提高这些部门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二十几年来，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司法部门，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认真履行自身职能，坚决依法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依法严惩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犯罪，推动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依法调节经济关系，保障和促进经济发展；加大执法力度和司法监督，及时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与此同时，积极推动司法制度改革，加强自身素质的提高，坚决清除司法队伍腐败现象，确保司法公正。
第三，法制观念深入人心，公民法律意识逐步增强。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大力加强法制宣传，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公民的法律意识空前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切实利益。从我国行政法的发展中可见一斑：人们的观念从“官告民”发展到“民亦可告官”，每年的行政案件都在大幅度上升。1999年《行政复议法》刚颁布不久，就发生了全国首例对部委“红头文件”提请审查的复议案件。现在，全国“法律援助”体系正逐步形成，律师队伍也在逐渐发展壮大，目前，全国律师工作人员已经达到10万余人，律师事务所8300多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在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律师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第四，为我国“依法治国”方针的确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邓小平的著作中没有使用过“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这样的提法，但是他对如何通过健全法制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作了最全面最深刻的阐述，从而为实行依法治国的方针，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提出的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一整套原则，为我们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勾画出了一幅准确、完整和清晰的蓝图。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近10年的奋斗历程中，不断丰富发展着邓小平理论，其中，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我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法制建设的目标，是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重大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没有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就没有现在的依法治国。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确立，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结 论
作为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行动指南。他要求我们在今后的法治建设中，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建立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进一步加强执法工作，推进司法制度改革，创造良好的法律运行机制；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领导，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把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同立法结合起来；要进一步强化和健全国家民主法律监督体系，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要进一步加强法律的宣传和教育，大幅度地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我们要从立法、司法、执法、普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多个方面为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共同努力。
二十几年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是科学的，是符合我国实际的。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需要这样一种理论来指导。过去我们一直在遵循这样的指导，今后我们还要努力坚持，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完善这一思想，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深入发展。

注 释：
[1]《法律辞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1055-1056页，第1100-1101页。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页，第253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第82页，第133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273页，第325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第359页。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9页。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第189页。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页。
[2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页。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2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页。
[2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0页。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3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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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会主义法治意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5. 《法治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2版
6. 《邓小平思想精华》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3年版
7. 《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年版
8. 《邓小平理论全书》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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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邓小平发展思想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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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邓小平理论体系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14.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5. 《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研究》 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16.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红旗出版社 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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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列宁全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9. 《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20. 《刘少奇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21. 《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
22. 《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若干问题》 法律出版社 1982年版
23. 《中共中央举办法律知识讲座纪实》 法律出版社 1995年版
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论析

网格化管理（物业管理方面）难点问题的政策建

在华阳地区网格化管理试点中，我局华阳房地办事处参与了网格化物业管理方面的工作，通过实践，最突出的问题是擅自“居改非”、违法搭建、违法装饰装修房屋。对此市民意见大，而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久久困扰着物业管理企业和行政管理部门，阻碍了本市物业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为促进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在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供立法部门参考。
一、主要问题简述
1、违章搭建的处理
小区业主私自在天井和其他公用部位违章搭建一时难以处理，根据现行法规的处罚程序太长，强制执行手续繁杂，效果不佳。物业管理单位往往不能第一时间内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
2、高层住宅居改非问题
一些公司未经任何部门批准，在高层住宅内开办公司营业的居改非行为，给广大业主利益带来侵害。例如进行“居改非”的业主和其他业主一样的标准支付维修基金和电梯费、水泵费，引起了业主之间的矛盾；公司客户过于频繁进出住宅楼给其他业主带来不安全隐患等。同时由于工商部门已对部分住宅内的公司颁发了工商营业执照，物业管理单位只能劝阻而无权采取强制措施，给物业管理单位管理工作带来了难度。
二、关于改变住宅用途立法建议
这几年，本市“居改非”的问题比较严重。许多市民对“居改非”办企业（餐饮、仓库）、办公司（贸易、中介）等引起的人员进出增多、货物上下搬运、电梯等公共设施使用频繁和人声嘈杂、环境恶化等情形有很大意见，要求政府主管部门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但也有不少市民包括一些政府部门对“居改非”从事新型的经营业态（例如软件、翻译）和家庭小作坊类型持容许态度，认为此类“居改非”并不影响或者很少影响相邻业主、使用人，而且这是扩大就业的一条途径。
针对现状，我们认为解决“居改非”问题，不宜一刀切，而是既要严格禁止，又要正确引导。在现阶段，既要运用政府的行政手段，也要发挥业主大会的自主管理作用。并逐步淡化政府对“居改非”的管理职能，逐步增强并发挥民事主体解决物业使用纠纷的作用。为此，可以提出以下管理措施：
（一）严格限定不得改变住宅用途的范围：
一是封闭住宅区内的住宅；
二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不得改变使用性质的住宅。
（二）规定允许改变住宅用途的条件：符合城市规划、文物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房屋安全使用、环境保护、治安管理等规定以及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三）规划确定改变住宅用途的区域：允许改变住宅用途的区域由区（县）规划管理部门提出，经组织听证后报区（县）人民政府审查，经市规划管理部门批准后，将允许改变住宅用途的区域范围、经营业态、房屋安全使用、环境保护、治安管理等要求向社会公布。
（四）在允许改变住宅用途的区域范围内，具体房屋单元的业主需要“居改非”的，持“居改非”申请书、业主委员会开具的证明，向区（县）房地产管理部门备案，区（县）房地产管理部门出具备案证明，当事人凭备案证明向工商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
（五）依法“居改非”从事经营活动的业主、使用人按照该物业的物业服务费标准的十倍支付物业服务费。业主大会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该项费用扣除物业服务成本后，主要用于补充房屋的专项维修资金。

法律适用中的逻辑与经验演讲范文

吕来明　

作者简介：

吕来明，法学硕士，北京市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北京工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商法理论、票据法、公司法、物权法等。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其大意是，某患者在医院死亡，其尸体被人冒领送到殡仪馆火化，殡仪馆未检验申请人的有关证明，在收费后即将尸体火化，骨灰也未留存。死者家属向法院起诉，要求医院和殡仪馆赔偿其精神损失。法院一方面认定殡仪馆有过错，另一方面以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此问题为由驳回原告的请求。电视栏目点评专家确认殡仪馆构成侵权行为，但主持人问及法院为何驳回原告请求时，点评人认为，这是法律上的无奈，《民法通则》所保护的人身权利类型没有与本案相对应的情形，因此急需修改法律。如此看来，这个无奈的确有点让人灰心，毕竟修改法律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可是我却以为，这里的症结所在，与其说是法律规定不完善，更不如说是法律适用方式出现了问题。可见，为了无辜者不再无奈，除了修改法律，我们似乎还有更有效的路可走。

近现代法制发展过程表明，法律适用的方式存在逻辑演绎与经验判断的分野。如果拿到一份法院的判决书，你会看到其中有“本院查明……”、“本院认为———”、“根据XXX法第XXX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等文句。这就是我国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普遍采用的三段论式的逻辑演绎方式。首先是大前提“找法”，即“寻找”一个对某一类型社会关系的抽象案件事实进行调整的法律规范；其次是小前提，即认定本案的具体事实属于大前提限定的抽象关系的具体表现；最后是推论，即裁判。逻辑演绎方式的要义在于“找法”，当法律规范对某一抽象事实体现的社会关系已经有所调整或规制时，法官的任务是将系争案件归于某类抽象事实之中，并找到相应的法律规范，同时只能以该法律规范作为依据加以裁判。

在法律适用中，逻辑演绎方式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法律本身是人们理性思维的产物，理性思维无法脱离逻辑思维而存在，尤其是在成文法国家，法律制度以条文的形式体现出来，要把这些抽象的条文和纷繁复杂的具体案件事实加以对应起来，逻辑演绎方式是至为有效的。而已经公布的成文法律相对来说易于为社会公众了解和掌握，这就使逻辑演绎方式成为贯彻法律适用上的平等原则、防止司法专横的有效工具。在一般情况下，在相应的法律体系中，是能够找到演绎大前提———法律规范的，法律制度越完善，法律制度越健全，逻辑演绎方式的优越性就越能得到发挥。

然而，任何好的制度都是相对合理的，逻辑演绎的适用方式也不是万能的。因为法律终归是人制定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是不可能全部预见的，法制再严密，总会是有漏洞的，而且由于法律相对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这种漏洞是随处可见的。正如英国法学家梅因所说：“社会需要和社会见解总是或多或少地走在法律的前面，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的缺口结合处，然而现在却有一种重新拉开差距的永恒趋势。”所以说，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任何具体案件都能以逻辑演绎的方式加以合理解决的，在某些情况下，法官会处于“找法不能”的境地，此时，如果一味坚持用逻辑演绎的方式处理问题，只会使法官感到无所适从，正当的权益得不到合理的保护，失去法律的公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方式上存在的问题恰恰就是基于法条崇拜心理支配所形成的只强调逻辑而忽略经验、只看到条文上的法律而无视生活中的法律，说到底就是只推崇逻辑演绎方式而不考虑其他方式。讲到这里就可以说，对判例法国家经常采用的经验判断方式予以必要的关注是事关法律的适应性和生命力的重要问题。

法律适用中经验判断的方式，其要义是“造法”。强调法的适用过程的重要性，不注重法规的逻辑适用，主张在行动中发展创造法律。在经验主义法律观看来，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逻辑并不是法律发展中唯一起作用的力量，尽管法律可以按照一整套合乎逻辑的方法确立相应的概念、规则，但法律时时受到社会不规则因素的影响，且它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在实际生活中，法律除了被当作抽象的逻辑以外，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体验，即法官根据时代的需要、盛行的道德、社会习惯、公共政策、法律知识等方面的直觉知识和经验，在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中加以权衡，作出明智的选择，从而确定处理案件的具体规则。既然法律总是存在漏洞或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地方，那么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时遇到上述情形，放弃找法的努力，而根据其知识经验所支撑的价值思维创立相应的法律规则或者通过自己的见解对法律漏洞加以补充，就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应当的。以这种方式来适用法律，前述案例中出现的问题，即便是在《民法通则》没有修改的情况下也可得到合理的解决。

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经验判断方式所蕴涵的衡平、灵活赋予法律以适应性等价值功能不仅对判例法国家具有重要地位，就是在成文法国家也同样重要。只有根据社会现实要求，不断地用经验判断方式创立的相应的规则，才能避免和减轻制定法的僵化，保持其生命力。另外，某些抽象的成文法规则，其具体适用本身就是建立在经验判断的基础上的，离开了经验判断，这些作为原则的抽象规则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比如在民法领域中，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帝王条款”———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本身就是一个经验判断的过程。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依赖的是法官的经验，而不是从法律条文中去寻找具体规定。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法律适用的方式无高下之分，逻辑与经验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二者的相互对立是相对的，相互依存才是恒久的，只不过在不同的法律体系中二者发挥作用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强调逻辑忽略经验与强调经验否定逻辑都是片面的，肯定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用经验判断的方式处理类似前述案件，并不意味着否定了逻辑演绎方式在我国法律适用中的普遍价值。
法律适用中的逻辑与经验

论中国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演讲范文

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山东齐玉苓案作出《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该批复成为当年宪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该案也被媒体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学者们对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所产生的现实意义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该批复是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标志，它意味着宪法作为法院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在司法解释中得到承认，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另有人认为，该案仅是普通民事案件，不应适用宪法，最高院作出该司法解释是违宪行为；还有人认为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所产生的意义也没有媒体宣传的那样巨大，但对宪法进入诉讼领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拟对该案引发的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问题作一些论述。

一、宪法的司法适用在宪法实践中的地位。齐玉苓案被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那么，何为“宪法司法化”？这种表述是否科学？我们不难看出“宪法司法化”提法的创始人本意是指，宪法像其它法律一样具有司法适用性，即同样能够进入司法程序，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依据。但是从字面上看，“宪法司法化”表示宪法不断适应自身进入司法领域的要求而自我完善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要通过宪法的修改来逐步推进。因此“宪法司法化”的提法不准确。笔者认为，科学的提法应是“宪法的司法适用”。对宪法的司法适用在宪法实践中的地位的正确认识还有赖于它与相关概念的辨析。首先，人们通常认为宪法的司法适用起源于美国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将宪法的司法适用等同于违宪审查。虽然美国最高联邦法院解决的是个案问题，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同时确认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排除了违宪法律在司法适用中的可能，它的真实意图在于确立司法权对立法权的制约。而我们所称的宪法的司法适用仅是指宪法直接适用于个案。因为美国的违宪审查权掌握在司法机关手中，所以很容易把违宪审查与宪法的司法适用当成一回事。其次，有人认为宪法监督不包括宪法的司法适用。这其实是将宪法监督等同于违宪审查。在我国违宪审查机关唯权力机关一家，但宪法的监督主体却具有多样性。宪法监督在外延上不仅包括违宪审查，也包括宪法的司法适用。违宪审查是对抽象的违宪行为进行审查，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对具体的违宪个案进行裁判。两者互为补充，共同成为宪法监督的重要内容，维护宪法的权威。再次，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否就是宪法诉讼呢？在我国宪法诉讼是指公民的宪法权利和自由受到侵害后，通过其它救济模式，如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仍无法得到保护时，而向有权机关提起诉讼的一项法律制度。因此宪法诉讼与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但是在由法院负责违宪审查的国家，宪法诉讼则包含了违宪审查和宪法的司法适用两个方面。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宪法的司法适用在我国宪法实践中的地位。

二、宪法长期没有进入司法适用领域的原因。1、对两个司法解释的错误认识。1955年最高院对新疆高级人民法院作过一个批复，批复认为宪法在刑事方面并不规定科罪量刑的问题，因此，“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引为论罪科刑的依据”。1986年最高院在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在法律文书中引用，国务院各部委发布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各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发布的决定、决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和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和批复等不可以引用。一般认为，中国宪法不能进入法院的具体诉讼主要是基于以上两个司法解释。笔者认为，1955年的批复并不能排除在判决中引用宪法的可能，在刑事判决中不引用宪法定罪量刑是正确的，但不能扩大为在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中一概不引用宪法。1986年的批复对法院是否可以引用宪法规定判案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法院因此剥夺了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没有道理的。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根本无权中止宪法的执行力。法院作为司法机关不能决定“司”哪些法，不“司”哪些法。[1]2、现代宪法观念的作用。其一、宪法的章程化的观念。人们在性质上把宪法等同于一般政党、团体内部的章程。章程是指政党、社会团体规定本组织内部事务的一种共同遵守的文件，而宪法作为一种法，有普遍约束力和国家强制力。把宪法看成章程就是把宪法划入了思想意识和纪律的范畴，在观念上已经潜意识地否定了宪法的司法适用。其二、宪法的纲领化的观念。纲领是现在不存在，需要进一步努力奋斗，将来才能实现的目标、完成的任务及其行动的步骤。也就是说人们没有把宪法中的公民权利看成是法定权利，而只是一种应然权利。焦洪昌教授说过：“平等最初只是一个法律观念，后来随着社会进步，被人们看成法律原则，再进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权利。平等只有作为一种法律权利时，才能得到司法救济。”笔者认为像平等权这样的宪法权利还处在法律观念和法律原则阶段上，不能被司法保护也是意料中的事。其三、宪法的政治化的观念。人们片面强调宪法的阶级性，似乎凡是宪法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在学术研究中也把宪法学搞成了政治学。除了一个徒有虚名的“根本大法”的概念外，宪法几乎丧失了作为法应有的其它特征。因此，解决宪法问题只能通过政治斗争，而不是司法过程。总之，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意识不强。新中国的成立，虽然理论上说为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奠定了基础，但是社会实践中诸多原因造成了公民宪法意识不强。人们逐步形成宪法不是法，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观念，认为违反民法、刑法是违法犯罪，而违反宪法则无所谓，以至违法现象屡见不鲜，人们也无动于衷。

三、宪法进入司法适用领域的必要性。1、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宪法至上观念的需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既然宪法也是法，那就应该有法律效力。如果没有司法效力，所谓的法律效力就是空话。如果不能在司法机关得到执行，不能在实际中运用，就是一纸空文。但是有的学者认为在下位法中找不到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时，法院可以直接拿宪法作为判案依据，岂不是把宪法的作用定位为替其它法律拾遗补缺？这有违于宪法的根本大法的地位，不利于宪法至上观念的形成。笔者认为不然。这正体现了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宪法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最终防线，其它法律无能为力时，宪法可以挺身而出。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2、宪法的司法适用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需要。首先，根据专家统计，宪法中规定的十余项公民的基本权利通过法律、法规具体落实保护措施的只有一半，例如受教育权、言论自由权、结社权等，法律都未作出具体规定。如果没有宪法诉讼制度，何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其次，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由于普通法律规范的内容比较具体，往往无法为这些新型法律关系的处理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能够适应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如果宪法可以进入司法适用领域可以弥补普通法律的缺陷。再次，有些典型的宪法诉讼案件被强行纳入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的案子，法院将其列为行政诉讼案件，这超出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只能对行政主体侵犯自己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案件提起行政诉讼。而本案中的学校作为准行政主体侵犯的是原告的受教育权。因此适用宪法中对公民受教育权的保护的条款作出判决才是恰当的。

四、宪法的司法适用的规则。我们在解放思想，确认宪法也可以进入司法适用领域的同时，也应当肯定宪法并不是在任何案件中都可以作为判案依据的。宪法的司法适用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1、法院在审判刑事案件时，宪法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世界各国普遍通行“罪刑法定”的原则。这里的“法”只能解释为刑法，不能作任何扩大解释。因为刑罚是最严厉的惩罚，它可以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剥夺人的生命。如果宪法也能定罪量刑，那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公民的基本人权何以保障？2、法院在面临宪法、法律都对涉讼行为作出了相同的规定时，应当优先适用低位阶的法律规范，而不能直接适用高位阶的宪法规范。因为这些法律在制定时是以宪法为依据的，适用这些法律就等于间接地适用了宪法，所以不必在任何时候都使用宪法这个“尚方宝剑”。3、法院在认为宪法、法律对涉讼行为作出了不同规定时，不能直接适用宪法。因为在我国，司法机关不能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法律是否违宪只能由权力机关来判断。所以法院应中止审理，逐级上报，最后由最高权力机关决定法律违宪与否。如果法律违宪，则直接适用宪法。4、法院面临法律没有对涉讼行为作出规定，而宪法作了规定时，应当适用宪法。现实生活中这类案件往往不被受理，如王立春等诉民族饭店选举权纠纷案。因为我国长期存在“法不授权则不受理”的立案制度。其实“法不授权不可为”一般针对具有主动性、扩张性的行政机关，而审判权则是被动的，“不告不理”是法院审判权的前提。司法救济是公民权利保障的最后一条防线，因此通过限制法院的受案范围来防止滥用权力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符合法治原则的。5、法院在审理因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提起的民事、行政诉讼的案件时，部分适用宪法。在齐玉苓案中，最高院指出：“陈某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某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可见最高院把此案仅是看成特殊的民事案件。笔者认为这类案件应是宪法附带民事诉讼，而且宪法诉讼是核心。虽然宪法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制裁性，但确认和宣告某个行为违宪，在某些时候还可以撤销违宪行为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制裁。它体现了司法者对违宪行为的否定态度和对受害人的支持，但为了更有利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往往还支持他们的民事、行政诉讼请求，在本案中就表现为民事赔偿。这类案件应该首先通过宪法的司法适用确认行为违宪，在此基础上追究行为人的其它法律责任。
注释:
[1]王振民：《我国宪法可否进入诉讼》，《法商研究》1999年第5期第29页。
南香红、曾民：《成都“身高歧视案”引发宪法平等权讨论》，《南方周末》2002年1月31日第7版。
廖中洪：《中国宪法非讼化原因探析》，《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5期第86页。
周叶中、刘鸿章：《加强宪法监督，建设法治国家》，《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29页。
]蒋德海：《宪法司法化对我国立案制度和判决模式的影响》，《上海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第6 页。

论中国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

演讲稿是人们在工作和社会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文体。它可以用来交流思想、感情，表达 主张、见解；也可以用来介绍自己的学习、工作情况和经验等等。希望《案析公共政策的适用问题演讲范文》一文能帮助您解决关于2024“教案简案范文”相关的问题，再次感谢您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