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主权：卢梭与贡斯当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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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前红 武立强


摘要：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卢梭和贡斯当的辩论具有象征意义。本文以“人民主权”为切入点，在“公意”、主权的界限、主权实现的方式以及对自由理解的分歧等方面对卢梭和贡斯当的政治法律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比较，借以厘清人民主权的内涵。

关键词：卢梭 贡斯当 人民主权 自由主义

历史总是阴差阳错，令人难以捉摸——即使最美好的动机也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同时代对相同问题展开激烈讨论的两人却素昧生平从未谋面。他们就是本文我们将要论及的法国人卢梭和贡斯当。
让·雅克·卢梭（J·J·Rousseau）生于1712年，卒于1778年；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则稍晚于卢梭，1767年生于洛桑，终于1830年。二人都被后人视为是十八世纪思想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自由主义的奠基人和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导师。在历史铺就的舞台上，他们给世界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然而在这一舞台上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却迥然有别。卢梭在人们印象中是一位孤独的思考者；而贡斯当则更多的是一位不屈的抗争者。二者在政治思想史上的形象因与大革命的联系而流传于世。
启蒙运动约略从17世纪末叶开始，涵盖18世纪，而以法国大革命为其颠峰。这段时期涌现了大批杰出的思想家，他们所共同蕴藉的精神氛围，包括宗教宽容、经济自由、分权制衡的民主政府等等，在思想史上开创了政治自由主义。然而在思想启蒙运动先驱者和自由主义奠基人内部，他们的主张不尽相同。在他们内部的分歧中，卢梭和贡斯当的辩论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我们对处于同时代的两位法国思想巨擘进行比较研究，对于厘清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理论分野和历史发展脉络，对于我国现阶段的政治改革无疑具有十分重要参考价值。
笔者在此仅以“人民主权”理论为切入点，力图对两者的政治思想的异同发表一些拙见，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功效。之所以选择“人民主权”为论述基点，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卢梭以其“人民主权”理论开创了政治权力合法性讨论的历史先河，①并吸引人们以无所畏惧的自我牺牲精神为此浴血奋战，在历史上留下了空前绝后的影响。同时许多人对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缺乏深刻的认识；而贡斯当在以“人民主权”来界定政治权力时候则采用了明显有别于卢梭的思想方法。第二，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是其社会契约思想和公意观念的逻辑结果；而贡斯当论述的“人民主权”则是基于其自由理念。对“人民主权”论述反映了他们的时代视野和理论重心，表现了二者的政治思想概貌。

一、人民主权的基础：“公意”与“普遍意志”
最早提出近现代意义上的“主权”概念的应该是法国思想家让·布丹（1530——1596）。
在其《国家论六卷》中，他首次将“国家”和“主权”联系起来，认为主权是绝对永久的、至高无上的，可以不受法律的限制。在此后的17、18世纪，主权理论逐步发达，例如霍布斯主张绝对君主主权，洛克则从财产权的视角对主权给予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诠释。然而，真正将主权赋予人民并使人民主权理论深入人心的是卢梭。人民主权学说在卢梭的政治哲学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是他的全部政治法律理论的精华所在”。①
卢梭的主权理论是以公意为基础的。他认为“主权……不外是公意的运用”。②公意理论是揭开卢梭人民主权理论面纱的“无形之手”。那么公意又是什么呢？在卢梭那里，它又与社会契约理论密不可分。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卢梭在否定强力能够给政治权威提供任何合法性和道德性的基础上引出了社会契约论，他说：“既然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天然的权威，既然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利，于是便只剩下来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③接下来卢梭论证了既能够保全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又能够以全部共同力量来卫护和保障人类的权利和财富的社会契约。他认为“如果我们抛开社会公约中的一切非本质的东西，我们就会发现社会公约可以简化为如下词句：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④在此公意赋予了共同体生命、意志及公共人格。共同体也因而脱离个人而成为了独立实体，公意是该实体的灵魂或精神。为了保证共同体的正义性，卢梭还区分了公意与众意的差别，认为众意是个别意志的总和，而公意则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公意不能理解为公民多数人的意志，而应理解为公共利益的体现。众意可以通过不同公民集团所代表的不同利益之间的一致来体现；相反，公意作为人民意志的体现则只能是一致的，因此它也就总是正确的。”⑤社会契约和公意是互为表里的一对事物。社会契约是公意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公意则是社会契约的精神内核。正因为公意永恒正确、一致，主权也就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卢梭认为“正如自然赋予了每个人以支配自己各部分的绝对权力一样，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⑥。在深入探讨公意的基础上，卢梭归纳了主权的基本属性：（1）主权是不可转让的；（2）主权是不可分割的；（3）主权是不受限制的；①（4）主权不可被代表。②应该说，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很好地解决了从封建绝对主义国家政治权威向资产主义的自由主义政治权威过渡的合法性问题，为资产阶级掌握、分配政治权力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他的这种思想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但是，正如贡斯当认识到的那样，善良的动机并不必然产生美好的结果。
贡斯当是主张立宪的自由主义者。他在参与政治实践的过程中敏锐地觉察到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从本意上讲，贡斯当对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是心存矛盾的：一方面，卢梭为人们所提供的理论切中了封建绝对主义国家的要害，代

表了当时希望获得个人解放的大众心理，而这也正是贡斯当希望实现的目标。另一方面，贡斯当对大革命中所出现的专制统治和恐怖主义者利用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为自己辩护的情形心有余悸。这种矛盾心理正是促使贡斯当对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不断批评和反思的根本原因。贡斯当深信人民主权原则，亦即“普遍意志高于任何特殊意志的原则是无可争议的”。③对于法国大革命后保守主义者借口人民主权原则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导致暴政而全盘否定这一原则的论调，贡斯当予以了坚决的反击。他强调，“世界上只有两中权力：一种是非法的，那就是暴力；另一种是合法的，那就是普遍意志”。④然而，贡斯当所理解的“普遍意志”与卢梭的“公意”却有很大不同。卢梭所理解的“公意”是彻底的人民公共利益的体现。他非常强调社会公正与公平，追求人类的平等。在卢梭那里，“人并不是有自知之明的苏格拉底式的理智的本体，而是从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即从社会条件的角度来看待的。”⑤因此，公意就是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所有个体的利益和意志的反映。公意是最普遍的意志，是所有人的共同利益与意志表达的结果。社会各成员都平等地参与其中。因此卢梭认为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并且社会各成员（即社会契约的所有缔约者）都平等地享有主权。尽管贡斯当也承认人民主权是“普遍意志”的体现，并把“普遍意志”看作政治权威合法的唯一标准，但贡斯当为了充分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贡斯当为人民主权的行使设置了限制——除了年龄以外公民还必须拥有一定的财产。无产者是不能够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在贡斯当看来，他们虽然有强烈的爱国心，但“无产者的目标只是想得到一些财产”，“一切你允许的手段都会被用于这个目标……他们将使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而不是遵循人间正道——劳动——去追逐财产。这将成为他们堕落的根源，对国家来说则是动乱的根源。”⑥贡斯当相信亚里斯多德的论断——如果无产者享有政治权利，他们就可能会完全随心所欲，从而成为对社会造成破坏；他们会受到一个或一群掌权者的操纵，从而成为暴政的工具。①从本质上讲，贡斯当的人民主权并非所有人享有主权。只有有产者才享有主权，才可以享有选举自由和被选举的权利。
此外，贡斯当还对卢梭人民主权原则可能被用来论证某种前所未有的暴政保持了高度地警惕。他相信：“《社会契约论》那种狡猾的形而上学，在今天只能用来为各种各样的暴政——个人的、几个人的或所有人的暴政——提供武器和借口，使之以合法形式或通过大众暴力实施压迫。”②贡斯当是基于对雅各宾派专政和拿破仑的统治③的认识而得出上述结论的。关于卢梭和雅各宾派之间的关系，学者已有很多论述。有学者认为卢梭和雅各宾派之间的关系很复杂，简直有些扑朔迷离：这一方面是因为卢梭的思想本身就错综复杂，其中那些因素对雅各宾派起过作用很难确定；另一方面是因为雅各宾派本身也并非一个严密的政治组织，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其纲领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要从中识别出卢梭的思想因素决非易事。但是，一般说来，凡是肯定卢梭与法国大革命之间关系的人普遍倾向于认为雅各宾派深受卢梭的影响。罗伯斯比尔毫无疑问就是深受卢梭的政治法律学说影响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曾写道：“我告诉你们：我懂得让·雅克宣布的一条最伟大的道德和政治真理：人民决不会真诚热爱那些不热爱他们的人，只有人民才是善良的、正直的、宽宏大量的，腐败和专制是那些蔑视人民的人与生俱来的狭隘属性。”④正因为罗伯斯比尔如此旗帜鲜明地主张自己是卢梭的忠实信徒，所以当雅各宾派在法国推行革命专制统治时，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其归咎于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
贡斯当不善于理性的逻辑思辨，但他用激扬的文字指出，卢梭人民主权理论在实际中可能导致一种与传统君主制迥然不同的独裁制度。⑤这是因为：第一，卢梭人民主权原则仅在理论上探讨了主权的归属，他并没有解决人民主权在现代国家应该如何实现的问题。在贡斯当看来，卢梭对人民主权实现讨论的缺失是一个致命的失误。任何主权都必须由具体个人行使，抽象的主权者本身并无法行使这一权力。它必须将权力委托给其他的社会主体，否则人民主权就会成为空谈⑥——贡斯当否决了卢梭赋予抽象主权者的政治属性。卢梭的人民主权要么是空中楼阁人们无法企及；要么为人篡夺，蜕化为公民自由的障碍，转化为极权主义的辩护词。第二，卢梭认为主权是不能转让的。他认为“权力可以转让而意志是不能转让的，主权既然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⑦卢梭还批判了霍布斯关于权利可以转让的观点，说如果转让主权，就意味着出卖生命和自由。在卢梭看来人民既是君主又是臣民。对这一点贡斯当批评道；“实际上这两种关系（君主与臣民）经常混淆不清。权力为了迫使作为主权者的人民表达权力命令它所要表达的意志，可以很容易地压迫作为臣民的人民。”①第三，在主权无限，主权不能被代表的问题上，贡斯当指出卢梭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展开论述。

二、人民主权的界限：绝对与相对
卢梭和贡斯当在主权是否有界限的问题上，有着明显的分歧。
我们知道，卢梭主权理论的灵魂是公意，并且他认为“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②，作为公意的体现和运用的主权没有并且不应当有外在的界限。“凡是公民能为国家所做的任何服务，一经主权者要求，就应该立即去做”。③“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体以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④主权是绝对的，它不受别的权力的限制。“主权者若是以一种为他自己所不得违背的法律来约束自己，那便是违反政治共同体的本性了”。⑤即使是社会契约本身也不能约束人民共同体。
卢梭认为对主权作任何的限制都是不可能的。既然主权是公意的体现和运用，是国家的灵魂，是受公意指导而建立起来的支配全体公民的绝对权力，那么在主权之上不会有更高的权力存在。从卢梭的理想来看，他试图构建一个完美的人类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人们应当享受自然状态下各种自由，人们在不能产生新的力量的情况下，只能将人类已有的力量进行重新的排列组合。于是人们就必须通过社会契约来整合社会力量，每个人把自己奉献给了共同体，而且这种奉献都是毫

无保留的，因此实际上人们并没有因为这一奉献行为而损失什么，相反却得到了更大的自由。共同体也因人们的奉献行为而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每一个公民都应对它尽所有的义务。为了保证共同体的正义性，社会约定赋予共同体这样的权力——“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全体就要逼迫他服从公意”。⑥
在社会契约之中，我们还可以解读到卢梭的强烈意愿——从社会契约中诞生的人类共同体是一种普遍的善，具有道德上的崇高性。因此对共同体的限制是不必要的。这也就是说，主权是没有必要限制的。卢梭的主权理论是对霍布斯、格劳秀斯的主权理论的反驳。霍布斯、格劳秀斯将主权赋予了君主，也就造成了君主的专制统治，从而侵害了人民的利益，因此这种主权是一种恶。卢梭则认为社会契约的结果不是人民将自己奉献给君主，而是人民之间相互奉献。由于每一个人都是平等地、毫无保留地奉献出了自己，所以实际上人们等于没有向谁献出自己。这样卢梭就把权力的所有者与行使者完美地合二为一了。社会契约的目的仅仅在于“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一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他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自由”。①在卢梭看来共同体是不可能侵犯公民的自由与权利的，公意是永恒正义的，所以对主权的限制是没有任何必要的。
在人民主权（其外化的形式即为公共权力）是否有界限的问题上，贡斯当的态度是鲜明而坚决的。他写道：“如果你确信人民主权不受限制，你等于随意创造并向人类社会抛出一个本身过度庞大的权力，不管它落到什么人手里，它必定构成一项罪恶。”②贡斯当认为人民主权必须受到限制。对人民主权的限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在贡斯当的早期著作中，他曾对人民主权原则表现出敌意。后来贡斯当对此作出了解释：在当时，危险的武器操纵在拿破仑手里，他借口人民授权于他，以此证明他过分的权力正当合理，因而便需要攻击人民主权，好反对那个滥用权力的人。③贡斯当是一位虔诚的自由主义信徒。他一生都在为自己的自由理念而奔波。在贡斯当看来，人民主权是普遍意志的体现，它的前提是公民自由。主权的行使不能超越公民享有的自由的限度，否则人民主权就会走向极权。人民主权所涉及的仅仅是政治权力归属及行使方式，而决不在任何意义上使政府能够合法地享有更大的权力。主权在本质上必须是有限度的。贡斯当认为卢梭的人民主权原则过于抽象了，没有为主权设定切实可行的行使方式。或许卢梭本人也根本没有打算对主权的行使具体化，因此贡斯当讥讽卢梭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常识性的错误：任何主权都必须要由具体个人行使，抽象的主权者本身无法行使这一权力，这项权力必须委托出去。这样卢梭赋予抽象的主权者的那些属性便不复存在了。贡斯当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人民主权并非不受限制，相反，它应被约束在正义和个人权利所限定的范围之内。”④
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贡斯当认为必须在多种层次上对人民主权原则加以限制，必须给人民主权划定一个界限，对人民主权进行规制。首先，在政治理念上必须树立这样的观念：“世上没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不管是人民的权力，还是那些自称人民的代表的人的权力，不管是拥有什么称号的君主的权力，还是最后根据统治方式不同而表达着人民意志或君主意志的法律的权力，都要受到权力得以产生的同一范围的结束”。⑤人民主权第二个限制来源于“那个使公认的真理合法化的力量——舆论。”⑥最后，作为主权外化的政府权力必须受到以下限制：（1）的限制。“宪法本身是一种对权力不信任的行为：它为权威设定了限制。”⑦（2）权力分立与制衡的限制；（3）外部限制；即明确划定政府权限的范围以及个人在社会中不得侵犯的权利。⑧
三、人民主权的实现：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
主权在本质上说是追求利益的意志的体现。卢梭称之为“公意”；贡斯当则认为是“普遍意志”。既然主权是意志的体现，那么公民的意志应当如何汇入主权，形成“属于人民的主权”，就成为卢梭和贡斯当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他们都必须在意志和社会主体之间构筑一座桥梁，使主权与意志连接起来。
近代以来，民主取代暴力成为了政治权力合法的唯一标准。任何主权的享有者或行使者都必须以民主的方式来获得认可，否则将被视为非法。由此可见民主是连结意志和主权的纽带。在这种意义上讲，民主是汇集意志的工具。在实现民主的形式上，卢梭和贡斯当所持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
卢梭忠实地信奉直接民主，对代议制持强烈批评态度。他认为主权在本质是由公意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意志，而绝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①所以主权只能由人民直接表达，而决不可能被代表。议员不能被视为是人民的代表，而只能是人民的办事员。他认为代议制“起源于封建政府，起源于那种使‘人’屈辱并使‘人’这个名称丧失尊严的，既罪恶而又荒谬的政府制度。”代议制造成的结果必然是“爱国心的冷却，私人利益的活动、国家的庞大、征服、政府的滥用权力。”在卢梭看来，自由应当意味着自主，而代议制恰恰违背了这一自由原则，在此制度下人民就会丧失自主。他批评英国的代议制度：“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②
卢梭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直接民主制度推崇备至。他写道：“在古代共和国希腊里，而且甚至于在古代的君主国（罗马）里，人民是从不曾有过代表的，他们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名词。”③ “在希腊人那里，凡是人民所需要做的事情都由人民自己亲自去做；他们不断地在广场上集会。他们生活在温和的气候里，他们绝不贪求；奴隶们在做他们的劳动；他们的大事只是自己的自由。”
而卢梭之所以对直接民主情有独钟，除了直接民主制是其社会契约理论及公意理论的合理的推演结果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卢梭对

其出生地日内瓦的童年记忆。当时的日内瓦人口不足24000人，散居在30个左右的村落，但它却拥有自己的主权，是欧洲最富庶的城邦。日内瓦不承认世袭地位，选举官员时一律平等，没有家族和财富的等级限制，官员也不领取报酬。在这一袖珍国家，人民和睦相处共享幸福。尽管卢梭16岁就离开了家园，日内瓦的政治模式却在卢梭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日后卢梭心目中的共和国的生活原型。①正如列奥·斯特劳斯和瑟夫·克罗波西主编的《政治哲学》所指出的那样：“卢梭政治思想所瞄准的不是现在，而是人类过去的幸福的自由状态。”②
与卢梭不同，贡斯当心中充满了对英国的代议制度的景仰之情。1783年到1785年，贡斯当负笈与卢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这恰恰是苏格兰启蒙运动达到高潮的时期。亚当·斯密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年轻的贡斯当的心；从此贡斯当对英国文化与政治制度的迷恋终生不渝。1815年，贡斯当出版了《论适用于所有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原则》一书。在这本书中，他不惜笔墨地论述了人民主权、君主制下君主权力的性质、大臣的责任等等一系列英式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原则。此文发表于1815年拿破仑百日政变期间，当时贡斯当作为拿破仑邀请的议员，正为他草拟一部宪法。贡斯当选择在此时发表本书，其以英国政制改造法国社会之心也就昭然若揭了。
贡斯当对直接民主的批判，是与他的自由观念密切相关的。他区分了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并认为两者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现代自由意味着公民权的淡化。在现代社会，古代那种人民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已不复存在了，人民只能以代议制的方式行使主权。①
现在看来，卢梭的直接民主理论显然不能满足现代民族国家政治运作的需求。就连卢梭自己也不无遗憾的说：“除非城邦非常小，否则，主权者今后不可能在我们中间继续行使他自己的权利。”④而贡斯当基于其对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的认识而推崇的代议制民主则顺应了现代社会—国家相分离的政治权力运作模式的历史发展潮流。

四、人民主权的归宿：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⑤
卢梭和贡斯当都极其珍视人类的自由。他们人民主权理论的归宿也都在于公民自由。卢梭酷爱自由。他在《社会契约论》第一章卷首不无遗憾地写道：“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⑥他认为“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这样一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⑦卢梭社会契约的宗旨就在于：“要寻找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⑧
贡斯当也是一位虔诚的自由主义者，自由是他的最高信仰。贡斯当毕生都在为自己的自由理念而奔波奋斗。他的政治立场曾多次变化，但他一直忠实于立宪的主张，忠实于自由的理想。他抨击雅各宾派的专制，批评拿破仑的独裁，组建自由党参与政治斗争，并因此而成为欧洲自由党的榜样。①这一切都是基于他是自由理想。
虽然卢梭和贡斯当都以自由为自己政治思想特别是人民主权理论的归宿，但由于他们对自由的理解的不同而使人民主权的结果也大相径庭。在卢梭那里，自由意味着“自主”，即每个人应当成为自己的主人。“一个人一旦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成为自己的主人。”②卢梭关于自由的涵义在本质上就是伯林所称谓的积极自由。他从日内瓦和古代雅典的政治制度那里觅得了灵感，认为自由和被统治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矛盾，两者可以达到完美地谐和统一，并且他断言人们只有在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中才能获得最完美的自由。
贡斯当强烈地批判了卢梭自由观念。贡斯当说：“人们不可能建立抽象的观念，幻想着能增加个人自由的总量；更不用说归给它一种无限的适用性。公民团体是主权者，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即任何人、宗派、协会，都不可僭称拥有非经人民授予的主权。但有一部分人类生活，必须保持其个性与独立性，应当有权独立于所有社会控制之外。卢梭没有认识到这一基本的真理，他的错误的结果，就是其《社会契约论》，尽管经常乞灵于对自由的支持，却是一切专制主义最可怕的同盟。”③贡斯当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他的自由理论——关于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的理论。他认为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是不同的。在雅典和罗马，自由主要是一种公民资格，即参与公共事务辩论与决策的权利。由于古代城邦国家领土狭小，贸易不发达，特别是由于奴隶制为自由人提供了闲暇，古代人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公共生活。而在现代，国家的疆域扩大了，人口数量增多了，商业贸易也发达了，现代人过着与古代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政治在人们的生活的地位下降了。人们也愈来愈从私人生活中获得了价值得实现。同时由于国家疆域扩大，个人在政治生活中的所占的份额也就相对减少了。贡斯当认识到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是完全不同的——“古代人的目标是在共同祖国的公民中分享社会权力：这就是他们所称谓的自由。而现代人的目标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他们把对这些私人快乐的制度保障称作自由。”④他认为：“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⑤现代人则正好相反，他们虽然在国家中可能是“兼职公民”，但在私人生活领域他们却绝对拒绝国家权力的侵蚀。他认为卢梭犯了与古代人相同的错误，即“误将社会机构的权威当作自由”。⑥

五、结语
通过对卢梭和贡斯当主权理论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发现：卢梭强调主权在民的意图就是要建立一个“强势”国家，希望通过扩大国家权力来整合社会，借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他虽然批判霍布斯的“利维坦”，但用于取代“利维坦”的方式仍然没有脱离霍布斯的窠臼。不同是霍布斯将主权交给了君主，而卢梭将其赋予了通过契约建立的政府。但是无论是君主政府还是契约政府，公民（或臣民）都是没有武器去对抗的。如果霍布斯的君主还存在权力滥用的可能性的话，卢梭则论证了契约政府的完全德性，他

以前提的道德性掩盖了结果可能存在的非正义性。贡斯当在革命是实践中认识到了卢梭主权理论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因而极力主张为主权设立围墙，以免人民主权成为另一种“利维坦”。
由主权理论推演到政治思想领域，卢梭的政治哲学开创了一个时代。左右翼学者一致认为他是“共和主义的奠基人”（哈贝马斯语）。但是人们对卢梭的革命者形象一直的心存疑虑的。贡斯当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浪漫的法兰西革命浪潮中保持了头脑得清醒。
贡斯当积极地投身于法国大革命的洪流，并与大革命中的许多风云人物如拿破仑等保持过密切的关系。他清醒地意识到卢梭思想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公意”可能演化为“众意”或“私意”；人民主权也可能蜕化为极权统治。不幸的是贡斯当对卢梭的质疑在当时的法国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只有到二战以后，西方自由主义者对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进行反思，大致勾勒出以卢梭为起点，中经康德和黑格尔，最后发展出当代极权主义的线条时，贡斯当才在这里觅得了知音。
卢梭和贡斯当的分歧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实际上体现了欧洲自由主义发展历史上两个分支——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的分流。英美传统以英国自由主义为代表，崇尚洛克式的自由；欧陆传统以法国自由主义为典范，推行卢梭式的自由。前者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相信渐进的改良，相信社会的自发秩序，注重法治下的自由。后者则以建构理性为基础，视所有社会与文化现象为人为设计之物，强调人们可能而且应该根据某一被接受的原则或计划重新组织社会结构。


①卢梭开创了法国式的自由主义；贡斯当虽为法人，但他的思想却更倾向于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②这当然与他早年就读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经历不无关系。
自由主义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的分流在西方世界的影响是广泛而持久的。实际上，这样的区分涉及到双方对自由概念的不同理解——即贡斯当提出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在当代它又被伯林推演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伯林认为积极自由所蕴含的危险十分严重，轻者如斯多葛学派之自我否定，重者如极权主义之尊奉教条。③当自由主义到20世纪发展为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时，我们还可以依稀地看到贡斯当的影子。
①（法）卢梭在其著作中并没有提到“合法性”一词，第一次在著作中使用这一术语的是马克斯·韦伯。这一术语成为分析政治权威问题的核心概念是韦伯的贡献。但是由于（法）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强调的公意观念和民主观念包含了合法性的内容并具有极大的感染力，所以被视为“合法性”问题讨论的开端。
①钱弘道：《为（法）卢梭申辩——（法）卢梭政治法律思想评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②（法）（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页。
③（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页。
④（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页。
⑤（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黄光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2页。
⑥（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1页。
①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41页。
②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6页。
③（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5页。
④（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5页。
⑤ （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黄光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58页。
⑥（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6页。
①参见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出版，第4卷，第11章。
②（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10页
③贡斯当是拿破仑独裁统治最激烈的抨击者之一。也许是由于拿破仑政权深受大众欢迎的缘故，贡斯当把拿破仑的独裁统治或多或少看作是卢梭人民主权理论的结果。
④罗伯斯比尔：《罗伯斯比尔全集》，巴黎1950年版，第8卷，第311页。转引自钱弘道《为（卢梭申辩——卢梭政治法律思想评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⑤尽管没有使用“多数暴政”这一术语，贡斯当可能是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他认为绝对的人民主权在政治实践中导致对个人自由的践踏。他的这一论断在托克维尔那里得到了发展，并由后者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发明了“多数暴政”一词。
⑥参见李强：《（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载于《公共论丛》第四辑，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⑦（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页。
①（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0页。
②（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页。
③（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1页。
④（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1页。
⑤（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页。
⑥（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

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页。
①（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页。
②（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6页。
③参见（意）圭多·德·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
④（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3页。
⑤（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1页。
⑥（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4页。
⑦After the French Revolution:Six Critics of Democracy and Nationalism,New York:Hardvvester 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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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法之比较及其现代意义

/ 摘要：纵观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各家学说有如天空璀璨的群星，然从其影响力来说，儒法两家是足具影响力的学派。可以说，中国传统法制乃在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不断作用中而形成。① 研究二者对当代依法治国和以人为本的方略都有重要作用和影响。

一． 儒家思想概说②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
“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
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二． 古代意义之法治③
可以说，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新学”。所谓“新学”是相对以儒家
为代表的“礼治”主义的“旧学”而言的。“新学”与“旧学”的分歧归结为“法治”主义与“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的分歧。
法家的“法治”主义有其特征：主张干涉而反对放任；排斥“人治”主义而独任“法治”主义；排斥“礼治”，不承认自然法的存在；主张国家至上，社会团体甚至血缘亲属团体的利益都得服从君主的国家利益；反对徒任“势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论”为出发点，常常注意此时此地的环境，又深信政府万能，而不承认人类个性的神圣。它的政治主张严格的干涉，但干涉须以客观的“物准”为工具。这一“物准”就是被视为“规矩、权衡”的法律，不容许统治者任意的论心定罪。人们只有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物治”，所以又称“法治”主义为“物治主义”。④一方面，是用客观的标准如规矩、权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样的客观的、人设的、固定不变的法来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当物来治理。也就是把人当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观的规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确无碍地衡量的东西，而不考虑人的特殊能动性。
同儒家的“礼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对宗法等级制和世袭制，要求平等守法，并且主张制订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所以说“礼治”和“法治”的主要分歧不在于制裁手段，而在于行为规范的内容本身。也就是讲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异”的差异行为规范与一断于法的统一行为规范之间的分歧。①
同“德治”相比，“法治”主义轻视或完全否认道德教化的作用，这和儒家多数主张人性善而法家主张人性恶有关。
法家的“法治”主义，首先值得称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历史进化的法则，并且顺应历史进化的法则来创造，反对保守和空想。它的“实践精神”和“功用主义”都由此而产生。但其缺陷在于过分忽略了“礼”、“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辅的作用。“法治”主义昙花一现，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礼治主义、人治主义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义为敌。“法治”主义虽一时占上风，但最终被“礼治”主义学说所征服。二是法家极端强调国家利益，而轻视个人利益，虽能救一时之弊，但不能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不仅是“法治”主义思想在汉以后不发达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学不发达的原因所在。②

三． 现代意义之法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法治”的含义和今天我们所倡言的“法治”的含义是有很大差别的。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
那么什么是法治? 法治起源于西方社会，在西人亚里士多德看来,法治就是一切都依法而治,而大家所遵循的法律都是良法。这一简约的概括朴素地反映了法治的基本精神。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这里预设了一个前提:法治要以良法为基础。为此,他确立了一些立法原则。那么,什么是良法呢?尤其是从现代角度审视,我们所要求的良法又是怎样的呢? 法自君出不会是良法;行刑重轻,法峻刑严不是良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更不是良法。良法必须体现社会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反映社会每一成员的理性意愿,保障每一成员的人权,它是全社会每一成员共同参与并签订的公共契约。人们违反它就是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要承担“违约责任”,受到制裁。所以,法治要求法治社会之法律本身应是人民共同意愿的提炼,而不只是反映某个人或一部分人的意志,否则它就得不到普遍遵守;要求法律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而不只是赋予某些人特权。法治的基本精神是公平、正义、自由和权利, 限制权力，法治亦是这些基本的民主原则的具体体现和保障,而良法乃至法治的基础是民主。概言之,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民主、法治、市场都是率先在西方社会生长并成熟完善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法制建设上也引进移植了不少西方法律制度。但是,法律制度的引进与移植远不像生产方式的转

变或工艺技术的改进那么简单。被移植的法律的规范制约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一定的文化基础,有赖于植入地人文资源是否蕴含法治基因,有赖于植入地植被对法治精神的兼容性。“逾淮成枳”的现象同样适用于人文世界。“法治的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还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还必须对自己的传统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和处理。”民主与法治是西方文化的表征,是西方价值观念的载体,那么,西方文化中的法治精神能否植根于中国厚实的儒家文化土壤呢?以儒家伦理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承接和转化这西方法治文化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缺乏“法治”的历史传统,即在社会秩序和规范中,“法治”始终未占主导地位，这就必然给中国当代建立“法治”社会秩序带来困难。

四． 借鉴和启示
虽然今天所倡导的法治跟古代的“法治”几乎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法家仍然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认同的。二千多年前他们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具有客观性。法家所提出的“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是对法的平等适用的肯定。 法家思想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他们主张公布成文法，法应清晰、简明，具有统一性和稳定性及可操作性和可预见性等。①法家思想的这些积极方面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对今天的法治建设是有利的。
同时我们要看到法家的重刑政策和愚民政策，压制议论和专制王权的方式，与民主与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更不是我们今天要的法治。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及专制王权，使得人们观念中缺乏法治的观念。今天中国提倡依法治国，实行法治，但是“法治的落实不在于用法条来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是要把人们对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们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中去。”提高人的法律素质,增强人的法治意识,灌输自由意识、平等的观念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如果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质低, 即使有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也会因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形同虚设。所以,“人”仍然是关键。在古希腊传统文化中,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与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以及立宪政体等道德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法律与人性的关系,法律与权力的关系,也都是从城邦的‘善’来阐释的,从而使法治观具有一种超越法律的特殊性而成为更高层次的理想观念品格。如果仅仅在法律层面而不深入道德理想层,不探讨法律的价值基础和价值根源,无以最终确立法治观。”②权力从属于法律,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否则国家就会丧失其真正的本质和特征。西塞罗有句名言:“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西方人的这些传统告诉我们,他们的“法治”传统与我们的“德治”传统同样古老而长久。中国人选择了(这里的选择并非主观意志)“德治”为其根本,并影响至今，建立“法治”秩序,决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西方人选择了“法治”为其根本,也影响至今。但无论以何为根本,都没有离开“人”这个根本的价值主体。这实际上是儒家“德治”文化思想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因此,提高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法治”素养和“德治”素养,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最根本的任务，也是我们要达到法治目标的根本方法。只有在儒家和法家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取其精华，去其糟泊，才能为今天的法治建设指引一条宽广而平坦的路，也才能被真正得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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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法之比较及其现代意义演讲范文

摘要：纵观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各家学说有如天空璀璨的群星，然从其影响力来说，儒法两家是足具影响力的学派。可以说，中国传统法制乃在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不断作用中而形成。① 研究二者对当代依法治国和以人为本的方略都有重要作用和影响。

一． 儒家思想概说②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
“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
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二． 古代意义之法治③
可以说，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新学”。所谓“新学”是相对以儒家
为代表的“礼治”主义的“旧学”而言的。“新学”与“旧学”的分歧归结为“法治”主义与“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的分歧。
法家的“法治”主义有其特征：主张干涉而反对放任；排斥“人治”主义而独任“法治”主义；排斥“礼治”，不承认自然法的存在；主张国家至上，社会团体甚至血缘亲属团体的利益都得服从君主的国家利益；反对徒任“势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论”为出发点，常常注意此时此地的环境，又深信政府万能，而不承认人类个性的神圣。它的政治主张严格的干涉，但干涉须以客观的“物准”为工具。这一“物准”就是被视为“规矩、权衡”的法律，不容许统治者任意的论心定罪。人们只有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物治”，所以又称“法治”主义为“物治主义”。④一方面，是用客观的标准如规矩、权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样的客观的、人设的、固定不变的法来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当物来治理。也就是把人当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观的规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确无碍地衡量的东西，而不考虑人的特殊能动性。
同儒家的“礼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对宗法等级制和世袭制，要求平等守法，并且主张制订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所以说“礼治”和“法治”的主要分歧不在于制裁手段，而在于行为规范的内容本身。也就是讲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异”的差异行为规范与一断于法的统一行为规范之间的分歧。①
同“德治”相比，“法治”主义轻视或完全否认道德教化的作用，这和儒家多数主张人性善而法家主张人性恶有关。
法家的“法治”主义，首先值得称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历史进化的法则，并且顺应历史进化的法则来创造，反对保守和空想。它的“实践精神”和“功用主义”都由此而产生。但其缺陷在于过分忽略了“礼”、“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辅的作用。“法治”主义昙花一现，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礼治主义、人治主义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义为敌。“法治”主义虽一时占上风，但最终被“礼治”主义学说所征服。二是法家极端强调国家利益，而轻视个人利益，虽能救一时之弊，但不能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不仅是“法治”主义思想在汉以后不发达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学不发达的原因所在。②

三． 现代意义之法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法治”的含义和今天我们所倡言的“法治”的含义是有很大差别的。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
那么什么是法治? 法治起源于西方社会，在西人亚里士多德看来,法治就是一切都依法而治,而大家所遵循的法律都是良法。这一简约的概括朴素地反映了法治的基本精神。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这里预设了一个前提:法治要以良法为基础。为此,他确立了一些立法原则。那么,什么是良法呢?尤其是从现代角度审视,我们所要求的良法又是怎样的呢? 法自君出不会是良法;行刑重轻,法峻刑严不是良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更不是良法。良法必须体现社会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反映社会每一成员的理性意愿,保障每一成员的人权,它是全社会每一成员共同参与并签订的公共契约。人们违反它就是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要承担“违约责任”,受到制裁。所以,法治要求法治社会之法律本身应是人民共同意愿的提炼,而不只是反映某个人或一部分人的意志,否则它就得不到普遍遵守;要求法律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而不只是赋予某些人特权。法治的基本精神是公平、正义、自由和权利, 限制权力，法治亦是这些基本的民主原则的具体体现和保障,而良法乃至法治的基础是民主。概言之,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民主、法治、市场都是率先在西方社会生长并成熟完善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法制建设上也引进移植了不少西方法律制度。但是,法律制度的引进与移植远不像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改进那么简单。被移植的法律的规范制约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一定的文化基础,有赖于植入地人文资源是否蕴含法治基因,有赖于植入地植被对法治精神的兼容性。“逾淮成枳”的现象同样适用于人文世界。“法治的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还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还必须对自己的传统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和处理。”民主与法治是西方文化的表征,是西方价值观念的载体,那么,西方文化中的法治精神能否植根于中国厚实的儒家文化土壤呢?以儒家伦理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承接和转化这西方法治文化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缺乏“法治”的历史传统,即在社会秩序和规范中,“法治”始终未占主导地位，这就必然给中国当代建立“法治”社会秩序带来困难。

四． 借鉴和启示
虽然今天所倡导的法治跟古代的“法治”几乎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法家仍然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认同的。二千多年前他们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具有客观性。法家所提出的“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是对法的平等适用的肯定。 法家思想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他们主张公布成文法，法应清晰、简明，具有统一性和稳定性及可操作性和可预见性等。①法家思想的这些积极方面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对今天的法治建设是有利的。
同时我们要看到法家的重刑政策和愚民政策，压制议论和****王权的方式，与民主与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更不是我们今天要的法治。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及****王权，使得人们观念中缺乏法治的观念。今天中国提倡依法治国，实行法治，但是“法治的落实不在于用法条来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是要把人们对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们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中去。”提高人的法律素质,增强人的法治意识,灌输自由意识、平等的观念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如果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质低, 即使有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也会因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形同虚设。所以,“人”仍然是关键。在古希腊传统文化中,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与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以及立宪政体等道德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法律与人性的关系,法律与权力的关系,也都是从城邦的‘善’来阐释的,从而使法治观具有一种超越法律的特殊性而成为更高层次的理想观念品格。如果仅仅在法律层面而不深入道德理想层,不探讨法律的价值基础和价值根源,无以最终确立法治观。”②权力从属于法律,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否则国家就会丧失其真正的本质和特征。西塞罗有句名言:“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西方人的这些传统告诉我们,他们的“法治”传统与我们的“德治”传统同样古老而长久。中国人选择了(这里的选择并非主观意志)“德治”为其根本,并影响至今，建立“法治”秩序,决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西方人选择了“法治”为其根本,也影响至今。但无论以何为根本,都没有离开“人”这个根本的价值主体。这实际上是儒家“德治”文化思想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因此,提高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法治”素养和“德治”素养,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最根本的任务，也是我们要达到法治目标的根本方法。只有在儒家和法家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取其精华，去其糟泊，才能为今天的法治建设指引一条宽广而平坦的路，也才能被真正得以利用。
儒法之比较及其现代意义

查尔斯王子香港主权

查尔斯王子香港主权

[dvnews_page]查尔斯王子香港主权交接仪式上的演讲(1997-07-01)eechbyprinceofWalesatHongKong’sHandoverCeremony1997

presidentJiangZemin,premierLipeng,DistinguishedGuests,LadiesandGentlemen:
ThisimportantandecialceremonymarksamomentofbothchangeandcontinuityinHongKong’shistory.Itmarks,firstofall,therestorationofHongKong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underthetermsoftheSino-BritishJointDeclarationof1984,aftermorethan150yearsofBritishadministration.
Thisceremonyalsocelebratescontinuitybecause,bythatsametreatyandthemanysuequentagreementswhichhavebeenmadetoimplementitsprovisio,theHongKongecialAdministrativeRegionwillhaveitsowngovernment,andretainitsownsociety,itsowneconomyanditsownwayoflife.Ishouldliketopaytributethiseveningtothosewhoturnedtheconceptof"onecountry,twosystems"intotheJointDeclaration,andtothededicationandcommitmentofthosewhohaveworkedsohardoverthelastthirteenyearstonegotiatethedetailsoftheJointDeclaration’simplementation.ButmostofallIshouldliketopaytributetothepeopleofHongKongthemselvesforallthattheyhaveachievedinthelastcenturyandahalf.ThetriumphantsucceofHongKongdemands-anddeserves-tobemaintained.
HongKonghasshowntheworldhowdynamismandstabilitycanbedefiningcharacteristicsofasuccefulsociety.Thesehavetogethercreatedagreateconomywhichistheenvyoftheworld.HongKonghasshowntheworldhowEastandWestcanliveandworktogether.Asaflourishingcommercialandculturalcro-roads,ithasbroughtustogetherandenrichedallourlives.
ThirteenyearsagotheGovernmentsoftheUnitedKingdomand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cognisedintheJointDeclarationthattheseecialelementswhichhadcreatedthecrucialconditioforHongKong’ssucceshouldcontinue.Theyagreedthat,inordertomaintainthatsucce,HongKongshouldhaveitsownseparatetradingandfinancialsystems,enjoyautonomyandanelectedlegislature,maintainitslawsandliberties,andberunbythepeopleofHongKongandbeaccountabletothem.Th

查尔斯王子香港主权第2页

oseecialelementshaveservedHongKongwelloverthepasttwodecades.HongKonghascopedwiththechallengesofgreateconomic,socialandpoliticaltraitionwithalmostnoneofthedisturbanceanddislocationwhichinotherpartsoftheworldhavesooftenaccompaniedchangeonsuchascale.
TheUnitedKingdomhasbeenproudandprivilegedtohavehadreoibilityforthepeopleofHongKong,tohaveprovidedaframeworkofoortunityinwhichHongKonghassocoicuouslysucceeded,andtohavebeenpartofthesuccewhichthepeopleofHongKonghavemadeoftheiroortunities.
Inafewmoments,theUnitedKingdom’sreoibilitieswillpa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HongKongwilltherebyberestoredtoChinaand,withintheframeworkof"onecountry,twosystems",itwillcontinuetohaveastrongidentityofitsownandbeanimportantinternationalpartnerformanycountriesintheworld.
LadiesandGentlemen,Chinawilltonighttakereoibilityforaplaceandapeoplewhichmattergreatlytousall.Thesolemnpledgesmadebeforetheworldinthe1984JointDeclarationguaranteethecontinuityofHongKong’swayoflife.ForitsparttheUnitedKingdomwillmaintainitsunwaveringsuortfortheJointDeclaration.OurcommitmentandourstronglinkstoHongKongwillcontinue,andwill,Iamconfident,flourish,asHongKonganditspeoplethemselvescontinuetoflourish.
DistinguishedGuests,LadiesandGentlemen,IshouldlikeonbehalfofHerMajestytheQueenandoftheentireBritishpeopletoexpreourthanks,admiration,affection,andgoodwishestoallthepeopleofHongKong,whohavebeensuchstaunchandecialfriendsoversomanygeneratio.Weshallnotforgetyou,andweshallwatchwiththeclosestinterestasyouembarkonthisneweraofyourremarkablehistory.

西方竞争性民主政治比较研究

/ 本文所说的“西方”，是一个特定化了的概念，它指的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仅包括西欧各国，而且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及日本等国。限于篇幅，本部分主要以英美法德日等国为对象，考察政治竞争的有关问题。
一、西方政治竞争产生的历史条件
政治竞争起源于西方绝非历史的偶然，它是近代西方经济、政治及文化全面转型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指出：“任何一种制度的建构都是当时各种社会背景的综合产物，不管这种背景是属于人文的，社会科学的、还是自发的或外化的。” 政治竞争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多元主义、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仰、亲历代议制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西欧开始出现的。这些条件不仅是政治竞争产生的条件，也是非西方社会移植政治竞争应当具备的条件。
（一）经济因素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必须从经济中去发掘政治现象产生的原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真理的正义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值得一提的是，二战后西方国家兴起的政治发展理论或曰发展政治学及其代表人物诸如亨廷顿、阿尔蒙德、派伊、李普塞特等亦充分注意到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他们运用实证方法通过统计资料对欧美国家政治发展研究后揭示出一个历史事实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用达尔的话说，就是“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水平与一般的竞争政治，尤其是多头政制中的竞争政治的出现率有密切的关联”， 也就是说，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则产生竞争政治的概率就越大；反之，经济发展未达到一定水平时，则这种概率就越小。
从根本上说，近代西方政治竞争的产生正是缘自经济发展的推动，确切地说，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1）西方国家是内生型的第一批现代化国家，工业革命促进了这些国家迅速地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海外殖民扩张不仅增长了物质财富，而且大大刺激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社会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状态，使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成为现实。市民社会逐渐发育成熟，逐步脱离了国家的控制而取得了自主发展的权利。国家不再无限制地干预经济的发展，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不允许干预他们的私人利益，资产者赋予国家权力的多少只限于为保证他们自身的安全和维持竞争所必须的范围内。” 一个发育成熟的市民社会，正是政治竞争产生的基础性条件。（2）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各经济主体具有不同的利益，从而形成了利益多元化格局。在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必然存在不同的竞争，这种竞争必然会在政治领域表现出来，集中体现为各个集团争夺国家政权的斗争。所以，政治竞争是与市场竞争相适应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代替封建所有制关系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3）市场经济内含自由和平等。市场经济的独立发展完全是以等价交价为原则的，它从根本上否定了血缘、门第、权利、民族、国家、宗教之间的差别，而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交换的惟一尽度。在市场经济中，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无论是画家的劳动还是樵夫的劳动都是平等的。“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也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 经济领域的自由和平等体现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各个阶层和集团都有竞争国家政权、参与国家管理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所以，“政治竞争从原则上说来，是经济自由和政治平等权利的逻辑结果，是从人们享有自由权利和平等权利中引申出来的。”
（二）政治因素
从政治因素看，政治竞争的产生与代议制、政党制、选举制有着密切的联系。
近代资产阶级原本是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受压迫阶级，他们对专制、暴政有着强烈的恐惧。在用暴力摧毁封建政治结构之后，资产阶级不是用更为落后的制度取而代之，相反，资产阶级深知，统治只有借用人民的名义，才能够长久存在下去。因此，资产阶级在建立新的政治结构时，始终坚持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是防止专制和暴政，二是发展民主。就前者来说，西方国家建立了权力分立与制约的机制，对防止权力专横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就后者而言，鉴于现代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实行古希腊式的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因此，资产阶级建立了代议民主政体。历史地看，代议制起源于英国中世纪的等级君主制，最初，议会只是一个供国王咨询的机构，只有一个等级：贵族。随着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深入，议会的成分不断扩大，扩大到包括一般的平民；其权力也不断下移。正如顾准所说：“议会的演进史，是其所包含的成分不断扩大，民主权利逐步下移的历史。” 一方面，议会将直接民主体制下人民的无限权力缩小到不充分的权力，人民不再拥有直接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极少数公共事务除外），而是将其权力委托给其代表行使。另一方面，议会又成为各阶级、各阶层和平斗争的舞台。议会以多样性和不同政见为基础，在议会中，代表同一阶层或利益集团的议员自然结成政治派别，最初，这些派别主要力争成为议会多数，以使他们的政治主张成为多数人的意见；后来，他们逐渐意识到，仅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必须把执政者赶下台。于是，这些政治派别最终走出议会发展成为政党。政党是自由结社的产物，它是“在政治空间展开‘共同竞争’的组织（在‘竞争’与‘对抗’中表现存在的根据和生命源泉）”，“他们吸收和动员游荡于政治领域的各种利益及思想，并试图以这种力量为依托去夺取政治过程的持续支配权。” 政党始终以控制国家权力，最大限度地争夺国家权力为目标，离开了国家权力，政党几乎不能对社会产生影响力。当然，政党并不是以武力夺权，而是在选

举中夺权。所以，政治竞争与选举活动密不可分，“甚至说，选举制造成了竞争性政党制度也许不算过分。围绕着议会或总统的选举，各政党才有竞争的目的、竞争的理由和竞争的内容。”
（三）文化因素
从文化因素看，政治竞争与近代政治及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世俗化，美国政治学者萨托利曾作了一个说明，他说：“当神的王国和恺撒的王国----宗教领袖和政治领域相分离时，世俗化就出现了，因而，政治不再得到宗教的援助，它既失去了它的源于宗教的僵化教条主义，也失去了它的宗教式的强度。” 简言之，政治及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指政治不再为某一特权阶级所垄断而成为全民和全社会的共同事务，政治也不受神权的控制而获得了自主发展的权利，以及形成的与此相适应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我们知道，欧洲中世纪是欧洲史上最专制最黑暗的时期。中世纪的政治文化是融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于一体的神权政治，与这种神权政治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是以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为代表的神权政治论，整个社会都拘伏于神学政治的囚笼中。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 在这种极其独裁与专制的政治环境下，广大民众不仅被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而且被驯服为一种政治动物。在中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神权政治越来越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桎梏。在这种情况下，进步的思想家们在意识形态中开始向神权政治发出挑战，从而启动了近代的政治世俗化进程。先是发端于意大利并进而波及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继之而起的思想启蒙运动都形成了对神权政治的强烈的冲击波。荷兰的格老秀斯、斯宾诺莎，英国的洛克，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美国的杰斐逊、潘恩等启蒙思想家运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不仅抨击了神权政治，抹掉了笼罩在封建专制制度上面的宗教蒙昧主义，而且论述了国家、政治社会、政府和法的起源与形式，使国家、政治、法律等问题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决定性地把政治推入了较高的世俗化时代。在资产阶级所制定的及宪法性文件中都明确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人民拥有言论、结社、集会和选举的权利；在政治结构方面，经由普选产生的议会拥有较高的权威，包括总统在内的各种重要官职均需其选举或认可方能产生，而且立法、行政、司法机构互相制约。所有这些，都标志着政治的平民主义时代的到来，人民不再是专制体制下的被奴役对象，而是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总之，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新兴阶级的崛起，代议民主制的建立及政党的成熟，以个人权利、法治为核心的民主文化，是西方政治竞争产生的根本条件。可以说，离开了任何一个条件，政治竞争都不可能产生。
二、西方政治竞争的表现形式
西方政治竞争主要体现为政党之间的竞争以及政党内部的竞争，这与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魏弗尔蒂认为：“民主本身便意味着一种双重的竞争过程：其一是普选中党派之间的竞争，其二是这些党派内部政治家们争取党内领导权的竞争。” 此外，利益集团、智囊团等政治组织作为政党的后援力量，对政党竞争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们之间的竞争是政党竞争的必要补充。
（一） 政党之间的竞争
现代西方国家都存在数个政党，但由于各国的政体、政党的力量对比、具体政治经济形态发展变化等因素，政治竞争在各国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内容各不相同。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1.英美模式
英美模式的特点是：典型的两党竞争。在英美，虽有多个政党存在，但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始终由两个最大的政党（目前在英国是保守党和工党，而美国两个最大的党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通过竞争交替组织政府，轮流执政。其他政党无法与两大党抗衡；同时，两党执政也勿需它们的支持；因而，其他政党基本上无缘进入政府，即使执政党出于某种目的或发于善心起用其他政党人士入阁，也不能称之为联合政府。
英美两党竞争均发源于议会中的党派分野。自政党形成以来，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自然会发生政党间的分化组合，但总的情况是大党分裂为小党后又由众多的小党组合成大党或者一个政党崛起而取代另一个政党，因此政治舞台上见到的始终是两个大的政党。它们时而在台上，时而在台下，玩着翘翘板游戏。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时有发生， 多党执政却极为罕见。在英国，曾一度出现第三党冲击两大党的情况，但两大党轮流执政的格局始终没有改变。而在美国，两大党以外的其他党基本上不构成对两党地位的威胁，两党执政可谓稳如泰山。之所以形成如此稳定的两党竞争体制，据西方政治学者分析，主要缘自下列因素：（1）制度的因素。英美两党制均产生于相对多数选举制，这种选举制度有利于两大党而不利于第三党的建立和生存。此外，美国的单一行政长官制也有利于两党的形成和发展。总统职位通过总统选举产生，而不受各政党在国会占有席位多少的影响，总统选举人团的产生是“胜者全得”，要么获胜，要么失败，因而引起政党的两极化。在美国，由于联邦制的特点，各州州长、各州议会的选举均采用相对多数制，这也有利于巩固两党制。（2）历史二元因素。两党制是美国社会结构利益双元性的产物，美国建国初期以来每次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冲突几乎都是二元、两面的。围绕宪法的批准出现的东部商业利益和西部农业利益之争导致了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产生。经济利益之争也导致南北方围绕奴隶制及其种植园经济而产生分裂，由此形成两大阵营。20世纪城乡利益的冲突又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交锋的重要因素，等等。（3）政治文化因素，英美两国选民观点中庸、适度、不走偏激，善于妥协，视政治为妥协的艺术。两国的政治文化接受了妥协的必要性、短期实用主义的明知性以及避免僵硬教条主义的务实性。另一方面，在两国社会的根本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方式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共识。大多数国民认可洛克和麦迪逊关于个人

自我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拥有私有财产权利的观点，很少有人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因此，政党之争不在于选择公有制或私有制，而在于怎样分配资源和财富问题。
可以肯定地说，只要英美保持两党制的基本因素不变，即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选举制度不变，英美两党竞争，轮流执政的局面还将长期存在下去。这是英美长期以来政局一直比较稳定，经济稳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2.法国模式
法国模式的特点是：多党两极竞争。所谓多党两极，“即在多党制的前提下，各个政党依其观点、政策的不同而形成两大对立的派系，每一派系都有一个中心党”。 目前，在法国，主要是以四大党为主构成左右两大阵营、右翼以保卫共和联盟、民主联盟为主（保卫共和联盟是中心党）；左翼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主（社会党是中心党）。活跃在法国政坛上的主要是这四大党。
法国政党两极化形成于第五共和国时期。这种格局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十多年时间，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工农业结构的变化，导致法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为政党两极化提供了社会基础。其次是宪法确定的政治制度对这种政党制度的形成起了决定作用。新的选举制度促使了政党的分化组合和新的政党联盟的形成。此外，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影响，政党领袖个人的人格魅力也起了促进作用。尽管两大政党联盟内部各政党力量的分化组合时有变化，但总体格局一直在议会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稳定性作用：两大派左、右观点鲜明，彼此对峙，相互制约；四大党则通过组成两大派的政党联盟方式，左右法国政治生活，其他一些小中政党联盟均无力与之抗衡，由此避免了第四共和国多党竞争带来的政局不稳的弊端，有助于第五共和国政局相对稳定。从80年代中期以来，法国数次出现左右翼“共治”局面。1984年共产党和社会党分裂，导致社会党在1986年议会选举中丧失多数，当时的左翼总统密特朗被迫任命右翼的希拉克为总理，这种共治局面在1993年再次出现。1996年，希拉克总统为了改变右翼政党在国民议会中微弱多数的局面，决定解散国民议会重新选举，结果保卫共和联盟惨败，社会党大获全胜，在1995年总统选举中败给希拉克的若斯潘坐上了总理交椅，实现了第五共和国以来的第三次左右翼共治，直到现在。按照戴高乐创立的第五共和国执政传统，由同一政党派别或政党联盟控制总统、议会和政府，建立总统的多数派，是保证总统充分行使权力和维护政府稳定性的有效手段。因此，左右翼政党联盟共治是法国政治体制中的特殊现象，是法国多党制下各种力量互相斗争和妥协的特殊产物。80年代以来，在法国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比例代表制等因素的作用下，传统的两大派四大党政党格局中出现了以党派林立和相互制约为特征的党派多元化现象。一方面，以绿党为代表的新生政治力量和代表现代法西斯主义的极右政党国民阵线以及中间党派纷纷崛起，极右翼、绿党和中间党派势力得到加强，传统两大派的地位有所削弱，两大派在选举中都开始积极向中间思想和路线靠拢，极力拉拢这些政党的选民。另一方面，新的党派多元化现象并未改变法国议会多党中无一政党占绝对多数的基本特征，在竞选和组阁中，仍然是利害相关的政党组成左、右翼两大政党联盟进行角逐。
3.德国模式
德国模式的特点是，三角均势、两极竞争。这种政党竞争模式是联邦德国政党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在1947年联邦德国首届议会选举中，总共有基民盟--基社盟（即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德国共产党等11个政党进入议会。其中所获选票的比例是：基民盟--基社盟获31％，社会民主党获29.2％，自由民主党获11.9％，德共获5.7％，其他各党得票均不超过5％。这个情况表明，基民盟--基社盟和社会民主党几乎势均力敌，谁都不占绝对优势，无法单独组阁执政。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民主党支持谁，谁就可以组阁。结果，基民盟--基社盟联合自由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1969年第6届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一跃而成为第一大党，但也未获绝对多数，于是，便与第三大党即自由民主党联合组阁并成了主要执政党，而第二大党的基民盟--基社盟只好充当在野反对党的角色。由此开始了基民盟一基社盟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第一次轮流执政。在以后历届政府（包括1990年德国统一后组成的新联邦政府）中，尽管仍由基民盟—基社盟和社会民主党两大政党轮流执政，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选举制度等的具体规定，决定了两大党中谁也不能强大到占绝对优势的地位。自由民主党是小党，一般占有不到10％选票，但却在两党竞争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基民盟--基社盟和社会民主党任何一方一般只有得到它的合作，才可能组成联合政府。1948年以来，除1966－1969年，联盟党与社会民主党组成大联合政府 外，自由民主党一直与其中的一个大党联合组成政府，其地位也较为稳定。这种近似等腰三角形的多党联合执政模式，可以说是联邦德国及统一后的德国政局长期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绿党作为一支新秀出现在德国的政治舞台上。在1983年联邦议院选举中，绿党获得了5.7％的选票，28个议席，首次进入联邦议院，成为联邦议院中第四大党，从而打破了联邦议院长期存在的由联盟党、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三党主宰的局面。绿党的崛起使自由民主党的长期执政伙伴地位发生动摇。在1998年的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首次联合绿党组成了所谓的“红绿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领袖施罗德出任总理，开始了两极对垒的新阶段。
4.日本模式
日本模式的特点是，一党独大，多党竞争。这种模式形成于1955年第二届鸩山内阁时期，在同年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占有众议院511个席位中的299席，不仅是第一大党，而且拥有了超过半数的优势，可单独执政；社会党占有156席，是第二党，此后的历届众议院选举中情况也大致如此。其中自民党总以稳超半数议席而长期执政，社会党始终占1／3议席而位居第二大党地位，充当反对党角色。这种既不同于欧美式的多党制，也不同于一般一党制的制度，被人们称为“五五体制”。这种

体制持续了长达38年之久，在此期间，日本其他政党如社会党、日共等革新势力和公明党等中间势力始终长期处于在野地位，无一政党可单独与自民党争雄。
自民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它得到财界的大力支持和积极扶植，并与政府官僚密切结合，形成了一个以财界意志为基础，并以自民党为政治代表，通过立法、行政等措施，经由官僚机构付诸实施的政、官、财三位一体的权钱统治体系。二是，自民党执政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和外交政策，在保障垄断财团利益的前提下，不同程度地满足了国民的愿望和要求，因而能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其统治的相对稳定。三是，在野各党普遍力量弱小、基础薄弱，常常因为意见分歧而彼此勾心斗角，无法实现步调的统一与共同合作，从而有利于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
然而，任何一个政党如果长期垄断政治都必然会积累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日本自民党也是这样。这突出表现在日本“金权政治”腐败沉疴久治不愈，政治丑闻接连不断。日本的“民主政治”，实际上是钱权政治；日本政治的腐败，首先表现为执政党的腐败。自民党一直信奉“金钱就是权力”、“权力就是金钱”的方针，因此，围绕钱、权问题，自民党内贪污、受贿屡见不鲜。 应该说，这与日本的选举制度有直接的关系，日本实行中选区制，根据选举法的规定，全国分为200多个中等大小的选区，每区设有几个议席。同一政党可以有数名候选人竞争，相互间不是靠政见取胜，而是凭经济实力较量，政治与金钱结下了不解之缘。日本自民党的腐败严重损害了它的执政形象，削弱了自民党的整体实力。终于在1993年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只获233席，不足半数而下台，由社会党联合其他在野党及新成立的政党组阁执政。至此，日本自民党一党执政成为历史。近十年来，自民党虽然也曾获得了单独执政的机会， 但现今的自民党已不是从前的自民党：日本向多党联合轮流执政方向发展的趋势，似是很难扭转了。
（二）政党内部的竞争
前文分析了西方国家政党竞争的概况，其实，各政党内部也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任何政党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乃是一种必然现象。政党内部的竞争既是党内民主的重要体现，又是整个国家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政党内部派别竞争的原因
西方政党内部出现派别竞争和派别政治，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从根本上说，这是现代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必然结果，诚如麦迪逊所说的，造成政党内部派别竞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 从表面上看，西方国家体制内的政党都是整个统治集团的利益代表，但实际上他们往往只代表某些大垄断集团的利益，很难具体满足各个利益集团的要求。于是，这些集团便千方百计地在政党内部寻找自己的政治代理人，以使自己的利益得到实现。“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要求，但往往是粗线条的，不可能反映得很细。所以，资产阶级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需要通过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进行粗线条的宏观调整，而且还需要各政党内部的派系活动和派别组织进行细线条的微观调整。”
2．政党内部竞争的表现
西方政党内部的竞争，主要体现在：
第一，争夺党内最高权力。欲登上总统或首相（总理）宝座，必先成为党内的最高领袖。“在党内出不了头的政治人物，通常是不可能登上国家权力顶峰的。” 在美国，各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是该党的当然领袖，要成为总统候选人，必须经过漫长而艰苦的预选。如1860年，民主党在南卡罗的查尔斯顿举行代表大会，经过57轮投票，也未能产生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尔后又在巴尔的摩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两次投票，才决定提名道格拉斯为候选人。1924年的民主党代表大会，更是进行了103次投票，才决出候选人。在英国、日本等议会制国家，首相或总理是由议会内的多数党领袖担任的，谁成为多数党领袖，谁就可以上台执政。因此，多数党内部的竞争十分激烈。如1976年，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引退，6位内阁大臣竞选工党领袖，经过三轮投票，詹姆斯·卡拉汉才当选并继任英国首相。日本自民党内部各派系，围绕自民党总裁人选的竞争也是异常激烈的。各派系之间既有正面交手，又有幕后交易，它们甚至采取造谣诽谤，恶意中伤的办法打击对手，抬高自己；通过封官许愿、金钱贿赂、挑拨离间，暗挖墙脚的手段削弱对手，壮大自己。
第二，政策的竞争。政治竞争包含政策的竞争，谁能够提出最受选民欢迎的政策，谁就有希望上台执政。在政党内部，政策的竞争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各政党由于对政策的取向而分为不同的派别，如美国两党内部都有自由派和保守派、鸽派和鹰派。在英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保守党内部就开始出现一些派别组织如星期一俱乐部、塞尔斯顿集团等。这些集团往往各执一种政策主张。从一定意义上说，英国的政策就是各政党、各政党内部各派别讨价还价、反复竞争的结果。如阿尔蒙德所说，“英国的政党是许多具有各种政策偏爱的集团的联合。一个政党在采取坚强立场之前党内的各个集团相互竞争以决定全党必须据以合作的政策。”
第三，争夺党内的其他重要职位。这在日本体现得特别明显。在英美，党内的职务并不十分重要，除政党领袖出任首相总统外，其他职务几乎不为人关注。党内的“精英”纷纷在政府谋取高位，谁也不把党内的职务放在眼里。日本则不同，日本自民党内部的高级领导职务十分显赫，不亚于内阁大臣，除自民党总裁兼任内阁总理大臣外，其他人员一般都不兼任党政要职，但他们的政治地位相当高。自民党的干事长、总务会长、政务调查会长被称作党内三巨头。总裁就经常从党内三巨头中特别是干事长中遴选，而没有担任党内高级职务的人很难担任总裁和首相，所以，党内高位对一切有心问鼎首相宝座的人都有吸引力。争夺党内重要职务成为日本政治的一个独特现象。
3．政党内部派系竞争的后果
西方政党内部的竞争无论对政党本身，还是对国家的政治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首先，政党内部的竞争是现代民主的重要体现。如前文所述，现代民

主政治是宽容的，富有韧性的政治，它不怕分裂、不怕背叛。1931年，英国麦克唐纳背叛和分裂工党，组成联合政府，在专制政治下，这是无法容忍和难以想象的。“在古代政治和专制政治下，麦克唐纳不要说当上首相，而是被扣上分裂党，分裂国家和罪该万死、遗臭万年的罪名。” 其次，政党内部的竞争在统治集团内部起到了某种必不可少的制约和协调作用，可以避免党的大权落入某个集团之手，可以避免领袖个人独断专行（如指定接班人，实行变相的世袭制）和思想僵化，从而使政党能照顾到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最后，政党内部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党竞争之不足。就日本而言，自民党内部派别的合法性与独立性使每个派别看上去都像一个小党，而自民党更像是这些小党的联盟。所以，尽管日本由于历史原因并没有形成两大党轮流执政的局面，但政党内部的竞争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调解和相互监督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体现了某种多党政治的特点。当然，政党内部的竞争也可能导致政党组织涣散，权威缺失、助长政府不稳定等后果，解决的办法不是压制内部竞争，取消内部竞争，那样只能使一个政党褪变为专制主义政党，而是要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扬长避短。正如麦迪所说“既然派别的潜在根源植根于人类的本性”，那么，对“派别危害”的可能存在的疗剂要比疫病本身危害更大，最好的出路是承认它们的存在并努力控制它们带来的后果。
（三）利益集团、智囊团和政治竞争
一般说来，一个政党要在政治竞争中取得执政权，必须拥有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战胜其他政党的实力和基础，这种实力和基础，主要由两方面因素构成：一是政党牢固而广泛的社会支持基础；二是政党积极而有效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主张。就前者而言，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的利益集团越来越成为政党的“后援力量”，成为政党生存和发展的靠山。与政党一样，利益集团也是利益多元化的产物。它与政党的区别在于，政党的目标是通过选举获得权力，而利益集团通常“寻求获得具体的、相对较窄的政策优惠，只是有选择性地影响政策，其目标并不是赢得政治大权。” 利益集团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多种多样，但主要还是通过支持政党，并向执政党及其政府施压来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西方政党一般都有自己较为固定的利益集团和势力范围。英国工党和工会就一直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如理查德·罗斯所说：“英国的利益集团，尤其是工会，是与政党政治高度结合的。在工党内，工会提供将近90％的党员，党代表大会85％以上的选票以及85％的收入。工会占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28个席位中的18个，并包办1／3以上的工党议员。” 与之相对照的是，英国的保守党与工商业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保守党与工党的政治竞争中，工商业集团始终站在保守党一边，“工商集团与保守党之间没有正式的机构联系；支持主要是采取捐款的形式。”在美国，民主党与“劳联---产联”的关系尽管不及英国工党与工会的关系那样紧密，但民主党仍然在“劳联---产联”中获得了大大高于共和党所获得的选票。
有组织劳工与总统选举
劳联---产联的成员总数 16，000，000
因为只有大约半数的成员参加总统选举，减去 8，000，000
劳联---产联的实际投票数 8，000，000
民主党得票所占劳工选票比例
（8，000，000X70％） 5，600，000
共和党得票所占劳工选票的比例
（8，000，000X30％） 2，400，000
从民主党得票所占比例中减去共和党
所占比例，得到民主党从劳工集团的净得票数 3，200，000
在德国，最有影响力的集团“德国工业联合会同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及保守的政治家们有悠久和密切关系。工商利益给基督教民主党人提供巨额财政支援，相当数量的联邦议院议员同工商业有密切联系。” 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会则以政治路线划分为社会党工会，共产党工会和基督教工会。
对于日本自民党来说，最重要的利益集团是财界团体。自民党与财界有着传统的联系。在二战前，财阀的解体，使财阀与保守政党的正式关系终结，但它们之间依然有密切的联系。财阀解体后，日本经济界又很快开始新的组合，并在不久之后形成新的财界四团体。 1955年自民党的成立可以说就是财界的一大政治杰作，因此，自民党从开始就以财界四团体为自己执政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
利益集团除向政党提供支持外，各利益集团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当然，这种竞争并不是以夺取政权为直接目标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主要在于更有力地影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影响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充分实现本集团的利益。
智囊团在政治竞争中同样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智囊团又称思想库，大体上可分为两类：半官方的和纯民间的。其主要职责就在于为政治首脑提供政策咨询，制定出最受选民欢迎的政策，使其在政治竞争中占居优势。此外，在美国，还存在一批竞选咨询专家，他们与智囊团的区别在于，不是向候选人提供政策服务，他们也不一定认同候选人的政见，而是为候选人提供最准确的情况，为其塑造最佳的形象，拟定最有效的竞选方式。竞选咨询专家都是来自各方面的专业人才，通晓、、领导学、统计学、美学，通晓电脑、电视新闻制作以及广告设计。他们以此为职业，在竞选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西方政治竞争的本质、特色及影响
（一）西方政治竞争体现了“寡头统治”的本质
一定的政治制度归根到底是为一定阶级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西方政治制度亦是如此。西方政治竞争，无论是两党竞争或多党竞争，都是不涉及根本社会制度的变革，实际上仅仅是维持资产阶级寡头统治

的一种策略而已。从表面上看，西方政治轮流执政的制度安排，使任何政党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垄断政权，总是在在朝与在野之间来回摆动。这种轮流执政，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因为人民至少获得了对政府的选择权，有权利选择他们较为满意的人和集团上台执政，并把他们不满意的人和集团赶下台，毫无疑问，轮流执政有助于防止某一集团垄断政治，从而避免出现“寡头统治”的情况。但这是从微观上说的，从宏观视角看，轮流执政只是资产阶级不同集团之间的轮流执政，对于整个统治集团来说，任何集团执政都一样，都是为了维护整个资产阶级寡头统治的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指出：“寡头政体并不是把政权经常保持在同样一些人手中而使自己永存下去的，而是采用这样的办法，它轮流地使政权从一只手中放下，又立刻被另一只手抓住。”
西方民主政治是一种典型的“金权政治”、“财阀政治”。从法理上说，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任何人、任何政党（哪怕是工人阶级政党）都有同等的权利竞争行政首脑职位，成为执政者。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政治竞争的，除了资本主义选举制度对小党进行限制外，主要还在于西方民主政治是以金钱为基础的。“金钱是政治的母乳”，在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政治竞争是一种金钱的竞争丝毫不为过。“通往白宫的道路需要黄金来铺筑。”“没有钱什么希望也没有，即使你天生就是做总统的材料。” 金钱既可以使一个人夺取政权，也可以使一届政府垮台。试看美国总统的竞选经费：
1952年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经费为660万美元。
1972年尼克松竞选总统的经费为6240万美元。
1992年布什竞选总统的经费为1亿美元，克林顿竞选总统的经费为1.3亿美元。
2000年布什竞选总统的经费为1.8亿美元，戈尔竞选总统的经费为1.2亿美元。
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治权力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他们一定得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由其经济地位决定，政治生活只不过是一种“天国的生活”和“彼岸的生活”。所以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宗教的领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人间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上天。”
（二）西方政治竞争的特色
西方政治竞争特色之一，有效地将体制外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纳入到体制内，给他们一个和平夺取政权的机会，大大地缓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两大对立的阶级，其矛盾不可调和。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比较尖锐，所以他们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了极端的理解。尽管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仍然注意到，在必要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可在议会之内以和平方式夺取政权，从而过渡到社会主义。这里，关键在于工人阶级对普选权的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普选权对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意义。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指出：“在英国，普遍权的实行和大陆上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还指出：“随着无产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 恩格斯认为，在资产阶级代议制度日趋完善和军事机器超常发展的情况下，无产阶级的斗争条件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他说，“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选举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在评价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的意义时，恩格斯写道：“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 1892年，恩格斯在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指出，“可以十拿九稳地肯定，只要工人们合理地使用普选权，就能够迫使当权者破坏法制，即是说，使我们处于革命中的最有利地位。” 实践的发展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自二十世纪初以来，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西方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共产党组织，它们不仅参与全国竞选，而且有的进入政府参与执政。如法共从1744年起连续参加5届联合政府，8位领导人出任部长副总理，其中1946年大选获票500多万张，为法国第一大党，1997年又有三人进入若斯潘政府。在意大利，共产党（1992年改名为左翼民主党）是最大的反对党。1944年4月到1947年5月，意共先后共参加7届政府。尽管1947年以来意共被排挤出政府一直处于在野地位，但它在选举中一直得票第二，仅次于天民党。不仅如此，意共还掌握了数量可观的地方政权，掌握了一大批群众组织和一批企业，成为意大利政坛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总之，在西方社会，体制外的政党不是遭到“残酷打击”，“无情镇压”，而是被有效地纳入体制内，与资产阶级一起竞争政权，这不能不说是资本主义民主的一大特色。
西方政治竞争特色之二，执政党与反对党并非势不两立，而是遵循合法反对原则，在宪政体制内和平共处。
所谓合法反对，指在不危及现有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反对党有合法存在的权利，并有权依靠合法的途径，正当的法律程序来反对执政党及其政府，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合法反对原则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资产阶级在执政初期，由于确定不了允许反对党合法存在的政治风险，曾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拒不承认反对派的合法地位，更谈不上承认合法反对原则。人们对反对派充满了厌恶和敌视情绪，担忧它为制造分裂和混乱，危及国家。1704年，英国政治人物查理·戴维纳特认为，“那些被认为接受了法国贿买的人以后组成政治反对派”，在这里，“反对派”成了“里通外国者

”的同义语。国王乔治二世则把沃尔波政府的政治反对派称为“流氓”，“无赖”和“自高自大者”，对他们的活动加以限制。 在美国，1798年，联邦党人亚当斯政府专门针对共和党人颁布了号称美国历史上针对政治活动的一项最有镇压性的法令---惩治叛乱法》，根据这一法令，许多共和党人身陷囹圄，甚至在连任竞选中指责联邦派政策的国会议员亦未能幸免。总之，在美国建国之初，合法反对原则并没有得到承认。“共和党人在野的时候，从未承认联邦党是一个合法的执政党，而在他们执政的时候，也从未承认联邦党是一个合法的反对党。” 反之，联邦党人亦然。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经过一、二百年的政治实践之后，资产阶级终于发现，在承认和服从现有基本法律制度的情况下，允许反对党的合法存在并参与政治事务，并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政治风险，相反，有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如1822年英国一家权威性刊物《季度评论》所说：
一个能干的反对党存在的必要，……仅次于内阁的存在。尽管这一团体是自封的，难以得到宪法的书面承认。反对党必须对国家履行极为重要的政治职责。它必须扮演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者和拥护者，大臣们行为的检查者，大臣们失职和不端行为的告发者的角色，并作为民族的领导者反对大臣的议案，试图把他们赶出政府。
于是，在英国和美国，合法反对原则率先得以确立，随后，又在法德等西方国家发展开来。
在传统社会，由于不存在合法反对原则，因而反对集团不得不采取宫廷政变、暴动等阴谋手段夺取政权。而统治集团也往往把反对派看作政权的最大威胁，并利用掌握国家政权的优势，采取种种办法压制、打击和消灭其他的集团。执政集团“随时要提防着觊觎他的权力的可能的政敌，经常把大量的时间投入维持权位的权力斗争中去，甚至国家政治体制的设置也围绕着有利于执政者保持政治权力，以政治控制为体制配置和变迁的主要依据。” 相形之下，现代社会把反对者从阴谋家变成了可接受的持不同政见者，把充满恶意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敌对转化为在朝或在野的，日常的，可容忍的对抗。这无疑更为经济、安全得多。
西方政治竞争的特色之三，执政党间接影响国家政权的运作。西方政党的最大功能似乎就是夺权而不是执政：一旦竞争胜利，上升为执政党后，其作用反而下降，所谓的执政党实际上起不到执政的作用。执政党的意志主要是通过本党领袖的政务活动渗透到行政机关的职能中去。执政党无论权势多大、威望多高，都不直接介入政府的决策程序和政府的实际运作。政党领袖作为政府首脑，他们独揽行政大权，自主决定政府的一切大政方针，各部门的事务，不受政府之外的任何机构的指挥，控制和干预。也就是说，政府的运作和政党的运作是分开的。政党没有被纳入政府运作的程序之中，它是政府之外的政治力量，不介入政府内部事务。总之，这种党政分开的体制不仅有利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而且保证政府发挥独立行使权力的作用，避免了双重领导和政出多门的现象,有利于国家机关及官员队伍更加精练和提高工作效率，也使政府工作更加透明和便于对它进行监督。
（三）西方政治竞争的影响
西方政治竞争不仅对非西方社会而且对整个世界政治发展都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近二百年来，世界政治发展的历史就是西方政治文明不断扩张的历史。如亨廷顿所说，“古代社会各文明间时断时续的有限碰撞，让位于西方文化对其它文明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单方向的冲击。” 以西方为中心，不断向外衍射，是近现代民主发展的特点。西方政治文明之所以能够对其他文明产生强劲的冲击波，主要缘于它的个人主义精神。它提倡个人理性的张扬，强调个人优于集体，反对集体对个人的自主性、独立性进行压制，这符合人的本性的需要，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尽管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许多国家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竞争体制，但总的说来，它们仍然是以西方政治制度为摹本的，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西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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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解释与法律民主

/ 2000年9月28日 13:38 刘星

著而有定者，律之文；变而不穷者，法之意。 (1)

民国那阵儿，学者费孝通写过一篇精彩的文章——《文字下乡》。在这篇文章里，费先生说过这段话：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说乡下人“愚”，却是凭什么呢 ? 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的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也不是，汽车夫拉住闸车，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儿，啐了一口：“笨蛋”——如果这是愚，真冤枉了他们。我曾带了学生下乡，田里长着包谷，有一位小姐冒充着内行，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旁边的乡下朋友，虽则没有啐她一口，但是微微的一笑，也不妨译作“笨蛋”。乡下人没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如果我们不承认郊游的仕女们一听见狗吠就变色是“白痴”，自然没有理由说乡下人不知道“靠左边走”或“靠右边走”等时常因政令而改变的方向是因为他们“愚不可及”了。 (2)

这段话极有意思。费先生用一种巧妙的解构方式，颠覆了不少人具有的乡下人和城里人之间的“愚智对立”观念。更为有趣的是，费先生告诉我们，城里人和乡下人各自的想法是一类知识的区别，而不是智力高低的区别。城里人有自己的知识传统，而乡下人也有自己的知识传统。

说来，在文化语境中，前述那类自觉高人一等的“城里人视界”蛮多。在法律圈子内，随着专业化、职业化、理性化的法律现代性膨胀，“法律知识”把持者，似乎也或多或少有了“城里汽车夫”的脾气。不过，虽讲这等把持者多“懂得法律”，但在一关键的法律实践活计上，人们照样可以适用费先生的解构策略。这一活计便是“法律解释”。

在本文中，笔者借用一个法律实例作为叙事平台，先说明“法律解释”的纹路，次之说明其中的“暗道机关”，然后，再看看何以能够套用费先生的解构策略。最后，说说接下去的理路思绪是什么。

一

法律解释，在这里，大体是指对法律文字作个说明。法律文字这东西有个毛病。它是普遍性的，不会瞄着具体人物说个“法律命令”，也不会盯着具体事件讲个子丑寅卯。这样，“普遍性”的文字和社会具体对象之间，时时不能丝丝入扣。

看实例。

前两年直到眼下，出现过所谓的“私家打假现象”。这类“打假”，蛮有意思。第一，打假者以“消费者”名义，知假买假，然后搬出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9 条，非要卖假者双倍赔偿。而那条法律文字恰好说，只要经营者卖出了“假”产品，消费者便可以没商量地要求双倍补偿。第二，打假者常常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不仅在一区、一市、一省来回折腾，而且时时跨省穿梭出击。但是，他们终究全然不和质检“官府”相互通气儿、共同打假，倒是每每“暂”借“官府”质检图章，获得索赔的结实证据，然后，转向商家“要钱”进账。第三，此类打假，商家极为头痛，而平民百姓大多则是雀跃欢呼，尤其那些曾饱受假劣产品坑害的小民，更是拍手称快。第四，另有旁人说，这打假，本身就是“假”，因为不是为“消费”去买消费品，而是为了双倍进账才动手的，其动机，居心叵测，在道德上更是一准儿和“知假卖假”同样可恶……

现在，可以清楚地发现，第 49 条法律文字需要解释。

怎样解释 ?

有人说，别将“消费者”这词儿限定得那么死，硬说它指自我消费者。相反，咱们应该大方地解释该词，要高瞻远瞩、放眼全国，在大多数消费者的意愿背景里来理解这词的意思。大多数消费者喜欢打假，而官府打假举措，说来已有多年，却迟迟不见殊效，私家打假无形中帮了大忙，使卖假商家诚惶诚恐。这使假劣产品的蔓延受到了扼制。对此，小民高兴。如此，将“知假买假打假者”说成“消费者”，便可使其获得双倍赔偿，而双倍赔偿的激励，便会更为鼓励打假运动。最后，得益的终将是大多数消费者。这般解释“消费者”蛮舒服，而且，符合“人民的利益”。

有人说，不成。法律文字的解释要钉是钉、铆是铆。第 49 条的“消费者”就是“自我吃掉 ( 食品 ) ”、“自我使用 ( 餐具 ) ”之类的人物。除此便是另有图谋的人士。买东西送人，或者买了存而不用，都不属严格意义的“消费”，由此，更别说“知假买假打假”了。除此之外，观看一个“法律事件”，不单要看与其有直接关系的法律文字，而且要瞧“周边相关法律的条文文字”。这是说，有时，看似有关的法律文字兴许不能管用，而其他“稍远”的法律文字则可派上用场。那第 49 条不太顶用，可是，《通则》里的文字可以发威。《通则》文字说，买卖东西时双方的意思表示要真实，如果不真实，买卖行为算是瞎忙了。专业词汇说：“这叫无效民事行为”。知假买假者购买假劣商品，显然没有“真实”的买意，没有买意还去交易，便是法律上的无效操作。无效操作的结果则是双方返还原物。这里，依然没有“知假打假者”捞取便宜的地方。

或者，不是单看直接的法律文字，也不是单看周边的法律条文文字，而是直指法律“实质”，追觅法律的原则、精神，或者立法原意一类的东西……

这也是一种解释方法。

大抵可以发觉，这些“解释”能够分为两类。一类是“大众平民式”的法律话语释放，一类是

“法学精英式”的法律话语释放。

“大众平民式”的法律话语，随意、常识、开放，并时而带有情绪化。它对法律文字的态度可说“潇洒”。在“知假买假”案子里，这类话语不会死咬法律条文的干巴字眼儿，也不会太在意法律本身的原则、精神、立法原意之类的“大东西”。换句话说，它不会，而且也不太希望在法律的“内在秩序”之中转来转去。相反，它的叙事出发点，倒是民众的现实需要。它以为，“法律地盘”应该扩张，法律家族谱系大体也应无限。因为，法律的目的不在法律，而在其外的大多数民众意愿。

反过来，“法学精英式”的法律话语则是“刻板”、专业、拘谨了。它时时是理性化的。就“知假买假”而言，它乐意或者习惯于在法律的“内在秩序”之中兜来兜去，要么死扣字眼，要么搜寻其他条文，要么探察法律原则、精神、立法原意，等等。这是“学科知识”紧箍咒的控制结果。此类精英话语认准，法律应该画地为牢，法律家族的谱系，也应有始有终。

二

现在，可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法学精英式的解释有何不妥 ? 对“知假买假”，人们就法律文字争得天翻地覆，精英话语的解说，不正可以显露权威、一言九鼎 ? 在现代社会中，法律乃至法学都是“职业性”的，就像医疗和医学一样，它们可以充作“专业”上的指路明灯。由此，为啥不能像病人求医一样，将法律上的糟心事儿或难事儿交给精英话语的操持者，让其诊断一二，开个药方 ?

这些是人们最为容易提出的问题。

不少人，尤其是一些法学专家，都说精英话语式的解释理所当然。他们以为，在法律“内在秩序”之中来回穿梭，就“法治”而言，乃是不能丢掉的“万变不离其宗”。而对比来看，大众话语式的各类解释则是旁门左道了。如果有人听从那些解释的意见，便是似乎有些患病去寻江湖巫医的意思，全然属于误入歧途。

这类看法，犹如前面提到的一准儿认定城里人是个“智”、乡下人是个“愚”，将精英话语式的法律解释，奉为了“解释的知识贵族”，而且断定，那类解释具有“正当性”。

现在，瞧瞧这看法的毛病。

法律解释的意见，如果想要成为真“智”，或者具有“正当性”，在法律的语境中必须符合一个条件：和法律文字捏攒者的原来意思相契相合。这里有层关系需要道来。

法律解释符合原意，这可说是“政治道德” (politicalmorality) 的基本要求。现代人们已经咬定，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分开是天经地义的。立法者只管“书写”文字，司法者只管“执行”文字。这样，才会避免政治学时常唠叨的“专横跋扈”——专制。同时，司法者还要尊重立法者，凡事要唯“立法原意”是举，不能自作主张。当法律文字不太“清楚”时，更要如此。眼下，出现了解释麻烦，司法者不去追觅法律文字“书写者”的原意，而是“另辟蹊径”，我行我素，这便等于司法者自己“既扮钦差又当皇上”，将立法权和司法权偷偷地共同按在了自己帐下。此等作为，和“书写者”自己书写后再去自己执行，殊途同归，或说同为专制。落在咱们第 49 条上，可以认为，解释者在这条意思上“自作主张”，便等于是断案过程中新立了“另一第 49 条”，这是既司法又立法，叫人不堪忍受。

显然，这层关系预示，要想标榜自己的解释具有“正当性”，则必须证明自己找到了立法原意。而其他任何解释方法，只要不能衔接“立法原意”，自然都是没有“正当性”。

三

然而，能否找到这个原意 ?

回答如果是肯定的，我们的讨论就此应该打住。相反，回答如果是否定的，我们便会摸向费先生的“乡下人和城里人”的解构路标。

可以认为，至少能够搜寻两个理由，表明这个“原意”极为可能无法找到。先说头一个。“原意”，大体是指“原有的意思”、“原有的意图”。此处的“意思”或“意图”，是个的词语，它们在示意个人心里想啥琢磨啥。打这点出发，在和某人对话时，咱们自然可以反复盘问这人说话的“本意”，从而挖出他 ( 她 ) 的心理观念。但是，现代社会的立法机构不是一人，而是一伙人组成的一个实体。讲一伙人想啥可不同于说一个人想啥。此外，人们显然不易像盘问个人一样，追问立法机构的意图。当然，如果一伙人会像一人一样思想行动，倒也未尝不可去讨个“立法机构意图”。问题是，一伙人时常不会像一个人那样众口一辞、“说一不二”。在“书写”法律文字的时候，情形更会如此。立法机构里有起草者、投票者、签署者和公布者，实在难以想象，他们会在法律文字上面像一人一样，“心往一处用，劲往一处使”。更为吃紧的是，对“知假买假”这类事情，立法成员“书写”法律文字 ( 比如第 49 条 ) 时兴许连想都未想过。

　再说第二个。法律文字是个“文本”。而对“文本”，有个“主观”的解释。“主观”是说解释者头脑里有自己的“前结构”，“前结构”包括了“知识状态”、“价值偏见”、“叙事立场”……等等。这类前结构，在不同人那里，自然具有不同的品性，从而操纵左右了解释者的解释。对法律文字是这样，对找到的所谓“意图”那玩意儿，同样如此。就第 49 条文字来说，有人可讲，那里边的“意图”就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但啥叫“保护” ? 怎样才算“保护” ? 人们找到的“意图”，也需用文字来表述，而凡是用“文字”来表述的东西，难免遭遇解释者“前结构”的翻弄把玩。于是，假如宣称找到了一个“立法意图”，谁能确保这“意图”是立法者的，而不是解释者自己的 ?

通过这两点理由，当然可以发觉，第一，也许我们时常设想的法律“书

写者”在法律文字之中留下意图遗迹这一情形，多半就是“假设”的。因为，殊难证明遗迹的存在。解释者终究面对的是“文字”，而不是“书写者”讲述的“自己的想法”。第二，作为司法者的解释者，天天都会遭遇解释烦恼，这在法律实践中已是人人皆知。在理论上，他可以日日请示“书写者”，问问在“知假买假”上，“书写者”有何心思。可是，真想这般操作，需要无法计量的成本资源，接下来还会耽搁许多需要即时解决的纠纷或困扰。还有，尤为关键的是，日日请示又会神差鬼使地慢慢叫“书写者”既成为“书写者”，又成为“执行者”，这最终又将撮成两权 ( 立法权和司法权 ) 合一的“专制”。所以，在解释法律文字时，自然不能像两人对话那样，其中一人可以不断通过追问去“抓”另一人的说话“原意”。

由此说来，解释一定是解释者自己的份内事儿。而且，做份内事儿时如何鞠躬尽瘁，解释者依然是无法寻觅“立法意图”。寻觅不到“立法意图”，解释的“正当性”永远悬而未决。

再瞧精英话语式的法律解释。通常来说，那种话语，喜欢在“法律文字”的严格意义、相关法律条文、原则或者精神之类的东西之间转来转去。当然，它也喜欢甚至最为乐意在“立法意图”上，究个一二。但是，上述一番解说已经表明，除了追寻“立法意图”之外，其他解释方法都是欠缺一个“正当性”。而“立法意图”，又是一个显露“斯芬克斯之谜”的奇怪精灵。

现在，可以大致断言，在法律解释“正当性”的问题上，并未显出精英话语式的解释是个“智”，而大众话语式的解释是个“愚”。在“知假打假”的案子里，两类法律解释无所谓高低，人们更是没有理由认为，法学精英的套路一准就是体现法律正当性的当家权威。

四

在本文开头，笔者提到了费先生的解构策略。在费先生的笔下，城里人的“懂”与乡下人比来比去，难说前者是“智”，后者是“愚”。而在法律解释的活计中，我们也能发现，人们习惯以为的法学精英式的“知识状态”，也难说是高出大众平民式的“知识状态”一截。如此，人们也就没有理由在“知假打假”那类引起争议的案子里去说：随意、常识、开放而且时常带有情绪化的“百姓的法律解释”，注定是“愚”的，或者错误的。当说百姓家常式的法律解释远离法律的立法原意，故而是“愚”的，也就等于在说，精英专业式的法律解释偏离那原意，因而也是“愚”的。实在来讲，不能认定谁更能贴近立法原意。毕竟谁也无法证明自己才是一个“正宗”。

我们将这里的理路引申。

在《文字下乡》这篇文章中，费先生有点这个意思：如果城里人一准咬定自己是“智”，乡下人是“愚”，那么，在文化上，城里人可能便会强行贩卖自己的知识产品。这个结果，有时是无益的，有时是无理的甚至是霸道的，进一步的结果，还可能破坏了乡下人原有的利益。

在法律解释中，类似的情形可能也会出现。就“知假买假打假”的事件来说，如果认准法学精英式的解释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就是将精英话语的知识产品，强加于了大多数平民百姓。而当那类知识操纵的解释无法证明自己代表了“立法原意”，其更是在法律上，树立了无理的霸权。

还有更为打紧的问题。

我们都在警惕一个东西：不能让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或说叫前者站在后者头上。因为，这是没有理由的而且也是危险的，“专制”正是暗藏其中。人们制定法律，初衷之一就是防止专制，就是尽量避免少数人耀武扬威。起码，在民主社会中，这是一个人们不断念叨的政治理想。现在，在法律解释中，让法学精英式的“知识状态”获得了“领导权”，这是否有点不自觉地将少数人抬上了社会权力的上端 ? 不应忘记，在中国，法学精英式的“知识状态”的拥有者，就像城里人一样，通常是些“少数人”。在“知假买假打假”的争议中，这也是蛮清楚的。如此，在法律解释中，放任法学精英式的“知识状态”，放逐大众平民式的“知识状态”，有时是否等于在前门赶走了专制者，在后门请回了专制者 ?

自然，当试图推进法治构建的时候，法学精英应该引导平民大众。谁也不会否认，法学精英可以传播法治知识，带领百姓步入法治天堂。但是，制定出来的法律文字总会出现“解释的困惑”。在“知假买假”那类争议事件中，人们会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来相互张扬、对抗、抑制。此时，法学精英知识的把持者应该反省自己的叙事立场。而位居至关重要的审判席上的“解释者”，更应注意各类解释背后的利益意愿，不应像城里人习惯的那样，手持法学精英的知识，盛气凌人，甚至抛弃丢掉大众平民的真正意愿和利益。

如果还引申的话，那么，我们似乎还可认为在法律解释的活计上，不仅法学精英式的话语释放和大众平民式的话语释放是平等的，有时，我们更应让后者“领导”前者。因为，出现了法律解释，就是出现了“法律争议”，而“法律争议”正像政治争议一样，需要大多数人的“民主解决”。如此，不仅在制定法律文字之前需要“政治民主”，而且，在法律解释之中需要“法律民主”。毕竟，“民主”这一正当性根基，是不能丢掉的。

注释：

(1) 傅霖语，见沈仲纬：《刑统赋疏》。

(2) 费孝通：《乡土中国·文字下乡》，载《民国丛书》第三编第14卷，上海书店1991年版。

刘星，学者，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法律是什么——二十世纪英美批判阅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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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竞争性民主政治比较研究演讲范文

本文所说的“西方”，是一个特定化了的概念，它指的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仅包括西欧各国，而且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及日本等国。限于篇幅，本部分主要以英美法德日等国为对象，考察政治竞争的有关问题。
一、西方政治竞争产生的历史条件
政治竞争起源于西方绝非历史的偶然，它是近代西方经济、政治及文化全面转型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指出：“任何一种制度的建构都是当时各种社会背景的综合产物，不管这种背景是属于人文的，社会科学的、还是自发的或外化的。” 政治竞争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多元主义、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仰、亲历代议制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西欧开始出现的。这些条件不仅是政治竞争产生的条件，也是非西方社会移植政治竞争应当具备的条件。
（一）经济因素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必须从经济中去发掘政治现象产生的原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真理的正义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值得一提的是，二战后西方国家兴起的政治发展理论或曰发展政治学及其代表人物诸如亨廷顿、阿尔蒙德、派伊、李普塞特等亦充分注意到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他们运用实证方法通过统计资料对欧美国家政治发展研究后揭示出一个历史事实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用达尔的话说，就是“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水平与一般的竞争政治，尤其是多头政制中的竞争政治的出现率有密切的关联”， 也就是说，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则产生竞争政治的概率就越大；反之，经济发展未达到一定水平时，则这种概率就越小。
从根本上说，近代西方政治竞争的产生正是缘自经济发展的推动，确切地说，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1）西方国家是内生型的第一批现代化国家，工业革命促进了这些国家迅速地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海外殖民扩张不仅增长了物质财富，而且大大刺激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社会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状态，使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成为现实。市民社会逐渐发育成熟，逐步脱离了国家的控制而取得了自主发展的权利。国家不再无限制地干预经济的发展，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不允许干预他们的私人利益，资产者赋予国家权力的多少只限于为保证他们自身的安全和维持竞争所必须的范围内。” 一个发育成熟的市民社会，正是政治竞争产生的基础性条件。（2）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各经济主体具有不同的利益，从而形成了利益多元化格局。在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必然存在不同的竞争，这种竞争必然会在政治领域表现出来，集中体现为各个集团争夺国家政权的斗争。所以，政治竞争是与市场竞争相适应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代替封建所有制关系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3）市场经济内含自由和平等。市场经济的独立发展完全是以等价交价为原则的，它从根本上否定了血缘、门第、权利、民族、国家、宗教之间的差别，而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交换的惟一尽度。在市场经济中，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无论是画家的劳动还是樵夫的劳动都是平等的。“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也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 经济领域的自由和平等体现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各个阶层和集团都有竞争国家政权、参与国家管理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所以，“政治竞争从原则上说来，是经济自由和政治平等权利的逻辑结果，是从人们享有自由权利和平等权利中引申出来的。”
（二）政治因素
从政治因素看，政治竞争的产生与代议制、政党制、选举制有着密切的联系。
近代资产阶级原本是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受压迫阶级，他们对专制、暴政有着强烈的恐惧。在用暴力摧毁封建政治结构之后，资产阶级不是用更为落后的制度取而代之，相反，资产阶级深知，统治只有借用人民的名义，才能够长久存在下去。因此，资产阶级在建立新的政治结构时，始终坚持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是防止专制和暴政，二是发展民主。就前者来说，西方国家建立了权力分立与制约的机制，对防止权力专横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就后者而言，鉴于现代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实行古希腊式的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因此，资产阶级建立了代议民主政体。历史地看，代议制起源于英国中世纪的等级君主制，最初，议会只是一个供国王咨询的机构，只有一个等级：贵族。随着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深入，议会的成分不断扩大，扩大到包括一般的平民；其权力也不断下移。正如顾准所说：“议会的演进史，是其所包含的成分不断扩大，民主权利逐步下移的历史。” 一方面，议会将直接民主体制下人民的无限权力缩小到不充分的权力，人民不再拥有直接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极少数公共事务除外），而是将其权力委托给其代表行使。另一方面，议会又成为各阶级、各阶层和平斗争的舞台。议会以多样性和不同政见为基础，在议会中，代表同一阶层或利益集团的议员自然结成政治派别，最初，这些派别主要力争成为议会多数，以使他们的政治主张成为多数人的意见；后来，他们逐渐意识到，仅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必须把执政者赶下台。于是，这些政治派别最终走出议会发展成为政党。政党是自由结社的产物，它是“在政治空间展开‘共同竞争’的组织（在‘竞争’与‘对抗’中表现存在的根据和生命源泉）”，“他们吸收和动员游荡于政治领域的各种利益及思想，并试图以这种力量为依托去夺取政治过程的持续支配权。” 政党始终以控制国家权力，最大限度地争夺国家权力为目标，离开了国家权力，政党几乎不能对社会产生影响力。当然，政党并不是以武力夺权，而是在选举中夺权。所以，政治竞争与选举活动密不可分，“甚至说，选举制造成了竞争性政党制度也许不算过分。围绕着议会或总统的选举，各政党才有竞争的目的、竞争的理由和竞争的内容。”
（三）文化因素
从文化因素看，政治竞争与近代政治及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世俗化，美国政治学者萨托利曾作了一个说明，他说：“当神的王国和恺撒的王国----宗教领袖和政治领域相分离时，世俗化就出现了，因而，政治不再得到宗教的援助，它既失去了它的源于宗教的僵化教条主义，也失去了它的宗教式的强度。” 简言之，政治及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指政治不再为某一特权阶级所垄断而成为全民和全社会的共同事务，政治也不受神权的控制而获得了自主发展的权利，以及形成的与此相适应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我们知道，欧洲中世纪是欧洲史上最专制最黑暗的时期。中世纪的政治文化是融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于一体的神权政治，与这种神权政治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是以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为代表的神权政治论，整个社会都拘伏于神学政治的囚笼中。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 在这种极其独裁与专制的政治环境下，广大民众不仅被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而且被驯服为一种政治动物。在中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神权政治越来越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桎梏。在这种情况下，进步的思想家们在意识形态中开始向神权政治发出挑战，从而启动了近代的政治世俗化进程。先是发端于意大利并进而波及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继之而起的思想启蒙运动都形成了对神权政治的强烈的冲击波。荷兰的格老秀斯、斯宾诺莎，英国的洛克，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美国的杰斐逊、潘恩等启蒙思想家运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不仅抨击了神权政治，抹掉了笼罩在封建专制制度上面的宗教蒙昧主义，而且论述了国家、政治社会、政府和法的起源与形式，使国家、政治、法律等问题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决定性地把政治推入了较高的世俗化时代。在资产阶级所制定的宪法及宪法性文件中都明确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人民拥有言论、结社、集会和选举的权利；在政治结构方面，经由普选产生的议会拥有较高的权威，包括总统在内的各种重要官职均需其选举或认可方能产生，而且立法、行政、司法机构互相制约。所有这些，都标志着政治的平民主义时代的到来，人民不再是专制体制下的被奴役对象，而是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总之，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新兴阶级的崛起，代议民主制的建立及政党的成熟，以个人权利、法治为核心的民主文化，是西方政治竞争产生的根本条件。可以说，离开了任何一个条件，政治竞争都不可能产生。
二、西方政治竞争的表现形式
西方政治竞争主要体现为政党之间的竞争以及政党内部的竞争，这与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魏弗尔蒂认为：“民主本身便意味着一种双重的竞争过程：其一是普选中党派之间的竞争，其二是这些党派内部政治家们争取党内领导权的竞争。” 此外，利益集团、智囊团等政治组织作为政党的后援力量，对政党竞争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们之间的竞争是政党竞争的必要补充。
（一） 政党之间的竞争
现代西方国家都存在数个政党，但由于各国的政体、政党的力量对比、具体政治经济形态发展变化等因素，政治竞争在各国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内容各不相同。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1.英美模式
英美模式的特点是：典型的两党竞争。在英美，虽有多个政党存在，但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始终由两个最大的政党（目前在英国是保守党和工党，而美国两个最大的党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通过竞争交替组织政府，轮流执政。其他政党无法与两大党抗衡；同时，两党执政也勿需它们的支持；因而，其他政党基本上无缘进入政府，即使执政党出于某种目的或发于善心起用其他政党人士入阁，也不能称之为联合政府。
英美两党竞争均发源于议会中的党派分野。自政党形成以来，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自然会发生政党间的分化组合，但总的情况是大党分裂为小党后又由众多的小党组合成大党或者一个政党崛起而取代另一个政党，因此政治舞台上见到的始终是两个大的政党。它们时而在台上，时而在台下，玩着翘翘板游戏。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时有发生， 多党执政却极为罕见。在英国，曾一度出现第三党冲击两大党的情况，但两大党轮流执政的格局始终没有改变。而在美国，两大党以外的其他党基本上不构成对两党地位的威胁，两党执政可谓稳如泰山。之所以形成如此稳定的两党竞争体制，据西方政治学者分析，主要缘自下列因素：（1）制度的因素。英美两党制均产生于相对多数选举制，这种选举制度有利于两大党而不利于第三党的建立和生存。此外，美国的单一行政长官制也有利于两党的形成和发展。总统职位通过总统选举产生，而不受各政党在国会占有席位多少的影响，总统选举人团的产生是“胜者全得”，要么获胜，要么失败，因而引起政党的两极化。在美国，由于联邦制的特点，各州州长、各州议会的选举均采用相对多数制，这也有利于巩固两党制。（2）历史二元因素。两党制是美国社会结构利益双元性的产物，美国建国初期以来每次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冲突几乎都是二元、两面的。围绕宪法的批准出现的东部商业利益和西部农业利益之争导致了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产生。经济利益之争也导致南北方围绕奴隶制及其种植园经济而产生分裂，由此形成两大阵营。20世纪城乡利益的冲突又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交锋的重要因素，等等。（3）政治文化因素，英美两国选民观点中庸、适度、不走偏激，善于妥协，视政治为妥协的艺术。两国的政治文化接受了妥协的必要性、短期实用主义的明知性以及避免僵硬教条主义的务实性。另一方面，在两国社会的根本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方式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共识。大多数国民认可洛克和麦迪逊关于个人自我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拥有私有财产权利的观点，很少有人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因此，政党之争不在于选择公有制或私有制，而在于怎样分配资源和财富问题。
可以肯定地说，只要英美保持两党制的基本因素不变，即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选举制度不变，英美两党竞争，轮流执政的局面还将长期存在下去。这是英美长期以来政局一直比较稳定，经济稳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2.法国模式
法国模式的特点是：多党两极竞争。所谓多党两极，“即在多党制的前提下，各个政党依其观点、政策的不同而形成两大对立的派系，每一派系都有一个中心党”。 目前，在法国，主要是以四大党为主构成左右两大阵营、右翼以保卫共和联盟、民主联盟为主（保卫共和联盟是中心党）；左翼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主（社会党是中心党）。活跃在法国政坛上的主要是这四大党。
法国政党两极化形成于第五共和国时期。这种格局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十多年时间，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工农业结构的变化，导致法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为政党两极化提供了社会基础。其次是宪法确定的政治制度对这种政党制度的形成起了决定作用。新的选举制度促使了政党的分化组合和新的政党联盟的形成。此外，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影响，政党领袖个人的人格魅力也起了促进作用。尽管两大政党联盟内部各政党力量的分化组合时有变化，但总体格局一直在议会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稳定性作用：两大派左、右观点鲜明，彼此对峙，相互制约；四大党则通过组成两大派的政党联盟方式，左右法国政治生活，其他一些小中政党联盟均无力与之抗衡，由此避免了第四共和国多党竞争带来的政局不稳的弊端，有助于第五共和国政局相对稳定。从80年代中期以来，法国数次出现左右翼“共治”局面。1984年共产党和社会党分裂，导致社会党在1986年议会选举中丧失多数，当时的左翼总统密特朗被迫任命右翼的希拉克为总理，这种共治局面在1993年再次出现。1996年，希拉克总统为了改变右翼政党在国民议会中微弱多数的局面，决定解散国民议会重新选举，结果保卫共和联盟惨败，社会党大获全胜，在1995年总统选举中败给希拉克的若斯潘坐上了总理交椅，实现了第五共和国以来的第三次左右翼共治，直到现在。按照戴高乐创立的第五共和国执政传统，由同一政党派别或政党联盟控制总统、议会和政府，建立总统的多数派，是保证总统充分行使权力和维护政府稳定性的有效手段。因此，左右翼政党联盟共治是法国政治体制中的特殊现象，是法国多党制下各种力量互相斗争和妥协的特殊产物。80年代以来，在法国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比例代表制等因素的作用下，传统的两大派四大党政党格局中出现了以党派林立和相互制约为特征的党派多元化现象。一方面，以绿党为代表的新生政治力量和代表现代法西斯主义的极右政党国民阵线以及中间党派纷纷崛起，极右翼、绿党和中间党派势力得到加强，传统两大派的地位有所削弱，两大派在选举中都开始积极向中间思想和路线靠拢，极力拉拢这些政党的选民。另一方面，新的党派多元化现象并未改变法国议会多党中无一政党占绝对多数的基本特征，在竞选和组阁中，仍然是利害相关的政党组成左、右翼两大政党联盟进行角逐。
3.德国模式
德国模式的特点是，三角均势、两极竞争。这种政党竞争模式是联邦德国政党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在1947年联邦德国首届议会选举中，总共有基民盟--基社盟（即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德国共产党等11个政党进入议会。其中所获选票的比例是：基民盟--基社盟获31％，社会民主党获29.2％，自由民主党获11.9％，德共获5.7％，其他各党得票均不超过5％。这个情况表明，基民盟--基社盟和社会民主党几乎势均力敌，谁都不占绝对优势，无法单独组阁执政。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民主党支持谁，谁就可以组阁。结果，基民盟--基社盟联合自由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1969年第6届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一跃而成为第一大党，但也未获绝对多数，于是，便与第三大党即自由民主党联合组阁并成了主要执政党，而第二大党的基民盟--基社盟只好充当在野反对党的角色。由此开始了基民盟一基社盟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第一次轮流执政。在以后历届政府（包括1990年德国统一后组成的新联邦政府）中，尽管仍由基民盟—基社盟和社会民主党两大政党轮流执政，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选举制度等的具体规定，决定了两大党中谁也不能强大到占绝对优势的地位。自由民主党是小党，一般占有不到10％选票，但却在两党竞争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基民盟--基社盟和社会民主党任何一方一般只有得到它的合作，才可能组成联合政府。1948年以来，除1966－1969年，联盟党与社会民主党组成大联合政府 外，自由民主党一直与其中的一个大党联合组成政府，其地位也较为稳定。这种近似等腰三角形的多党联合执政模式，可以说是联邦德国及统一后的德国政局长期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绿党作为一支新秀出现在德国的政治舞台上。在1983年联邦议院选举中，绿党获得了5.7％的选票，28个议席，首次进入联邦议院，成为联邦议院中第四大党，从而打破了联邦议院长期存在的由联盟党、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三党主宰的局面。绿党的崛起使自由民主党的长期执政伙伴地位发生动摇。在1998年的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首次联合绿党组成了所谓的“红绿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领袖施罗德出任总理，开始了两极对垒的新阶段。
4.日本模式
日本模式的特点是，一党独大，多党竞争。这种模式形成于1955年第二届鸩山内阁时期，在同年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占有众议院511个席位中的299席，不仅是第一大党，而且拥有了超过半数的优势，可单独执政；社会党占有156席，是第二党，此后的历届众议院选举中情况也大致如此。其中自民党总以稳超半数议席而长期执政，社会党始终占1／3议席而位居第二大党地位，充当反对党角色。这种既不同于欧美式的多党制，也不同于一般一党制的制度，被人们称为“五五体制”。这种体制持续了长达38年之久，在此期间，日本其他政党如社会党、日共等革新势力和公明党等中间势力始终长期处于在野地位，无一政党可单独与自民党争雄。
自民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它得到财界的大力支持和积极扶植，并与政府官僚密切结合，形成了一个以财界意志为基础，并以自民党为政治代表，通过立法、行政等措施，经由官僚机构付诸实施的政、官、财三位一体的权钱统治体系。二是，自民党执政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和外交政策，在保障垄断财团利益的前提下，不同程度地满足了国民的愿望和要求，因而能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其统治的相对稳定。三是，在野各党普遍力量弱小、基础薄弱，常常因为意见分歧而彼此勾心斗角，无法实现步调的统一与共同合作，从而有利于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
然而，任何一个政党如果长期垄断政治都必然会积累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日本自民党也是这样。这突出表现在日本“金权政治”腐败沉疴久治不愈，政治丑闻接连不断。日本的“民主政治”，实际上是钱权政治；日本政治的腐败，首先表现为执政党的腐败。自民党一直信奉“金钱就是权力”、“权力就是金钱”的方针，因此，围绕钱、权问题，自民党内贪污、受贿屡见不鲜。 应该说，这与日本的选举制度有直接的关系，日本实行中选区制，根据选举法的规定，全国分为200多个中等大小的选区，每区设有几个议席。同一政党可以有数名候选人竞争，相互间不是靠政见取胜，而是凭经济实力较量，政治与金钱结下了不解之缘。日本自民党的腐败严重损害了它的执政形象，削弱了自民党的整体实力。终于在1993年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只获233席，不足半数而下台，由社会党联合其他在野党及新成立的政党组阁执政。至此，日本自民党一党执政成为历史。近十年来，自民党虽然也曾获得了单独执政的机会， 但现今的自民党已不是从前的自民党：日本向多党联合轮流执政方向发展的趋势，似是很难扭转了。
（二）政党内部的竞争
前文分析了西方国家政党竞争的概况，其实，各政党内部也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任何政党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乃是一种必然现象。政党内部的竞争既是党内民主的重要体现，又是整个国家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政党内部派别竞争的原因
西方政党内部出现派别竞争和派别政治，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从根本上说，这是现代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必然结果，诚如麦迪逊所说的，造成政党内部派别竞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 从表面上看，西方国家体制内的政党都是整个统治集团的利益代表，但实际上他们往往只代表某些大垄断集团的利益，很难具体满足各个利益集团的要求。于是，这些集团便千方百计地在政党内部寻找自己的政治代理人，以使自己的利益得到实现。“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要求，但往往是粗线条的，不可能反映得很细。所以，资产阶级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需要通过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进行粗线条的宏观调整，而且还需要各政党内部的派系活动和派别组织进行细线条的微观调整。”
2．政党内部竞争的表现
西方政党内部的竞争，主要体现在：
第一，争夺党内最高权力。欲登上总统或首相（总理）宝座，必先成为党内的最高领袖。“在党内出不了头的政治人物，通常是不可能登上国家权力顶峰的。” 在美国，各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是该党的当然领袖，要成为总统候选人，必须经过漫长而艰苦的预选。如1860年，民主党在南卡罗的查尔斯顿举行代表大会，经过57轮投票，也未能产生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尔后又在巴尔的摩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两次投票，才决定提名道格拉斯为候选人。1924年的民主党代表大会，更是进行了103次投票，才决出候选人。在英国、日本等议会制国家，首相或总理是由议会内的多数党领袖担任的，谁成为多数党领袖，谁就可以上台执政。因此，多数党内部的竞争十分激烈。如1976年，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引退，6位内阁大臣竞选工党领袖，经过三轮投票，詹姆斯·卡拉汉才当选并继任英国首相。日本自民党内部各派系，围绕自民党总裁人选的竞争也是异常激烈的。各派系之间既有正面交手，又有幕后交易，它们甚至采取造谣诽谤，恶意中伤的办法打击对手，抬高自己；通过封官许愿、金钱贿赂、挑拨离间，暗挖墙脚的手段削弱对手，壮大自己。
第二，政策的竞争。政治竞争包含政策的竞争，谁能够提出最受选民欢迎的政策，谁就有希望上台执政。在政党内部，政策的竞争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各政党由于对政策的取向而分为不同的派别，如美国两党内部都有自由派和保守派、鸽派和鹰派。在英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保守党内部就开始出现一些派别组织如星期一俱乐部、塞尔斯顿集团等。这些集团往往各执一种政策主张。从一定意义上说，英国的政策就是各政党、各政党内部各派别讨价还价、反复竞争的结果。如阿尔蒙德所说，“英国的政党是许多具有各种政策偏爱的集团的联合。一个政党在采取坚强立场之前党内的各个集团相互竞争以决定全党必须据以合作的政策。”
第三，争夺党内的其他重要职位。这在日本体现得特别明显。在英美，党内的职务并不十分重要，除政党领袖出任首相总统外，其他职务几乎不为人关注。党内的“精英”纷纷在政府谋取高位，谁也不把党内的职务放在眼里。日本则不同，日本自民党内部的高级领导职务十分显赫，不亚于内阁大臣，除自民党总裁兼任内阁总理大臣外，其他人员一般都不兼任党政要职，但他们的政治地位相当高。自民党的干事长、总务会长、政务调查会长被称作党内三巨头。总裁就经常从党内三巨头中特别是干事长中遴选，而没有担任党内高级职务的人很难担任总裁和首相，所以，党内高位对一切有心问鼎首相宝座的人都有吸引力。争夺党内重要职务成为日本政治的一个独特现象。
3．政党内部派系竞争的后果
西方政党内部的竞争无论对政党本身，还是对国家的政治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首先，政党内部的竞争是现代民主的重要体现。如前文所述，现代民主政治是宽容的，富有韧性的政治，它不怕分裂、不怕背叛。1931年，英国麦克唐纳背叛和分裂工党，组成联合政府，在专制政治下，这是无法容忍和难以想象的。“在古代政治和专制政治下，麦克唐纳不要说当上首相，而是被扣上分裂党，分裂国家和罪该万死、遗臭万年的罪名。” 其次，政党内部的竞争在统治集团内部起到了某种必不可少的制约和协调作用，可以避免党的大权落入某个集团之手，可以避免领袖个人独断专行（如指定接班人，实行变相的世袭制）和思想僵化，从而使政党能照顾到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最后，政党内部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党竞争之不足。就日本而言，自民党内部派别的合法性与独立性使每个派别看上去都像一个小党，而自民党更像是这些小党的联盟。所以，尽管日本由于历史原因并没有形成两大党轮流执政的局面，但政党内部的竞争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调解和相互监督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体现了某种多党政治的特点。当然，政党内部的竞争也可能导致政党组织涣散，权威缺失、助长政府不稳定等后果，解决的办法不是压制内部竞争，取消内部竞争，那样只能使一个政党褪变为专制主义政党，而是要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扬长避短。正如麦迪所说“既然派别的潜在根源植根于人类的本性”，那么，对“派别危害”的可能存在的疗剂要比疫病本身危害更大，最好的出路是承认它们的存在并努力控制它们带来的后果。
（三）利益集团、智囊团和政治竞争
一般说来，一个政党要在政治竞争中取得执政权，必须拥有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战胜其他政党的实力和基础，这种实力和基础，主要由两方面因素构成：一是政党牢固而广泛的社会支持基础；二是政党积极而有效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主张。就前者而言，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的利益集团越来越成为政党的“后援力量”，成为政党生存和发展的靠山。与政党一样，利益集团也是利益多元化的产物。它与政党的区别在于，政党的目标是通过选举获得权力，而利益集团通常“寻求获得具体的、相对较窄的政策优惠，只是有选择性地影响政策，其目标并不是赢得政治大权。” 利益集团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多种多样，但主要还是通过支持政党，并向执政党及其政府施压来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西方政党一般都有自己较为固定的利益集团和势力范围。英国工党和工会就一直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如理查德·罗斯所说：“英国的利益集团，尤其是工会，是与政党政治高度结合的。在工党内，工会提供将近90％的党员，党代表大会85％以上的选票以及85％的收入。工会占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28个席位中的18个，并包办1／3以上的工党议员。” 与之相对照的是，英国的保守党与工商业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保守党与工党的政治竞争中，工商业集团始终站在保守党一边，“工商集团与保守党之间没有正式的机构联系；支持主要是采取捐款的形式。”在美国，民主党与“劳联---产联”的关系尽管不及英国工党与工会的关系那样紧密，但民主党仍然在“劳联---产联”中获得了大大高于共和党所获得的选票。
有组织劳工与总统选举
劳联---产联的成员总数 16，000，000
因为只有大约半数的成员参加总统选举，减去 8，000，000
劳联---产联的实际投票数 8，000，000
民主党得票所占劳工选票比例
（8，000，000X70％） 5，600，000
共和党得票所占劳工选票的比例
（8，000，000X30％） 2，400，000
从民主党得票所占比例中减去共和党
所占比例，得到民主党从劳工集团的净得票数 3，200，000
在德国，最有影响力的集团“德国工业联合会同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及保守的政治家们有悠久和密切关系。工商利益给基督教民主党人提供巨额财政支援，相当数量的联邦议院议员同工商业有密切联系。” 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会则以政治路线划分为社会党工会，共产党工会和基督教工会。
对于日本自民党来说，最重要的利益集团是财界团体。自民党与财界有着传统的联系。在二战前，财阀的解体，使财阀与保守政党的正式关系终结，但它们之间依然有密切的联系。财阀解体后，日本经济界又很快开始新的组合，并在不久之后形成新的财界四团体。 1955年自民党的成立可以说就是财界的一大政治杰作，因此，自民党从开始就以财界四团体为自己执政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
利益集团除向政党提供支持外，各利益集团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当然，这种竞争并不是以夺取政权为直接目标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主要在于更有力地影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影响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充分实现本集团的利益。
智囊团在政治竞争中同样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智囊团又称思想库，大体上可分为两类：半官方的和纯民间的。其主要职责就在于为政治首脑提供政策咨询，制定出最受选民欢迎的政策，使其在政治竞争中占居优势。此外，在美国，还存在一批竞选咨询专家，他们与智囊团的区别在于，不是向候选人提供政策服务，他们也不一定认同候选人的政见，而是为候选人提供最准确的情况，为其塑造最佳的形象，拟定最有效的竞选方式。竞选咨询专家都是来自各方面的专业人才，通晓社会学、心理学、领导学、统计学、美学，通晓电脑、电视新闻制作以及广告设计。他们以此为职业，在竞选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西方政治竞争的本质、特色及影响
（一）西方政治竞争体现了“寡头统治”的本质
一定的政治制度归根到底是为一定阶级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西方政治制度亦是如此。西方政治竞争，无论是两党竞争或多党竞争，都是不涉及根本社会制度的变革，实际上仅仅是维持资产阶级寡头统治的一种策略而已。从表面上看，西方政治轮流执政的制度安排，使任何政党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垄断政权，总是在在朝与在野之间来回摆动。这种轮流执政，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因为人民至少获得了对政府的选择权，有权利选择他们较为满意的人和集团上台执政，并把他们不满意的人和集团赶下台，毫无疑问，轮流执政有助于防止某一集团垄断政治，从而避免出现“寡头统治”的情况。但这是从微观上说的，从宏观视角看，轮流执政只是资产阶级不同集团之间的轮流执政，对于整个统治集团来说，任何集团执政都一样，都是为了维护整个资产阶级寡头统治的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指出：“寡头政体并不是把政权经常保持在同样一些人手中而使自己永存下去的，而是采用这样的办法，它轮流地使政权从一只手中放下，又立刻被另一只手抓住。”
西方民主政治是一种典型的“金权政治”、“财阀政治”。从法理上说，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任何人、任何政党（哪怕是工人阶级政党）都有同等的权利竞争行政首脑职位，成为执政者。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政治竞争的，除了资本主义选举制度对小党进行限制外，主要还在于西方民主政治是以金钱为基础的。“金钱是政治的母乳”，在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政治竞争是一种金钱的竞争丝毫不为过。“通往白宫的道路需要黄金来铺筑。”“没有钱什么希望也没有，即使你天生就是做总统的材料。” 金钱既可以使一个人夺取政权，也可以使一届政府垮台。试看美国总统的竞选经费：
1952年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经费为660万美元。
1972年尼克松竞选总统的经费为6240万美元。
1992年布什竞选总统的经费为1亿美元，克林顿竞选总统的经费为1.3亿美元。
2000年布什竞选总统的经费为1.8亿美元，戈尔竞选总统的经费为1.2亿美元。
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治权力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他们一定得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由其经济地位决定，政治生活只不过是一种“天国的生活”和“彼岸的生活”。所以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宗教的领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人间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上天。”
（二）西方政治竞争的特色
西方政治竞争特色之一，有效地将体制外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纳入到体制内，给他们一个和平夺取政权的机会，大大地缓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两大对立的阶级，其矛盾不可调和。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比较尖锐，所以他们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了极端的理解。尽管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仍然注意到，在必要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可在议会之内以和平方式夺取政权，从而过渡到社会主义。这里，关键在于工人阶级对普选权的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普选权对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意义。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指出：“在英国，普遍权的实行和大陆上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还指出：“随着无产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 恩格斯认为，在资产阶级代议制度日趋完善和军事机器超常发展的情况下，无产阶级的斗争条件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他说，“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选举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在评价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的意义时，恩格斯写道：“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 1892年，恩格斯在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指出，“可以十拿九稳地肯定，只要工人们合理地使用普选权，就能够迫使当权者破坏法制，即是说，使我们处于革命中的最有利地位。” 实践的发展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自二十世纪初以来，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西方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共产党组织，它们不仅参与全国竞选，而且有的进入政府参与执政。如法共从1744年起连续参加5届联合政府，8位领导人出任部长副总理，其中1946年大选获票500多万张，为法国第一大党，1997年又有三人进入若斯潘政府。在意大利，共产党（1992年改名为左翼民主党）是最大的反对党。1944年4月到1947年5月，意共先后共参加7届政府。尽管1947年以来意共被排挤出政府一直处于在野地位，但它在选举中一直得票第二，仅次于天民党。不仅如此，意共还掌握了数量可观的地方政权，掌握了一大批群众组织和一批企业，成为意大利政坛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总之，在西方社会，体制外的政党不是遭到“残酷打击”，“无情镇压”，而是被有效地纳入体制内，与资产阶级一起竞争政权，这不能不说是资本主义民主的一大特色。
西方政治竞争特色之二，执政党与反对党并非势不两立，而是遵循合法反对原则，在宪政体制内和平共处。
所谓合法反对，指在不危及现有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反对党有合法存在的权利，并有权依靠合法的途径，正当的法律程序来反对执政党及其政府，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合法反对原则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资产阶级在执政初期，由于确定不了允许反对党合法存在的政治风险，曾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拒不承认反对派的合法地位，更谈不上承认合法反对原则。人们对反对派充满了厌恶和敌视情绪，担忧它为制造分裂和混乱，危及国家。1704年，英国政治人物查理·戴维纳特认为，“那些被认为接受了法国贿买的人以后组成政治反对派”，在这里，“反对派”成了“里通外国者”的同义语。国王乔治二世则把沃尔波政府的政治反对派称为“流氓”，“无赖”和“自高自大者”，对他们的活动加以限制。 在美国，1798年，联邦党人亚当斯政府专门针对共和党人颁布了号称美国历史上针对政治活动的一项最有镇压性的法令---惩治叛乱法》，根据这一法令，许多共和党人身陷囹圄，甚至在连任竞选中指责联邦派政策的国会议员亦未能幸免。总之，在美国建国之初，合法反对原则并没有得到承认。“共和党人在野的时候，从未承认联邦党是一个合法的执政党，而在他们执政的时候，也从未承认联邦党是一个合法的反对党。” 反之，联邦党人亦然。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经过一、二百年的政治实践之后，资产阶级终于发现，在承认和服从现有基本法律制度的情况下，允许反对党的合法存在并参与政治事务，并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政治风险，相反，有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如1822年英国一家权威性刊物《季度评论》所说：
一个能干的反对党存在的必要，……仅次于内阁的存在。尽管这一团体是自封的，难以得到宪法的书面承认。反对党必须对国家履行极为重要的政治职责。它必须扮演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者和拥护者，大臣们行为的检查者，大臣们失职和不端行为的告发者的角色，并作为民族的领导者反对大臣的议案，试图把他们赶出政府。
于是，在英国和美国，合法反对原则率先得以确立，随后，又在法德等西方国家发展开来。
在传统社会，由于不存在合法反对原则，因而反对集团不得不采取宫廷政变、暴动等阴谋手段夺取政权。而统治集团也往往把反对派看作政权的最大威胁，并利用掌握国家政权的优势，采取种种办法压制、打击和消灭其他的集团。执政集团“随时要提防着觊觎他的权力的可能的政敌，经常把大量的时间投入维持权位的权力斗争中去，甚至国家政治体制的设置也围绕着有利于执政者保持政治权力，以政治控制为体制配置和变迁的主要依据。” 相形之下，现代社会把反对者从阴谋家变成了可接受的持不同政见者，把充满恶意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敌对转化为在朝或在野的，日常的，可容忍的对抗。这无疑更为经济、安全得多。
西方政治竞争的特色之三，执政党间接影响国家政权的运作。西方政党的最大功能似乎就是夺权而不是执政：一旦竞争胜利，上升为执政党后，其作用反而下降，所谓的执政党实际上起不到执政的作用。执政党的意志主要是通过本党领袖的政务活动渗透到行政机关的职能中去。执政党无论权势多大、威望多高，都不直接介入政府的决策程序和政府的实际运作。政党领袖作为政府首脑，他们独揽行政大权，自主决定政府的一切大政方针，各部门的事务，不受政府之外的任何机构的指挥，控制和干预。也就是说，政府的运作和政党的运作是分开的。政党没有被纳入政府运作的程序之中，它是政府之外的政治力量，不介入政府内部事务。总之，这种党政分开的体制不仅有利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而且保证政府发挥独立行使权力的作用，避免了双重领导和政出多门的现象,有利于国家机关及官员队伍更加精练和提高工作效率，也使政府工作更加透明和便于对它进行监督。
（三）西方政治竞争的影响
西方政治竞争不仅对非西方社会而且对整个世界政治发展都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近二百年来，世界政治发展的历史就是西方政治文明不断扩张的历史。如亨廷顿所说，“古代社会各文明间时断时续的有限碰撞，让位于西方文化对其它文明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单方向的冲击。” 以西方为中心，不断向外衍射，是近现代民主发展的特点。西方政治文明之所以能够对其他文明产生强劲的冲击波，主要缘于它的个人主义精神。它提倡个人理性的张扬，强调个人优于集体，反对集体对个人的自主性、独立性进行压制，这符合人的本性的需要，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尽管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许多国家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竞争体制，但总的说来，它们仍然是以西方政治制度为摹本的，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西方的影响。

西方竞争性民主政治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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