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13号]司法解释有关具体问题的思考（四）演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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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3号自2003年9月5日生效施行。司法解释公布后，本人在部分部门、法律网站上发表了《关于[法释（2003）]13号司法解释的思考》专著后，不少咨询者通过电话、邮件、论坛发贴的等方式，对该司法解释的执行以及有关问题向本人提出了诸多问题，现将这些问题分类归纳，并将本人的多次解答、回复整理分次列出如下，以提供访问者、咨询者参考：

33、具有干部身份编身制的大学生因就业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还是人事争议 ？
从就业角度上讲，确定劳动争议与人事争议取决于劳动者的“身份”，即你是工人？还是干部？
1、一般讲，身份为工人，准确讲你就业在企业，不论你从事经营、管理、还是工人，与就业单位签订的是《劳动合同》，你与用工单位发生的劳动合同争议就是劳动争议。
2、你在国家机关或国家事业单位就业，签订的聘用合同，如干部、教师、科研技术人员、、行政管理的人员，凡发生你与单位因聘用合同的争议均属于人事争议。
3、前两点是指一般情形，也就是大多数职工、人员的正常劳动关系或人事关系。
但特殊情形下也有不同，如国营企业中的具有国家干部正式编制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如果与企业签订的是劳动合同，双方仍形成劳动关系，发生争议仍属于劳动争议；如果签订的是干部聘用合同，经当地人事部门批准的，属于人事争议。
对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中的工人，不论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发生争议的，均属于劳动争议；具有干部编制即使从事工人岗位工作的，仍属于人事争议。道理十分简单，他属于人事部门管理，而不属于劳动部门管理。

34、国家事业单位“合同制干部”身份的人员因待遇问题与单位发生争议属于那类争议 ？
对于事业单位“合同制干部”这一问题，人事部规章没有直接、间接的规定与说明。在人事制度改革中实质是“聘用干部”，它是改革中的产物，且是地方人事部门在80年代末，小范围，人数较少，在特定行业内的试行，结果没有获得成功。它的含义是具有特批事业单位干部指标，而实行聘用，聘用在岗是干部，有聘用期限，不聘用即不具有干部身份。对此类人员，单位一般按原国家事业单位正式干部使用，并支付同样的待遇。因此，在聘用期间，“聘用干部”与单位发生争议的，应属于人事争议，而不属于劳动争议。

35、国家事业单位对于其“合同制干部”身份的人员是否应当购买养老保险 ？
目前，对于国家事业单位改革尚在探索的渐进过程中，对于事业单位员工是否购买养老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具体操作差异非常大，不少地区的地方规定，部分事业单位参加了医疗保险，参加了失业与工伤保险，但与国家机关公务员同步，尚未参加养老保险。而这些事业单位对于工人是按国家规定与劳动法已参加了养老保险，因此，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是事业单位中，干部与工人因不同身份、不同的合同及政策文件规定所致，当然也是与改革前若干年养老保险未缴费的具体操作有不可否认的必然联系。对于“合同制干部”身份的人员也应与国家事业单位原有正式干部编制身份的人员一样，不能购买养老保险。在特定条件下，购买了养老保险你就不是干部，而聘用人员或工人。

36、劳动争议及人事争议能否引起行政诉讼 ？
今天，大多数人都知道行政诉讼是“民告官”的官司，“官”即国家行政机关。而“民”可能是公民、企业、公司或其他组织，理论上讲也可能是某级，某类行政机关。行政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必然是行政机关，行政诉讼的当事人之间必然存在着行政法律关系。而劳动争议的当事人（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因劳动合同而发生的争议，人事争议的当事人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与单位之间因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两者之间在主体上一般不存在行政机关，在法律关系上不存在国家行政管理法律关系，因此，两者一般不会引起行政诉讼。
只有当劳动争议或人事争议的主体在处理争议时，涉及了行政机关主体，并行政机关做出了具体行政行为时，方可能导致行政诉讼，以“民”提起诉讼方可起动行政诉讼程序。
[案例] 某企业退休职工，发现自己在社保局所领取的退休养老金，比照国家规定少了独生子女与国家津贴两大项，便向当地社保局提出复核，当地社保局经复核后仍为无误，便以退休金系按职工企业提交的数据计算所得，当地社保局在补发了独生子女部分后作出了不支持其他请求事项的书面答复，在答复中载明若不服可依照法律规定向上级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该职工便向社保局的上级行政机关当地劳动局提出行政复议，劳动局经复议维持了社保局的意见。该职工不服便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该职工本应向劳动仲裁委提起劳动争议仲裁，来处理企业漏报项目。但该职工选择直接由社保局复核处理的方式，结果最终起动了行政诉讼程序。
在该案中，该职工之所以选择行政复核，其原因是当地劳动仲裁委不受理该职工的仲裁申请，将该职工逼到了另一法律程序中。其实，社保局本应按国家规定复核，这是劳动局及社保局的职责义务，你不复核也应由劳动仲裁委来仲裁，但劳动仲裁委却又不受理。这些均属于国家职能部门的问题。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13号]司法解释有关具体问题的思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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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最高人民法院法函[2004]30号文存在的有关问题

/ 四川成都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



问题的原由
近日在山东人事信息网看到《最高人院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等问题的答复(2004-5-27)》，方知最高人民法院有此“司法解释性文件”。但在6月10日出版的第6期总第92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没有刊出这一文件，也许下一期会刊出。截止2004年6月23日12:00 中国法院网没有收录，最高人民法院网-没有收录，也没有作相关新闻报道。下面刊出该“复函”全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等问题的答复
法函［2004］30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如何适用法律及管辖的请示》（京高法［2003］353号）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3号）第一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这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是指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程序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对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实体处理应当适用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但涉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劳动权利的内容在人事法律中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
二、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或者聘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三、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案由为“人事争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二○○四年四月三十日


山东人事信息网/所作导言：
针对各地在人事争议处理过程中遇到的有关《劳动法》适用、法院管辖和法院立案案由等问题，5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如何适用法律及管辖的请示》（京高法［2003］353号）做出了答复。现全文刊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等问题的答复》（法函［2004］30号）。
这个答复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人事争议仲裁司法解释确定人事争议仲裁制度与关系的基础上，对人民法院在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时的有关问题进一步做出的明确规定，是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处理的又一个重要的法律性文件，对于进一步确认人事争议仲裁的法律性质和地位，指导我们正确运用相关法律法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各级人事部门要积极配合各地人民法院做好文件的执行工作，以推动人事争议仲裁制度的建设和人事争议仲裁工作的开展。
从导言可知，该《答复》实际行文时间为2004年5月9日。而山东人事信息网是5月27日在网站上公布，至于该《答复》的来源不详。

该“答复”存在的问题
【问题1】该《答复》属于对法释［2003］13号这一司法司法解释的“解释”，原本觉得最高审判机关的作出“司法解释的解释”实在是有些可笑。但回头一想，我国现在没有人事法律，没有处理人事争议的法律，2003年9月5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大致上可以看作是关于审理人事争议纠纷案件的“初步法律”，或者说是“准法律”，那么现在作出“替代法律”的司法解释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即使退后一步自然宽，仍有一些挥之不去的问题不停闪现，立法与司法解释的机关不同，角度不同，功能不同，司法解释更接近审判实践，比较立法更具体、具有较强的作操性，法释［2003］13号必竟是司法解释，那么怎么回出现“各地在人事争议处理过程中遇到的有关《劳动法》适用、法院管辖和法院立案案由等问题”，由此不难看到，当时出台法释［2003］13号极有可能是应一时急需，难免协调性、准确性与可操作性等方面的问题。
【问题2】《答复》中第一条答称“人民法院对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实体处理应当适用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实质上就是将刚与司法接轨的人事纠纷处理从法释13号司法解释的状态回到了不是依法办事，而是依据政策办事的老路。原因在于我国目前根本没有一部“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对此按上层的意思，包括最高人民法院，“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自然就是人事部以及各级人事行政机关，说白了就是“人事厅、局”，他们做出的大量人事政策部门权利文件。这些政策部门权利文件基本上缺少法律依据，往往与法律冲突的、对立的、依据这些文件所作的行政决定，一般是不平等的，是对行政相对人或者事业单位员工一定的权利侵害，如今到了法院，人事争议纠纷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地位仍不平等，人民法院认定事实的正确与否，作出实体裁决的依据仍是原行政机关的政策文件，这样的诉讼已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在肖扬院长倡导的司法为民的当今，突然冒出一个“复函”，它无疑与“司法为民”指示相悖。
【问题3】对于《答复》中的“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无非有三类：1、人事方面的

行政法规；2、人事方面的行政规章；3、人事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实际上，前两者几乎是空白，且我国大致不可能有人事方面的部门法，目前存在并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只有称之“规范性文件”的人事政策文件。由此可见，《答复》实质是让各级法院在审理人事争议纠纷案件时适用人事政策文件，这与我们社会主义法制“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相悖，以及与人民法院审判中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悖。
建议对这方面问题，采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法律法规适用原则与规定的架构，并作出相应的规定。
【问题4】与实体处理相对应，必然有“程序处理”的规定才方为理顺。《答复》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是指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程序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应当就是这部分内容。问题是，人民法院审理人事争议纠纷案件应当在民庭，程序法应适用《民事》。《劳动法》是实体法，并非程序法，作出这样的规定实在是出于“审判缺法”的无奈。可以大致作个判断性的理解：《答复》所表达的意思应当是：人民法院在审理人事争议纠纷案件，诉讼当事人提出程序方面问题主张的，应当按照《劳动法》及配套法规规定来进行认定与裁决。这样一来，再次出现让人啼笑皆非，头痛不已的情形，《答复》作“司法解释的解释”仍需要解释。这种情形只有在政策文件，行政文件中发生，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司法解释，出现这种情形实属说不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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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最高人民法院法函[2004]30号文存在的有关问题演讲范文

四川成都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

问题的原由
近日在山东人事信息网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等问题的答复(2004-5-27)》，方知最高人民法院有此“司法解释性文件”。但在6月10日出版的第6期总第92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没有刊出这一文件，也许下一期会刊出。截止2004年6月23日12:00 中国法院网[法律文库]没有收录，最高人民法院网-[司法行政文件]没有收录，也没有作相关新闻报道。下面刊出该“复函”全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等问题的答复
法函［2004］30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如何适用法律及管辖的请示》（京高法［2003］353号）收悉。经研究，答复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3号）第一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这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是指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程序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对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实体处理应当适用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但涉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劳动权利的内容在人事法律中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
二、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或者聘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三、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案由为“人事争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二○○四年四月三十日

山东人事信息网http:///所作导言：
针对各地在人事争议处理过程中遇到的有关《劳动法》适用、法院管辖和法院立案案由等问题，5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如何适用法律及管辖的请示》（京高法［2003］353号）做出了答复。现全文刊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等问题的答复》（法函［2004］30号）。
这个答复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人事争议仲裁司法解释确定人事争议仲裁制度与司法制度关系的基础上，对人民法院在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时的有关问题进一步做出的明确规定，是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处理的又一个重要的法律性文件，对于进一步确认人事争议仲裁的法律性质和地位，指导我们正确运用相关法律法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各级人事部门要积极配合各地人民法院做好文件的执行工作，以推动人事争议仲裁制度的建设和人事争议仲裁工作的开展。
从导言可知，该《答复》实际行文时间为2004年5月9日。而山东人事信息网是5月27日在网站上公布，至于该《答复》的来源不详。

该“答复”存在的问题
该《答复》属于对法释［2003］13号这一司法司法解释的“解释”，原本觉得最高审判机关的作出“司法解释的解释”实在是有些可笑。但回头一想，我国现在没有人事法律，没有处理人事争议的法律，2003年9月5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大致上可以看作是关于审理人事争议纠纷案件的“初步法律”，或者说是“准法律”，那么现在作出“替代法律”的司法解释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即使退后一步自然宽，仍有一些挥之不去的问题不停闪现，立法与司法解释的机关不同，角度不同，功能不同，司法解释更接近审判实践，比较立法更具体、具有较强的作操性，法释［2003］13号必竟是司法解释，那么怎么回出现“各地在人事争议处理过程中遇到的有关《劳动法》适用、法院管辖和法院立案案由等问题”，由此不难看到，当时出台法释［2003］13号极有可能是应一时急需，难免协调性、准确性与可操作性等方面的问题。
《答复》中第一条答称“人民法院对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实体处理应当适用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实质上就是将刚与司法接轨的人事纠纷处理从法释[2003]13号司法解释的状态回到了不是依法办事，而是依据政策办事的老路。原因在于我国目前根本没有一部“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对此按上层的意思，包括最高人民法院，“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自然就是人事部以及各级人事行政机关，说白了就是“人事厅、局”，他们做出的大量人事政策部门权利文件。这些政策部门权利文件基本上缺少法律依据，往往与法律冲突的、对立的、依据这些文件所作的行政决定，一般是不平等的，是对行政相对人或者事业单位员工一定的权利侵害，如今到了法院，人事争议纠纷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地位仍不平等，人民法院认定事实的正确与否，作出实体裁决的依据仍是原行政机关的政策文件，这样的诉讼已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在肖扬院长倡导的司法为民的当今，突然冒出一个“复函”，它无疑与“司法为民”指示相悖。
对于《答复》中的“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无非有三类：1、人事方面的行政法规；2、人事方面的行政规章；3、人事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实际上，前两者几乎是空白，且我国大致不可能有人事方面的部门法，目前存在并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只有称之“规范性文件”的人事政策文件。由此可见，《答复》实质是让各级法院在审理人事争议纠纷案件时适用人事政策文件，这与我们社会主义法制“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相悖，以及与人民法院审判中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悖。
建议对这方面问题，采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法律法规适用原则与规定的架构，并作出相应的规定。
与实体处理相对应，必然有“程序处理”的规定才方为理顺。《答复》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是指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程序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应当就是这部分内容。问题是，人民法院审理人事争议纠纷案件应当在民庭，程序法应适用《民事诉讼法》。《劳动法》是实体法，并非程序法，作出这样的规定实在是出于“审判缺法”的无奈。可以大致作个判断性的理解：《答复》所表达的意思应当是：人民法院在审理人事争议纠纷案件，诉讼当事人提出程序方面问题主张的，应当按照《劳动法》及配套法规规定来进行认定与裁决。这样一来，再次出现让人啼笑皆非，头痛不已的情形，《答复》作“司法解释的解释”仍需要解释。这种情形只有在政策文件，行政文件中发生，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司法解释，出现这种情形实属说不过去的。

浅析最高人民法院法函[2004]30号文存在的有关问题

试析最高人民法院举证规则中的若干问题——四川成都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演讲范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国家颁布第一部法律，已走过半个世纪的苍桑立法历程，至今没有一部关于证据的法律。我国司法实践中，不论刑事诉讼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民事诉讼，以及如今的民商、行政诉讼、劳动争议仲裁诉讼中的问题，证据问题占了较大比例，这些问题也完全可能出现在今后可能演变出的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中。证据问题不但是诉讼当事人、诉讼参与人都较为头痛的问题，也是法官们感到非常棘手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终于以立法的形式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XX]33号，XX年4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在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并未就此停止“立法”，半年后在XX年7月24日又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XX〕21号，XX年10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行政诉讼证据规定》）。自两个规定起施行以来，总的来说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诉讼中当事人基本上能及时举证、质证，符合现行审判工作的需要，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在适用该两个规定的过程中，除仍存在大量一些问题外，还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都需要进行实际、全面与深入的探讨。

一、关于举证责任确定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民商诉讼与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问题，似乎早已明确，一般认为不存在问题。如民商诉讼的“谁主张谁举证”，行政诉讼中的“举证倒置”基本原则诉讼当事人、诉讼代理人以及法官都熟知在心。而在众所周知的事项中，人们又往往忽视常见问题，在诉讼中，双方均竭尽全力地举证，实践中根本找不到只有一方举证的官司。这就带来了，什么样的主张由谁举证的划分问题。例如在某商品房购买者（原告）在办理房屋产权证过程中，发现房在出售后被抵押，无法办到产权证，故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房管局房屋抵押登记具体行为，在该案行政诉讼中，原告已向人民法院提交了证明该房管局房屋抵押登记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合法的证据，即该商品房抵押登记在出售之后的证据。而被告房管局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的“第一条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交了某商品房抵押登记的全部资料，试图证明其抵押登记行为符合法规规定，合法有效。而该案中商品房抵押登记资料由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提供，被告房管局用这些资料抵押登记资料不能直接证明其真实性。在本案中，被告房管局根据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提供登记资料办理抵押登记是符合程序和相关规定的，但登记资料不真实，将导致抵押登记的效力。也就是说，被告房管局并未向法院提交证明该案中商品房抵押登记资料真实合法的证据来对抗原告主张及证据。
举证责任直接规制着民事诉讼的构造形态，是民事诉讼法的“实体法”，在民事审判过程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举证责任，就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因此举证责任分配就显得十分重要。我国法院的法官们实质上是对于举证责任分配采纳或说接受“结果责任”，其原因一是、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了举证责任制度，将原来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进行了修改，突出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二是、立法者认识到了案件事实确有真伪不明的现象，然而人民法院对这类案件又不得拒绝审判，因此采取当事人举证责任，由当事人来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
对于上面案例的被告房管局举证存在一个问题，也很少有人去注意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之间的差别，往往认为举证责任即证明责任，实际上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在诉讼中有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的责任；证明责任则是人民法院为作出裁判，有确认裁判所依据的一切事实(证据)真实性，相关性、可采性(合法性)的责任。而被告虽然完成了举证义务，但这些证据材料旦经质证，人民法院证明不合法，实际上被告并未对其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举证，也就是举证不能，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由于司法解释对举证责任确定并不明确所致。
因此，对于举证责任确定、分配，在司法实践中实实在在存在诸多问题。对于这样的原则性问题，司法解释既然用于审判实际工作，为有利于审判，有利于实际操作，应当作出明确具体的举证责任划分规定，而不能简单套用“倒置”了事。

二、关于举证时限的问题
《若干规定》对于举证时限一般规定为：
第三十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
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
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
《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一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文书样式(试行)》的通知（法发(XX)2号）中规定了《举证通知书》的格式与内容。《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八条 人民法院向当事人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或者应诉通知书时，应当告知其举证范围、举证期限和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并告知因正当事由不能按期提供证据时应当提出延期提供证据的申请。
在民商诉讼中，诉讼当事人都能按照案件管辖人民法院的规定提交证据。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认为简易案件应当快审，一般未通知诉讼当事人协商确定举证期限，而是人民法院确定。此时法院一般希望答辩期届满就开庭，不少案件法院确定的开庭日为答辩期限届满的次日。而答辩期法定只有15日，因此就不顾及《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的规定，举证期限一般规定为答辩期相同，或开庭日的前一天。这种“简易”作法显然是不符合《若干规定》，如果说，人民法院坚持司法解释属于我国法律范畴，那么这种作法就是法院违法的。对于这类情形，上级法院或一审法院一般不予理会，而是放任程序法官的作法。
在司法解释的适用上，法官们往往采取自由实用主义态度，符合法官意志的我就用，不符合的我就不适用。这种情形在各地法院的具体个案中，表现非常普遍与突出。这也是我国不立法，而通过司法解释造法的严重弊端之一。
司法解释应对此作限制规定，以程序法来体现公正、公平，来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真正做到保障审判的合法性与正确裁决。

三、关于证据交换的问题
实行举证当事人自责后，证据交换原本对诉讼当事人均有益处的程序，在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则实施一年过程中，证据交换实际操作显现了诸多问题：
1、证据交换的时限。
《若干规定》第三十七条 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
人民法院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应当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届满后、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
第三十八条 交换证据的时间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
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当事人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据交换日相应顺延。
《若干规定》虽然规定了举证时限制度与证据失权制度也是必要的，如果不规定证据失权制度将使举证时限制度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当事人仍要无限期地举证。既然举证时限制度是必要的，那么所有案件都必须进行证据交换，即证据需要公开向诉讼当事人披露，否则证据规则也就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但《若干规定》与《行政诉讼证据规定》一样也没有设立证据交换制度，只是规定“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前”交换证据，即证据交换不是法定程序，由于是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的“可以组织”，这就必然意味着可以不组织，人民法院不组织证据交换不违法，因此即便诉讼当事人申请交换证据，法官也有非常多的理由不予同意，此时诉讼当事人无任何救济措施可施。
这样一来，《若干规定》有了很大的自由度，不组织交换证据，必然不能披露或不能及时披露证据材料，不但有悖于《若干规定》的制定实施的初衷，也必然失去公正或伤害诉讼当事人或某一方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益。并且不可避免造成，在双方举证后，一方过期补证或法官通知某一方当事人补证的违法操作严重弊端。
2、证据交换的方式与内容；
《若干规定》第三十九条 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
在证据交换的过程中，审判人员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应当记录在卷；对有异议的证据按照需要证明的事实分类记录在卷并记载异议的理由。通过证据交换确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
《若干规定》规定的证据交换的唯一方式是法官主持，实践中一般是主审法官主持。对于证据较少或案情简单的案件，可以考虑采取其他形式的进行证据交换，如现在不少法院对于刑事案件辩护律师“复印阅卷”的方式，即法官或书记员将刑事诉讼卷中的证据卷交给辩护律师，由律师在法官指定的地点（一般在法院的文印室或档案室）复印付费自己回去“阅卷”，这种做法既不违法，也让辩护律师阅卷充分，同时法官们操作快捷简单，采用通知当事人复制证据或送达证据的方式进行交换。
在司法实践中，庭审交换证据，即主审法官主持证据交换，通常主持各方当事人围绕证据的“三性（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质证，这种工作，遇上稍为复杂度大一点的案件，无疑相当于一次开庭的工作量，而开庭时，双方仍需围绕证据进行质证一次，这种人为的重复质证，使得诉讼当事人、诉讼参加人与审判人员身心疲惫，若不堪言，无疑是一次“灾难”。而对案件审理本身并无太多的实质益处。而采用通知诉讼当事人复制证据或送达证据，法官在庭前不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证据进行质证，而在开庭时依据程序质证。
同时应当注意到举证时限的限制问题，到庭交换证据时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期限是到证据交换之日，法院指定的举证时限不得少于30日。而通知诉讼当事人复制证据或送达证据，实际没有证据交换质证的形式，此时的举证期限只要不少于接到举证通知书之次日起30天内，即可。这样解决了举证时限不得少于30日的法定时限限制，减少了诉讼当事人的讼累，也提高法院与法官的工作效率。
3、证据交换后的举证存在性；
依照《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规定了举证时限与举证失权，即明确规定举证期限内不举证或未能举证的法律后果。
而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又作出令人费解的“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规定。令人费解之外在于：根据第三十七条两款条文的规定，交换证据应在答辩期届满后，开庭前进行。开庭时间从理论上讲，应当在答辩届满直至案件的审限届满之前的任何日期，由于《若干规定》对交换证据没有时限规定，理论上讲也没有交换次数的强制限制规定，因此交换证据期限与举证期限没有分阶段，也未在彼此的阶段上作限制与衔接设定，它们是两个并行并有交叉的诉讼程序行为。因此，依照《若干规定》，在法院组织交换证据的情形下，举证截止日是交换证据的前一日，而交换证据的截止日为开庭前一日，此时举证时限实质上是不确定的。
由于《若干规定》没有设立证据交换制度，作为司法解释的《若干规定》是法院审判工作中适用法律的实际操作准则，而不是诉讼当事人应当适用的“法律”，因此，如果要确定交换证据日前一日为举证期限，法院必须履行告知义务，那么用什么方式，什么时间告知，《若干规定》没有规定，法官是否能提前预知交换证据要进行一次，还是多次。那么假设某一民商诉讼案件需要交换证据两次以上，那么如何确定举证期限，只要没有确定证据交换的截止日，诉讼当事人就可以继续举证。笔者在代理一件涉外民商纠纷诉讼中，受理法院没有向诉讼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在进行了一次法官主持的证据交换后，法官未告知举证期限是否届满，当事人在此后继续调查取证进而举证，因而进行了第二次交换证据，此时法官也未告知举证期限是否届满。此案距第一次交换证据近一年，至今法院尚未发出开庭通知。故在民商诉讼案件中，交换证据一次后，诉讼当事人仍可举证。这就是没有设立交换证据制度而出现的问题。
对于交换证据过程中的质证，可能引起对举证责任的重新确定与分配，如果出现这种情形，必然导致证据交换的重新起动，此时也必然导致再次举证的情形。
综上，对于民商诉讼的证据交换应设立为制度，让证据向诉讼当事人披露。对于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应分成相对独立并在期限上相互衔接的前后两个阶段，应用书面形式通知诉讼当事人交换证据次数与最后截止日，即具体的举证截止日期。对于两次以上的证据交换，在交换证据截止日前，诉讼当事人可以举证。证据交换应与开庭审理质证制度、确定开庭时间、开庭地点、合议庭及主审法官、书记员的有关事项、告知当事人不出席证据交换的后果，告知再次证据交换以及是否可以举证等方面的进行衔接。
至于行政诉讼，《行政诉讼证据规定》没有规定当事人可以交换行政诉讼的证据材料，即没有设立证据交换制度也未作可以申请之规定，也就不存在证据交换时限等问题。

四、关于向人民法院申请取证问题
随着我国法律的广泛宣传，以及人们历经与耳闻目睹的诉讼事件，诉讼当事人现已理解与接受“诉讼所追求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法院认定的法律事实。”这一观念。在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诉讼中，证据对各方诉讼当事人的官司胜败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也是不言而语的。
但由于能够反映事实痕迹的证据实际并不多，直接证据更是微乎其微，诉讼当事人往往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无法取得必要的、完全存在的，甚至掌握在对方手中，或第三方持有的直接或间接证据，此时唯一的救济措施就只有申请司法机关收集取证。
《民事诉讼法》与《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二条规定了，诉讼当事人可以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还规定了“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由人民法院决定调查收集，似乎法律已为诉讼当事人指出了一项救济措施，但在实际诉讼中，却让人感到法律规定如同空文一条，在证据自负的制度下，一般诉讼案件中，法院根本不可能接受、理会诉讼当事人的申请，至于“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法院即法官根本就没有过这种“认为”，因此压根就不要提这茬。
由于法律有规定，而法院、法官们又不执行，实质上出现了法律对诉讼当事人不适用的严重执法缺陷。司法解释本身是法官们审理民商纠纷案件的操作准则，应当说是对法官的，而不是对诉讼当事人的，因而造成诉讼当事人对法律的不信任，对法院的不信任的心态。

五、关于“新证据”的确定
《若干规定》仍然未解决什么是“新证据”这个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操作问题，只是在发现证据的时间段上作了划分，并以此来判断“新证据”。而发现证据的时间的真实性、可靠性本身就是一个难以辨认真伪的棘手问题。一方将原本掌握的证据不提交，而说一审后发现的，法官有可能采信，而另一方明明在一审后取得的新证据，法官有可能不采信，这是由于没有严格的限制规定所致。
另一方面，原在举证期限内所举证据，法官就有可能不采信，何况在一审后，或者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拿出的证据，法官自然更不会理会。
结合前述的诉讼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调查收集证据的请求权都不无法得到法律保障，“新证据”提出被法院采纳的可能性也实在太小。

六、关于质证中证据的“三性”证明与确立判断
对于质证，大概是审判实践诉讼中，学理研究中争议最大焦点。对于诉讼当事人而言，诉讼成败实质就是两条，一、有无证据；二、证据是否被法院采信。前者是条件，后者结果。
从根本上看，这是我国现行证据制度与审判制度所决定的。采信证据的实质是承认某种对事实的陈述，不采信也就意味着不承认某一方诉讼当事人对事实的陈述。我国审判制度不承认，不允许法官“自由心证”，而是法官认定与采信证据来确认事实。众所周知，法律事实并不是事实，或者说并不等于事实，故因采信证据而确认的事实必然受到证据的制约，这就是错案、错判的原因。因此，一个案件的生命实质上完全掌握在法官手中。
由于证据制度与审判制度限制，对于证据确认采信，目前没有类似刑事证据那样的一个检察院监督审查制度。《若干规定》无法解决对于证据“三性”证明与确立的正确判断。法官们在审理中，往往对证据的采信不是以科学的观点、方法来判断，而是围绕案件实体问题来取舍证据。
一个已判决生效的借款保证合同纠纷案件，原先（银行）起诉借款人与保证人，而本案在保证合同中规定的二年保证期间内，并未要求过保证人承保证证责任，而借款一直在逐月偿付借款，3月份借款人支付有困难，书面向保证人要求借款支付，保证人同意，银行工作人员龚某在保证人处领款，并将所领款向存入借款人银行帐户，而再将此款从借款人银行存款帐户划入原告银行帐户。而在诉讼中，保证人提交了借款人要求保证人借款给借款人偿付银行贷款的指令通知书，依据《保证法》第25条、第26条规定，提出保证责任期间已过，在保证责任期间内，原告未向保证人要求过履行保证责任，因此保证责任已经免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保证人的起诉的主张。而法官却认为，3月份保证人的支付的款项表明保证人自觉履行保证责任，而保证人“借款人要求保证人借款给借款人偿付银行贷款的指令通知书”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判决保证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在本案中，3月份借款人的还贷款最终是经过借款人帐户划到原告，至于什么款，从什么来源，对本案不重要，采信划款证据，就应当认定该款是借款所偿还，原告未向保证人要求履行保证合同中约定的保证责任这一事实。而法官却是围绕被告要还钱，借款人无力偿还，就要拖住你保证人这一原告诉讼目的来采信证据。对此，诉讼当事人无话可说，也无处说话。综观该案，我们不难看出，《若干规定》中关于质证，关于对证据“三性”的证明与确立来采信证据的原则又有何用，法官们判案根本不需要，诸如此类的情形枚不胜举。
一劳动争议纠纷案，申诉人（劳动者）向该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认定被申诉人（改制后的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无效，恢复其劳动关系，并补发解除劳动合同期间的生活费。
在仲裁开庭时，申诉人承认解除劳动合同是本人同意的，申诉人在原国企领取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后，前往公证处公证时，中途停止。在国企被撤销，新的改制企业有限责任公司核准开始正常经营时，提出仲裁这一事实并提交了相关证据。仲裁庭作出裁决书，驳回原告的全部申诉主张。原告不服裁决向基层法院起诉，而一审法院以审理后，未采信原告（仲裁申诉人）在仲裁开庭上的自认，认定原国企单方发出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无效，作出由新的有限责任公司恢复原告的劳动关系（这里暂且不讨论一审法院的实体裁决是否正确，新的有限责任公司能否恢复原告原国企身份以及劳动关系），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的判决。原告不服上诉，最终二审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当事人自认的证明力是最高的，有了自认，其他证据均可不需要。而该案中，一审法院对原告仲裁时的自认根本未采信。显然，要求法官做到正确判断证据的“三性”有何意义，《若干规定》对于审判实践有何意义。

七、证据采信的正确性保证对法官要求
《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
第六十四条 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第六十六条 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若干规定》的这些规定，是宏观上的，是原则性的。对法官的素质、水平要求较高，不符合我国基层法院的基本现状，与我国多数法官的素质不相适应。也不利于对法官的考评与监督，无法保障实现《若干规定》的制定初衷。没有具体条款的规定，也不利于审判实践的具体操作。在此点上，《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相对具体要好得多。

八、对证据制度立法的思考
以上初步讨论《若干规定》实践中存在的几个主要方面，这些问题实在不是新问题，而是存在于审判实践中，让诉讼当事人、代理律师以及法官们头痛的老问题。综观司法解释《若干规定》与《行政诉讼证据规定》，它本身有通过审判实践尝试与检验，为今后我国制定《证据法》建立完善行之有效的证据制度的初衷，而现在看来，这个愿望是美好的，但也是很难实现的，至少是在上述老问题上，除限期举证，防止证据“袭击”等方面外，基本处于原地踏步之态。决策层应当尽快总结，结合审判制度改革，完善证据规则，将操作规则具体化，使之要求具体、操作规范、统一约束、公众监督、切实可行，以证据采信正确来保障审判正确的模式，向完善的审判制度保证正确判案的体制过渡，进而早日实现证据制度的法律化。
本文写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解释实施一年有余之际，我们满怀信心的期待，我国审判制度的法律化，《证据法》早日出台。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文书样式(试行)》

试析最高人民法院举证规则中的若干问题——四川成都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

谈司法解释的整理演讲范文

作者：辽宁六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 刘洋飞

司法解释，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有关法律不明确的地方所作的解释。然而，我国现行司法解释文件的最后，都要附加一个条款：“本院过去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或者“与本解释相抵触的，不再适用。” 或者“人民法院以前所作出的司法解释及与有关机关联合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凡与本解释不一致的，按本解释执行。”那么，到底以前哪些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它没有指明。这就给法律适用留下了一个盲区。虽然，两院也经常对以前做过的司法解释进行清理，定期发布废止目录，但是，除时间滞后外，目前它清理的最小单位是一个文件，对一个文件或司法解释整体中的某一条款还没有进行清理废止。然而，我国的司法解释，又多是以“若干问题”形式出现的，它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所以，在某一条款没有明确被废止之时，如何判断该条款与新的解释“不一致”，就成为新的问题和新的纠纷。这样，不仅旧的纠纷没有解决，反而又产生了新的纠纷，使纠纷愈演愈烈。
例如，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是否可提起行政诉讼问题。依据1992年12月1日人民法院、公安部联合作出《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是，从行政诉讼的理论来分析，这种规定是不可取的。因为公安机关的责任认定是依行政职权作出的行为。该行政行为虽不是最终处理行为，但是它是最终处理行为的基本依据，而且这个基本依据目前是最终的，司法机关不可改变。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均依据该行政行为做出处理，所以，公安机关的责任认定行为，直接对当事人产生影响，是可诉的行政行为。然而，由于当时在行政诉讼法实施初期，可诉行政行为仅限定为“具体行政行为”，所以，人民法院作出了这种限制性解释。
二○○○年三月八日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解除了可诉行政行为仅限定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这种限制，将可诉范围扩大到“行政行为”。即：第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 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该《解释》第87条又规定“人民法院以前所作的司法解释以及与有关机关联合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凡与本解释不一致的，按本解释执行。”那么，根据这一条规定，1992年的有关规定与本解释不一致，应当以本解释为准。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各地人民法院仍然不予受理，理由很简单，即人民法院没有明确指出“废止该条规定”；法官也“看不出来该条规定与新解释不一致”。现在很难恭维法官的业务水平，它们习惯于明确解释，当他们听到不同意见的时候，总是要反问一句：“你说的规定在哪里呢？”他需要的是最明确的规定，而不是原则性的或者抽象性的规范。就象“男人要上男厕所，女人要上女厕所”这样的问题，他也要问一句“这个规定在哪呢？”如果你像推倒数学公式一样给他推倒出来时，他认为这是推理，他需要的是“明确规定”。是的，司法解释应当以明确为原则。
那么，为什么两院在新的司法解释中不明确指出以前哪个地方“不一致”，而明令废止呢？不得而知。恐怕这是一个法律“编篡”问题吧。目前，我国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机关，对此
均望面却步。
例如，关于执行工作的司法解释，纷繁复杂。1992年7月，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
题的意见》出台，对执行工作做了较集中的规定；１９９８年７月１８日人民法院又作出了《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该《规定》更集中地规范了执行工作。但是，它的结尾仍然注上了一句：“本院以前作出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有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那么，他为什么不能将以前散在于不同规范中的全部有关执行工作的解释做以清理，而明确规定“以前关于执行工作的解释全部废止”呢？最后形成一种局面，即：新、旧解释并存。
新、旧解释并存，难坏了执法人员，他们在对比中进行选择：在新、旧解释中，明确不一致的，以新解释为准；不明确不一致的、抽象性概念的、或者法官理解不了的，仍以原解释为准。这种局面的结果，必然造成适用法律的混乱。由此也使司法解释或请示性批复的数量增加。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请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给予高度重视，拿出办法。

试析最高人民法院举证规则中的若干问题——四川成都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国家颁布第一部法律，已走过半个世纪的苍桑立法历程，至今没有一部关于证据的法律。我国司法实践中，不论刑事诉讼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民事诉讼，以及如今的民商、行政诉讼、劳动争议仲裁诉讼中的问题，证据问题占了较大比例，这些问题也完全可能出现在今后可能演变出的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中。证据问题不但是诉讼当事人、诉讼参与人都较为头痛的问题，也是法官们感到非常棘手的问题。最高人院终于以立法的形式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33号，2002年4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在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并未就此停止“立法”，半年后在2002年7月24日又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1号，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行政诉讼证据规定》）。自两个规定起施行以来，总的来说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诉讼中当事人基本上能及时举证、质证，符合现行审判工作的需要，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在适用该两个规定的过程中，除仍存在大量一些问题外，还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都需要进行实际、全面与深入的探讨。

一、关于举证责任确定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民商诉讼与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问题，似乎早已明确，一般认为不存在问题。如民商诉讼的“谁主张谁举证”，行政诉讼中的“举证倒置”基本原则诉讼当事人、诉讼代理人以及法官都熟知在心。而在众所周知的事项中，人们又往往忽视常见问题，在诉讼中，双方均竭尽全力地举证，实践中根本找不到只有一方举证的官司。这就带来了，什么样的主张由谁举证的划分问题。例如在某商品房购买者（原告）在办理房屋产权证过程中，发现房在出售后被抵押，无法办到产权证，故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房管局房屋抵押登记具体行为，在该案行政诉讼中，原告已向人民法院提交了证明该房管局房屋抵押登记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合法的证据，即该商品房抵押登记在出售之后的证据。而被告房管局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的“第一条 根据行政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交了某商品房抵押登记的全部资料，试图证明其抵押登记行为符合法规规定，合法有效。而该案中商品房抵押登记资料由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提供，被告房管局用这些资料抵押登记资料不能直接证明其真实性。在本案中，被告房管局根据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提供登记资料办理抵押登记是符合程序和相关规定的，但登记资料不真实，将导致抵押登记的效力。也就是说，被告房管局并未向法院提交证明该案中商品房抵押登记资料真实合法的证据来对抗原告主张及证据。
举证责任直接规制着民事诉讼的构造形态，是民事诉讼法的“实体法”，在民事审判过程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举证责任，就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因此举证责任分配就显得十分重要。我国法院的法官们实质上是对于举证责任分配采纳或说接受“结果责任”，其原因一是、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了举证责任制度，将原来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进行了修改，突出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二是、立法者认识到了案件事实确有真伪不明的现象，然而人民法院对这类案件又不得拒绝审判，因此采取当事人举证责任，由当事人来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
对于上面案例的被告房管局举证存在一个问题，也很少有人去注意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之间的差别，往往认为举证责任即证明责任，实际上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在诉讼中有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的责任；证明责任则是人民法院为作出裁判，有确认裁判所依据的一切事实(证据)真实性，相关性、可采性(合法性)的责任。而被告虽然完成了举证义务，但这些证据材料旦经质证，人民法院证明不合法，实际上被告并未对其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举证，也就是举证不能，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由于司法解释对举证责任确定并不明确所致。
因此，对于举证责任确定、分配，在司法实践中实实在在存在诸多问题。对于这样的原则性问题，司法解释既然用于审判实际工作，为有利于审判，有利于实际操作，应当作出明确具体的举证责任划分规定，而不能简单套用“倒置”了事。

二、关于举证时限的问题
《若干规定》对于举证时限一般规定为：
第三十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
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
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
《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一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文书样式(试行)》的通知（法发(2003)2号）中规定了《举证通知书》的格式与内容。《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八条 人民

法院向当事人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或者应诉通知书时，应当告知其举证范围、举证期限和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并告知因正当事由不能按期提供证据时应当提出延期提供证据的申请。
在民商诉讼中，诉讼当事人都能按照案件管辖人民法院的规定提交证据。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认为简易案件应当快审，一般未通知诉讼当事人协商确定举证期限，而是人民法院确定。此时法院一般希望答辩期届满就开庭，不少案件法院确定的开庭日为答辩期限届满的次日。而答辩期法定只有15日，因此就不顾及《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的规定，举证期限一般规定为答辩期相同，或开庭日的前一天。这种“简易”作法显然是不符合《若干规定》，如果说，人民法院坚持司法解释属于我国法律范畴，那么这种作法就是法院违法的。对于这类情形，上级法院或一审法院一般不予理会，而是放任程序法官的作法。
在司法解释的适用上，法官们往往采取自由实用主义态度，符合法官意志的我就用，不符合的我就不适用。这种情形在各地法院的具体个案中，表现非常普遍与突出。这也是我国不立法，而通过司法解释造法的严重弊端之一。
司法解释应对此作限制规定，以程序法来体现公正、公平，来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真正做到保障审判的合法性与正确裁决。

三、关于证据交换的问题
实行举证当事人自责后，证据交换原本对诉讼当事人均有益处的程序，在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则实施一年过程中，证据交换实际操作显现了诸多问题：
1、证据交换的时限。
《若干规定》第三十七条 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
人民法院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应当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届满后、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
第三十八条 交换证据的时间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
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当事人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据交换日相应顺延。
《若干规定》虽然规定了举证时限制度与证据失权制度也是必要的，如果不规定证据失权制度将使举证时限制度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当事人仍要无限期地举证。既然举证时限制度是必要的，那么所有案件都必须进行证据交换，即证据需要公开向诉讼当事人披露，否则证据规则也就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但《若干规定》与《行政诉讼证据规定》一样也没有设立证据交换制度，只是规定“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前”交换证据，即证据交换不是法定程序，由于是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的“可以组织”，这就必然意味着可以不组织，人民法院不组织证据交换不违法，因此即便诉讼当事人申请交换证据，法官也有非常多的理由不予同意，此时诉讼当事人无任何救济措施可施。
这样一来，《若干规定》有了很大的自由度，不组织交换证据，必然不能披露或不能及时披露证据材料，不但有悖于《若干规定》的制定实施的初衷，也必然失去公正或伤害诉讼当事人或某一方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益。并且不可避免造成，在双方举证后，一方过期补证或法官通知某一方当事人补证的违法操作严重弊端。
2、证据交换的方式与内容；
《若干规定》第三十九条 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
在证据交换的过程中，审判人员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应当记录在卷；对有异议的证据按照需要证明的事实分类记录在卷并记载异议的理由。通过证据交换确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
《若干规定》规定的证据交换的唯一方式是法官主持，实践中一般是主审法官主持。对于证据较少或案情简单的案件，可以考虑采取其他形式的进行证据交换，如现在不少法院对于刑事案件辩护律师“复印阅卷”的方式，即法官或书记员将刑事诉讼卷中的证据卷交给辩护律师，由律师在法官指定的地点（一般在法院的文印室或档案室）复印付费自己回去“阅卷”，这种做法既不违法，也让辩护律师阅卷充分，同时法官们操作快捷简单，采用通知当事人复制证据或送达证据的方式进行交换。
在司法实践中，庭审交换证据，即主审法官主持证据交换，通常主持各方当事人围绕证据的“三性（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质证，这种工作，遇上稍为复杂度大一点的案件，无疑相当于一次开庭的工作量，而开庭时，双方仍需围绕证据进行质证一次，这种人为的重复质证，使得诉讼当事人、诉讼参加人与审判人员身心疲惫，若不堪言，无疑是一次“灾难”。而对案件审理本身并无太多的实质益处。而采用通知诉讼当事人复制证据或送达证据，法官在庭前不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证据进行质证，而在开庭时依据程序质证。
同时应当注意到举证时限的限制问题，到庭交换证据时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期限是到证据交换之日，法院指定的举证时限不得少于30日。而通知诉讼当事人复制证据或送达证据，实际没有证据交换质证的形式，此时的举证期限只要不少于接到举证通知书之次日起30天内，即可。这样解决了举证时限不得少于30日的法定时限限制，减少了诉讼当事人的讼累，也提高法院与法官的工作效率。
3、证据交换后的举证存在性；
依照《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规定了举证时限与举证失权，即明确规定举证期限内不举证或未能举证的法律后果。
而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又作出令人费解的“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规定。令人费解之外在于：根据第三十七条两款条文的规定，交换证据应在答辩期届满后，开庭前进行。开庭时间从理论上讲，应当在答辩届满直至案件的审限届满之前的任何日期，由于《若干规定》对交换证据没有时限规定，理论上讲也没有交换次数的强制限制规定，因此交换证据期限与举证期限没有分阶段，也未在彼此的阶段上作限制与衔接设定，它们是两个并行并有交叉的诉讼程序行为。因此，依照《若干规定》，

在法院组织交换证据的情形下，举证截止日是交换证据的前一日，而交换证据的截止日为开庭前一日，此时举证时限实质上是不确定的。
由于《若干规定》没有设立证据交换制度，作为司法解释的《若干规定》是法院审判工作中适用法律的实际操作准则，而不是诉讼当事人应当适用的“法律”，因此，如果要确定交换证据日前一日为举证期限，法院必须履行告知义务，那么用什么方式，什么时间告知，《若干规定》没有规定，法官是否能提前预知交换证据要进行一次，还是多次。那么假设某一民商诉讼案件需要交换证据两次以上，那么如何确定举证期限，只要没有确定证据交换的截止日，诉讼当事人就可以继续举证。笔者在代理一件涉外民商纠纷诉讼中，受理法院没有向诉讼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在进行了一次法官主持的证据交换后，法官未告知举证期限是否届满，当事人在此后继续调查取证进而举证，因而进行了第二次交换证据，此时法官也未告知举证期限是否届满。此案距第一次交换证据近一年，至今法院尚未发出开庭通知。故在民商诉讼案件中，交换证据一次后，诉讼当事人仍可举证。这就是没有设立交换证据制度而出现的问题。
对于交换证据过程中的质证，可能引起对举证责任的重新确定与分配，如果出现这种情形，必然导致证据交换的重新起动，此时也必然导致再次举证的情形。
综上，对于民商诉讼的证据交换应设立为制度，让证据向诉讼当事人披露。对于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应分成相对独立并在期限上相互衔接的前后两个阶段，应用书面形式通知诉讼当事人交换证据次数与最后截止日，即具体的举证截止日期。对于两次以上的证据交换，在交换证据截止日前，诉讼当事人可以举证。证据交换应与开庭审理质证制度、确定开庭时间、开庭地点、合议庭及主审法官、书记员的有关事项、告知当事人不出席证据交换的后果，告知再次证据交换以及是否可以举证等方面的进行衔接。
至于行政诉讼，《行政诉讼证据规定》没有规定当事人可以交换行政诉讼的证据材料，即没有设立证据交换制度也未作可以申请之规定，也就不存在证据交换时限等问题。

四、关于向人民法院申请取证问题
随着我国法律的广泛宣传，以及人们历经与耳闻目睹的诉讼事件，诉讼当事人现已理解与接受“诉讼所追求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法院认定的法律事实。”这一观念。在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诉讼中，证据对各方诉讼当事人的官司胜败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也是不言而语的。
但由于能够反映事实痕迹的证据实际并不多，直接证据更是微乎其微，诉讼当事人往往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无法取得必要的、完全存在的，甚至掌握在对方手中，或第三方持有的直接或间接证据，此时唯一的救济措施就只有申请司法机关收集取证。
《民事诉讼法》与《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二条规定了，诉讼当事人可以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还规定了“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由人民法院决定调查收集，似乎法律已为诉讼当事人指出了一项救济措施，但在实际诉讼中，却让人感到法律规定如同空文一条，在证据自负的制度下，一般诉讼案件中，法院根本不可能接受、理会诉讼当事人的申请，至于“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法院即法官根本就没有过这种“认为”，因此压根就不要提这茬。
由于法律有规定，而法院、法官们又不执行，实质上出现了法律对诉讼当事人不适用的严重执法缺陷。司法解释本身是法官们审理民商纠纷案件的操作准则，应当说是对法官的，而不是对诉讼当事人的，因而造成诉讼当事人对法律的不信任，对法院的不信任的心态。

五、关于“新证据”的确定
《若干规定》仍然未解决什么是“新证据”这个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操作问题，只是在发现证据的时间段上作了划分，并以此来判断“新证据”。而发现证据的时间的真实性、可靠性本身就是一个难以辨认真伪的棘手问题。一方将原本掌握的证据不提交，而说一审后发现的，法官有可能采信，而另一方明明在一审后取得的新证据，法官有可能不采信，这是由于没有严格的限制规定所致。
另一方面，原在举证期限内所举证据，法官就有可能不采信，何况在一审后，或者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拿出的证据，法官自然更不会理会。
结合前述的诉讼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调查收集证据的请求权都不无法得到法律保障，“新证据”提出被法院采纳的可能性也实在太小。

六、关于质证中证据的“三性”证明与确立判断
对于质证，大概是审判实践诉讼中，学理研究中争议最大焦点。对于诉讼当事人而言，诉讼成败实质就是两条，一、有无证据；二、证据是否被法院采信。前者是条件，后者结果。
从根本上看，这是我国现行证据制度与审判制度所决定的。采信证据的实质是承认某种对事实的陈述，不采信也就意味着不承认某一方诉讼当事人对事实的陈述。我国审判制度不承认，不允许法官“自由心证”，而是法官认定与采信证据来确认事实。众所周知，法律事实并不是事实，或者说并不等于事实，故因采信证据而确认的事实必然受到证据的制约，这就是错案、错判的原因。因此，一个案件的生命实质上完全掌握在法官手中。
由于证据制度与审判制度限制，对于证据确认采信，目前没有类似刑事证据那样的一个检察院监督审查制度。《若干规定》无法解决对于证据“三性”证明与确立的正确判断。法官们在审理中，往往对证据的采信不是以科学的观点、方法来判断，而是围绕案件实体问题来取舍证据。
【案例1】 一个已判决生效的借款保证合同纠纷案件，原先（银行）起诉借款人与保证人，而本案在保证合同中规定的二年保证期间内，并未要求过保证人承保证证责任，而借款一直在逐月偿付借款，3月份借款人支付有困难，书面向保证人要求借款支付，保证人同意，银行工作人员龚某在保证人处领款，并将所领款向存入借款人银行帐户，而再将此款从借款人银行存款帐户划入原告银行帐户。而在诉讼中，保证人提交了借款人要求保证人借款给借款人偿付银行贷款的指令通知书，依据《保证法》第25条、第26条规定，提出保证责任期

间已过，在保证责任期间内，原告未向保证人要求过履行保证责任，因此保证责任已经免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保证人的起诉的主张。而法官却认为，3月份保证人的支付的款项表明保证人自觉履行保证责任，而保证人“借款人要求保证人借款给借款人偿付银行贷款的指令通知书”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判决保证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在本案中，3月份借款人的还贷款最终是经过借款人帐户划到原告，至于什么款，从什么来源，对本案不重要，采信划款证据，就应当认定该款是借款所偿还，原告未向保证人要求履行保证合同中约定的保证责任这一事实。而法官却是围绕被告要还钱，借款人无力偿还，就要拖住你保证人这一原告诉讼目的来采信证据。对此，诉讼当事人无话可说，也无处说话。综观该案，我们不难看出，《若干规定》中关于质证，关于对证据“三性”的证明与确立来采信证据的原则又有何用，法官们判案根本不需要，诸如此类的情形枚不胜举。
【案例2 】一劳动争议纠纷案，申诉人（劳动者）向该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认定被申诉人（改制后的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无效，恢复其劳动关系，并补发解除劳动合同期间的生活费。
在仲裁开庭时，申诉人承认解除劳动合同是本人同意的，申诉人在原国企领取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后，前往公证处公证时，中途停止。在国企被撤销，新的改制企业有限责任公司核准开始正常经营时，提出仲裁这一事实并提交了相关证据。仲裁庭作出裁决书，驳回原告的全部申诉主张。原告不服裁决向基层法院起诉，而一审法院以审理后，未采信原告（仲裁申诉人）在仲裁开庭上的自认，认定原国企单方发出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无效，作出由新的有限责任公司恢复原告的劳动关系（这里暂且不讨论一审法院的实体裁决是否正确，新的有限责任公司能否恢复原告原国企身份以及劳动关系），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的判决。原告不服上诉，最终二审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当事人自认的证明力是最高的，有了自认，其他证据均可不需要。而该案中，一审法院对原告仲裁时的自认根本未采信。显然，要求法官做到正确判断证据的“三性”有何意义，《若干规定》对于审判实践有何意义。

七、证据采信的正确性保证对法官要求
《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
第六十四条 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第六十六条 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若干规定》的这些规定，是宏观上的，是原则性的。对法官的素质、水平要求较高，不符合我国基层法院的基本现状，与我国多数法官的素质不相适应。也不利于对法官的考评与监督，无法保障实现《若干规定》的制定初衷。没有具体条款的规定，也不利于审判实践的具体操作。在此点上，《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相对具体要好得多。

八、对证据制度立法的思考
以上初步讨论《若干规定》实践中存在的几个主要方面，这些问题实在不是新问题，而是存在于审判实践中，让诉讼当事人、代理律师以及法官们头痛的老问题。综观司法解释《若干规定》与《行政诉讼证据规定》，它本身有通过审判实践尝试与检验，为今后我国制定《证据法》建立完善行之有效的证据制度的初衷，而现在看来，这个愿望是美好的，但也是很难实现的，至少是在上述老问题上，除限期举证，防止证据“袭击”等方面外，基本处于原地踏步之态。决策层应当尽快总结，结合审判制度改革，完善证据规则，将操作规则具体化，使之要求具体、操作规范、统一约束、公众监督、切实可行，以证据采信正确来保障审判正确的模式，向完善的审判制度保证正确判案的体制过渡，进而早日实现证据制度的法律化。
本文写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解释实施一年有余之际，我们满怀信心的期待，我国审判制度的法律化，《证据法》早日出台。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文书样式(试行)》

试析最高人民法院举证规则中的若干问题——四川成都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一文由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人民法院演讲稿

人民法院演讲稿

我们都是追梦人

在我工作的**县人民法院，有这样一个法官群体，他们没有显赫的职位，没有耀眼的名声，没有惊天动地的创举，没有值得炫耀的财富，但他们却是那么的勤奋，那么的朴实，那么的敬业，白天开庭审理案件，夜晚阅卷撰写法律文书，在风雨中下乡调查，在深夜里入户调解，在矛盾一触即发的纠纷现场疏导民意，是他们的工作常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在公正审判中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在默默无闻中见证着共和国法治的风雨历程。青年法官褪去了虚华与稚气，中年法官沉淀了知识与理性，老年法官则成就了那份超然淡泊的岁月气质。他们在各自的审判岗位上用责任撑起了一片公平与正义的湛湛青天。

上学的时候，曾读过美国著名学者德沃金的《法律帝国》，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在法律铸造的帝国里，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而法官则是帝国的王侯”，从那时起就对崇高而威严的法官职业油然而生了几多神圣，几多向往。此后，不管学业多么繁重，每天中午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视准时守着12点半播出的《今日说法》，连周末在家看电视剧都会选择《鉴证实录》《法网伊人》这样的电视剧。后来，当我得知以后能在**县人民法院工作的时候，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敢相信我有这么好的运气，不敢相信我的梦想竟然就这样实现了。同时我也很惶恐，这个神圣而光荣的职业，这个背负着法律的庄严、肩扛着社会的公正、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职业，我真的能做好它吗？我能让罪恶在这里终止、正义在这里实现、误解在这里消除、对手在这里握手言和、仇恨在这里烟消云散吗？带着惶恐，也带着生活赋予我的坚强，我迈入了人生的新起点，同时也让我更加近距离的了解了法官。

在民一庭的时候，第一次送达，让我感受到了程序的严谨；第一次接触案件，让我感受到了，原来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第一次查封财产，让我感受到了法院工作的庄严、神圣不可侵犯；在后勤部门的时候，第一次看见当事人领案件赔偿款，让我感受到了他们对我们发自肺腑的感谢；第一次看见自己所有的加班和熬夜变成一个个数字的时候，让我感觉到了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今天，作为法院的一员，当我站在这个演讲台上的时候，我的内心洋溢着自豪、感动和赞叹！我自豪，因为，我能通过开展自己的工作为人民排忧解难；我感动，因为，我的同事、我的同行们正在任劳任怨，风里来雨里去，用真情谱写着司法行政人的伟大；我赞叹，因为，无数的司法行政人，正冒着严寒酷暑，默默无闻，为社会的平安和谐、人民的幸福安康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做法官，虽然清贫，我无悔！做法官，虽然辛苦，我无怨！

小的时候大人总是鼓励我们要有一个伟大的梦想，没错，伟大的梦想可以成就伟大的人生，可是我想说的是拥有小小的梦想可以成就精彩的人生。现在都在说中国梦，听上去很大、很远，可是如果每个人都坚持着他那个小小的梦想，那么十四亿人的梦想加起来就是一个庞大的美丽的中国梦。

最后，给大家献上一段在朋友圈里面看到的一首小诗：

假如你的亲人、朋友在法院上班，

请好好照顾他，

多给他一些安慰，

他一天不知道要说多少话，做多少事，头脑不知道要记住多少流程；

假如你的亲人、朋友在法院上班，

请不要再责备他的不守时和对你的忽略，

他可能连自己的药都忘记了吃，

拖着疲惫病痛的身体走在回家路上依旧在想着自己处理的案件，

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家人；

假如你的家人在法院上班，

请回家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

不知道他遭受了多少的误解、谩骂，甚至殴打；

假如你的亲人是在法院上班，

在家休息不想干活时请不要抱怨，

因为家是唯一可以放松的港湾。

法官不容易，且行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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