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刑事诉讼制度考演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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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作为唐代以后封建法制发展最为辉煌的宋代，其法制的发展除了借鉴了唐律外还结合自身的特点，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很有个性的“自立一王之法”。本文试图在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体系框架下建构一个完整的宋代刑事诉讼制度体系。
关 键 字： 审判机构 追捕 起诉 制勘 复审 死刑复奏
一 宋代刑事诉讼制度概述
宋代在中国封建发展，处于承前启后、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引起了热中关系的激剧变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错综复杂，带来了各来矛盾冲突的激烈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文化教育的兴盛，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使宋代的封建文明在众多方面“居于当时世界文明最前列” 。宋代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使得其法制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很有自己个性的。虽然在我国法制史理论界，普遍的将唐代作为我国古代法制发展甚至是中华法系发展过程的全盛时期，而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宋代法律制度的考察 ，轻视了宋代法律制度在我国古代法律发展过程中的不可忽略的地位。事实上宋代是我国古代唐以后在法制上最为辉煌的时代，本文将详细考察宋代 法律制度中有关刑事诉讼的部分，并对一些制度与唐代进行了比较。
宋代的形式诉讼制度中具有突出特点的有两个：一是皇帝直接行使审判权越来越广泛，中央行政机关干预司法的越来越多，审判中非法刑讯逼供手段更加残酷；二是司法审判中收集证据、月用证据更加广泛。在刑事案件中，不仅只能故事对物证的收集、鉴别和运用，而且建立了较为严密的检验制度，犯罪现场勘察制度以及在死伤案件中运用法医学的知识，这些都反映了宋代的司法文明的发展在当时处于世界水平。
二 宋代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
《宋刑统》中有捕亡律一章，其条文内容相当于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部分和有关逮捕拘留的一些规定，在当时是作为政府机关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根据来使用的。 本文只论述其中的与逮捕犯人相关的内容。
宋代的追捕犯人包括将吏追捕犯人和道路行人抓捕逃犯等。依据《捕亡令》中的规定，囚犯以及有贼、盗和杀伤而要加入寇贼的都必须追捕归案，也就是说凡是犯罪败露而逃走的都要被追捕。对符合追捕的人，负有追捕职责的人必须尽职，否则的话将受到处罚。宋代对追捕过程中可实施的措施作出了一定的限制，规定如果逃犯空手拒捕的不准加害，并对违反者规定了一定的刑事责任。但是对于执杖拒捕的可以将其杀死，对于罪犯逃走的，捕者在追逐的过程中也可以将其杀死。此外，普通人在一定条件下负有追捕或帮助追捕的义务，如将吏奉命依法追捕犯人以及律准扭送而力不能及的，路人在被告知的情况下若其人持有杖的功能器具有能力控制罪人但是没有帮助的，要承担“杖八十”的后果。
三 宋代的刑事司法机构
两宋的司法机构包括各级审判机构、复核机构以及司法监察机构。宋的审判机构及其职权基本上是承袭了唐制，从中央到地方有一套审判体系，按不同审级确定了不同的审判权，根据犯罪对象又设有兼理审判机构和临时审判组织，使宋代的审判体系更加完整。
1）宋代的中央审判机构。宋代初中央设大理寺为中央审判机构。太宗淳化二年（991）“特置审刑院于禁中” 之后，大理寺的职权改变为“但掌天下奏狱”而“不复听讯”，也就是说大理寺成为只依法决断地方上奏案的慎刑机关。宋神宗元丰二年（1077）“复置大理寺”，凡京师百司之狱归于大理，流罪以下案专决，死罪案报御史台“就寺复审” 。为避免大理寺在审判中出现失误，在大理寺设左断刑、右治狱两个系统，左断刑设三案、四司、八房，掌断天下疑案及命官、将校罪案的审理 。元丰6年（1083）又将左断刑分为断、议两司，凡断公案皆送议司复议。右治狱设左右司、驱磨、检法、知杂四案，掌决京师刑狱，并“专一承受内降朝旨重密公事及推究内外诸司库务侵盗官物” 。元丰改制后，虽然恢复了大理寺的审判职权，但是奏裁重案和招狱，仍有皇帝指定朝臣组成临时的特别审判机构“制勘院”进行审理，由皇帝直接决断。
宋代的中央设御史台为监察机构，但是在刑事监察职能外，御史台还拥有重大疑难案件以及诏狱的审判权，同时也是法定的上诉机关。这个可以以下史料中看出，“群臣犯法体大者，多下御史台” ，“若诸州有大狱，则乘传就鞠” 。
2）京师审判机构。两宋的京师开封府和临安府的审判权由知府行使，，值得注意的是京师审判的刑事案件都需要报大理寺审查，送刑部复核。但是在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下诏“罪至徒以上者，并须闻奏” ，至此京师对杖以下罪有了判决权。
3）地方审判机构。宋代的地方审判机构主要有州（府、军、监）和县两级。州由知州很通判主掌审判权，可以接受县呈报的徒罪以上刑事案件。北宋中前期，州拥有徒、流罪及无疑死罪案件的终审权，在元丰改制后，规定诸州大辟罪案“情理昭然不应奏者，具奏款申提刑司祥复论决” ，因此虽然州依然有独立的审判权，但是死刑的判决权已经归于提刑司，州只剩下徒、流罪的判决权。宋代的州的法定的刑事案件审判机关为司理院，对此审理有不服的，移送州院（专司民事案件）复审。宋代的县是司法审判活动的基层单位。县级的形式案件审判由知县或县令兼理。县对刑事案件的判决权仅限于杖以下罪，徒以上的刑狱县仅有预审权，在将案情审理清楚，然后提出处理意见，送州复审断决。
4）其它审判机构。宋代除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法定审判机构外，还有一些其它的审判机构，如某些行政机关直接行使审判权，以及一些临时的审判组织。宋代对于军人犯罪的案件设有独立的审判机构，再枢密院作为军事行政机关拥有监督审判军人案件的权力。中央设有殿前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司（号称“三衙”）各设推事，主掌“勘鞠、取会、追呼诸军班诸般词状公事”，设“法司，检引法条” 。京师禁军狱案归三衙审理，“自犯杖罪以下，本司决遣，至徒者奏裁” ，若是大辟案件，则要“送纠察司录问，呈枢密院审核进奏”。南宋时的军人案件，由三衙和江上诸军都统制司的后司审理，这是专门受理本军案件的军事司法机构。在外戍守的禁军案件，杖以下的由本路提刑司“准法决罪”，“徒以下禁系奏裁” 。宋代的临时审判机构主要有“案议”、“制勘院”、“推勘院”三种，其中“案议”是宋代理断诏狱中的一种集议判决形式，主要在刑名有争和疑狱不能决时，朝廷召集宰相、谏官、御史、翰林学士、知制诰等高级朝臣集议于朝堂（称为“杂议”），以议定刑名和集议判决，具有审判的性质。“制勘院”是当地方遇有重大案件时由皇帝亲差法官前往案件发生地临近州县置院推勘，“凡一时承诏置推者，谓之制勘院” 。“推勘院”是对大辟或品官犯罪翻异案进行复核，由诸路监司差派清强官在案件发生地的临近州军置院勘推。
5）宋代的司法复核机构。在宋代，为了加强对司法活动的控制，在强化刑事案件的复核之外还赋予了行政机构复核刑事案件的职权，使得宋代的行政干预司法显得更为的突出。宋代的专职司法复核机构有一个变化与复归的过程。宋代初是将刑部作为专职的司法复核机关，且为了加强刑部的复核职能，于太宗淳化元年（990）年在刑部增设“祥复官五元，专阅天下所上案牍，勿复公遣鞫狱” 。但是随着淳化二年（991）为了防止“刑部、大理寺吏舞文巧诋”，于刑部外又专门设置了一个复核机关即“置审刑院于禁中”，到淳化三年（993）下诏规定“大理寺所祥决案牍，即以送审刑院，勿复经刑部祥复”，至此到元丰改制期间刑部丧失了司法复核职能。元丰改制后又将司法复核职能归属于刑部，恢复了刑部祥议、祥复职能，到宋代终结没有大的变化。在专职的司法复核机构外，宋代的某些行政机关具有复核刑事案件的职能，这与宋代的国家机构设置有关，在宋代中央的行政机关中书门下和军事行政机关枢密院（号称“二府”）都位局司法机关之上。对于司法机关不能断决的疑难案件以及用刑不当的案件，中书有权对之进行审判或决定对案件的用刑，尤其是对于军人反大辟罪的案件必须经枢密院复核审定。通过这些规定，宋代加强了行政机关对司法的干预，这在宋代的司法活动中具有明显的特色。
四 宋代的起诉制度
宋代没有专门的提起公诉的的机关，一般均由被害人或其亲属直接向官府提起诉讼或由各级官府纠举犯罪。概括的讲同带的起诉方式主要由自诉、告发、举劾等几种。
1）自诉。自诉是指刑事受害人及其亲属直接向官府提出的诉讼。宋代鼓励人们提起诉讼，通过设置中央鼓院、检院以及理检院来方便百姓提出控诉。
2）告发。告发是指受害人及其亲属之外的知情人对违法行为的检举。宋代的告发分为三种情况：其一是自愿告发，主要针对的是一般性的犯罪。例如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下诏规定：“应典卖财产、影占徭役者，听人告。” 其二是奖励告发（也有称鼓励告发的），奖励告发一般针对的是某些特定的具体犯罪并且是在朝廷看来比较严重或在某段时间内需要重点打击的犯罪，对告发者的奖励包括物质的或官职，要经过固定的报批程序，由皇帝或中央有关部门作出决定或由专门的立法规定。其三是强制告发，主要针对危害性大的犯罪，强迫伍保邻里、同僚、同居之人必须告发，若是谋反或盗贼等十恶重罪，不告发者将受到连坐的处罚。在宋代的某些时期甚至不知情的人也会受到连坐的处罚。
3）举劾。举劾是监察机关通过上下级和官司之间的互相监督、举报、弹劾而纠举违法犯罪的一种起诉形式。中央一级的监察机构是御史台和谏院，对地方的监察则有转运史和提刑司执行。此外州一级的通判也可以形式此项职能。对没有很好履行职责的机构将要受到处罚。除了专门的监察机构外，基层的耄保对百姓，各级行政长官对下级官吏，军官对士兵，以及各个部门之间，都有责任随时发现并纠举犯罪。
此外学者将自首作为宋代起诉的一种方式。 宋代法律提倡自首，规定“诸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其轻罪虽发，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 ，借以来吸引犯罪者自首。宋代的自首分为三种：强制自首是指对某些违法行为限期自首，违者从重追究法律责任，例如真宗大中祥符6年（1013）诏令两浙州军寺观及民家所藏铜象“限两月内陈首” ；按问自首是对司法机关欲审问的犯罪事实主动交待的行为，宋仁宗朝的〈嘉 编敕〉中有“应犯罪之人，因疑被执，脏证未明，或徒党就擒，未被指说，但诘问便承，皆从律按问欲举首减之科。若以及功能诘问，隐具本罪，不在首减之例。” 的规定；官自觉举，即官吏因公事失错而主动举发自己犯罪的行为，规定“诸公事失错自觉举者，原其罪。应连坐者，一人自觉举，余人亦原之。其断罪失错已行决者，不用此律”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按问自首发生在诉讼中，应此根本没有将其作为起诉来考虑的可能，而剩余的两种自首行为虽然可以引发诉讼的开始，但是将其作为严格意义上的起诉的一种不是很恰当，当今的理论界普遍的将刑事起诉界定为“享有控诉权的国家机关或公民依法想法院提器诉讼，要求法院对指控的犯罪进行审判，以确定被告人刑事责任并予以刑事制裁的诉讼活动” 。
宋代对刑事起诉作出了一定的限制。其一是对起诉人的限制，规定对老疾及妇女告论词诉不得受理，限制被囚禁者或被告发者提起诉讼以及卑幼对于尊长、奴婢对于主人、妻子对于丈夫不得控告；其二是对诉讼内容的限制，主要是限制控告小事或事不关己且无法取证之事，对已经赦免的罪限制控告以及严禁诬告；其三是对越讼的规定，学者对于宋代的诉讼等级顺序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认为其等级是县-州（府、军、监）-路-御史台-六部-朝省-鼓院-检院-理检院-拦驾 ，另一种观点认为宋代的诉讼等级依次为县-州-监司-御史台-朝省-三院（鼓院、检院、理检院）-邀车驾 。对于诉讼等级制度的遵守，宋初实行的是禁止越级诉讼，否则的话就要受到处罚即对越级者“先科越诉之罪，却送本属州县，据所诉以理区分” ，但是在北宋徽宗朝，越诉限制逐步打开，尤其是到南宋时还指定了专门的越诉法，这也被后世学者认为是中国封建诉讼法一个非常突出的变化；最后宋代对诉讼状也作出了限制，规定某些具有特权的人不能作为状首人，并规定状子“皆须注明年月，指陈事实，不得称疑” ，否则不予受理，此外诉状必须由书铺代写并对诉状的书写语言也作出了要求，诸如规定诉状内有“上命及与民作主之类”者“并勿受理，令别承状” 。
五 宋代的证据制度
宋基本上沿用唐代的证据制度，但是又作出了进一步的完善。
1）言词证据。言词证据在我国古代的诉讼法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宋代的言词证据包括原、被告的供词与陈述和证人证言。关于言词证据的使用规定主要有①追摄证人必须经主管部门同意后依法定程序进行，且对于外地的证人追证要以最快的邮传方式，但是对于女证人“千里之外勿追摄”。 ②对于证人的放送的规定，仁宗康定二年（1040）规定：“自余连累若需要照证，暂勾分析，事了先放，只于案后声说。” ③对证人的关放日期专门作出了规定，规定2日放人且延长不得超过5日。④正犯重罪已明即不在追索轻罪的证人证言，对于命官案件罪状明白也不必追索干证。⑤对于没有证人或证据不足的可以申报上级或中央机关裁决，以避免司法官滥追无辜。
2）物证。宋代的刑事案件中物证据最多，主要包括犯罪工具、犯罪中留下的物品以及痕迹、犯罪所遣返的客体，这些物证的收集是由司法机关通过现场勘验、检查、搜查而获得的。在宋代规定在物证确凿的情况下，即使犯罪者不承认也可以定罪。同时还规定即使犯人已经招供也要查取证物以验证口供的虚实，尤其是审理共同犯罪的案件。值得注意的而宋代开始出现关于物证的理论，郑克在其所著的《折狱龟鉴》中通过比较分析各种案件，系统的总结了治狱之道、破案之术和定案之法，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的证据观念。
3）检验制度。检验是获取证据的重要途径，宋代的检验制度和检验技术都远远超过前代。宋代的检验制度主要包括：对检验范围的规定，有学者研究认为宋代法律明文规定凡杀伤公事、狱中囚犯非理死亡及无近亲在旁的非政策死亡等（对于这个，也有学者认为是对凡杀伤公事及非理死者死前无近亲在旁良种非正式死亡情况的必须差官检验 ）都必须报官府差官检验，通过检验后确定有无犯罪。尤其是人力、女使的死亡必须经官检验，后来又规定反没有医生证明或猝死的即使被人称为病死仍要检验。 其次是对检验程序的规定，宋代的检验一般必须经过报检、初检、复检三个程序，报检是指在发生杀伤案件及非正常死亡之后，死者所在的邻保必须报州县差官检验，在宋代这是一种法定的强制性义务，但是在这种制度下瞒报或不报的情况出现太多，因此到宁宗嘉泰（1201-1204）年间降旨规定：“凡有杀伤人去处，如都报不即申官，州县不差官检复及家属受财私合，许诸色人告首，并合从条究治。其行财受和会之人，更合计脏重行论罪。” 但如果是被害人家家属借机虚报以嫁祸于人，亦要以诬告罪论。在报检后州县官府要召集当地保正、副及死者家属等干连人在场进行初检。 复检是在初检后根据案件性质和法定的复检范围，对已初检的案件进行复查，检验有无情弊和错误，复检是对初检的监督和检察，所以其复检官必须是与初检人员无关的上级人员或相邻州县的人员。宋代还对检验的笔录的内容、格式等作出了一定的要求。此外对检验官的责任也有明确的规定，这一点在《庆元条法事类》中体现的尤为详细。宋代检验技术的发展伴随着检验理论以及法医学理论的发展，宋代宋慈的《洗冤集录》被认为是中国以及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专著。
六 宋代的审判制度
关于宋代的审判制度中的审级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有详细的介绍，在这里就不加以赘述。
1）宋代的审判原则。据学者研究表明宋代的审判原则有以下几个：①长官亲自审查原则，宋代初为了杜绝审判中的弊端就规定长吏必须亲自参加狱讼。宋太宗太平兴国9年（984）7月下诏：“御史台推勘公事，其当须推御史并当面推勘，不得垂帘，只委所司取状” 。即要求中央司法机关审判案件时长官必须亲自参加。对地方的审判活动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但是实际中执行情况不如人意。②回避原则。宋代的回避原则吸收了唐代的做法并加以完善，起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不得差京朝官往本乡里制勘勾当公事” 即所谓的乡贯回避；审讯官与犯人有亲戚关系者必须回避；推勘官和录问官是同年同科及第者必须回避；按发缉捕官必须回避推勘；“职事相干”的上下级官员间要回避，如“提点刑狱司检法官于知州、通判、签判、幕职官司理、司法参军（录事、司户兼鞫狱、检法者同），亦回避” ；重审翻异案件，前审官与后审官有仇嫌关系者必须回避。③据状鞫狱原则。《宋刑统》中规定：“诸鞫狱者，皆须依所告状鞫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 对此原则在宋代存在例外，即对劫盗杀人者不受限制。④司法机关独立审判原则。宋真宗咸平5年（1002）诏狱史台：“勘事不得奏援引圣旨及于中书取意。” 并严禁“监司于所部刑狱令承勘官司禀受推鞫”，以实现“州县尽公据实依法断遣” 。为了防止州县在刑事案件审判中出现的不能独立审判和观望上级态度的现象，宋徽宗曾颁发了《政和敕》对这种情况加以禁止。⑤“鞫狱分离”原则即审理与判决分离原则。宋代规定审理与判决分司负责，互不通用，互相牵制。此原则更多的是体现在案件审讯过程中审讯官不可以负责断刑，当然从宋代的组织机构上也可以得到体现，但是在一些小的州县由于无法达到规定的设置机构的标准而无法实现。⑥刑讯法定原则。刑讯在我国古代的审判活动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当时的显示条件决定了在古代刑讯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刑讯终究是一种比较野蛮的行为，从唐代就开始在法律中加以限制，宋代再此基础上作出了进一步的完善。宋代的免受刑讯的有：对证验明白无疑的不必拷讯。对70以上或15以下以及残疾、废疾、笃疾者不准拷讯，女犯怀孕的不得拷讯，宋代对品官是否可以拷讯在不同时期规定不一，宋代初对品官可以拷讯，南宋初又确立了品官免受拷讯的制度。宋代规定了适用拷讯的条件，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12月下诏：凡盗贼重案“支证分明，及脏验见在，公然抗拒，不招情款者，方得依法拷掠” 。比较唐代的适用条件“事状疑似，尤不首实者，然后拷掠”而言，宋代的刑讯进一步限制了被滥用的可能。两宋还对刑具的大小、重量以及刑讯使用的程序、部位、数量等作了统一的规定，并规定了违反者的责任。虽然两宋都没有能够完全的制止法外刑讯的存在，但其制度上的完善还是具有一定的意义。
2）宋代对结案条件的规定。宋代规定的结案的条件包括：①“本贯会问”即当犯罪者是外籍人时，再审寻结束而没有结案时必须派官吏到其原籍进行会问。会问内容主要为调查犯人“三代有无官荫”特权，是否具备“应留待丁”条件，是否是正在追捕的在逃犯，并将这些情况作为判决时宽贷或加重刑罚的依据。 ②重案在结案前必须经过检验，规定凡杀人或伤人等的重大案件必须委官进行检验，否则不得作为审结案件。③实行书写日历制度，即大辟罪犯及干连佐证人在领到的由上级官司统一印制的历纸上（一人一份）记下自己从入狱到审讯完毕每次提供的案情，同时也要求勘审官将每次提问的问题记下，并将这些资料作为上级官司检查结案成款是否合法的依据。④结案必须有供状。犯人供状原则上由自己书写，犯人不能书写的由典狱官代笔但需要向犯人宣读；审讯官也需要做审讯笔录并由犯人亲书画押，官吏做审讯笔录必须“据其所吐实辞” ，违者“监司按治施行” ；还规定重大案件要摘抄“录本”呈送上级审核，上级可以索取原状对照。
3）作出判决的程序规定。宋代作出判决的过程分为录问、检法、定判三个程序。录问是指在审讯结案后和检法议刑前，对徒罪以上大案差派没有参加过审判并依法不应回避的挂员对案犯提审录问，宋代对不同犯罪案件规定了不同的选差录问官标准以及确定了录问官的奖惩制度以保障其实施。在录问后，刑事案件由负责检断法律的法司根据犯罪情节将有关法律条问筛选出来供长官定罪量刑使用，宋代的录问还具有减少冤案的功能。在发司进行完检法程序后，依次为拟判（即由推官或签书判官厅公事等幕职官草拟初判意见 ）——签押（即审判法司内的官员集体审核和签字画押）——定判（即由长官作出判决），在定判之前设置的程序杜绝了长官判决时随心所欲的情况，对于防止长官个人专断和减少刑狱滥用具有一定的效用。有学者将结绝作为判决作出的程序的最后一部分，对此本文不这样认为，而是将其作为执行的前置程序以及关于被告实施申诉权法律规定，这一点在本文后面将有论述。
4）宋代对审判期限的规定。宋代为了起稿司法机关的效率，对于审判期限作出了如下规定：凡大理寺审判的案件，大事不过25日，中事不过20日，小事不过10日。审刑院复核案件的，大事不过15日，中事不过10日，小事不过5日。关于所谓大事、中事、小事的划分标准在哲宗时曾经具体规定：凡20 缗以上为大事，10缗以上为中事，不满10缗为小事。
七 宋代的刑事复核复审制度
1）宋代的申诉复审制度。宋代规定犯人在审讯结案后的录问期间，宣读判决时的询问犯人是否服判时和行刑时的三个机会申诉，但是对申诉的形式作出了很多的机会，到南宋时期又规定只有取得了判决后才可以申诉，这在事实上加强了对申诉的限制。宋代还对申诉的时效和程序作出了规定。宋代规定犯人的申诉必然的会引发复审的开始。宋代的犯人申诉制度中最为常见的是“翻异别勘制度”，即犯人在录问或行刑时若*供词或申诉有冤情，则这个案件必须更换审判观或更换司法机关重新审理。
宋代的“翻异别勘制度”分为两种，即原审机关的移司别勘和上级机关的差官别审。但是原审机关对于已经经第二次翻异的则没有权利进行移司别勘，此时要直接由上级机关差官别审。为了防止囚犯利用翻异别勘而任意拖延时间，宋代规定对于经过三次翻异别推后的案件即使不复也要进行强行判决（类似唐代的三推之限制度）。但是在这个规定之外有两个例外：一是犯人高本推官受贿，因而枉受其罪者，不受三推的限制而继续予以别推；二是犯人称冤有确凿证据的即“称冤事状言讫便可立验者” 不受三推之限。
有学者将宋代刑事审判中因管辖规定而产生的下级机关初审后再由上级机关审判的现象纳入复审制度中， 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原因如下：首先在这样的情形中夏季机关事实上根本没有审判权，其次其初步结论对上级机关来说没有效力，上级审判机关作出判决并不必然的参考，就算是参考也与复审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2）死刑复核程序。北宋初之规定中央刑部在死刑执行后有依据各州的申禁状进行时候复查的权力，这一制度的弊端显而易见，因此到了北宋中期后将州级机关死刑案件的终审权取消，由提刑司（路级）在执行前复核。当然宋代对特殊时期的死刑归可以免于复核 ，如高宗建炎元年（1127）因为战乱而规定：“自今获强盗至死 ，情理巨▉者，更不申提刑司详复，令本州一面依法处斩 ，俟盗贼衰息日仍旧。” 但整体上来说两宋对于死刑的复核还是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其被滥用的可能。
七 宋代的刑事执行制度
学者在论述我国古代的刑事制度时多将各种刑罚的执行制度放在刑法篇中，但是笔者认为刑罚的执行制度应该是刑事诉讼制度的内容 。鉴于笔者掌握的资料有限，在此仅仅论述其中的几种执行制度。
1）杖刑的执行制度。宋代对杖的尺寸加以严格限制，宋初规定杖长三尺五寸，大头不得超过二寸，厚及小头直径不得过九分， 后又规定杖“诏无过十五两”，此制度一直沿用到南宋末年。对杖刑的实施部位，宋代规定为当杖者为臀部，当徒流者为背部。此外宋还规定了杖刑的行刑时间以及宽恤对象，如“遇夜不得行杖” ，“老幼不及，疾孕不加” ，“妇人犯杖以下罪许赎” 等，这些制度都体现了宋代的恤刑的精神。
2）徒刑的执行制度。 关于徒刑的执行制度包含监狱的管理在我国唐代就已经很是完备，宋在唐朝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宋代主要从下述几个方面加以规定：①宋代有了明确的收监制度，规定犯人入监严禁随带纸笔、酒、钱物以及金刃等物。②规定了犯人在监狱中要带的刑具的尺寸等，明确了“死罪枷▉，妇人及流罪以下去▉” 的制度。③规定规定分明的系囚制度。对于杖罪犯人以及80以上或10岁以下，疾废者，怀孕的妇人和侏儒等适用散禁（即不带狱具），此外对于犯公罪的也适用散禁。另外还规定了锁禁（系带锁镣狱具）、枷禁等囚禁制度。④在唐代允许给予病囚医药以及对于病重者允许其家人如内看待并免去其所带狱具 的基础上，对囚犯的饮食、住宿条件、医疗、卫生状况等基本待遇都有着详尽的规定。⑤为了加强上述规定在实际中被严格实施，规定了检视制度，对不依制度对待囚犯的要科罪惩办。宋代的有关徒刑执行的规定，因为其封建本质而决定了它必然具有保护官吏的特地为和特权等明显的有着封建烙印的痕迹外，其对犯人生活待遇的规定以及对因为自身情况的人而适用的悯恤制度还是体现了一定的进步意义。
3）宋代的死刑执行制度。宋代对死刑的执行规定了复核和复奏两个前置程序。关于死刑的复核在本文第七部分已经论述，这里只介绍一下宋代的死刑复奏制度。我国古代关于死刑的复奏制度在唐代最为完善，宋代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恢复唐代的旧制。宋初真宗和仁宗年间，曾反复讨论恢复死刑复奏制度，但因为担心淹延刑禁而没有在全国实施，只是在京师地区维持了死刑的一复奏制度。究其原因 ，有学者认为有方面：一是宋代的案件积压情况严重；二是宋的统治者已经扩大了对疑虑可悯案的奏裁范围，将应该宽贷的死刑案在奏裁时加以解决，而对于证据确凿的死刑案则没有必要向中央复奏。因此认为宋代的统治者缩短死刑复奏的程序减缓了刑狱淹滞的压力，是宋代统治者适应历史发展趋势而采取的变通措施。 对此笔者认为将案件积压作为减少死刑复奏的原因不能自圆其说，宋代的案件较唐代而言多是事实 ，但是将作为刑罚制裁中最严厉的措施的死刑放宽其执行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案件增多的引发原因之一。

结束语
对我国古代诉讼制度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了解我国诉讼制度的发展与变化，另外我们不可以忽略的是古代的某些做法读我们今天的司法改革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甚至是借鉴意义。相对于我国理论界对唐代法律制度的关注来说，宋代的法律制度及其价值被理论界在一定程度上轻视了。当然对古代制度的考察除了需要有一定的法律常识外还需要对古代的相关资料有一定程度的占有甚至是吸收，对于这一点，我自认不足，所以本文的相关资料大多是一些二手资料，在资料的真实性上似乎有一定的问题。不过本文尽量在收集的资料上详尽的概括宋代的刑事诉讼制度，并在诸如强制措施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基本框架是建立在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础上的，这样的考虑主要是从现代的学者研究以及与现代制度比较的有利性的角度出发的，至于这样的构建是否适合当时的具体情况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是本文没有加以叙述留待以后解决的问题之一。
宋代刑事诉讼制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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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诉讼审判制度论略演讲范文

金朝入主中原的进程，正处于中华大地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高潮时期。它与两宋及辽、西夏互相对峙又频繁交往的历史氛围，造就了金朝诉讼审判制度的多元制特色。
一、诉讼制度

金朝诉讼制度，大体沿袭唐辽宋旧制，受女真传统习惯影响，也有一些颇具特色的新规定。金代案件起诉的方式分为官吏纠举、告诉和投案自首三种。官吏纠举，指监察官及其他官吏对犯罪案件的弹劾、检举。金代进一步强化了中央和地方监察机关纠举和弹劾官吏违法犯罪案件的职能。

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又称"宪台"，是"察官吏非违，正下民冤枉"的法纪监察机关。其组织机构大体仿效唐制，而规模较小，仍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为长官。御史大夫"掌纠察朝仪，弹劾官邪，勘鞫官府公事。凡内外刑狱所属理断不当，有陈诉者付台治之。"(《金史》卷五五《百官一》)御史中丞协助御史大夫执行其职务。随着金王朝中央集权的加强，朝廷对监察机关的建设越来越重视。御史台的职权不断明确和扩大。正隆五年（1160年），海陵王敕令御史大夫肖玉："朕将行幸南京，官吏多不法受赇，卿宜专纠劾，细务非所责也。"

(《金史》卷七六《肖玉传》)大定二年（1162年）世宗"敕御史台检察六部文移，稽而不行，行而失当，皆举劾之"；后又诏御史台："卿等所劾，诸局行移稽缓，及缓于赴局者耳，此细事也。自三公以下，官僚善恶邪正，当审察之。若止理细务而略其大者，将治卿等罪矣。"(《金史》卷七《世宗上》)纠弹之官知有犯法而不举者，减犯人罪一等科之，关亲者许回避"；又谓宰臣："监察专任纠弹。宗州节度使阿思懑初之官，途中侵扰百姓，到官举动皆违法度。完颜守能为招讨使，贪冒狼籍。凡达官贵人皆未尝举劾。斡睹只群牧副使（从六品职，掌检校群牧畜养蕃息之事）仆散那也取部人球杖两枝，即便弹奏。自今，监察御史职事修举，然后迁除。不举职者，大则降罚，小则决责，仍不得去职。"章宗泰和八年（1208年）定制："事有失纠察者，以怠慢治罪"。贞

四年（1216年），宣宗采纳尚书右丞相术虎高琪建议，敕定："凡监察有失纠弹者从本法。若人使入国，私通言语，说知本国事情；宿卫、近侍官、承应人出入亲王、公主、宰执之家；灾伤阙食，体究不实，致伤人命；转运军储而有私载，及考试举人关防不严者，并的杖。在京犯至两次者，台官减监察一等，论赎，余止坐专差者，任满日议定升降，若任内有漏察之事应的决者，依格虽为称职，止从平常，平常者从降罚。"兴定元年（1218年）宣宗修定"监察御史失察法"；兴定五年（1221年）又"更定监察御史违犯的决法"，使御史失职违法的责任制度化。

有金一代，监察官因违法失职而受到处罚的案件，不乏其例。例如，大定年间,御史大夫（从二品）张汝霖"坐失纠举，降授棣州防御使（从四品）"。监察御史董师中漏察大名总管承安二年（1197年），章宗"敕御史台纠察谄佞趋走有实迹者，"(
《金史》卷一0《章宗二》)等等。　

由此可见，监察机关在金代备受朝廷的宠信和倚重，被视为"天子耳目"，赋予行政监察和法律监督的重任，是统治者控制各级官吏和整饬吏治的主要工具。因此，金朝廷十分重视监察机关的管理及其自身的建设，发布了一系列监察法规、法令和诏制，建立起一套颇为严密的考核、赏罚制度，形成对监察机关严格管理、监督的机制。其中明确规定了监察官在执行职务中的法律责任。如天德三年（1155年），海陵王谓御史大夫赵资福曰："汝等多徇私情，未闻有所弹劾，朕甚不取。自今百官有不法者，必当举劾，无惮权贵"。(
《金史》卷六《海陵王纪》)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年）"制纠忽剌不公事，及忽剌以罪诛，世宗怒曰："监察出使郡县，职在弹纠，忽剌亲贵，尤当用意，乃徇不以闻，削官一阶"。⑦监察御史梁襄等，坐失纠察武器署丞奕、直长骨　
受赃案，被罚俸一月。世宗斥责梁襄等："监察，人君之耳目，事由朕发，何以监察为！"⑧

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恩宠和法律的保障，在金代也不乏忠于职守，不畏权势的监察官。如海陵王视为"忠直之臣"的御史大夫高桢，长期主持御史台政务，"弹劾无所避，每进对，必以区别流品进善退恶为言"。尽管"当路者忌之"，⑨每欲中伤陷害，但也无可奈何。在宣宗时，甚至出现了敢于弹劾皇子的监察御史。兴定初年，程震任监察御史，"弹劾无所挠"。时皇子完颜守纯封荆王，任宰相，因纵容家奴侵扰百姓，被程震"以法劾之"。程震上奏宣宗的弹劾状指出："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赞君父，同济艰难，顾乃专恃权势，蔑弃典礼，开纳货赂，进退官吏。纵令奴隶侵渔细民，名为和市，其实胁取。诸所不法不可枚举。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难矣。"将皇子违法乱纪的危害性，提到齐家治国的高度，使宣宗深为震动。于是，宣宗下诏切责皇子不法，并令"出内府银以偿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数人"。⑩通过补偿百姓物质损失，惩罚不法恶奴，以挽回不良影响。

金朝前期没有建立常设性的地方监察机关。地方行政监察和法律监督事务，通常由中央派遣御史台官员前往各地办理。由于人手和地域的限制，地方监察工作难以开展。大定十七年（1177年）"陈言者乞设提刑司，以纠诸路刑狱之失。"尚书省审议后认为"久恐滋弊"，未予采纳。直到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章宗诏曰"朕初即位，忧劳万民，每念刑狱未平，农桑未勉，吏或不循法度，以隳吾治。朝廷遣使廉问，事难周悉。惟提刑劝农采访之官，自古有之。今分九路专设是职，尔其尽心，往懋乃事。"(11)正式创设提刑司。不久，章宗又"制提刑司设女直、契丹、汉儿知法各一人"，(12)提刑司的组织机构初具规模。金代提刑司大体仿效宋制，设于路一级官署，具有中央派出机构的性质。但并非各路均置，而是若干路合设一提刑司，计有九个提刑司。

提刑司"专纠察黜陟，号为外台"，(13)其职权颇为广泛。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初定"提刑司所掌三十二条"，明昌三年又定"提刑司条制"8其具体内容虽然史佚其详，但从其它史料可知，纠举、查究地方官吏渎职违法行为乃是其主要职权之一。如承安二年章宗诏："比以军须、随路赋调，司县不度缓急，促期征敛，使民费及数倍，胥吏又乘之以侵暴。其令提刑司究察之。"(14)

承安四年，章宗改提刑司为按察使司，进一步扩大地方监察机关的机构和职权。按察使司设按察使一员，掌"审察刑狱，照刷案牍，纠察滥官污吏豪猾之人,私盐酒曲并应禁之事，兼劝农桑，与副使、签事更出巡案。"(15)如承安五年，刑部员外郎马复奏："外官尚苛刻者不遵《铜杖式》，辄用大杖，多致人死。"章宗"诏令按察司纠劾黜之"(16)等。
按察司官员渎职违法，亦须负法律责任。章宗泰和四年诏："诸按察司体访不实，辄加纠劾者，从故出入人罪论，仍勒停。若事涉私曲，各从本法。"(17)
泰和八年，诸路按察使司改称按察转运司，成为地方上权力最重的官署，既是执法机关，又握有财政经济大权。贞　
三年（1215年）宣宗诏罢按察转运司。从此，金朝没有再设立专职地方监察机关。地方监察事务，由朝廷派遣监察御史办理。

金代重视地方监察机构的建置，赋予其纠劾、检控官吏渎职犯罪的重任，在深层次上，主要是少数民族统治者置身广袤的中华大地，面对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华夏各族人民，深感力不从心，基于强化地方监控的需要而为之；当然，也有肃清官常，惩治奸邪贪秽，以维护地方安定的目的。其后，蒙元统治者报着同样心态，对地方监察官格外倚重，在各地分设行御史台和肃政廉访使司，编织了一道道严密的监控网络。　

此外，金朝对负有纠举职责的官吏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世宗曾诏令："自今官长不法，其僚佐不能纠正又不言上者，并坐之"，(18)以促使各级官吏认真履行纠举、监督上级官长的职责。

在封建时代，皇帝对可能危及皇权,觊觎皇位的诸王防范甚严。金朝在各亲王府设置傅、府尉、长史等属官，职司管理王府事务，监视亲王及其家人的活动，纠举其违法犯罪行为等。大定十二年，世宗召见诸王府长史谕之曰："朕选汝等，正欲劝导诸王，使之为善。如诸王所为有所未善，当力陈之，尚或不从，则具某日行某事以奏。若阿意不言，朕惟汝罪。"(19)明昌元年章宗又敕定"亲王家人有犯，其长史，府椽失察、故纵罪"，(20)以防止亲王府属官与亲王及其家人相勾结，共谋不轨。明昌六年，章宗处死世宗长子、镐王永中及其二子案，就是由镐王府属官傅、府尉等纠举永中第四子阿离合懑"因防禁严密，语涉不道"(21)而提起诉讼的。在审理过程中，进而牵涉到永中及其第二子神徒门，发现他们亦有"不逊"、"怨谤"之辞。章宗遂据此赐永中死，将阿离合懑和神徒门弃市。
另一方面，金代监察官及有关官吏因纠举失职、违法，而受到处罚的事例，亦屡见不鲜。

告诉，即诉讼案件当事人及其家属，以及其他知情人向官府告发而提起诉讼。金律对告诉权的限制较少。一是不适用亲属相容隐的原则。自汉以降，华夏历代王朝的法律基于儒家伦常观念，均规定有亲属相为隐的诉讼原则，凡一定范围的亲属，犯罪非谋反、谋大逆、谋叛时，得互相容隐，告者反而有罪。金律则不然，听任亲属之间互相告发的行为。如大定年间，大兴府（今北京市）民赵无事"带酒乱言，"法当死，其父赵千捕之而告官府。赵千"大义灭亲"之举受到世宗赞许："为父不恤其子而告捕之，其正如此，人所甚难，可特减（赵无事）死一等。"(22)若依唐宋律典之规定，赵千的行为，已构成犯罪："诸告缌麻、小功卑幼，虽得实，杖八十，大功以上递减一等。"(23)据此，父告子乃为告期亲卑幼，应杖六十。

二是金朝对中原王朝自古以来禁止奴婢告发主人的峻令，弃置不行，听任以至纵容奴婢告主，并经常依据奴婢的告发而大兴狱讼。故有金一代，奴婢告主的事件层出不穷，上自亲王，下至黎庶，因被家奴告发而陷于囹圄，以致丢官卸爵，身首异处者，不乏其人。

太宗时，卫州汲县（今河南汲县）人陈光的家奴"谋良不可"，告发陈光与贼杀人，致使陈光"系狱，榜掠不胜，因自诬服"。(24)后因其子陈颜自请代父死的孝行感动了官府，才获得赦免。海陵王时，昭义军节度使肖仲宣家奴"告其主怨谤""。(25)因肖仲宣政绩颇佳，深得海陵王信任，才免于缧绁之辱。海陵王之弟，西京留守完颜衮（又名蒲家）素为其兄猜忌，"尝召日者问休咎。家奴喝里知海陵疑蒲家，乃上变告之，言与（西京兵马总管）谟卢瓦等谋反，尝召日者问天命"，(26)经御史台和刑部会同审理，查无实据。但海陵王仍遣使臣拘捕蒲家等至中都，斩之于市。梁王兀术之子完颜亨（又名孛迭），封芮王，历任中京、东京留守，先后两次被家奴告发，最终冤死狱中。第一次是家奴梁遵告完颜亨与卫士符公弼谋反。虽经有关部门"考验无状"，却使完颜亨遭到海陵王深深的猜疑。第二次是家奴六斤与完颜亨侍婢私通，事泄遭训斥，遂怀恨于心，总想伺机"告亨谋逆"。后果然借故"诬亨欲因间剌海陵"，(27)致使完颜亨被捕下狱，不久惨死狱中。参知政事韩　
的家奴告其主"以马资送叛人出境"。有司考之无状，以该奴归还韩　 。韩　
待之如初，曰："奴诬主人以罪，求为良耳，何足怪哉"。(28)大定时，海陵王之侄、应国公完颜和尚召日者妄卜休咎。日者李端称其"当为天子"，司天张友直亦云其"当大贵"。(29)此事经家奴李添寿向朝廷告发后，完颜和尚等伏诛。章宗时，镐王永中的家奴德哥检举其主尝与侍妾言："我得天下，子为大王，以尔为妃"，(30)导致永中被朝廷赐死。此外，金律亦不禁妾告正室。如天德四年，平章政事徒单恭之妾忽挞，告正室、太祖长公主兀鲁"语涉怨望"。海陵王遂杀兀鲁而杖罢其夫。

金朝律令不禁奴婢告主和卑幼告尊长的规定，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颇具特色。早在西周时期，就有"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君臣、父子无狱讼"(31)的教条。秦律设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之制。(32)汉律本于儒家伦常观念，创立"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卑幼告尊长乃"干名犯义"行为。《唐律疏议》和《宋刑统》之"斗讼律"更明确规定："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绞；告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流；大功以下亲，徒一年。……即奴婢诉良，妄称主压者，徒三年；部曲减一等"。《疏议》曰："谓奴婢本无良状，而妄诉良，云主压充贱者，合徒三年"。《大元通制》亦载："诸子证其父，奴讦其主，及妻妾弟侄不相容隐，凡干名犯义，为风化之玷者，并禁止之"；"诸以奴告主私事，主同自首，奴杖七十七"；"诸奴婢诬告其主者处死，本主求免者，听减一等"；"诸教令……奴告主者，各减告者罪一等"。(33)明清律典均将卑幼告尊长，奴婢告主列入"干名犯义"门："诸子孙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者，杖一百徒三年"。"若奴婢告家长及家长缌麻以上亲者，与子孙卑幼罪同。若雇工人告家长及家长之亲者，各减奴婢罪一等"。(34)《大清律例》所附"条例"，还对奴婢告主的处罚，作了具体的补充性规定："凡奴仆首告家主者，虽所告皆实，亦必将首告之奴仆，仍照律从重治罪"，"凡旗下家奴告主，犯该徒罪者，即于所犯附近地方充配，不准枷责完结，俟徒限满日，照例官卖，将身价给还原主。"(35)

可见，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王朝的法律，从维护宗法家族制度和等级特权出发，都禁止卑幼告尊长和奴婢告主，惟有金律例外。究其原因，在深层次上，是女真游牧部族人际关系相对平等的传统，与中原法律基于儒家的伦常观念的"同居相为隐"原则相碰撞的结果。在女真人占居统治地位的背景下，传统势力冲破了同居相隐原则编织限制家族成员之间告诉权的罗网。而更直接的原因则是金朝当权者出于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现实考虑。金王朝长期处于同南宋、西夏等国对峙的国际环境，战乱频仍，政局动荡。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权力倾轧剧烈，仅在位皇帝就有三人被政敌谋杀。故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时时注视政敌的动向，防范其不轨活动。尤其是金朝皇帝继位秩序不正常。金代共历十帝，其中兄终弟（含堂弟）及者凡四帝，叔侄相继者二帝，其余四帝亦多未遵循中原传统的嫡长继承制。海陵王、世宗、宣帝三帝还是通过政变或利用政变后的混乱局面上台的。"法统"不正使最高统治者对谋反、叛逆言行极为敏感，为消除一切可能危及皇权的隐患煞费苦心。　鼓励告奸是防止皇权旁落，消弥反叛，巩固帝位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家奴与其主人朝夕相处，对主人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听任和利用家奴检举、告发主人违法不轨行为，无疑有助于及时打击犯罪活动，防范反对派势力的不轨图谋。此外，金朝还实行"保伍连坐法"，强制邻里告奸。如泰和六年（1206年），章宗"以旧定保伍法，有司灭裂不行。其令结保，有匿奸细、盗贼者连坐。"(36)

当然，金也同历代一样，对告诉失实（诉妄）及诬告者，亦给予处罚。如海陵王时，左宣徽使（正三品职）许霖之子与应国公完颜和尚发生纠纷。许霖父子被殴辱后诉于朝廷，使对方受罚。但许霖亦因"所诉有妄，笞二十"。(37)芮王完颜亨被家奴梁遵诬告谋反一案，经朝廷"考验无状，遵坐诛"(38)。大定二年（1162年），军士术里古等告同判大宗正事（从二品职）完颜谋衍之子斜哥"寄书其父谋反，并以其书上之"。世宗览书曰："此诬也，止讯告者"(39)。经审理，果真为诬告，术里古伏诛。

投案自首，指刑事犯罪人和民事被告向官府自动投案，自我举发或托人代为自首。自首通常会受到减免刑罚的优待。如大定十年（1170年），河中府（今山西运城）民张锦为父报仇杀人，法当死。张锦犯案后主动向官府自首。此案经尚书省奏报皇帝后，世宗裁决："彼复父仇，又自言之，烈士也。以减死论。"(40)

金代诉讼案件，一般归案发地官府管辖。但有的案件则须由被告原籍地官府受理。如章宗泰和年间，大兴府（今北京府）民靳向中都警巡院诉涞水人魏廷实为奴，及妄诉殴詈案。经查证，原被告的祖辈确有主奴关系，但早在数十年前已放良。于是警巡院驳回了靳
之诉求，并告之，若再行起诉，"法当诉于本贯"，即被告魏廷实原籍涞水县。后此案因诉讼程序不合法，及有关官员恃权枉判，引起中央御史台的干预，最终在皇帝过问下才得以解决。

然而，凡涉及六品以上官的诉讼案件，任何官署皆不得擅断和处罚，须奏闻皇帝而后决。如大定年间，平章政事乌古论元忠奉诏提控元妃李氏葬礼事务。"都水监丞高杲寿治道路不如式，元忠不奏，决之四十。"监察御史张景仁劾奏元忠"辄断六品官，无人臣礼。"世宗对此予以嘉许："卿劾奏甚当"，并令左宣徽使蒲察鼎寿传诏戒敕元忠曰："监丞六品，有罪闻奏，今乃一切趋办，擅决六品官，法当如是耶？御史在尊朝廷，汝当自咎，勿复再！"(41)
二、审判制度
（一）《州县官听讼条约》
金代州县官权力较重，各类诉讼案件，"州县官各许专决"(42)。这就使州县官得以舍法而任意，操纵地方司法。

有金一代，州官审理狱讼而自行杖杀人犯的案例，俯拾即是。如大定年间，磁州（今河北滋县）"素多盗，既获而款伏者，审录官或不时至，系者多以杖杀，或死狱中。"(43)杨伯仁任滨州（今山东滨县）刺史时，"郡俗有遣奴出亡，捕之以规赏者，伯仁至，责其主而杖杀其奴，如是者数辈，其弊遂止。"(44)淄州（今山东淄博市）"剧盗刘奇久为民患，一日捕获，方讯鞫，闻赦将至"，负责审理此案的同知军州事石抹元"亟命杖杀之，阖郡称快。"(45)滥施刑讯逼供，苦打成招，造成冤狱者，亦不乏其例。

海陵王时，某地以"党人相结欲反"为由，收捕田赡等下狱，"且远捕四方党与，每得一人，先漆其面赴讯，使不相识，榜掠万状"(46)，田赡等皆死狱中。兀术之子、广宁府尹完颜亨被家奴诬告而入狱。"与其家奴并加榜掠，皆不伏"。海陵王遂派人将其残杀于囚所。"亨比至死，不胜痛楚，声达于外。"海陵闻亨死，佯为泣下，遣人谕其母曰："尔子所犯法，当考掠，不意饮水致死"(47)。可见金律规定有刑讯拷掠制度。大定年间，亲军百人长完颜阿思钵非值日带刀入宫，其夜入左藏库，杀都监郭良臣，盗取金珠。点检司逮捕嫌疑者八人，"掠笞三人死，五人者自诬，其赃不可得"。后真凶销赃时被查获，伏诛。世宗指出："棰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点检司不以情求之乎！"(48)并敕令抚恤刑讯中的冤死者和诬服者，还亡羊补牢，禁止护卫亲军非值日，不得带刀入宫。

世宗时，一老妪与其儿媳憩道旁，儿媳与所私相从亡去。有人告知老妪其媳去向，老妪遂报告伍长并一道追寻。恰好"有男子私杀牛，手持血刃，望见伍长，意其捕己，即走避之。妪与伍长疑是杀其妇也，捕送县，不胜楚毒，遂诬服。"后老妪"得其妇于所私者"(49)，此冤狱才真相大白。

承安五年，翰林修撰杨庭秀向朝廷奏报了地方司法的黑暗状况："州县官往往以权势自居，喜怒自任，听讼之际，鲜克加审。但使译人往来传词，罪之轻重，成于其口，货赂公行，冤者至有三、二十年不能正者。"鉴于此，章宗敕令订立《州县官听讼条约》，"违者按察司纠之"(50)，将州县官的司法活动纳入依法管理的范畴。这不仅使州县官在履行司法审判职责时有章可循，也为监察机关纠举州县官违法渎职提供了依据。

到金末宣宗南渡后，地方司法秩序又陷于混乱。正大二年（1225年），谏官陈规奏报哀宗："今河南一路便宜、行院、帅府、从宜凡二十处，陕西行尚书省二、帅府五，皆得便宜杀人，冤狱在此不在州县。"(51)
（二）大理寺审判案件的期限。

金律限定：大理寺断狱，"决死囚不过七日，徒刑五日，杖罪三日。"(52)但实际上大理寺并未认真遵守此项制度，虽然"法有程限，而辄违之"，办案拖沓，"以致事多滞留"。大定十七年，世宗曾就此问题追究宰臣的责任："比闻大理寺断狱，虽无疑者亦经旬月，何耶？"并敕令尚书省："凡法寺断轻重罪，各有期限，法官但犯皆的决，岂敢有违！"(53)以期提高司法机关的办事效率。
三、判决的执行
（一）笞杖刑的执行

笞杖刑虽较轻，但属于身体刑，并带有耻辱刑的性质。故有一定身份地位者，往往通过以钱财赎刑等途径规避体罚的实际执行。为此，金律对于某些贵族官僚犯罪案件，在判处笞杖刑时，特别附加了"的决"的规定，要求必须实际执行，不得赎免。如大理寺受理的案件须在法定期限内审结，违者有罚，"法官但犯皆的决"另一项诏制规定："职官犯故违圣旨，徒年、杖数并的决。"(54)不过，世大宗对贵族官僚颇为优容，职官犯罪大多可以赎免，附加"的决"之例，尚不多见。"定间，监察坐罪大抵收赎，或至夺俸，则外降而已，间有的决者皆有为而然也。"(55)明昌四年，拱卫直指挥使纥石烈执中，因"监酒官移刺保迎谒后时，饮以酒，酒味薄"，将移刺保殴伤，被"的决五十"。(56)泰和六年，章宗针对地方官吏查缉私盐不力，致使各地私煮盗贩者成党，国家盐课收入大量流失，敕令加重地方官的缉私责任。"诸统军、招讨司，京府州军官，所部有犯者，两次则夺半月俸，一岁五次则奏裁"，特别是专司缉私职责的"巡捕官但犯则的决，令按察司、御史察之。"(57)

到金末宣宗时，国势日蹙，对职官犯罪的处罚日渐加重，通常都规定"的决"。时任参知政事的张行信曾提到："今法，职官论罪，多从的决"；并上疏宣宗，对当时"监察御史多被的决"的状况表示异议，认为"无问事之大小，情之轻重，一概的决"(58)，太过分了。
宣宗贞　
四年（1216年）诏定："若人使入国，私通言语，说知本国事情；宿卫、近待官、承应人出入亲王、公主、宰执之家；灾伤阙食，体究不实，致伤人命；转运军储而有私载；及考试举人关防不严者，并的杖"；监察官"若任内有漏察之事应的决者，依格虽为称职，止从平常。平常者从降罚。"(59)
法杖仍有一定的规格。章宗明昌四年（1193年）颁行的《铜杖式》，明确限定了法杖的尺寸、厚薄，并向地方官署颁发了标准式样。

施刑的部位，金初罪无轻重悉笞背，熙宗时改为臀、背分决，海陵王又"以脊近心腹"，禁止杖背。但实际上，地方官往往不遵法式，任情立威，随意使用大杖，甚至置铁刃于杖端行刑，多致人死。
（二）徒刑的执行

金代徒刑判决的执行，通常要附加决杖，如徒五年加杖二百，徒四年加杖一百八十等。"杖无大小，止以荆决臀。"(60)决杖之后，即将徒囚投入强制劳作。管理徒囚的官署叫作院或都作院。作院设作院使和作院副使，"掌监造军器，兼管徒囚，判院事"，设牢长掌"监管囚徒及差设牢子。"(61)牢长和牢子是具体管理徒囚居作的人员。地方徒囚"拘役之处，逐州有之，曰都作院"(62)。"随府节镇（都）作院使副，并以军器（库）使副兼之"(63)。可见，金代徒囚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兵器制作。"所徒之人，或使之磨甲，或使之土工，无所不可。脚腕以铁为镣，镰锁之。罪轻者用一，罪重者用二，朝纵暮收，年限满日则逐之，使不得依旧为百姓。"（11）
此外，金朝对某些特殊身份的徒罪犯人，如妇女及"家无兼丁"者，实行以杖代徒，即用决杖代替徒刑居作。
（三）死刑的执行

金代死刑判决的执行，仍实行秋冬行刑等适时行刑制度。世宗大定十三年诏："立春后，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节）气，雨未晴，夜未明，休暇并禁屠宰日，皆不听决死刑。惟强盗则不待秋后。"(《金史》卷四五《刑志》)在死刑执行程序上，仍沿用华夏王朝传统的复奏制度。即死刑判决核准后，须反复奏闻皇帝才能执行。如承安元年，章宗敕尚书省："刑狱虽已奏行，其间恐有疑枉，其再议以闻。人命至重，不可不慎也。"(②《金史》卷一0《章宗二》)　
四、监狱管理制度

金初拘押人犯的场所比较简陋："其狱，掘地数丈，置囚于其中。"(《历代小史》卷六二《金志》)　太宗时，宗翰（即粘罕）专权，下令"诸州县置地牢，深三丈，分三层，死罪居下层，流徒罪居中层，笞杖罪居上层。外起夹城，并以壕沟重围。"(《大金国志·太宗纪》)金代监狱的主要功能，并非执行刑罚的场所，而是临时拘押人犯的地方。其监管的人员，不少是未决人犯或已决而待执行的罪囚。

金入主中原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后，在中央和地方普遍设置了较为正规的监狱。中央监狱设于御史台，由御史大夫的属官狱丞（从九品职）管理。如世宗时，将陵县（今山东德州市）主簿高德温"大收税户米，逮御史狱。"(《金史》卷一0七《高汝砺传》)

地方监狱设于各京府、节镇、州县。提控狱囚的职官为司狱。诸京留守司和诸节镇的司狱为正八品职，而其余官署的司狱为正九品职。司狱的属吏有司吏一人，公使二人，典狱二人。典狱掌"防守狱囚门禁启闭之事"，其下有狱子具体执行"防守罪囚"事务。为了加强监狱管理，大定十一年，世宗诏令："应司狱廨舍须近狱安置，囚禁之事常亲提控，其狱卒必选年深而信实者轮直。"(《金史》卷七《世宗上》)

监狱管理立法也日渐完善。泰和元年，朝廷将建国以来的狱政管理法令加以整理，汇编成《狱官令》一百零六条，列入《泰和律令》予以颁行。此外，金朝还沿袭华夏历代王朝传统的"录囚"之制，随时派遣审录官巡视各地监狱，讯察狱囚，平反冤案，决遣淹滞，施行宽赦，借以标榜仁政。世宗大定十二年制："禁审录官以宴饮废公务"(
《金史》卷八《世宗中》)；大定十七年诏："朝廷每岁再遣审录官，本以为民伸冤滞也，而所遣多不尽心，但文具而已。审录之官，非止理问重刑，凡诉讼案牍，皆当阅实事非，囚徒不应囚系则当释放，官吏之罪即以状闻，失纠察者严加惩断，不以赎论。"(《金史》卷四五《刑志》)章宗泰和四年，"以久旱……遣使审系囚，理冤狱。"(《金史》卷一二《章宗四》)宣宗贞　
四年敕令"参知政事李革审决京师冤狱"；兴定二年（1218年）"诏诸郡录囚官，凡坐军期者皆奏谳"；兴定四年又"敕有司阅狱，杂犯死罪以下皆释之。"(《金史》卷一六《宣宗下》)

①《金史》卷八《世宗中》
②《金史》卷七三《守能传》
③《金史》卷五四《选举四》
④《金史》卷一0六《术虎高琪传》
⑤《金史》卷一六《宣宗下》
⑥⑧《金史》卷四五《刑志》
⑦《金史》卷九五《董师中传》
⑨《金史》卷八四《高桢传》
⑩《金史》卷一一0《程震传》
(11)《金史》卷七三《宗雄传》
(12)(20)《金史》卷九《章宗一》
(14)(17)《金史》卷一二《章宗四》
(13)《金史》卷九八《完颜匡传》
(15)《金史》卷五七《百官三》
(16)《金史》卷四五《刑志》
(18)(19)《金史》卷八《世宗中》
(21)《金史》卷八五《永中传》
(22)《金史》卷四五《刑志》
(23)《唐律疏议》卷二四、《宋刑统》卷二四
(24)《金史》卷一二七《孝友传》
(25)《金史》卷六《海陵王纪》
(26)《金史》卷七六《完颜衮传》
(27)《金史》卷七七《完颜亨传》
(28)《金史》卷一二五《韩 传》
(29)《金史》卷七六《完颜襄传》
(30)《金史》卷八五《世宗诸子传》
(31)《国语·周语》
(32)《云梦秦简·法律答问》
(33)《元史》卷一四六《刑法志》　
(34)《古今图书集成·祥刑典》
(35)《大清律例·刑律》
(36)《金史》卷四六《食货一》
(37)《金史》卷七六《完颜襄传》
(38)《金史》卷七七《完颜亨传》
(39)《金史》卷七《世宗上》
(40)《金史》卷四五《刑志》
(41)《金史》卷八四《张景仁传》
(42)《历代小史》卷六二《金志》
(43)《金史》卷九六《黄久约传》　
(44)《金史》卷一二五《杨伯仁传》
(45)《金史》卷一二八《石抹元传》
(46)刘祁《归潜志》卷一0
(47)《金史》卷七七《完颜亨传》
(48)《金史》卷八八《移刺道传》
(49)《金史》卷八五《永功传》　
(50)(52)(53)《金史》卷四五《刑志》
(51)《金史》卷一0九《陈规传》
(54)(55)(58)《金史》卷一七《张行信传》
(56)《金史》卷一三二《纥石烈执中传》
(57)《金史》卷四九《食货四》
(59)《金史》卷一0六《术虎高琪传》
(60)(62)（11）《历代小史》卷六二《金志》　
(61)(63)《金史》卷五七《百官三》

金朝诉讼审判制度论略

金朝诉讼审判制度论略

/ 金朝入主中原的进程，正处于中华大地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高潮时期。它与两宋及辽、西夏互相对峙又频繁交往的历史氛围，造就了金朝诉讼审判制度的多元制特色。
一、诉讼制度

金朝诉讼制度，大体沿袭唐辽宋旧制，受女真传统习惯影响，也有一些颇具特色的新规定。金代案件起诉的方式分为官吏纠举、告诉和投案自首三种。官吏纠举，指监察官及其他官吏对犯罪案件的弹劾、检举。金代进一步强化了中央和地方监察机关纠举和弹劾官吏违法犯罪案件的职能。

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又称"宪台"，是"察官吏非违，正下民冤枉"的法纪监察机关。其组织机构大体仿效唐制，而规模较小，仍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为长官。御史大夫"掌纠察朝仪，弹劾官邪，勘鞫官府公事。凡内外刑狱所属理断不当，有陈诉者付台治之。"(《金史》卷五五《百官一》)御史中丞协助御史大夫执行其职务。随着金王朝中央集权的加强，朝廷对监察机关的建设越来越重视。御史台的职权不断明确和扩大。正隆五年（1160年），海陵王敕令御史大夫肖玉："朕将行幸南京，官吏多不法受赇，卿宜专纠劾，细务非所责也。"

(《金史》卷七六《肖玉传》)大定二年（1162年）世宗"敕御史台检察六部文移，稽而不行，行而失当，皆举劾之"；后又诏御史台："卿等所劾，诸局行移稽缓，及缓于赴局者耳，此细事也。自三公以下，官僚善恶邪正，当审察之。若止理细务而略其大者，将治卿等罪矣。"(《金史》卷七《世宗上》)纠弹之官知有犯法而不举者，减犯人罪一等科之，关亲者许回避"；又谓宰臣："监察专任纠弹。宗州节度使阿思懑初之官，途中侵扰百姓，到官举动皆违法度。完颜守能为招讨使，贪冒狼籍。凡达官贵人皆未尝举劾。斡睹只群牧副使（从六品职，掌检校群牧畜养蕃息之事）仆散那也取部人球杖两枝，即便弹奏。自今，监察御史职事修举，然后迁除。不举职者，大则降罚，小则决责，仍不得去职。"章宗泰和八年（1208年）定制："事有失纠察者，以怠慢治罪"。贞

四年（1216年），宣宗采纳尚书右丞相术虎高琪建议，敕定："凡监察有失纠弹者从本法。若人使入国，私通言语，说知本国事情；宿卫、近侍官、承应人出入亲王、公主、宰执之家；灾伤阙食，体究不实，致伤人命；转运军储而有私载，及考试举人关防不严者，并的杖。在京犯至两次者，台官减监察一等，论赎，余止坐专差者，任满日议定升降，若任内有漏察之事应的决者，依格虽为称职，止从平常，平常者从降罚。"兴定元年（1218年）宣宗修定"监察御史失察法"；兴定五年（1221年）又"更定监察御史违犯的决法"，使御史失职违法的责任制度化。

有金一代，监察官因违法失职而受到处罚的案件，不乏其例。例如，大定年间,御史大夫（从二品）张汝霖"坐失纠举，降授棣州防御使（从四品）"。监察御史董师中漏察大名总管承安二年（1197年），章宗"敕御史台纠察谄佞趋走有实迹者，"(
《金史》卷一0《章宗二》)等等。　

由此可见，监察机关在金代备受朝廷的宠信和倚重，被视为"天子耳目"，赋予行政监察和法律监督的重任，是统治者控制各级官吏和整饬吏治的主要工具。因此，金朝廷十分重视监察机关的管理及其自身的建设，发布了一系列监察法规、法令和诏制，建立起一套颇为严密的考核、赏罚制度，形成对监察机关严格管理、监督的机制。其中明确规定了监察官在执行职务中的法律责任。如天德三年（1155年），海陵王谓御史大夫赵资福曰："汝等多徇私情，未闻有所弹劾，朕甚不取。自今百官有不法者，必当举劾，无惮权贵"。(
《金史》卷六《海陵王纪》)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年）"制纠忽剌不公事，及忽剌以罪诛，世宗怒曰："监察出使郡县，职在弹纠，忽剌亲贵，尤当用意，乃徇不以闻，削官一阶"。⑦监察御史梁襄等，坐失纠察武器署丞奕、直长骨　
受赃案，被罚俸一月。世宗斥责梁襄等："监察，人君之耳目，事由朕发，何以监察为！"⑧

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恩宠和法律的保障，在金代也不乏忠于职守，不畏权势的监察官。如海陵王视为"忠直之臣"的御史大夫高桢，长期主持御史台政务，"弹劾无所避，每进对，必以区别流品进善退恶为言"。尽管"当路者忌之"，⑨每欲中伤陷害，但也无可奈何。在宣宗时，甚至出现了敢于弹劾皇子的监察御史。兴定初年，程震任监察御史，"弹劾无所挠"。时皇子完颜守纯封荆王，任宰相，因纵容家奴侵扰百姓，被程震"以法劾之"。程震上奏宣宗的弹劾状指出："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赞君父，同济艰难，顾乃专恃权势，蔑弃典礼，开纳货赂，进退官吏。纵令奴隶侵渔细民，名为和市，其实胁取。诸所不法不可枚举。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难矣。"将皇子违法乱纪的危害性，提到齐家治国的高度，使宣宗深为震动。于是，宣宗下诏切责皇子不法，并令"出内府银以偿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数人"。⑩通过补偿百姓物质损失，惩罚不法恶奴，以挽回不良影响。

金朝前期没有建立常设性的地方监察机关。地方行政监察和法律监督事务，通常由中央派遣御史台官员前往各地办理。由于人手和地域的限制，地方监察工作难以开展。大定十七年（1177年）"陈言者乞设提刑司，以纠诸路刑狱之失。"尚书省审议后认为"久恐滋弊"，未予采纳。直到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章宗诏曰"朕初即位，忧劳万民，每念刑狱未平，农桑未勉，吏或不循法度，以隳吾治。朝廷遣使廉问，事难周悉。惟提刑劝农采访之官，自古有之。今分九路专设是职，尔其尽心，往懋乃事。"(11)正式创设提刑司。不久，章宗又"制提刑司设女直、契丹、汉儿知法各一人"，(12)提刑司的组织机构初具规模。金代提刑司大体仿效宋制，设于路一级官署，具有中央派出

机构的性质。但并非各路均置，而是若干路合设一提刑司，计有九个提刑司。

提刑司"专纠察黜陟，号为外台"，(13)其职权颇为广泛。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初定"提刑司所掌三十二条"，明昌三年又定"提刑司条制"8其具体内容虽然史佚其详，但从其它史料可知，纠举、查究地方官吏渎职违法行为乃是其主要职权之一。如承安二年章宗诏："比以军须、随路赋调，司县不度缓急，促期征敛，使民费及数倍，胥吏又乘之以侵暴。其令提刑司究察之。"(14)

承安四年，章宗改提刑司为按察使司，进一步扩大地方监察机关的机构和职权。按察使司设按察使一员，掌"审察刑狱，照刷案牍，纠察滥官污吏豪猾之人,私盐酒曲并应禁之事，兼劝农桑，与副使、签事更出巡案。"(15)如承安五年，刑部员外郎马复奏："外官尚苛刻者不遵《铜杖式》，辄用大杖，多致人死。"章宗"诏令按察司纠劾黜之"(16)等。
按察司官员渎职违法，亦须负法律责任。章宗泰和四年诏："诸按察司体访不实，辄加纠劾者，从故出入人罪论，仍勒停。若事涉私曲，各从本法。"(17)
泰和八年，诸路按察使司改称按察转运司，成为地方上权力最重的官署，既是执法机关，又握有财政经济大权。贞　
三年（1215年）宣宗诏罢按察转运司。从此，金朝没有再设立专职地方监察机关。地方监察事务，由朝廷派遣监察御史办理。

金代重视地方监察机构的建置，赋予其纠劾、检控官吏渎职犯罪的重任，在深层次上，主要是少数民族统治者置身广袤的中华大地，面对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华夏各族人民，深感力不从心，基于强化地方监控的需要而为之；当然，也有肃清官常，惩治奸邪贪秽，以维护地方安定的目的。其后，蒙元统治者报着同样心态，对地方监察官格外倚重，在各地分设行御史台和肃政廉访使司，编织了一道道严密的监控网络。　

此外，金朝对负有纠举职责的官吏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世宗曾诏令："自今官长不法，其僚佐不能纠正又不言上者，并坐之"，(18)以促使各级官吏认真履行纠举、监督上级官长的职责。

在封建时代，皇帝对可能危及皇权,觊觎皇位的诸王防范甚严。金朝在各亲王府设置傅、府尉、长史等属官，职司管理王府事务，监视亲王及其家人的活动，纠举其违法犯罪行为等。大定十二年，世宗召见诸王府长史谕之曰："朕选汝等，正欲劝导诸王，使之为善。如诸王所为有所未善，当力陈之，尚或不从，则具某日行某事以奏。若阿意不言，朕惟汝罪。"(19)明昌元年章宗又敕定"亲王家人有犯，其长史，府椽失察、故纵罪"，(20)以防止亲王府属官与亲王及其家人相勾结，共谋不轨。明昌六年，章宗处死世宗长子、镐王永中及其二子案，就是由镐王府属官傅、府尉等纠举永中第四子阿离合懑"因防禁严密，语涉不道"(21)而提起诉讼的。在审理过程中，进而牵涉到永中及其第二子神徒门，发现他们亦有"不逊"、"怨谤"之辞。章宗遂据此赐永中死，将阿离合懑和神徒门弃市。
另一方面，金代监察官及有关官吏因纠举失职、违法，而受到处罚的事例，亦屡见不鲜。

告诉，即诉讼案件当事人及其家属，以及其他知情人向官府告发而提起诉讼。金律对告诉权的限制较少。一是不适用亲属相容隐的原则。自汉以降，华夏历代王朝的法律基于儒家伦常观念，均规定有亲属相为隐的诉讼原则，凡一定范围的亲属，犯罪非谋反、谋大逆、谋叛时，得互相容隐，告者反而有罪。金律则不然，听任亲属之间互相告发的行为。如大定年间，大兴府（今北京市）民赵无事"带酒乱言，"法当死，其父赵千捕之而告官府。赵千"大义灭亲"之举受到世宗赞许："为父不恤其子而告捕之，其正如此，人所甚难，可特减（赵无事）死一等。"(22)若依唐宋律典之规定，赵千的行为，已构成犯罪："诸告缌麻、小功卑幼，虽得实，杖八十，大功以上递减一等。"(23)据此，父告子乃为告期亲卑幼，应杖六十。

二是金朝对中原王朝自古以来禁止奴婢告发主人的峻令，弃置不行，听任以至纵容奴婢告主，并经常依据奴婢的告发而大兴狱讼。故有金一代，奴婢告主的事件层出不穷，上自亲王，下至黎庶，因被家奴告发而陷于囹圄，以致丢官卸爵，身首异处者，不乏其人。

太宗时，卫州汲县（今河南汲县）人陈光的家奴"谋良不可"，告发陈光与贼杀人，致使陈光"系狱，榜掠不胜，因自诬服"。(24)后因其子陈颜自请代父死的孝行感动了官府，才获得赦免。海陵王时，昭义军节度使肖仲宣家奴"告其主怨谤""。(25)因肖仲宣政绩颇佳，深得海陵王信任，才免于缧绁之辱。海陵王之弟，西京留守完颜衮（又名蒲家）素为其兄猜忌，"尝召日者问休咎。家奴喝里知海陵疑蒲家，乃上变告之，言与（西京兵马总管）谟卢瓦等谋反，尝召日者问天命"，(26)经御史台和刑部会同审理，查无实据。但海陵王仍遣使臣拘捕蒲家等至中都，斩之于市。梁王兀术之子完颜亨（又名孛迭），封芮王，历任中京、东京留守，先后两次被家奴告发，最终冤死狱中。第一次是家奴梁遵告完颜亨与卫士符公弼谋反。虽经有关部门"考验无状"，却使完颜亨遭到海陵王深深的猜疑。第二次是家奴六斤与完颜亨侍婢私通，事泄遭训斥，遂怀恨于心，总想伺机"告亨谋逆"。后果然借故"诬亨欲因间剌海陵"，(27)致使完颜亨被捕下狱，不久惨死狱中。参知政事韩　
的家奴告其主"以马资送叛人出境"。有司考之无状，以该奴归还韩　 。韩　
待之如初，曰："奴诬主人以罪，求为良耳，何足怪哉"。(28)大定时，海陵王之侄、应国公完颜和尚召日者妄卜休咎。日者李端称其"当为天子"，司天张友直亦云其"当大贵"。(29)此事经家奴李添寿向朝廷告发后，完颜和尚等伏诛。章宗时，镐王永中的家奴德哥检举其主尝与侍妾言："我得天下，子为大王，以尔为妃"，(30)导致永中被朝廷赐死。此外，金律亦不禁妾告正室。如天德四年，平章政事徒单恭之妾忽挞，告正室、太祖长公主兀鲁"语涉怨望"。海陵王遂杀兀鲁而杖罢其夫。

金朝律

令不禁奴婢告主和卑幼告尊长的规定，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颇具特色。早在西周时期，就有"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君臣、父子无狱讼"(31)的教条。秦律设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之制。(32)汉律本于儒家伦常观念，创立"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卑幼告尊长乃"干名犯义"行为。《唐律疏议》和《宋刑统》之"斗讼律"更明确规定："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绞；告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流；大功以下亲，徒一年。……即奴婢诉良，妄称主压者，徒三年；部曲减一等"。《疏议》曰："谓奴婢本无良状，而妄诉良，云主压充贱者，合徒三年"。《大元通制》亦载："诸子证其父，奴讦其主，及妻妾弟侄不相容隐，凡干名犯义，为风化之玷者，并禁止之"；"诸以奴告主私事，主同自首，奴杖七十七"；"诸奴婢诬告其主者处死，本主求免者，听减一等"；"诸教令……奴告主者，各减告者罪一等"。(33)明清律典均将卑幼告尊长，奴婢告主列入"干名犯义"门："诸子孙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者，杖一百徒三年"。"若奴婢告家长及家长缌麻以上亲者，与子孙卑幼罪同。若雇工人告家长及家长之亲者，各减奴婢罪一等"。(34)《大清律例》所附"条例"，还对奴婢告主的处罚，作了具体的补充性规定："凡奴仆首告家主者，虽所告皆实，亦必将首告之奴仆，仍照律从重治罪"，"凡旗下家奴告主，犯该徒罪者，即于所犯附近地方充配，不准枷责完结，俟徒限满日，照例官卖，将身价给还原主。"(35)

可见，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王朝的法律，从维护宗法家族制度和等级特权出发，都禁止卑幼告尊长和奴婢告主，惟有金律例外。究其原因，在深层次上，是女真游牧部族人际关系相对平等的传统，与中原法律基于儒家的伦常观念的"同居相为隐"原则相碰撞的结果。在女真人占居统治地位的背景下，传统势力冲破了同居相隐原则编织限制家族成员之间告诉权的罗网。而更直接的原因则是金朝当权者出于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现实考虑。金王朝长期处于同南宋、西夏等国对峙的国际环境，战乱频仍，政局动荡。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权力倾轧剧烈，仅在位皇帝就有三人被政敌谋杀。故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时时注视政敌的动向，防范其不轨活动。尤其是金朝皇帝继位秩序不正常。金代共历十帝，其中兄终弟（含堂弟）及者凡四帝，叔侄相继者二帝，其余四帝亦多未遵循中原传统的嫡长继承制。海陵王、世宗、宣帝三帝还是通过政变或利用政变后的混乱局面上台的。"法统"不正使最高统治者对谋反、叛逆言行极为敏感，为消除一切可能危及皇权的隐患煞费苦心。　鼓励告奸是防止皇权旁落，消弥反叛，巩固帝位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家奴与其主人朝夕相处，对主人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听任和利用家奴检举、告发主人违法不轨行为，无疑有助于及时打击犯罪活动，防范反对派势力的不轨图谋。此外，金朝还实行"保伍连坐法"，强制邻里告奸。如泰和六年（1206年），章宗"以旧定保伍法，有司灭裂不行。其令结保，有匿奸细、盗贼者连坐。"(36)

当然，金也同历代一样，对告诉失实（诉妄）及诬告者，亦给予处罚。如海陵王时，左宣徽使（正三品职）许霖之子与应国公完颜和尚发生纠纷。许霖父子被殴辱后诉于朝廷，使对方受罚。但许霖亦因"所诉有妄，笞二十"。(37)芮王完颜亨被家奴梁遵诬告谋反一案，经朝廷"考验无状，遵坐诛"(38)。大定二年（1162年），军士术里古等告同判大宗正事（从二品职）完颜谋衍之子斜哥"寄书其父谋反，并以其书上之"。世宗览书曰："此诬也，止讯告者"(39)。经审理，果真为诬告，术里古伏诛。

投案自首，指刑事犯罪人和民事被告向官府自动投案，自我举发或托人代为自首。自首通常会受到减免刑罚的优待。如大定十年（1170年），河中府（今山西运城）民张锦为父报仇杀人，法当死。张锦犯案后主动向官府自首。此案经尚书省奏报皇帝后，世宗裁决："彼复父仇，又自言之，烈士也。以减死论。"(40)

金代诉讼案件，一般归案发地官府管辖。但有的案件则须由被告原籍地官府受理。如章宗泰和年间，大兴府（今北京府）民靳向中都警巡院诉涞水人魏廷实为奴，及妄诉殴詈案。经查证，原被告的祖辈确有主奴关系，但早在数十年前已放良。于是警巡院驳回了靳
之诉求，并告之，若再行起诉，"法当诉于本贯"，即被告魏廷实原籍涞水县。后此案因诉讼程序不合法，及有关官员恃权枉判，引起中央御史台的干预，最终在皇帝过问下才得以解决。

然而，凡涉及六品以上官的诉讼案件，任何官署皆不得擅断和处罚，须奏闻皇帝而后决。如大定年间，平章政事乌古论元忠奉诏提控元妃李氏葬礼事务。"都水监丞高杲寿治道路不如式，元忠不奏，决之四十。"监察御史张景仁劾奏元忠"辄断六品官，无人臣礼。"世宗对此予以嘉许："卿劾奏甚当"，并令左宣徽使蒲察鼎寿传诏戒敕元忠曰："监丞六品，有罪闻奏，今乃一切趋办，擅决六品官，法当如是耶？御史在尊朝廷，汝当自咎，勿复再！"(41)
二、审判制度
（一）《州县官听讼条约》
金代州县官权力较重，各类诉讼案件，"州县官各许专决"(42)。这就使州县官得以舍法而任意，操纵地方司法。

有金一代，州官审理狱讼而自行杖杀人犯的案例，俯拾即是。如大定年间，磁州（今河北滋县）"素多盗，既获而款伏者，审录官或不时至，系者多以杖杀，或死狱中。"(43)杨伯仁任滨州（今山东滨县）刺史时，"郡俗有遣奴出亡，捕之以规赏者，伯仁至，责其主而杖杀其奴，如是者数辈，其弊遂止。"(44)淄州（今山东淄博市）"剧盗刘奇久为民患，一日捕获，方讯鞫，闻赦将至"，负责审理此案的同知军州事石抹元"亟命杖杀之，阖郡称快。"(45)滥施刑讯逼供，苦打成招，造成冤狱者，亦不乏其例。

海陵王时，某地以"党人相结欲反"为由，收捕田赡等下狱，"且远捕四方党与，每得一人，先漆其面赴讯，使不相识，榜掠万状"(46)，田赡等皆死狱中。兀术之子、广宁府尹完颜亨被家奴诬告

而入狱。"与其家奴并加榜掠，皆不伏"。海陵王遂派人将其残杀于囚所。"亨比至死，不胜痛楚，声达于外。"海陵闻亨死，佯为泣下，遣人谕其母曰："尔子所犯法，当考掠，不意饮水致死"(47)。可见金律规定有刑讯拷掠制度。大定年间，亲军百人长完颜阿思钵非值日带刀入宫，其夜入左藏库，杀都监郭良臣，盗取金珠。点检司逮捕嫌疑者八人，"掠笞三人死，五人者自诬，其赃不可得"。后真凶销赃时被查获，伏诛。世宗指出："棰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点检司不以情求之乎！"(48)并敕令抚恤刑讯中的冤死者和诬服者，还亡羊补牢，禁止护卫亲军非值日，不得带刀入宫。

世宗时，一老妪与其儿媳憩道旁，儿媳与所私相从亡去。有人告知老妪其媳去向，老妪遂报告伍长并一道追寻。恰好"有男子私杀牛，手持血刃，望见伍长，意其捕己，即走避之。妪与伍长疑是杀其妇也，捕送县，不胜楚毒，遂诬服。"后老妪"得其妇于所私者"(49)，此冤狱才真相大白。

承安五年，翰林修撰杨庭秀向朝廷奏报了地方司法的黑暗状况："州县官往往以权势自居，喜怒自任，听讼之际，鲜克加审。但使译人往来传词，罪之轻重，成于其口，货赂公行，冤者至有三、二十年不能正者。"鉴于此，章宗敕令订立《州县官听讼条约》，"违者按察司纠之"(50)，将州县官的司法活动纳入依法管理的范畴。这不仅使州县官在履行司法审判职责时有章可循，也为监察机关纠举州县官违法渎职提供了依据。

到金末宣宗南渡后，地方司法秩序又陷于混乱。正大二年（1225年），谏官陈规奏报哀宗："今河南一路便宜、行院、帅府、从宜凡二十处，陕西行尚书省二、帅府五，皆得便宜杀人，冤狱在此不在州县。"(51)
（二）大理寺审判案件的期限。

金律限定：大理寺断狱，"决死囚不过七日，徒刑五日，杖罪三日。"(52)但实际上大理寺并未认真遵守此项制度，虽然"法有程限，而辄违之"，办案拖沓，"以致事多滞留"。大定十七年，世宗曾就此问题追究宰臣的责任："比闻大理寺断狱，虽无疑者亦经旬月，何耶？"并敕令尚书省："凡法寺断轻重罪，各有期限，法官但犯皆的决，岂敢有违！"(53)以期提高司法机关的办事效率。
三、判决的执行
（一）笞杖刑的执行

笞杖刑虽较轻，但属于身体刑，并带有耻辱刑的性质。故有一定身份地位者，往往通过以钱财赎刑等途径规避体罚的实际执行。为此，金律对于某些贵族官僚犯罪案件，在判处笞杖刑时，特别附加了"的决"的规定，要求必须实际执行，不得赎免。如大理寺受理的案件须在法定期限内审结，违者有罚，"法官但犯皆的决"另一项诏制规定："职官犯故违圣旨，徒年、杖数并的决。"(54)不过，世大宗对贵族官僚颇为优容，职官犯罪大多可以赎免，附加"的决"之例，尚不多见。"定间，监察坐罪大抵收赎，或至夺俸，则外降而已，间有的决者皆有为而然也。"(55)明昌四年，拱卫直指挥使纥石烈执中，因"监酒官移刺保迎谒后时，饮以酒，酒味薄"，将移刺保殴伤，被"的决五十"。(56)泰和六年，章宗针对地方官吏查缉私盐不力，致使各地私煮盗贩者成党，国家盐课收入大量流失，敕令加重地方官的缉私责任。"诸统军、招讨司，京府州军官，所部有犯者，两次则夺半月俸，一岁五次则奏裁"，特别是专司缉私职责的"巡捕官但犯则的决，令按察司、御史察之。"(57)

到金末宣宗时，国势日蹙，对职官犯罪的处罚日渐加重，通常都规定"的决"。时任参知政事的张行信曾提到："今法，职官论罪，多从的决"；并上疏宣宗，对当时"监察御史多被的决"的状况表示异议，认为"无问事之大小，情之轻重，一概的决"(58)，太过分了。
宣宗贞　
四年（1216年）诏定："若人使入国，私通言语，说知本国事情；宿卫、近待官、承应人出入亲王、公主、宰执之家；灾伤阙食，体究不实，致伤人命；转运军储而有私载；及考试举人关防不严者，并的杖"；监察官"若任内有漏察之事应的决者，依格虽为称职，止从平常。平常者从降罚。"(59)
法杖仍有一定的规格。章宗明昌四年（1193年）颁行的《铜杖式》，明确限定了法杖的尺寸、厚薄，并向地方官署颁发了标准式样。

施刑的部位，金初罪无轻重悉笞背，熙宗时改为臀、背分决，海陵王又"以脊近心腹"，禁止杖背。但实际上，地方官往往不遵法式，任情立威，随意使用大杖，甚至置铁刃于杖端行刑，多致人死。
（二）徒刑的执行

金代徒刑判决的执行，通常要附加决杖，如徒五年加杖二百，徒四年加杖一百八十等。"杖无大小，止以荆决臀。"(60)决杖之后，即将徒囚投入强制劳作。管理徒囚的官署叫作院或都作院。作院设作院使和作院副使，"掌监造军器，兼管徒囚，判院事"，设牢长掌"监管囚徒及差设牢子。"(61)牢长和牢子是具体管理徒囚居作的人员。地方徒囚"拘役之处，逐州有之，曰都作院"(62)。"随府节镇（都）作院使副，并以军器（库）使副兼之"(63)。可见，金代徒囚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兵器制作。"所徒之人，或使之磨甲，或使之土工，无所不可。脚腕以铁为镣，镰锁之。罪轻者用一，罪重者用二，朝纵暮收，年限满日则逐之，使不得依旧为百姓。"（11）
此外，金朝对某些特殊身份的徒罪犯人，如妇女及"家无兼丁"者，实行以杖代徒，即用决杖代替徒刑居作。
（三）死刑的执行

金代死刑判决的执行，仍实行秋冬行刑等适时行刑制度。世宗大定十三年诏："立春后，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节）气，雨未晴，夜未明，休暇并禁屠宰日，皆不听决死刑。惟强盗则不待秋后。"(《金史》卷四五《刑志》)在死刑执行程序上，仍沿用华夏王朝传统的复奏制度。即死刑判决核准后，须反复奏闻皇帝才能执行。如承安元年，章宗敕尚书省："刑狱虽已奏行，其间恐有疑枉，其再议以闻。人命至重，不可不慎也。"(②《金史》卷一0《章宗二》)　
四、监狱管理制度

金初拘押人犯的场所比较简陋："其狱，掘地数丈，置囚于其中。"(《历代小史》卷六二《金志》)　太宗时，宗翰（即粘罕）专权，下令"诸州县置地牢，深三丈，分三层，死罪居下层，流徒罪居中层，笞杖罪居上层。外起夹城，并以壕沟重围。"(《大金国志·太宗纪》)金代监狱的主要功能，并非执行刑罚的场所，而是临时拘押人犯的地方。其监管的人员，不少是未决人犯或已决而待执行的罪囚。

金入主中原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后，在中央和地方普遍设置了较为正规的监狱。中央监狱设于御史台，由御史大夫的属官狱丞（从九品职）管理。如世宗时，将陵县（今山东德州市）主簿高德温"大收税户米，逮御史狱。"(《金史》卷一0七《高汝砺传》)

地方监狱设于各京府、节镇、州县。提控狱囚的职官为司狱。诸京留守司和诸节镇的司狱为正八品职，而其余官署的司狱为正九品职。司狱的属吏有司吏一人，公使二人，典狱二人。典狱掌"防守狱囚门禁启闭之事"，其下有狱子具体执行"防守罪囚"事务。为了加强监狱管理，大定十一年，世宗诏令："应司狱廨舍须近狱安置，囚禁之事常亲提控，其狱卒必选年深而信实者轮直。"(《金史》卷七《世宗上》)

监狱管理立法也日渐完善。泰和元年，朝廷将建国以来的狱政管理法令加以整理，汇编成《狱官令》一百零六条，列入《泰和律令》予以颁行。此外，金朝还沿袭华夏历代王朝传统的"录囚"之制，随时派遣审录官巡视各地监狱，讯察狱囚，平反冤案，决遣淹滞，施行宽赦，借以标榜仁政。世宗大定十二年制："禁审录官以宴饮废公务"(
《金史》卷八《世宗中》)；大定十七年诏："朝廷每岁再遣审录官，本以为民伸冤滞也，而所遣多不尽心，但文具而已。审录之官，非止理问重刑，凡诉讼案牍，皆当阅实事非，囚徒不应囚系则当释放，官吏之罪即以状闻，失纠察者严加惩断，不以赎论。"(《金史》卷四五《刑志》)章宗泰和四年，"以久旱……遣使审系囚，理冤狱。"(《金史》卷一二《章宗四》)宣宗贞　
四年敕令"参知政事李革审决京师冤狱"；兴定二年（1218年）"诏诸郡录囚官，凡坐军期者皆奏谳"；兴定四年又"敕有司阅狱，杂犯死罪以下皆释之。"(《金史》卷一六《宣宗下》)

①《金史》卷八《世宗中》
②《金史》卷七三《守能传》
③《金史》卷五四《选举四》
④《金史》卷一0六《术虎高琪传》
⑤《金史》卷一六《宣宗下》
⑥⑧《金史》卷四五《刑志》
⑦《金史》卷九五《董师中传》
⑨《金史》卷八四《高桢传》
⑩《金史》卷一一0《程震传》
(11)《金史》卷七三《宗雄传》
(12)(20)《金史》卷九《章宗一》
(14)(17)《金史》卷一二《章宗四》
(13)《金史》卷九八《完颜匡传》
(15)《金史》卷五七《百官三》
(16)《金史》卷四五《刑志》
(18)(19)《金史》卷八《世宗中》
(21)《金史》卷八五《永中传》
(22)《金史》卷四五《刑志》
(23)《唐律疏议》卷二四、《宋刑统》卷二四
(24)《金史》卷一二七《孝友传》
(25)《金史》卷六《海陵王纪》
(26)《金史》卷七六《完颜衮传》
(27)《金史》卷七七《完颜亨传》
(28)《金史》卷一二五《韩 传》
(29)《金史》卷七六《完颜襄传》
(30)《金史》卷八五《世宗诸子传》
(31)《国语·周语》
(32)《云梦秦简·法律答问》
(33)《元史》卷一四六《志》　
(34)《古今图书集成·祥刑典》
(35)《大清律例·刑律》
(36)《金史》卷四六《食货一》
(37)《金史》卷七六《完颜襄传》
(38)《金史》卷七七《完颜亨传》
(39)《金史》卷七《世宗上》
(40)《金史》卷四五《刑志》
(41)《金史》卷八四《张景仁传》
(42)《历代小史》卷六二《金志》
(43)《金史》卷九六《黄久约传》　
(44)《金史》卷一二五《杨伯仁传》
(45)《金史》卷一二八《石抹元传》
(46)刘祁《归潜志》卷一0
(47)《金史》卷七七《完颜亨传》
(48)《金史》卷八八《移刺道传》
(49)《金史》卷八五《永功传》　
(50)(52)(53)《金史》卷四五《刑志》
(51)《金史》卷一0九《陈规传》
(54)(55)(58)《金史》卷一七《张行信传》
(56)《金史》卷一三二《纥石烈执中传》
(57)《金史》卷四九《食货四》
(59)《金史》卷一0六《术虎高琪传》
(60)(62)（11）《历代小史》卷六二《金志》　
(61)(63)《金史》卷五七《百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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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中的希望－从职务犯罪侦查角度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演讲范文

最高人民检察院总是有道理的，也总是在试图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最近，为了代表广大人民中律师的利益，他们出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我才疏学浅，只是粗浅做了几天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对评论上级文件—这种“肉食者谋之”的事本无意做之，可一想到今天代表律师利益的上级，明天又会代表人民利益把一个个办案数量任务压下来，后天又会代表自己饭碗的利益把一个个工作组派下来督促办案，既然我的饭碗左右都是难捧，于是也顾不得许多，冒着顶撞上级的风险，只从职务犯罪侦查角度，且把这个《规定》评上一评吧。
非常有“新意”的《规定》

为什么要评这个《规定》呢？这是因为这个《规定》很有“新意”，它主动放弃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在侦查环节中对律师仅有的控制，同意律师可以全面了解案情，从而在事实上允许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进行辩护活动，而这从根本上违反了侦查机关对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既有共识。
众所周知，1997年刑事诉讼法是一部广泛吸收国内外刑事诉讼法律研究成果、特别是英美抗辩制诉讼体制研究成果的法律。律师从侦查阶段就参与刑事诉讼，这正是抗辩制诉讼架构的重要特点，而且律师的介入侦查其意义就是从侦查阶段就可以取证，并为庭审时的辩护进行证据准备。然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照搬英美法律的规定，仅仅在第96条中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这种帮助对犯罪嫌疑人而言限定为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对律师而言仅仅是三项权利：1、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2、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3、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而且，为了限制律师通过这种法律帮助获得案件信息，从而在事实上进行取证活动，为庭审辩护做准备，刑事诉讼法针对法律帮助中律师可以获得的信息，采取了一种模糊的表达方式，即“可以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毫无疑问，这种模糊表达方式必将引发争议。
果然，侦查机关与相关部门在律师介入侦查可以获得的信息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这部规定以9至12条，共计618个字来对律师介入侦查环节的各个具体情况进行了规定，但恰恰没有规定律师可以了解的“有关案件情况”是什么!这直接反映出各个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只好继续模糊下去。
需要说明的是：“模糊表达”正是中国法律的特色，即当法律制定者对法律条款表达模糊时，该条款的含义由有权机关自行理解执行，而有权机关当然不会从条款的其他关系者的角度理解执行。也就是说，律师可以了解的“有关案件情况”是什么，这完全由侦查机关从法律帮助的含义上去理解和执行。
1999年1月18日实施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完全体现出执行机关的理解是什么。该《规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律师询问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内容超越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授权范围，或者违反监管场所和有关机关关于会见的规定的，在场的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有权制止，或者中止会见。这个条款虽然没有说明“律师询问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内容”应当是什么，但却通过授权工作人员制止询问、中止会见的方式，丝毫不留余地表达出一个信号：律师询问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内容只会由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来判断；而这种判断，只能是绝不允许在侦查阶段让律师获得案件的重要信息。
检察机关的规定并不是个案，同样是侦查机关的公安部门，1998年5月14日以第35号公安部令发布了修改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该《规定》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与检察机关完全相同的解释。
所以，我们作为具体的案件承办人员，在侦查环节中，针对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行为，所采取方式就是：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安排律师会见，在会见中，律师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向犯罪嫌疑人提供相关的法律知识，针对涉嫌罪名告知犯罪构成要件，但，律师不能了解具体案情！如果在会见中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谈到案件具体情况，承办人有权制止或者中止会见。
然而，就是针对这样一个刑事诉讼法模糊表达的，侦查机关已达成共识的概念，最高人民检察院却在XX年12月30日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１６次会上，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全部否认了!该规定第六条称：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了解案件以下情况：（一）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二）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或参与所涉嫌的犯罪；（三）犯罪嫌疑人关于案件事实和情节的陈述；（四）犯罪嫌疑人关于其无罪、罪轻的辩解；（五）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程序是否合法；(六）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其人身权利、诉讼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七）其他需要了解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我不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制定这个《规定》时，是否考虑了检察机关的利益；我只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制定的这个《规定》，它是一个单方面有利于律师的规定，它使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律帮助的概念完全失去了意义，它在事实上使检察机关无法在侦查环节垄断案件信息，从而在本质上使律师获得了在侦查阶段进行辩护性活动的能力。

为什么要制定这个《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什么要制定这个《规定》呢？还是让我们来看一下最高人民检察院自己的解释吧。该《规定》前言把理由归纳为：“为依法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保障律师在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立案侦查、刑事案件审查起诉工作中依法执业，促进人民检察院严格、公正执法”。这一段话是两个含义，第一是这个《规定》能够保证诉讼参与人，即犯罪嫌疑人的合法利益；第二是这个《规定》通过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来促进检察院严格、公正执法。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让我感到困惑：犯罪嫌疑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利益当然是需要保护的，但具体保护的内容与方式只能由刑事诉讼法来规定，侦查机关需要做的就是执行法律规定!如前所述，从中国的法律实践来看，法律模糊表达的内容本身就是法律授权有权机关自行理解范围，不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有什么理由****过去几年来侦查机关在这一问题上的共识？我更想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根据什么样的程序就擅自单方面削减属于全国检察机关的权力，将法律模糊处理的内容作片面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及律师的解释？其次，居然检察机关严格、公正执法需要通过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来促进，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一点。要知道，当前刑事诉讼架构就是一个对抗性架构，检察机关从侦查部门至起诉部门，都是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利益直接对抗的，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与律师之间的的关系是矛盾性的，而不是合作性的，这只能通过法律来调整，而决不可能以某一方片面让步来解决；既使有一方片面地让步，那么这种让步在具体实践中也无法具体落实。
当然，以上的问题看起来似乎是我作为一个怨妇，在被薄情郎抛弃后发出的阵阵哀鸣，这种哀鸣的结果当然是于事无补。不过，基于怨妇对薄情郞的了解，我想表达的还有警告!

警告：不平衡的诉讼结构

作为一个检察机关中的侦查人员，我痛心地感到：1997年刑事诉讼法改革了原来的诉讼制度，建立起抗辩式控诉机制，然而它并没有在打破原有的刑事侦查体制的同时，给侦查机关以相应的授权，以建立起新的刑事侦查体制；因而，平衡的刑事诉讼结构并没有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而建立，其恶果就是侦查权与辩护权出现了不平衡，随着《规定》之类规范性文件的出台，这种不平衡正在逐步扩大，其结果必将导致检察机关无法履行法律赋予的打击腐败的职责。
什么是侦查权与辩护权的诉讼平衡？就是在证明制度下的侦查权与辩护权之间的均势，只有这两种权力在证明标准下达到均势，诉讼才能在保护人权、保证侦查效率的基础上稳定运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侦查的目的不是侦查机关查明真相，或者说侦查机关查明真相是没有价值的，侦查的目的是侦查机关行使法律的授权获取证据，通过刑事诉讼程序证明犯罪的存在或者不存在。所以，侦查能不能实现法律要求的目的，与法律授予侦查机关的权限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在一定的证明制度下，侦查机关拥有的权力，必须与辩护方拥有的辩护能力形成均势，才能实现刑事诉讼的均势。
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侦查机关所得到的授权。无论新旧刑事诉讼法，对侦查机关的授权都是极为有限的，即仅有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这七类，这样的授权能够满足侦查需要吗？让我们与国外刑事诉讼的授权相比较，除前述权力外，国外侦查机关还有权监视电信通讯、使用技术手段侦查、派遣秘密侦查员、暂时执业禁止、限制转移财产、限制出境、要求申报财产。从上可以看出，我国侦查机关的权限与国外相比，相差何其远矣！就是在权限相差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我国侦查机关面对着社会转型期腐败丛生的现实，不得不承担着沉重的办案压力，那么结果又会是什么呢？
在旧刑事诉讼法期间，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基于以上授权与办案的矛盾，所采取的办案方法可以简称为“抓人办案”，即根据线索的反映，向相应的人进行调查，并通过限制其人身自由来保证办案效率与机密，通俗地说，证人说清问题才能离开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说清问题就送看守所结案。这种“抓人办案”的侦查模式，当然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以侵犯人权为代价的侦查方式，然而它却是和老刑诉法配套的，相当有效的一种侦查手段。在这种侦查模式下，侦查权远远强于辩护权。不过，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之后，由于刑事诉讼法明确限制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时间只能在12小时内（该限制现在已扩大理解到了针对证人的询问），并且通过司法解释否定违法取得的证据的证明效力，这种“抓人办案”的侦查方法当前已完全行不通了。那么，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机关的要求是什么呢？
由于新刑事诉讼法限制了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的接触时间，其潜在的含义当然是要求侦查机关将“抓人办案”这种事后侦查模式，改变为秘密侦查、实时侦查或者预判性侦查的新侦查模式；也只有这样的一种侦查模式，才真正从根本上要求侦查机关尽可能避免公开对人的接触，而以长期、秘密的手段取得证据。可是，要使用这样的一种侦查模式，侦查机关必然要求获得相应的侦查授权，即合法地利用前述监视电信通讯、使用技术手段侦查、派遣秘密侦查员等侦查手段去获得证据，否则相应的侦查模式是无法建立的。而这些都没有！
这就是当前我国侦查机关面对的现实：新刑事诉讼法打破了原有的侦查模式，强调保护人权，可是它却没有向侦查机关合法授权，以建立新的侦查模式；从而在新刑事诉讼法所设计的诉讼结构中，侦查权与辩护权之间的平衡一直没有从制度上建立起来，结果是辩护权正在通过证人、犯罪嫌疑人翻供等手段逐步强大起来，侦查机关由于侦查模式本身的局限，形成审判中犯罪嫌疑人和证人口供的频频翻供，我们正在一次次地赢了侦查、输了审判。这种形势的迫切程度可以从两个方面反映出来，一是检察机关中的侦查部门不得不主动与纪委联合办案，通过纪委的手段来继续自己的“抓人办案”模式；二是侦查机关不得不对法律进行单方面对自己有利的解释，以抑制辩护权的强大，侦查期间不允许律师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这正是该现象的反映。
然而，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漠视这种现实！他们看不见辩护权已过分强大的现实，不明白侦查方与辩护方的对抗性关系，所以主动放弃权利，要求下属检察机关允许律师在侦查中就可以了解案情！他们看不见原有的侦查模式所面对的困境，所以强调检察机关不能与纪委合作，不能利用纪委的手段！他们看不见新刑事诉讼法中对侦查模式的要求，所以要求各级侦查机关不得使用技术侦查手段！这样的最高人民检察院能够带领全国检察机关实现反腐败的重任吗？

绝望中的希望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下，我们真的很绝望。检察机关已失去了对税收案件、打假案件的管辖权；我们正在失去对司法解释的主导权；我们将要失去反腐败斗争中的主导性地位，成为纪委的配角！
请问最高人民检察院，到底什么样的检察机关是你们所设计的？到底什么样的侦查模式是你们所希望的？我们的侦查与纪委的调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除了以保护人权的名义，你们放弃整个检察机关的权利外，你们有没有在全国人大上为全国检察机关争取过侦查的权力？
还好，我们还有希望！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反腐败的决心是何其巨大，中国反腐败的群众意志是何其巨大，一个不能履行职责的反腐败机关必将被社会所唾弃。那么，我们的希望是什么呢？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脱离检察机关，直属中央！批捕部门脱离检察机关，从属于审判权！

联系方式：

绝望中的希望－从职务犯罪侦查角度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

赞美刑事法官演讲稿

篇一：年轻法官演讲稿

年轻法官演讲稿

年轻法官演讲稿

我的法官梦

孩提时代的我就梦想成为一名法官，身着法袍、手执法槌、惩恶扬善。多少个挑灯苦读的夜晚，几多失败挫折的经历，庆幸的是，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走进了**人民法院的大门，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法官预备人员。几个月以来，从立案庭到刑事审判庭担任书记员工作，从梦想到现实，从读书到思考，从感性到理性，让我感触颇多。

当初追逐法官的荣耀、光环之心渐渐褪去了，与日俱增的则是对每一位当事人负责的信心和决心。工作四个多月以来，忘不了当事人立案时那充满希望而又焦急的脸庞；忘不了庭审结束后被告人后悔愧疚的眼神；更忘不了前辈法官们办结案件后如释重负的神情，审判无小事，庭长们认真阅卷、仔细钻研案情的工作常态也时时提醒着我事无巨细的做好工作的方方面面。

还记得刚到立案庭工作那段日子，第一次直面接触提出诉求的当事人，我竟不知道如何解答他们的问题，看着他们充满希望的眼神、听着他们问询的言语，第一次我感到了深深的羞愧，懊恼自己工作经验的不足给法院蒙了羞。身旁工作的前辈看出了我的窘迫，安慰着我，耐心的告诉我处理基本问题的方式方法以及如何应答当事人的诉求。经过几天的历练学习，在几位前辈的指导纠正之下，我已经基本能胜任立案庭的日常工作。

多观察、多问、多学习、胆大心细成了我的工作箴言，伴随着我从立案庭来到刑一庭。刑事无小事，是我来到刑庭担任书记员工作最大的感悟，程序公正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证实体公正，刑事审判的每一道程序来不得半点错误，它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及财产权益。庭审过程的记录、内网信息的录入、强制措施的执行等要求责任心，耐心，细心三心缺一不可。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领导梁庭长、张庭长，是你们亦师亦友的相伴，耐心细致的答疑解惑，包容我的马虎慌张，才能让我更好的胜任书记员的工作，在成为法官的道路上迅速成长，游刃有余的处理各项工作。

此时此刻，我站在演讲台上不仅仅看到在座各位关注的目光，仿佛还看见我们干警在办案中那忙碌、不知疲倦的身影。看他们正耐心为当事人答疑解惑，如春风化雨，他们正为了审好每一个案子而埋首工作，他们默默的奉献着，不求名利，任劳任怨。他们用爱岗敬业的精神，感染着一批又一批像我一样投身审判工作的热血青年，安抚了一位又一位期盼公平正义当事人的心，染绿了法院工作的春天。

也许以我浅薄的人生经历和短暂的工作时间还不足以诠释法官的全部，但我明白，选择穿上这身制服，便注定与钱权无缘，与时尚无关，收获的则是常人所不能及的豁达心胸以及更加坚定的信心、决心和责任心。看着身边这些在审判岗上一路风雨兼程，默默耕

耘一生的前辈法官们，望着头顶湛蓝的天空，凝视着庄严的国徽和鲜红的党旗，抚摸着胸前象征正义的天平，我真正读懂了“人民法官”这四个字，那就是无怨无悔的选择，忠贞不渝的追求，坚定纯洁的信念，时时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

人民法官为人民，这个梦想很简单、很朴实也很具体，但是却不平凡。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没有什么可奉献的，唯有用我的青春、热血、辛勤与汗水，善待每一位当事人，审慎办理每一个案件，妥善解决每一起纠纷，为人民幸福提供法律保障，用我的“法官梦”托起民族的“中国梦”。

篇二：一名法官的演讲稿—法官情思

法官情思上大学的时候，当我翻开美国著名学者德沃金的名著《法律帝国》这本书，读到这位大师对法官形象描述的点睛之笔，“在法律铸造的帝国里，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而法官则是帝国的王侯。”，我为此精辟之辞赞叹不已，同时也对崇高而威严的法官职业油然产生了几多神圣，几多向往。当我成为一名法学的卑微朝圣者，我决心终生用自己的辛勤跋涉，去感受法的脉动与心率，去探寻法的精神与真谛。当我们身着黑色的袍服在审判席上耐心听讼的时候，我懂得了黑色的服饰是法官内在精神的表现，这正如一位哲人说的：“蜜蜂只在黑暗中工作，思想只在缄默中孕育，美德也只在幽居中产生。”。作为一名法官，我们清醒地知道，司法的主角是法官，司法公正的关键是法官，而法官客观公正的品格则是影响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人民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的要求，体现了对法官中立、客观、公正品格的追求，中立的裁判地位决定了法官不能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人民法院公正与效率的目标要求法官必须严格自律，做一个深居简出的“孤独寂寞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经说过一句话：法官是一个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所从事的职业。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人大代表呼吁：法官不是大众化的职业，而应当是社会的精英。说到这里，我的眼前仿佛走来了一批批优秀的法官代表，你看你看，我们***法官走来了，他退休不退志，立下走百村，访百民，作百场法律报告的目标，以一个老法官的法律实践实现对法律的最好注释。你看，全国优秀法官，临汾市北郊法庭庭长景云峰走来了，他以办铁案声名远扬，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被被告用稀硫酸泼在了身上，烧伤面积达32，右眼球被摘除，就在出院的第三天，就要求领导安排工作，所办近千件案子，从未出错一次，他出色的业绩赢得了各界的高度评价。还有，迎难而上下苦功，勤奋好学断铁案的开封县法院的齐爱香走来了，谈泊名利，奉献审判事业的新安县法院审判员王圣木走来了，等等等等，这一批批法官群体，用他们的辛勤努力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用他们的司法实践向人们昭示了什么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什么是社会的精英。我们的审判权来源于国家和人民，作为社会各种矛盾纷争的终局裁判者，在以法官的形象出现时，我们已远远超越了小我之上，法官只能成为正义的化身，公正的天使，社会的良心。忠于职守，秉公执法，弘扬正气，是法官神圣的职责。惩恶扬善，除暴安良，为民解难，是法官义不容辞的义务。法官的胸间应当充满正气，法官的眼睛应当蔑视特权，法官的肩膀应当扶持弱小，法官的两袖应当一片清风。法官的上帝只有一个，那就是神圣的法律。法官的良心只服从一条，那就是公正与正义。做法官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利，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作为一名法官，我深知世事繁杂，沧海桑田，但我将以法律作为终生信仰，视法律为神圣母亲，奉于灵魂深处时时敬仰，以正确领会、解释、执行法律为最高目标。探求公正与正义这一法律精髓。既然选择了远方，就只能风雨兼程。这就是一个法官的追求。

篇三：一名法官的演讲稿——法官情思

上大学的时候，当我翻开美国著名学者德沃金的名著《法律帝国》这本书，读到这位大师对法官形象描述的点睛之笔，“在法律铸造的帝国里，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而法官则是帝国的王侯。”，我为此精辟之辞赞叹不已，同时也对崇高而威严的法官职业油然产生了几多神圣，几多向往。

当我成为一名法学的卑微朝圣者，我决心终生用自己的辛勤跋涉，去感受法的脉动与心率，去探寻法的精神与真谛。

当我们身着黑色的袍服在审判席上耐心听讼的时候，我懂得了黑色的服饰是法官内在精神的表现，这正如一位哲人说的：“蜜蜂只在黑暗中工作，思想只在缄默中孕育，美德也只在幽居中产生。”。

作为一名法官，我们清醒地知道，司法的主角是法官，司法公正的关键是法官，而法官客观公正的品格则是影响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人民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的要求，体现了对法官中立、客观、公正品格的追求，中立的裁判地位决定了法官不能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人民法院公正与效率的目标要求法官必须严格自律，做一个深居简出的“孤独寂寞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经说过一句话：法官是一个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所从事的职业。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人大代表呼吁：法官不是大众化的职业，而应当是社会的精英。

说到这里，我的眼前仿佛走来了一批批优秀的法官代表，你看你看，我们××法官走来了，他退休不退志，立下走百村，访百民，作百场法律报告的目标，以一个老法官的法律实践实现对法律的最好注释。你看，全国优秀法官，临汾市北郊法庭庭长景云峰走来了，他以办铁案声名远扬，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被被告用稀硫酸泼在了身上，烧伤面积达32%，右眼球被摘除，就在出院的第三天，就要求领导安排工作，所办近千件案子，从未出错一次，他出色的业绩赢得了各界的高度评价。还有，迎难而上下苦功，勤奋好学断铁案的开封县法院的齐爱香走来了，谈泊名利，奉献审判事业的新安县法院审判员王圣木走来了，等等等等，这一批批法官群体，用他们的辛勤努力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用他们的司法实践向人们昭示了什么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什么是社会的精英。

我们的审判权来源于国家和人民，作为社会各种矛盾纷争的终局裁判者，在以法官的形象出现时，我们已远远超越了小我之上，法官只能成为正义的化身，公正的天使，社会的良心。

忠于职守，秉公执法，弘扬正气，是法官神圣的职责。

惩恶扬善，除暴安良，为民解难，是法官义不容辞的义务。

法官的胸间应当充满正气，法官的眼睛应当蔑视特权，法官的肩膀应当扶持弱小，法官的两袖应您正在中国教育文摘阅读《》 [1]

论诉讼意识的认同与接轨演讲范文

本文从法律文化的角度对诉讼意识的认同进行了论述。论证了诉讼意识的认同与接轨是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
　诉讼文化 诉讼意识 认同

意识、法律意识、诉讼意识是处于三个不同位阶层面、内涵呈递进关系的关联概念，诉讼意识这个概念，显然是“意识”的下位概念。诉讼意识，就是诉讼主体对诉讼环境、诉讼文化、诉讼制度、诉讼法规的有意掌握。具体地说，诉讼意识就是诉讼主体始终站在“客位”的立场，去分析、审察、理解、接受、控制和创造各种诉讼的因素，自觉地去建设诉讼主体，适应诉讼环境，建设诉讼文化。包括诉讼心理和诉讼法律认知等等。[1]
“法律”是一个具体的社会文化现象，它可能因时空、文化、民族、国家等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由此，便不同的诉讼主体便有着不同的“诉讼意识”。但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性的，法律只考虑人民的共同体以及抽象的行为，而决不考虑个别的人以及个别的行为。同样，诉讼意识不是指个别人的意识，是一个共同体的意识。不同的法律文化中主体对“诉讼”会有不同的意识、观感与评价，在诸多社会规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法律等）中其被信任的程度与应用来排难解纷的比重也会有所差异，这便牵涉到所谓“诉讼意识”（procedure consciousness）的问题。
中国的几千年文化造就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特征，如费孝通（1985）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到的，有三方面特征：追求无讼、存在“绅权”、礼治。总体看来，中国人不好讼。即使须讼，到了一种忍无可忍的地步，也只信仰包青天式的人物。中国人有着深层的“包青天情结”，相信司法正义只能诉诸包青天式的典型人物，误认为神奇、权宜、不畏权势和尚方宝剑等人治色彩浓厚的手段，是达成社会正义的不二法门。但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渐渐开始学习西方（具体说从大陆法系到英美法系）法律思想、制度、文化。深刻地影响着本土的诉讼文化，进而中国人的诉讼意识开始转变，趋于对国际主流法律文化的认同与接轨。
1　诉讼意识的认同与接轨是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
中国的本土资源和外来法律文化的认同和接轨是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人类宝贵的文化现象是不分国界的，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边际模糊，界限不清的。法律文化亦是如此。无论那个方面，都能认同、接轨和合体的。例如，中国有调解，西方国家也有调解；西方国家是先告诉，法院审判权才启动，中国也是如此。
再则，诉讼意识的认识作用和价值取向决定了诉讼意识的认同和归属是历史的必然。世界各国的法律文化，当然是以你有我也有，我有你也有的趋势纷呈于世的。地球村、信息发展、经济全球化等都将驱使法律文化的认同和接轨。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靠拢，当事人主义吸取职权主义的精髓，民诉的两大模式必定向模式的统一转变。法律文化的冲撞、认同和嬗变，总是在无数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法律（诉讼）关系中实现的。两大法系能够在“互喻”法律文化关系上彼此适应，求同存异，采人之是，摒已之非，相互创造，携手共进；法律文化也是这样的，先进的法律文化总是会被人们所认同，所接受，成为一种新的法律文化结晶。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诉讼意识。
2 诉讼意识的认同与接轨是两种文化的交流与碰击的结果
本土文化（或称本土资源）与外来文化这两种文化之间经常会发生文化进化、文化播化和文化涵化的现象。在这类现象中两种文化之间就会出现交流与碰击。文化进化，认为文化的发展过程是持续的有阶段的，每个阶段既是过去阶段的产物，又在未来阶段中起一定的作用，文化除了有积累的性质之外，还包含着进步的性质，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文化播化，指的是文化现象通过人类的交往联系，如商业、战争、迁徙、体育等而传播开来。文化涵化，是文化传播以后出现的一种现象。当一种文化传入某一地区后，势必引起这一地区原有文化的抵制，两种文化在经过剧烈的冲突斗争后，双方都不能维持原有状态，在原有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出现了一个边界模糊，交叉渗透的局面，最后经全社会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调整，一种非此非彼，即此即彼的新文化就被综合出来了。所以，文化涵化，一般要经历文化传播、文化冲突、文化融合和文化更新四个阶段。法律文化也是如此。中国人传统的诉讼意识被外来法律文化冲击，也变得“好讼”，经常出现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活安宁权、日照权、亲吻权而诉诸法律。所以说，诉讼意识的认同与接轨是两种文化交流与碰击的结果。
3 诉讼意识的认同与并轨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
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既有以往历史长期积累起来的传统形成客观影响的一面，同时又有时代向前发展不断提出新的要求的一面，所以在当今社会现代化已日益成为人们迫切追求的发展目标并不断变为社会现实的情况下，传统影响和现代要求的矛盾就越加暴露出来。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国家，这种矛盾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正是社会本身这种矛盾冲突的一种文化表现和观念反映。整个文化现象领域是这样，法律（诉讼）意识领域自然毫不例外。如何区分传统的和现代的法律意识，一般说来，人们总是把那些由过去历史上长期作用、沉积并世代传承、绵延下来的，表现有明显既往时代特征的法律（诉讼）意识视为传统的法律（诉讼）意识；而与之相对，人们总是把那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能够跟上时代步伐、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法律（诉讼）意识视为现代的法律（诉讼）意识。
毫无疑问，任何传统的或现代的划分都只能是一种相对的划分。因为，传统事物中并非没有优秀成分可供现代事物借鉴和继承，现代事物也绝不可能完全割断历史、抛弃传统，在一片空地上产生。对待法律意识也当采取这种历史的、辩证的科学态度。中华传统法律意识有其固有的封建性、封闭性等弱点和局限，但也不乏有值得弘扬的合理因素；中华传统法律意识必须走向现代化，因为这是时代的呼唤，是中华民族实现现代法治的先决条件，但是中华传统法律意识的现代化又不能离开自己的国情、丢掉自己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我国诉讼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制度化建设问题，而在于诉讼观念和意识的培育上，其重心应当放在改造或重构国民诉讼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上，使其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可以坚信，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人的诉讼意识将大大增强。

参考文献
[1] 孙育玮 对法律意识内容结构的再认识 人大复印资料数据库
[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 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
林端 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社会学观点的探索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转引自 王铭铭 王斯福 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 575页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周天玮 法治理想国-苏格拉底与孟子的虚拟对话 商务印书馆 2000年版
汪建成 刑事诉讼文化研讨 《政法论坛》1999年6期

作者刚考上中国刑事警察学院2004级侦查学研究生
论诉讼意识的认同与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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