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信访的弊端及对策演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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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在经济社会中的交往日益频繁，由此产生的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民事纠纷、刑事纠纷、行政纠纷也呈上升趋势。在处理和解决这种人民内部矛盾过程中，往往通过人民调解、行政执法以及诉讼等程序能够使绝大多数的问题得以圆满解决，产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对有关职能部门的处理结果也能够欣然接受，其到了既能维护法律权威，又能达到了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目的。但目前情况下，也有一小部分群众在处理纷争过程中不是采取以上方法，而是采取另外一种应当说比较极端的方法解决问题—上访。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出现了所谓的“群体访”、“越级访”、“缠访”，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已经成为各级党政机关和有关行政职能部门非常重要和非常头疼的问题。尤其是在每年的“两会”期间，上访问题将成为各级党政部门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多的上访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将确实存在行政执法不严问题、司法裁判不公问题，企事业管理不规范问题，但也存在上访人自身的认识问题以及未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方法。不管这种上访的理由是否正当、手续是否完备、问题能否解决，用这种方式处理问题都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可谓是“有百弊而无一利”。
首先，对于上访人来说，不但为上访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而且在上访过程中所受到的困难和艰辛有时超出正常人的想象，有的为上访而是农田荒芜、有的为上访而是孩子辍学、有的为上访而流落街头、有的为上访而妻离子散，更有甚者为上访而客死他乡。但最终还是没有达到其所追求的目标。有的即使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回想一下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很可能要大于其所得到的利益。因此，对于上访人来讲选择这样一条解决问题的道路并非明智之举。
其次，对于行政机关来讲，上访扰乱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在上访过程中，由于上访人对所反映问题处理结果不满意，因此，其对处理单位失去信任感，双方的矛盾十分尖锐以致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上访人往往认为单单依靠本单位、本部门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通过制造更大的声势、聚集更多的人数、采取更过激的行为、使用更严厉的措词、到达更高一级的党政单位信访才能达到其目的。所以，在这种思想引导下，他们往往采取阻拦党政主要领导车辆、关闭行政机关大门、在国家以及党政要害机关静坐，更有甚者还冲击国家有关党政部门、砸毁公共财物，严重影响了党政机关的形象，扰乱了党政机关的正常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秩序。
第三、上访对我国司法制度来讲是一种挑战。由于上访对于一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再加上各级党政部门都把确保一方平安、稳定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甚至有的地方把处理信访工作与党政主要领导的工作政绩直接挂钩，采用“一票否决”制。因此，各级各部门都对上访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有的还采取非常规的处理方法，已达到暂缓上访的结果。例如：有的为阻止当事人上访而将上访人员进行24小时监控，使上访人员失去人身自由；有的为阻止上访而采取“收买”的方式先给上访人员一定的经济补偿。这些方法既不符合《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也不符合《民法》中的“公平、自愿”原则。另外，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绝大都能为法律所调整和制约，而上访则是撇开这些正常的解决渠道，不经过任何的程序、任何约束，一切按自己的主观意愿到任何一级机关解决问题，县解决不了去市里解决，市里解决不了去省里解决，省里再解决不了就进京上访。同样，对于各党政部门来讲，对上访问题的重视程度要远远超过其他方式。这样就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上访比打官司快、比打官司好解决、比打官司领导重视。所以，对于出现纠纷以后，不管有理没理先上访，不愿意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对我国提出的“依法治国，建立法制国家”伟大方略的挑战。
正是由于上访的这种无序性和随意性，对于上访的管理十分困难，即使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情况下，信访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仍非常严峻，信访形势仍不容乐观。更为可气的是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了一种新的职业：他们已多年上访（或介绍上访）得到的经验为资本，专门对新的上访者“指点迷津”，并收取一定的介绍费用。他们往往会告诉上访者对所反映的问题应找那个单位，应采取怎样的措施，单位领导的家住哪里，做什么样的车，车牌号是多少，什么时间能找到，俨然一个“万事通”。为这种无序上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本来十分严峻的上访形势更加复杂化。当前，我国的主要任务是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使全国人民尽快步入小康社会。因此，社会稳定就显得尤其重要。要解决好信访和上访工作，笔者有以下几点想法：
一、正确对待信访，认真善待信访。
目前，各级各部门对信访工作都十分重视，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处理信访的工作制度，并且还设置专门机构，配备专职人员从事信访工作。但从总体上看，每年的信访案件人呈上升势头，因此信访工作应引起我们的重视。所谓“正确对待”就是要求大家用辩证的观点看待信访，我们既不能害怕信访，或者谈“访”色变，甚至为达到息访的目的而置国家法律和政策于不顾，任意采取办法进行处理；也不能麻痹大意，掉于轻心，过小估计信访的危害性。我们要正确对待和处理信访工作，积极引导和帮助信访人员对所反映的问题到有关部门、通过一定的方式和程序加以解决，决不能犯“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错误。所谓“善待信访”就是要求我们增强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切实改进工作方法，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形成勤政为民、求真务实、热情服务的良好风气。怀着对群众深厚的感情，真心实意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工作中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承受程度统一起来。要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清醒头脑，发现不稳定因素要及时做工作，主动化解矛盾。
二、各执法部门要依法行政，从源头上减少信访。
形成信访案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是由于对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行为不满造成的，这其中虽包括当事人对执法行为的不理解和误解，但确实包括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不公、违法行政、枉法裁判的现象，这就给上访找到了理由，也为信访的存在提供了生存空间。因此，作为执法部门要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用国家赋予其职权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工作中要严格依法办事，要做到工作到位而不越位、工作依法而不违法。同时，要根据行政相对人不同的文化程度、不同的心态、不同的原因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双方减少对立情绪，多增加一些沟通和理解。这样，就能使很多的矛盾问题在非常平和的气氛中得到解决，从根本上减少信访。
三、建立司法信访制度，把信访纳入法制轨道。
党的“十五大”提出要依法治国，建立法制国家。这应当说是我国文明程度的一大提高，使国家进步的重要标志。其根本要求是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都要纳入法制轨道，用法律的规定来调整和约束人们的行动。随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里很大的进步，司法体系已逐步完善起来。但对于信访工作来讲却是一个缺陷，也正是由于这一缺陷，目前情况下在一些地方才发生和存在许多的无序上访事件，影响了社会稳定，给社会治安形势带来隐患。因此，首先要求加快信访方面的立法工作，制定和出台《信访法》。在程序上规定信访人员应按照一定的级别归口逐级处理，信访人员不得以自己的意愿任意选择信访机关。
总之，在对待信访问题的具体处理过程中都做到有法可依，使其纳入法制轨道，彻底解决信访的混乱局面和无政府状态。
（作者 山东省垦利县人民法院胜坨人民法庭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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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信访的弊端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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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司法权地方化的弊端及改革对策——从投资环境的视角演讲范文

陈龙仁

一、前言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投资环境已经成为决定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建设良好的投资环境也越来越被城市管理者所重视。一个城市的投资环境可以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两大类，硬环境一般是指较易进入人们视觉的因素，具有较强的物质性，如城市设施环境、城市气候环境、城市地理环境、城市生活环境等；软环境则是指易被人们用心理感觉的因素，具有较强的精神性，如一个城市的法制环境、诚信环境、服务环境、文化环境、文明环境等[1]。法制环境是一个整合的概念,它除了包括静态的法的规则、制度系统等之外,还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活动的过程。良好的法制环境是投资环境的重要保障,是影响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是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在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以下简称电电公会）于“2002年中国大陆地区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中，对大陆整体投资环境分成自然环境、基础建设、公共设施、社会环境、法制环境、经济环境、经营环境七个方面，前三者为硬件环境，其权重依次为5%、15%、10%；后四者为软件环境，其权重依次为10%、30%、15%、15%。又该公会对大陆投资风险分为社会风险、法制风险、经济风险、经营风险四个方面，其权重依次为10%、35%、20%、35%。足见台商在大陆投资时应格外重视法制环境（权重30%）及法制风险（权重35%）。又根据电电公会最近三年所作调查显示：2000年至2002年台商发生经贸纠纷之比例依次为38.5%、28.9%、29.3%；发生经贸纠纷时，除了经由私人管道、当地政府、台商协会或仲裁处理外，透过司法诉讼方式加以解决者，2001年所占比例为28.4%，2002年为22.5%。此外，台北市企业经理协进会于2002年7、8月间，前往上海、武汉、福建、广东等地区，针对“传统产业中小企业台商赴大陆投资与经营现状调查”显示，曾发生经贸纠纷的比例高达78%，而解决纠纷的方式，除了自行协商解决、通过第三人或台商协会协助解决、经由当地政府调解或仲裁外，通过司法诉讼途径解决者亦占28%。通过司法诉讼途径来解决经贸纠纷，已成为传统产业或高科技产业台商解决经贸纠纷常用的手段之一。因此，司法环境如何，是决定投资者投资取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由此可见，从这个角度来考量我国司法体制目前存在司法权地方化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二、司法权地方化的弊端及表现形式
目前，我国司法体制是采“条块”管理相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方式。即各级各级司法机关的党组织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司法官员归同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挑选和管理、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司法赖以运转的资源也由同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划拨。正是这种对司法机关在人、财、物上的分级管理目前已被普遍认同为司法改革在推进过程中步履缓慢的最主要障碍，是造成司法权地方化，进而影响投资环境的主要原因。
“块”管理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种管理体制是滋生地方保护主义的温床。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10月12日即以法发[1999]28号颁行《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其中严正指出：“司法活动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产生、蔓延，严重危害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权威”。司法机关在赖以运转的司法资源的配置上都有求于当地政府，地方司法受制于地方也就难以避免了。由于背负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大局的重担，只要司法行为涉及到具体的地方利益，来自地方的压力与阻力便会飘然而至。“端人的碗，受人的管”，这在“管人的”和“被管的”看来，不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吗。于是，地方司法机关便真正成其为地方的司法机关，而不是国家设在地方的司法机关。这种司法权的地方化几乎在诉讼的每一个阶段都俯手可拾：在案件管辖上，为抢占处置相关财产或利益的有利地位，有的司法机关授意当事人虚构合同，人为制造假案予以受理；有的明知外地司法机关已依法受理，仍以同一事实、理由重复立案，甚至更改立案时间，使本地立案合法化；在案件审查上，有的司法机关为保护本地区当事人的利益，不惜故意混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有的司法机关为减少本地当事人的损失，亦不惜先来个违法的诉前保全，强行冻结或先行划拨以不让本地资金外流。在司法协助上，有的司法机关对异地协查、协助或置之不理，或向协查方收取种种费用或提成；有的对外地司法机关在本地办案明协助，暗拆台，为本地当事人通风报信，出谋策划，帮助当事人逃避或隐匿财产。至于基由地方保护而造成同一财产被不同司法机关重复查封，同一事实被不同司法机关作出不同判决的混乱状况更是屡有可见。多年来，这种种怪现状就在国家的三令五申下禁而不止、除而不绝。
其次，“块”管理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司法受制于行政的一大恶果，就是令司法官员在缺乏必要保障的司法环境下被动地背斥了尊严的法律，而造成了就国家而言，法官只知有地方，不知有中央；就地方而言，法官只知服从地方利益的“大局”，而不知服从宪法和法律这个“大局”。从世界各国的司法体制来看，法官大部分由国家任命，而不是由地方任命。许多国家法官的任命是直接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国事行为的方式进行的。任命本身就是一种国家荣誉，这有利于强化法官对职业的神圣感和使命感，从而严格依法行使司法权。同时，由于任命法官的主体地位相对较高，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的干扰，从而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避免司法腐败行为。然而在我国，除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以外，所有地方各级法院法官，也是分别由相应的同级权力机关任命。这种任命方式，削弱了法官对国家整体的认同感和使命感，认为自己只是地方的法官，而不是国家的法官。效忠于地方也就成了绝大多数法官的最高理论。
再次，“块”管理导致了司法的“泛行政化”。司法机关的工作本在于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块”管理却让当地政府自觉不自觉地将当地司法机关纳入自己的管理之下：对司法机关而言，党委组织的下乡扶贫要支持，计划生育要抽调，文明机关创建要参加，招商引资任务要完成等等，与审判、检察有关无关的种种活动使得司法机关疲于应付。而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对宪法所明文规定的“一府两院”毫不避讳，硬生生地将“深化司法改革，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加入到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全无“违宪”的察觉。这也难怪，在地方政府的眼里，由他们供给的地方司法机关可不就如同政府内一个普通的职能部门一样吗。
综上我国司法环境诸多弊端，司法权地方化对我国投资法制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三、司法权地方化的成因
由于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在办案中自然有来自地方领导部门、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方方面面的非法干扰；还有来自亲情、友情等关系网的说情；更有来自某些当事人的请托利诱，加上财政困难，办案经费不足，少数司法人员素质不高，由此产生的权力案、关系案、金钱案屡禁不止。因此，立案、审判、执行工作中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司法机关管理体制上的种种弊端所致，析言之，司法管理体制地方化、从属化，造成司法权力地方化、从属化，是地方保护主义形成的主要根源，是造成我国投资法制环境不佳的主要原因。
首先，司法机关属地方管理，必然造成在执法中受到当地党委、人大、政府的严重制约。虽然学者如王利明等人对此已提出检讨、评论，但是有的党委、政府仍视司法机关为其下属的职能部门，有的乡镇把法庭视其为下属机构，司法机关的一切必须绝对服从当地统一指挥、安排。同时对地方领导定调子、打招呼、批条子的案件要经常请示、汇报，一举一动都受地方牵制，稍有疏忽，党委不提名，代表不举手，政府不拨款，院长日子难过，司法难以运作，法院要独立行使审判权，严格依法办案，确实难上加难。
其次，司法机关的人事归当地方党委管理，法官、检察官的职级待遇、职务升迁、政治命脉都掌握在地方，故在审判、执行中不得不看地方领导的态度行事。另外，在进人、用人上，也是党委说了算，尽管年龄偏大、文化不高、业务不懂，也要无条件接受或提拔任用，严重影响司法队伍素质。这种情形，虽在2002年3月举行首次国家司法人员三合一考试之后会有所改善，但是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仍不乏其人，助长了枉法裁判、司法不公，甚至司法腐败。
再次，司法机关的财力依赖于当地政府，这就必然要维护当地利益，因为经费是司法机关的命脉，法院吃的是地方的饭，用的是地方的钱，政府财政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法院工作能否正常运转。法院与当地政府是利益共同体，同进同退，加上财政吃紧，法院要自找办案经费，故在审判、执行中不能吃里扒外、胳膊往外拐，法院乃成为地方利益的“保护伞”、地方保护主义的积极实施者，司法独立缺乏有力保障，很难实现司法公正。
综上所言，司法机关现行管理体制，条块分割，特别是人、财、物受制于当地，必然导致司法权力地方化、从属化，成为名副其实“地方的法院”，助长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严重影响独立审判、司法公正，所以改革法院管理体制，不但是排除非法干扰，确保司法公正的根本出路，而且显已迫在眉睫；在此方面，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司法改革的经验，诸如司法预算独立、法官审判独立制度等，足可提供我们借鉴、参考。
四、克服司法权地方化的对策
加入世贸组织，为我国深化经济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空间，也为推动司法机关改革、实现体制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长期以来，我国的司法制度常常受到司法权地方化的伤害，不仅影响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国内外当事人的信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WTO规则的全面接受将使我们下决心采取措施解决上述问题。具体说来，入世后对人民法院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1、对程序公正的要求将更高。2、需要强化审判独立。3、司法体制深层次的改革问题已无法回避。因此，大可利用我国加入WTO这一有利时机来治疗顽疾，以从根本上克服这种司法权地方化及地方保护主义等弊端。笔者认为，应将现有“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司法保障体制改革为垂直管理。其具体内容包括：最高司法机关党委成员由党中央选配和管理；省级司法机关党委成员由最高司法机关党委主管，地（市）级司法机关和基层司法机关党委成员由省级司法机关党委主管。在财、物等司法资源的供给上，则应将司法经费单列，列入国家预算，经全国人大批准后，国务院统一拨款，由最高司法机关统一支配和管理。自然，司法机关的垂直管理体制并非是在与海关、工商、税务、质量监督等部门的类比之后的简单效仿，而是司法的性质和特色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必要保证，也是理顺司法管理体制的前提和关键。首先，从法治的角度来分析，产生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皆可归为司法权力地方化、附属化等制度性缺陷。因为制度是法治社会基础，任何一种社会公害滋生的原因都可从制度欠缺、紊乱方面获得最终解释，反过来说，任何一种社会公害的根治也都可以通过制度的创新、完善得到最终解决。其次，司法机关不仅缺乏与地方其它团体、组织相抗衡的力量，而且处处受制于地方，现行的司法制度实质上是使“司法”这个瘦弱的肩膀扛着“公正”这副沉重的大担。因而首要的问题是通过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司法制度。第三、改革现行司法体制，不能简单理解为司法体制改革与审判方式的改革，要以司法体制独立制、司法财政单立制为原则，从机构设置、职权划分、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等方面进行力度较大的创新和完善，从制度上确定司法机关的客观、中立地位，保证法院依法独立、中立、公正地行使职权，使其在体制上脱离地方的控制，不被迫也不主动成为“保护”地方利益的工具。第四、通过改革司法的设置，使司法权获得自身的独立、中立、公正，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院长所讲的：如果说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法官便是这道防线的守门人。所以，随之而来是改革现行的法官制度，建立法官考试制、法官不可更换制、法官专职制、法官高薪制、法官异地任职制、法官终身制及法官惩戒制等制度。
不得不提的是，实现司法机关的垂直管理首先还在于应扭转思想认识，要勇于打破过去那种一说到垂直管理就认为这是在党内闹独立，是脱离党对司法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应当看到，分级管理和垂直管理都是党的领导，只是实现的方式不同，都是一级服从上一级，最后统一服从于中央。这不仅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还是在体现司法管理规律的同时切实加强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的表现。

参考文献：
[1]：WTO与法治论坛，《投资环境论文》；
：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工会，《2002年中国大陆地区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第47、67、190页；
：台北市企业经理协进会，《2002年传统产业中小企业台商赴大陆投资与经营现况调查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59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王利明，《论权力机关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监督》，中国司法审判论坛第二卷第11、43页，2002年11月第1版；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编，《入世与人民法院》，李国光所作的报告“认清形势，统一认识，积极应对，努力开拓入世后审判工作新局面”第20、21页；
：BLOGCHINA.COM，2002年11月28日，《入世与中国司法》，于国富著。
谈司法权地方化的弊端及改革对策——从投资环境的视角

从投资司法环境的视角谈司法权地方化的弊端及改革对策演讲范文

一、前言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投资环境已经成为决定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建设良好的投资环境也越来越被城市管理者所重视。一个城市的投资环境可以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两大类，硬环境一般是指较易进入人们视觉的因素，具有较强的物质性，如城市设施环境、城市气候环境、城市地理环境、城市生活环境等；软环境则是指易被人们用心理感觉的因素，具有较强的精神性，如一个城市的法制环境、诚信环境、服务环境、文化环境、文明环境等[1]。法制环境是一个整合的概念,它除了包括静态的法的规则、制度系统等之外,还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活动的过程。良好的法制环境是投资环境的重要保障,是影响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是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在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以下简称电电公会）于“2002年中国大陆地区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中，对大陆整体投资环境分成自然环境、基础建设、公共设施、社会环境、法制环境、经济环境、经营环境七个方面，前三者为硬件环境，其权重依次为5%、15%、10%；后四者为软件环境，其权重依次为10%、30%、15%、15%。又该公会对大陆投资风险分为社会风险、法制风险、经济风险、经营风险四个方面，其权重依次为10%、35%、20%、35%。足见台商在大陆投资时应格外重视法制环境（权重30%）及法制风险（权重35%）。又根据电电公会最近三年所作调查显示：2000年至2002年台商发生经贸纠纷之比例依次为38.5%、28.9%、29.3%；发生经贸纠纷时，除了经由私人管道、当地政府、台商协会或仲裁处理外，透过司法诉讼方式加以解决者，2001年所占比例为28.4%，2002年为22.5%。此外，台北市企业经理协进会于2002年7、8月间，前往上海、武汉、福建、广东等地区，针对“传统产业中小企业台商赴大陆投资与经营现状调查”显示，曾发生经贸纠纷的比例高达78%，而解决纠纷的方式，除了自行协商解决、通过第三人或台商协会协助解决、经由当地政府调解或仲裁外，通过司法诉讼途径解决者亦占28%。通过司法诉讼途径来解决经贸纠纷，已成为传统产业或高科技产业台商解决经贸纠纷常用的手段之一。因此，司法环境如何，是决定投资者投资取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由此可见，从这个角度来考量我国司法体制目前存在司法权地方化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二、司法权地方化的弊端及表现形式
目前，我国司法体制是采“条块”管理相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方式。即各级各级司法机关的党组织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司法官员归同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挑选和管理、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司法赖以运转的资源也由同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划拨。正是这种对司法机关在人、财、物上的分级管理目前已被普遍认同为司法改革在推进过程中步履缓慢的最主要障碍，是造成司法权地方化，进而影响投资环境的主要原因。
“块”管理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种管理体制是滋生地方保护主义的温床。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10月12日即以法发[1999]28号颁行《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其中严正指出：“司法活动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产生、蔓延，严重危害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权威”。司法机关在赖以运转的司法资源的配置上都有求于当地政府，地方司法受制于地方也就难以避免了。由于背负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大局的重担，只要司法行为涉及到具体的地方利益，来自地方的压力与阻力便会飘然而至。“端人的碗，受人的管”，这在“管人的”和“被管的”看来，不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吗。于是，地方司法机关便真正成其为地方的司法机关，而不是国家设在地方的司法机关。这种司法权的地方化几乎在诉讼的每一个阶段都俯手可拾：在案件管辖上，为抢占处置相关财产或利益的有利地位，有的司法机关授意当事人虚构合同，人为制造假案予以受理；有的明知外地司法机关已依法受理，仍以同一事实、理由重复立案，甚至更改立案时间，使本地立案合法化；在案件审查上，有的司法机关为保护本地区当事人的利益，不惜故意混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有的司法机关为减少本地当事人的损失，亦不惜先来个违法的诉前保全，强行冻结或先行划拨以不让本地资金外流。在司法协助上，有的司法机关对异地协查、协助或置之不理，或向协查方收取种种费用或提成；有的对外地司法机关在本地办案明协助，暗拆台，为本地当事人通风报信，出谋策划，帮助当事人逃避或隐匿财产。至于基由地方保护而造成同一财产被不同司法机关重复查封，同一事实被不同司法机关作出不同判决的混乱状况更是屡有可见。多年来，这种种怪现状就在国家的三令五申下禁而不止、除而不绝。
其次，“块”管理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司法受制于行政的一大恶果，就是令司法官员在缺乏必要保障的司法环境下被动地背斥了尊严的法律，而造成了就国家而言，法官只知有地方，不知有中央；就地方而言，法官只知服从地方利益的“大局”，而不知服从宪法和法律这个“大局”。从世界各国的司法体制来看，法官大部分由国家任命，而不是由地方任命。许多国家法官的任命是直接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国事行为的方式进行的。任命本身就是一种国家荣誉，这有利于强化法官对职业的神圣感和使命感，从而严格依法行使司法权。同时，由于任命法官的主体地位相对较高，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的干扰，从而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避免司法腐败行为。然而在我国，除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以外，所有地方各级法院法官，也是分别由相应的同级权力机关任命。这种任命方式，削弱了法官对国家整体的认同感和使命感，认为自己只是地方的法官，而不是国家的法官。效忠于地方也就成了绝大多数法官的最高理论。
再次，“块”管理导致了司法的“泛行政化”。司法机关的工作本在于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块”管理却让当地政府自觉不自觉地将当地司法机关纳入自己的管理之下：对司法机关而言，党委组织的下乡扶贫要支持，计划生育要抽调，文明机关创建要参加，招商引资任务要完成等等，与审判、检察有关无关的种种活动使得司法机关疲于应付。而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对宪法所明文规定的“一府两院”毫不避讳，硬生生地将“深化司法改革，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加入到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全无“违宪”的察觉。这也难怪，在地方政府的眼里，由他们供给的地方司法机关可不就如同政府内一个普通的职能部门一样吗。
综上我国司法环境诸多弊端，司法权地方化对我国投资法制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三、司法权地方化的成因
由于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在办案中自然有来自地方领导部门、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方方面面的非法干扰；还有来自亲情、友情等关系网的说情；更有来自某些当事人的请托利诱，加上财政困难，办案经费不足，少数司法人员素质不高，由此产生的权力案、关系案、金钱案屡禁不止。因此，立案、审判、执行工作中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司法机关管理体制上的种种弊端所致，析言之，司法管理体制地方化、从属化，造成司法权力地方化、从属化，是地方保护主义形成的主要根源，是造成我国投资法制环境不佳的主要原因。
首先，司法机关属地方管理，必然造成在执法中受到当地党委、人大、政府的严重制约。虽然学者如王利明等人对此已提出检讨、评论，但是有的党委、政府仍视司法机关为其下属的职能部门，有的乡镇把法庭视其为下属机构，司法机关的一切必须绝对服从当地统一指挥、安排。同时对地方领导定调子、打招呼、批条子的案件要经常请示、汇报，一举一动都受地方牵制，稍有疏忽，党委不提名，代表不举手，政府不拨款，院长日子难过，司法难以运作，法院要独立行使审判权，严格依法办案，确实难上加难。
其次，司法机关的人事归当地方党委管理，法官、检察官的职级待遇、职务升迁、政治命脉都掌握在地方，故在审判、执行中不得不看地方领导的态度行事。另外，在进人、用人上，也是党委说了算，尽管年龄偏大、文化不高、业务不懂，也要无条件接受或提拔任用，严重影响司法队伍素质。这种情形，虽在2002年3月举行首次国家司法人员三合一考试之后会有所改善，但是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仍不乏其人，助长了枉法裁判、司法不公，甚至司法腐败。
再次，司法机关的财力依赖于当地政府，这就必然要维护当地利益，因为经费是司法机关的命脉，法院吃的是地方的饭，用的是地方的钱，政府财政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法院工作能否正常运转。法院与当地政府是利益共同体，同进同退，加上财政吃紧，法院要自找办案经费，故在审判、执行中不能吃里扒外、胳膊往外拐，法院乃成为地方利益的“保护伞”、地方保护主义的积极实施者，司法独立缺乏有力保障，很难实现司法公正。
综上所言，司法机关现行管理体制，条块分割，特别是人、财、物受制于当地，必然导致司法权力地方化、从属化，成为名副其实“地方的法院”，助长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严重影响独立审判、司法公正，所以改革法院管理体制，不但是排除非法干扰，确保司法公正的根本出路，而且显已迫在眉睫；在此方面，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司法改革的经验，诸如司法预算独立、法官审判独立制度等，足可提供我们借鉴、参考。
四、克服司法权地方化的对策
加入世贸组织，为我国深化经济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空间，也为推动司法机关改革、实现体制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长期以来，我国的司法制度常常受到司法权地方化的伤害，不仅影响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国内外当事人的信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WTO规则的全面接受将使我们下决心采取措施解决上述问题。具体说来，入世后对人民法院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1、对程序公正的要求将更高。2、需要强化审判独立。3、司法体制深层次的改革问题已无法回避。因此，大可利用我国加入WTO这一有利时机来治疗顽疾，以从根本上克服这种司法权地方化及地方保护主义等弊端。笔者认为，应将现有“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司法保障体制改革为垂直管理。其具体内容包括：最高司法机关党委成员由党中央选配和管理；省级司法机关党委成员由最高司法机关党委主管，地（市）级司法机关和基层司法机关党委成员由省级司法机关党委主管。在财、物等司法资源的供给上，则应将司法经费单列，列入国家预算，经全国人大批准后，国务院统一拨款，由最高司法机关统一支配和管理。自然，司法机关的垂直管理体制并非是在与海关、工商、税务、质量监督等部门的类比之后的简单效仿，而是司法的性质和特色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必要保证，也是理顺司法管理体制的前提和关键。首先，从法治的角度来分析，产生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皆可归为司法权力地方化、附属化等制度性缺陷。因为制度是法治社会基础，任何一种社会公害滋生的原因都可从制度欠缺、紊乱方面获得最终解释，反过来说，任何一种社会公害的根治也都可以通过制度的创新、完善得到最终解决。其次，司法机关不仅缺乏与地方其它团体、组织相抗衡的力量，而且处处受制于地方，现行的司法制度实质上是使“司法”这个瘦弱的肩膀扛着“公正”这副沉重的大担。因而首要的问题是通过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司法制度。第三、改革现行司法体制，不能简单理解为司法体制改革与审判方式的改革，要以司法体制独立制、司法财政单立制为原则，从机构设置、职权划分、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等方面进行力度较大的创新和完善，从制度上确定司法机关的客观、中立地位，保证法院依法独立、中立、公正地行使职权，使其在体制上脱离地方的控制，不被迫也不主动成为“保护”地方利益的工具。第四、通过改革司法的设置，使司法权获得自身的独立、中立、公正，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院长所讲的：如果说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法官便是这道防线的守门人。所以，随之而来是改革现行的法官制度，建立法官考试制、法官不可更换制、法官专职制、法官高薪制、法官异地任职制、法官终身制及法官惩戒制等制度。
不得不提的是，实现司法机关的垂直管理首先还在于应扭转思想认识，要勇于打破过去那种一说到垂直管理就认为这是在党内闹独立，是脱离党对司法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应当看到，分级管理和垂直管理都是党的领导，只是实现的方式不同，都是一级服从上一级，最后统一服从于中央。这不仅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还是在体现司法管理规律的同时切实加强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的表现。

参考文献：
[1]：WTO与法治论坛，《投资环境论文》；
：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工会，《2002年中国大陆地区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第47、67、190页；
：台北市企业经理协进会，《2002年传统产业中小企业台商赴大陆投资与经营现况调查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59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王利明，《论权力机关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监督》，中国司法审判论坛第二卷第11、43页，2002年11月第1版；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编，《入世与人民法院》，李国光所作的报告“认清形势，统一认识，积极应对，努力开拓入世后审判工作新局面”第20、21页；
：BLOGCHINA.COM，2002年11月28日，《入世与中国司法》，于国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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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投资司法环境的视角谈司法权地方化的弊端及改革对策

谈司法权地方化的弊端及改革对策——从投资环境的视角

/ 陈龙仁


一、前言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环境已经成为决定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建设良好的投资环境也越来越被城市管理者所重视。一个城市的投资环境可以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两大类，硬环境一般是指较易进入人们视觉的因素，具有较强的物质性，如城市设施环境、城市气候环境、城市地理环境、城市生活环境等；软环境则是指易被人们用心理感觉的因素，具有较强的精神性，如一个城市的法制环境、诚信环境、服务环境、文化环境、文明环境等。法制环境是一个整合的概念,它除了包括静态的法的规则、制度系统等之外,还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活动的过程。良好的法制环境是投资环境的重要保障,是影响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是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在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以下简称电电公会）于“2002年中国大陆地区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中，对大陆整体投资环境分成自然环境、基础建设、公共设施、社会环境、法制环境、经济环境、经营环境七个方面，前三者为硬件环境，其权重依次为5%、15%、10%；后四者为软件环境，其权重依次为10%、30%、15%、15%。又该公会对大陆投资风险分为社会风险、法制风险、经济风险、经营风险四个方面，其权重依次为10%、35%、20%、35%。足见台商在大陆投资时应格外重视法制环境（权重30%）及法制风险（权重35%）。又根据电电公会最近三年所作调查显示：2000年至2002年台商发生经贸纠纷之比例依次为38.5%、28.9%、29.3%；发生经贸纠纷时，除了经由私人管道、当地政府、台商协会或仲裁处理外，透过司法诉讼方式加以解决者，2001年所占比例为28.4%，2002年为22.5%。此外，台北市企业经理协进会于2002年7、8月间，前往上海、武汉、福建、广东等地区，针对“传统产业中小企业台商赴大陆投资与经营现状调查”显示，曾发生经贸纠纷的比例高达78%，而解决纠纷的方式，除了自行协商解决、通过第三人或台商协会协助解决、经由当地政府调解或仲裁外，通过司法诉讼途径解决者亦占28%。通过司法诉讼途径来解决经贸纠纷，已成为传统产业或高科技产业台商解决经贸纠纷常用的手段之一。因此，司法环境如何，是决定投资者投资取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由此可见，从这个角度来考量我国司法体制目前存在司法权地方化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二、司法权地方化的弊端及表现形式
目前，我国司法体制是采“条块”管理相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方式。即各级各级司法机关的党组织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司法官员归同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挑选和管理、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司法赖以运转的资源也由同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划拨。正是这种对司法机关在人、财、物上的分级管理目前已被普遍认同为司法改革在推进过程中步履缓慢的最主要障碍，是造成司法权地方化，进而影响投资环境的主要原因。
“块”管理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种管理体制是滋生地方保护主义的温床。最高人院在1999年10月12日即以法发28号颁行《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其中严正指出：“司法活动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产生、蔓延，严重危害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权威”。司法机关在赖以运转的司法资源的配置上都有求于当地政府，地方司法受制于地方也就难以避免了。由于背负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大局的重担，只要司法行为涉及到具体的地方利益，来自地方的压力与阻力便会飘然而至。“端人的碗，受人的管”，这在“管人的”和“被管的”看来，不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吗。于是，地方司法机关便真正成其为地方的司法机关，而不是国家设在地方的司法机关。这种司法权的地方化几乎在诉讼的每一个阶段都俯手可拾：在案件管辖上，为抢占处置相关财产或利益的有利地位，有的司法机关授意当事人虚构合同，人为制造假案予以受理；有的明知外地司法机关已依法受理，仍以同一事实、理由重复立案，甚至更改立案时间，使本地立案合法化；在案件审查上，有的司法机关为保护本地区当事人的利益，不惜故意混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有的司法机关为减少本地当事人的损失，亦不惜先来个违法的诉前保全，强行冻结或先行划拨以不让本地资金外流。在司法协助上，有的司法机关对异地协查、协助或置之不理，或向协查方收取种种费用或提成；有的对外地司法机关在本地办案明协助，暗拆台，为本地当事人通风报信，出谋策划，帮助当事人逃避或隐匿财产。至于基由地方保护而造成同一财产被不同司法机关重复查封，同一事实被不同司法机关作出不同判决的混乱状况更是屡有可见。多年来，这种种怪现状就在国家的三令五申下禁而不止、除而不绝。
其次，“块”管理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司法受制于行政的一大恶果，就是令司法官员在缺乏必要保障的司法环境下被动地背斥了尊严的法律，而造成了就国家而言，法官只知有地方，不知有中央；就地方而言，法官只知服从地方利益的“大局”，而不知服从和法律这个“大局”。从世界各国的司法体制来看，法官大部分由国家任命，而不是由地方任命。许多国家法官的任命是直接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国事行为的方式进行的。任命本身就是一种国家荣誉，这有利于强化法官对职业的神圣感和使命感，从而严格依法行使司

法权。同时，由于任命法官的主体地位相对较高，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的干扰，从而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避免司法腐败行为。然而在我国，除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以外，所有地方各级法院法官，也是分别由相应的同级权力机关任命。这种任命方式，削弱了法官对国家整体的认同感和使命感，认为自己只是地方的法官，而不是国家的法官。效忠于地方也就成了绝大多数法官的最高理论。
再次，“块”管理导致了司法的“泛行政化”。司法机关的工作本在于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块”管理却让当地政府自觉不自觉地将当地司法机关纳入自己的管理之下：对司法机关而言，党委组织的下乡扶贫要支持，计划生育要抽调，文明机关创建要参加，招商引资任务要完成等等，与审判、检察有关无关的种种活动使得司法机关疲于应付。而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对宪法所明文规定的“一府两院”毫不避讳，硬生生地将“深化司法改革，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加入到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全无“违宪”的察觉。这也难怪，在地方政府的眼里，由他们供给的地方司法机关可不就如同政府内一个普通的职能部门一样吗。
综上我国司法环境诸多弊端，司法权地方化对我国投资法制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三、司法权地方化的成因
由于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在办案中自然有来自地方领导部门、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方方面面的非法干扰；还有来自亲情、友情等关系网的说情；更有来自某些当事人的请托利诱，加上财政困难，办案经费不足，少数司法人员素质不高，由此产生的权力案、关系案、金钱案屡禁不止。因此，立案、审判、执行工作中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司法机关管理体制上的种种弊端所致，析言之，司法管理体制地方化、从属化，造成司法权力地方化、从属化，是地方保护主义形成的主要根源，是造成我国投资法制环境不佳的主要原因。
首先，司法机关属地方管理，必然造成在执法中受到当地党委、人大、政府的严重制约。虽然学者如王利明等人对此已提出检讨、评论，但是有的党委、政府仍视司法机关为其下属的职能部门，有的乡镇把法庭视其为下属机构，司法机关的一切必须绝对服从当地统一指挥、安排。同时对地方领导定调子、打招呼、批条子的案件要经常请示、汇报，一举一动都受地方牵制，稍有疏忽，党委不提名，代表不举手，政府不拨款，院长日子难过，司法难以运作，法院要独立行使审判权，严格依法办案，确实难上加难。
其次，司法机关的人事归当地方党委管理，法官、检察官的职级待遇、职务升迁、政治命脉都掌握在地方，故在审判、执行中不得不看地方领导的态度行事。另外，在进人、用人上，也是党委说了算，尽管年龄偏大、文化不高、业务不懂，也要无条件接受或提拔任用，严重影响司法队伍素质。这种情形，虽在2002年3月举行首次国家司法人员三合一考试之后会有所改善，但是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仍不乏其人，助长了枉法裁判、司法不公，甚至司法腐败。
再次，司法机关的财力依赖于当地政府，这就必然要维护当地利益，因为经费是司法机关的命脉，法院吃的是地方的饭，用的是地方的钱，政府财政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法院工作能否正常运转。法院与当地政府是利益共同体，同进同退，加上财政吃紧，法院要自找办案经费，故在审判、执行中不能吃里扒外、胳膊往外拐，法院乃成为地方利益的“保护伞”、地方保护主义的积极实施者，司法独立缺乏有力保障，很难实现司法公正。
综上所言，司法机关现行管理体制，条块分割，特别是人、财、物受制于当地，必然导致司法权力地方化、从属化，成为名副其实“地方的法院”，助长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严重影响独立审判、司法公正，所以改革法院管理体制，不但是排除非法干扰，确保司法公正的根本出路，而且显已迫在眉睫；在此方面，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司法改革的经验，诸如司法预算独立、法官审判独立制度等，足可提供我们借鉴、参考。
四、克服司法权地方化的对策
加入世贸组织，为我国深化经济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空间，也为推动司法机关改革、实现体制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长期以来，我国的常常受到司法权地方化的伤害，不仅影响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国内外当事人的信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WTO规则的全面接受将使我们下决心采取措施解决上述问题。具体说来，入世后对人民法院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1、对程序公正的要求将更高。2、需要强化审判独立。3、司法体制深层次的改革问题已无法回避。因此，大可利用我国加入WTO这一有利时机来治疗顽疾，以从根本上克服这种司法权地方化及地方保护主义等弊端。笔者认为，应将现有“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司法保障体制改革为垂直管理。其具体内容包括：最高司法机关党委成员由党中央选配和管理；省级司法机关党委成员由最高司法机关党委主管，地（市）级司法机关和基层司法机关党委成员由省级司法机关党委主管。在财、物等司法资源的供给上，则应将司法经费单列，列入国家预算，经全国人大批准后，国务院统一拨款，由最高司法机关统一支配和管理。自然，司法机关的垂直管理体制并非是在与海关、工商、、质量监督等部门的类比之后的简单效仿，而是司法的性质和特色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必要保证，也是理顺司法管理体制的前提和关键。首先，从法治的角度来分析，产生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皆可归为司法权力地方化、附属化等制度性缺陷。因为制度是法治社会基础，任何一种社会公害滋生的原因都可从制度欠缺、紊乱方面获得最终解释，反过来说，任何一种社会公害的根治也都可以通过制度的创新、完善得到最终解决。其

次，司法机关不仅缺乏与地方其它团体、组织相抗衡的力量，而且处处受制于地方，现行的司法制度实质上是使“司法”这个瘦弱的肩膀扛着“公正”这副沉重的大担。因而首要的问题是通过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司法制度。第三、改革现行司法体制，不能简单理解为司法体制改革与审判方式的改革，要以司法体制独立制、司法财政单立制为原则，从机构设置、职权划分、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等方面进行力度较大的创新和完善，从制度上确定司法机关的客观、中立地位，保证法院依法独立、中立、公正地行使职权，使其在体制上脱离地方的控制，不被迫也不主动成为“保护”地方利益的工具。第四、通过改革司法的设置，使司法权获得自身的独立、中立、公正，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院长所讲的：如果说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法官便是这道防线的守门人。所以，随之而来是改革现行的法官制度，建立法官考试制、法官不可更换制、法官专职制、法官高薪制、法官异地任职制、法官终身制及法官惩戒制等制度。
不得不提的是，实现司法机关的垂直管理首先还在于应扭转思想认识，要勇于打破过去那种一说到垂直管理就认为这是在党内闹独立，是脱离党对司法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应当看到，分级管理和垂直管理都是党的领导，只是实现的方式不同，都是一级服从上一级，最后统一服从于中央。这不仅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还是在体现司法管理规律的同时切实加强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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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油案件的成因及对策演讲范文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涉油民事案件数量明显增多，特别是涉油侵权纠纷，如油田单位在生产过程中因征地、石油污染、生产噪声影响、工程建设带来的民事纠纷案件数量所占比重较大。为进一步做好涉油案件的审判工作，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位于胜利油田主产区的垦利县法院对近2年来涉油侵权案件情况进行了分析总结。
一、涉油侵权案件的基本情况
垦利县法院2002年共受理涉油案件18件，其中涉油侵权案件10件，占当年涉油案件总数的55.5%。2003年受理16件，其中涉油侵权案件6件，占当年涉油案件总数的37.5%。在2002年审理的涉油侵权案件中，油田单位全部是原告，被告全是地方农民个人。2003年的涉油侵权案件中，油田单位作为的原告4件，占案件的66.6%，被告是地方农民的2件，占案件的33.4%。涉油侵权案件普遍表现出集群性、突发性的特点。参与纠纷的人数多，所有16件涉油侵权案件中有14件是共同诉讼案件，占总数的87.5%；当事人往往采取扣押车辆、阻拦施工等方式，且持续时间长，处置难度大，造成的损失大。如胜坨镇海西村村民非法阻拦油田施工致使油田20多辆车被堵7天；胜坨镇王营村王某扣押油田车辆达60多天；胜坨镇坨南村张某阻拦油田生产搬迁达8天。涉油侵权案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涉油侵权案件的成因分析
一是油田在征用土地补偿、污染赔偿方式方面的问题。长期以来，油田在征用土地补偿、污染赔偿等方面，由油田工农科与当地政府油区办协商处理。油田对所征土地的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等往往通过政府或村委会转手补偿给当事人。但是这种赔偿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为油田补偿损失是法律规定的民事行为，应由油田和被征用土地、污染的单位或个人协商，协商的内容包括赔偿的支付方式、支付途径、支付数额等。油田单方决定赔偿款，没有征求被赔偿人的意见，且没有直接支付给被赔偿人，这种赔偿方式容易引发矛盾。
二是村务不公开带来矛盾。油田赔偿款数额较大，群众相当关注。但是个别村庄村务不公开，群众即使拿到赔偿款也认为赔偿的数额少或者分配不公平。这种问题成为群众阻拦油田生产的借口，有的借此与油田单位发生纠纷，阻碍油田生产。
三是新油区群众不知如何处理油田赔偿引发的矛盾较为突出。随着油田生产开发范围的拓展，形成了一些新的油区村庄。这些新油区的群众对处理征地、污染赔偿款方面的方法、途径、赔偿计算方法、数额等不了解，容易造成矛盾。有的当事人“漫天要价”，有的村庄男女老幼都参与到纠纷中。如胜坨海西村以油田施工影响其庄稼排水淹灌了庄稼为由强行阻拦油田生产，有几百人参与了纠纷。
四是油田污染引发了新型的排污纠纷。如环境噪声影响纠纷案件。有的群众提出油田生产噪声影响了其养殖的家禽、牲畜的生长，而油田单位不接受该类型的索赔。群众往往采取阻拦油田生产、扣押车辆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使小纠纷引发成矛盾，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今年，垦利县法院受理了2件此类案件。
五是个别村委领导班子软弱涣散导致矛盾纠纷迟迟不能解决。涉油纠纷发生时，有的油区村庄村委不出面，任凭事态发展。参与纠纷的群众更没有统一、明确的处理意见，导致无法协商解决纠纷。
六是法律宣传针对性不强，群众法律意识淡薄。面向油区群众的普法宣传重点不突出，对涉油纠纷的处理途径、国家对征用土地、排污赔偿等方面的具体规定宣传力度不够。
三、解决涉油纠纷案件对策
三、解决涉油纠纷案件对策
油地纠纷的解决，必须本着“防重于治”的原则解决，否则经济损失大，矛盾加深，诉讼成本也相应增加，应重点从以下方面抓起：
（一）理顺油区综合治理关系，成立专门处理机构。东营区政法委成立了专门处理油地问题的“油区治理指挥中心”，一切“涉油”问题均由其处理。可以借鉴东营区的做法，成立专门的机构，充分发挥统一的组织和协调功能，健全规章制度，逐步建立起处理“涉油”问题的长效机制。
（二）依法建立、健全、强化村领导班子。油地纠纷能不能顺利解决，有一个代表民意的坚强的村领导班子很关键，因此，应进一步加强群众民主政治建设，把那些有威望、有知识、有文化，识大体，顾大局的成员选进领导班子，并由有关部门进行指导，有助于涉油纠纷解决。
（三）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建立、健全人民调解组织，由司法机关帮助培训、指导人民调解员，提高人民调解员依法调解的能力和水平，发挥他们在调解涉油案件纠纷中的作用。对发生的涉油纠纷，有关司法行政机关应主动及时地帮助指导，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的作用，防止事态扩大。
（四）建立油地经济纠纷的新协商机制。改革传统的赔偿方式，在涉油经济纠纷经常发生的村庄，尽力促成群众选出代表，或有村委代表群众出面，建立一个油田和地方的对话协商机制，把纠纷摆在当面，说在明处，使双方在互谅互让中解决。
（五）继续深化村务公开制度。对群众关注的油污赔偿问题，由村委采取多种形式使村务公开、公正、透明。油地赔偿的协商，要有受赔偿人参加，村委成员可以提供协助。
（六）抓好宣传教育，重点抓好对新油区群众法制宣传工作。
油地双方可以对赔偿标准、赔偿范围、赔偿程序等问题，共同进行分析研究，制定统一的规范性文件，使各项问题规范化，有明确的依据，对征地、排污赔偿方面的知识重点宣传。在油田搞好开发建设前，必要的油污赔偿宣传工作更要走在前头。把法庭工作职责、工作制度打印成宣传材料，在农村集市上设立咨询台，分发宣传材料。组织干警深入到油田企业以讲法制课的形式进行普法宣传，使他们初步掌握一些基础性的法律知识。
（七）对以身试法者从严惩处。在涉油纠纷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对妄图索取巨额赔偿，甚至借机闹事的，对触犯法律但没有构成犯罪的，可由公安部门给予行政处罚，对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锐意创新，大胆进取，建章立制促稳定。从以往油区中涉油案件发生纠纷的情况看，涉油案件往往是因污染、侵权、征用土地等而产生的纠纷，争议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复杂，难以协调，有的纠纷甚至“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不好，会严重影响油区秩序的稳定。因此，法庭为适应油区案件的特点，采取以下工作方法：一、巡回法庭审理油区案件中，除特殊情况外，一律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审理周期要求简易案件一月内审结；复杂案件三月内审结；二是油区巡回法庭在工作中本着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解决纠纷，情况比较紧急的采取诉（庭）前处理的办法；三是从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角度出发进行诉前调解，四是关于无理妨碍油田施工的纠纷，可以按照“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诉讼请求予以提起民事诉讼。并可以申请先予执行；五是在施工准备阶段，经做工作当事人无理阻碍油田企业正常施工，可以按照“排除妨碍”的诉讼请求提起民事诉讼，并可以申请先予执行。通过采取以上方法，旨在更好的发挥巡回法庭的审判、服务职能作用，充分维护油田企业的合法权益。油区巡回法庭在成立后，针对涉油案件多次召开专场分析会，了解涉油案件的事件起因、特点、矛盾焦点，为顺利审理案件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涉油案件往往具有牵扯人数多，争议数额大，利益关系复杂、难以处理等特点，对涉油案件重点调度，明确干警职责，以稳定油区工作大局，促进油区经济发展为工作的重点，初步制定出“调解为主，判决为辅，主动处理，化解纠纷”的工作目标，审判员多年来在油区腹地从事审判工作，积累了处理油地纠纷案件的丰富经验，为充分发挥法庭职能打下基础。2003年，我庭严格按照我院制订的油区巡回法庭工作方针，认真审理涉油案件，慎处油地纠纷，力求既要保证油田的正常生产，又要不使矛盾激化。
油地经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是几十年来双方形成的良好的传统，必须正确对待新的经济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油地经济密切结合，共同发展的关系只能加强，不能破坏，否则对双方都产生不利的影响。作为法院，更要全面分析涉油案件的新特点新情况，积极总结审判经验，以良好的审判促使经济的良性发展。

（作者单位：山东省垦利县人民法院）
联系电话0546--2525279
涉油案件的成因及对策

证人拒证权的成因及对策研究演讲范文

内容摘要：为建立我国科学的证据体系和证据制度，本文对证据法前沿有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即证人拒证不出庭问题分析了原因和表现情形；并对证人拒证应采取怎样的对策以及在法定情况下证人享有拒证权的适用作了分析研究。

关键词：拒证权 证据体系 证人补偿

on the factors and measures of the declining rights of witness

abstract :to establish scientific proof system and proof institution in our country,the paper analyze the causes and condition of the witness who refuse to attend to the court ,which is one of the problems to be resolved in contemporary proof law and research into how to deal with the declining person and in what condition witness can decline to prove under the law.

key words: declining rights proof system witness compensation

证人拒证权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科学证据体系和制度，仍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目前，在我国证据体制方面存在八个前沿性问题有待研究解决：一是关于证据真实性的客观保障问题；二是律师的举证和收集证据的认可问题；三是证据制度的命名问题；四是证据确实充分性如何认定，证据足与不足在实践中的标准很难掌握的问题；五是证人出庭作证问题；六是审判前的证据展示问题；七是如何吸收沉默权的合理内容问题；八是无罪推定的进一步落实问题。本文就其中问题之一，即证人拒证出庭作证产生的原因及对策加以研究。

一、证人拒证权的成因

证人作证对诉讼具有重要的价值，无论是为实现实体公正还是为实现程序公正，证人出庭作证都是现代诉讼的必然要求。如果一切案件的证人都能出庭作证，那是司法的最理想状态。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已经成为诉讼过程中的一大难题。虽然我国三大诉讼法将证人界定为诉讼参与人，在法庭上享有一定的诉讼权利并承担一定的诉讼义务。但是由于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不完善，引发了实践中的众多问题和矛盾，在这些问题中最突出的是证人出庭作证得不到切实履行和保障的问题。证人出庭作证是证人主要的作证义务之一，但在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极低，以刑事案件为例，平均为5%。这种现象给我国诉讼法的贯彻和诉讼机制的运行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使得明文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法律流于形式，导致有法不依的恶果；另一方面，破坏了诉讼的直接言词原则，证人不出庭导致证人在审前所作的陈述在法庭上被大量使用。控辩对抗的庭审无法落实，剥夺了双方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与证人对质的权利。此外，证人不出庭作证还不利于法官查明案情，法官也难以审查证据的真伪，法官只有依赖庭后阅卷和调查，从而使审判走过场，看形式，可能导致冤假错案。

产生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1）我国立法存在着矛盾，以刑事诉讼为例，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刑事诉讼法第157条又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进一步规定，“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可见，立法上一面规定了证人的出庭义务，另一方面又规定证人不出庭的证言经查证属实可以采纳，这种矛盾的立法是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立法根源，为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作证制造了借口。（2）儒家“和为贵”，“以无诉为德行，以涉诉为耻辱”的观念根深蒂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尊崇的是“和为贵”的儒家思想，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人与人之间在感情和心理上有极强的相互依赖性，具有凝重的群体意识和浓厚的人情观念。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中，公民个人都遵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处世哲学，导致公民不愿涉讼出庭作证，尤其是不愿出庭直接面对当事人双方而提供一方当事人不利的证言。实践中，证人受和讼心理影响而拒绝出庭作证的现象颇多，如：证人与被证关系人有亲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耽心出庭作证会损害双方友好交往或影响自身特殊利益等。（3）立法上未能明确证人作证的范围，尤其是不作证的范围。在西方国家，法律都明文规定警察应当出庭作证，我国却没有涉及。对此，我们认为应当完善。（4）立法和实践中对证人保护不足。现行立法只侧重于对证人的事后保护。即证人作证受威胁、侮辱、殴打或打击报复后，方由司法机关对实施者给予处罚。立法未规定严格的事前预防性及保护措施，是证人作证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而在证人保护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多设立有完善的事前保护措施。另外，而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发生证人因作证而其家庭财产被毁、庄稼被损等现象，证人作证面临的财产风险特别是虽然法律规定证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法律保护，但没有规定相应的具体保护制度和措施，因此证人怕遭受打击报复，不敢出庭作证，充其量只愿提供书面证言并附加保密条件，从而使证人证言失去可质性而难以成为定案根据。（5）在刑事诉讼法中，未能明确规定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以及作证费用的负担。（6）证人出庭作证未能与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责任、诉讼后果有效地联系。未能规定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的排除性效力。

二、对证人拒证不出庭的对策

针对上述情况的分析，为完善证人作证制度可以采取相应的对策，从而保障证人出庭作证：

（一）.重申出庭作证是证人应尽的法律义务。

证人出庭作证是证人应当履行的一个义务，目前法律只对此进行原则性的规定是不全面的。法律还应当规定违反义务性规范的后果，以促使证人积极履行其义务。因为，证人出庭如实提供证言，是刑事案件得以公正审理，被告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的重要保障，也是程序法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否则，程序公正的丧失，将可能危及实体处理的公正。

（二）.立法上应该明确规定证人享有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

根据我国诉讼法律制度的特点和立法精神，为消除证人权利、义务失衡现象，要依法保护证人出庭时应当享有的下列权利：（1）人身和名誉不受侵犯权；（2）合法财产不受侵害权；（3）出庭费用补偿权；（4）依法不出庭申请权（5）拒绝回答无关询问权；（6）对证言阅读、补正权；（7）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提供证言权。

（三）.建立证人保护制度，对证人的人身、名誉及财产权进行切实的保障。在刑事诉讼中，证人对被告人所为之犯罪事实加以指证，有可能会使自己或亲属的生命、身体、财产陷于危险之中，因此国家对证人及其他因其作证行为而面临危险的人负有保护责任。证人保护一方面在于维系证人作证制度，因为保护措施的缺乏会导致证人对作证产生畏惧心理，以至拒绝提供证词或者提供虚假证词；另一方面则在于证人的义务与权利之间达到一种合理的平衡，一个国家没有理由要求其公民放弃自己的财产、健康乃至生命而去履行其作证义务。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的证人保护制度极其不完善。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亲属的安全。”但由于缺乏具体而规范的保护措施，实践中，证人因惧怕报复而不愿、不敢作证的情况比比皆是，这是造成我国证人出庭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应当尽快制订一部证人保护法从内容上来说应明确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确定关于负责保护证人的机关。人民检察院在我国司法体制中处于法律监督者地位，我们认为这一职责应有人民检察院来承担。二是确定证人保护的具体措施，其中应当包括事前保护与事后保护两种。事前保护是防止证人在作证期间受到威胁和伤害所采取的保护措施，如贴身保护、为证人提供安全、隐蔽地点、特别监护、住所迁移、在法庭上改变证人的声音、隐蔽证人容貌、更改姓名等等。事后保护则指作证后对证人所应采取的保护措施，如改变证人的身份、住址、仪容等等。在对证人及其亲属的人身和名誉给予特别保护的同时，也应重视对证人财产权的保护。所以，在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证人的合法财产权利不因证人作证而受非法侵犯和对侵犯者的严厉制裁措施。但是要落实到位就必须增加司法投入，加大打击力度。落实事后保护措施，并且明确规定，对直接或变相打击报复出庭证人的行为人，均应当给予经济上、行政上或者刑事上的严厉制裁。三是值得提出的，我国的证人保护还应包括保护证人免受执法人员的威胁和压力。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执法人员对证人经常采用刑讯、威胁、拘禁等非法手段获得证人的证言，这对证人不敢作证、不愿作证的心理形成起很大的影响作用。因此，我国在制定证人保护法时，不应忽略这方面的问题。要必须建立证人申诉机制，赋予证人在受到执法人员侵害后的有效救济渠道，规定证人及其家属有权对执法人员的非法行为向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提出控诉的权利。

（四）.明确对证人的经济补偿

基于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原则，在诉讼中，证人有针对因作证而受到的经济损失获得补偿并得到报酬的权利。对证人的经济补偿需要明确（1）证人的补偿费用应当有谁来支付，是国家还是控辩双方当事人，从理论上来说，证人是其对国家履行的一项义务，因此证人因作证而受到的损失应当由国家来补偿。在多数国家和地区是得到认可的。（2）证人的费用补偿范围应如何界定，即国家应对证人支付哪些费用。应支付给证人费用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补偿性的费用，如证人因作证支付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等；另一部分则是因证人的作证行为而支付给他的报酬。这是证人付出了劳动，理应得到回报；同时可看作是国家对证人出庭作证的一种鼓励和奖励，有利于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我国的证人作证补偿制度极其不完善，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如果作为证人只能以自己造成经济损失而不能得到任何补偿和收益，绝大多数人都会怠于履行这一义务。针对这一现实，应当建立和完善证人补偿制度，以平衡证人的心理，使证人自觉履行出庭作证义务。（3）目前在我国建立证人补偿制度需要解决的就是支付主体的问题。法学者认为：“证人出庭作证是法律义务。证人只与法院形成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与当事人之间不产生任何诉讼法律关系。因此，证人出庭的补偿费用应由法院向证人支付，而不应由当事人直接向证人支付，如果当事人直接向证人支付出庭补偿费用，则有买通证人之嫌。事实上也确有可能导致当事人花大钱买通证人，使证人作不实之证言。当然，证人出庭作证的最终目的是使法院查清案件事实，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因此，法院向证人支付补偿费用时，法院应从当事人所交的诉讼费用中的‘其他诉讼费用’中支出”。对于刑事诉讼中的证人费用补偿应由各级财政部门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五）确立证人不出庭作证的例外规定。法定情形主要指：①证人为未成年人；②证人在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③证人住所及工作场所均远离开庭地点，交通极为不便，且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④经合议庭认可的其他原因。

（六）加强对证人出庭作证的强制措施，以立法明确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的法律责任。我国目前证人出庭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强制证人出庭措施。虽然法律要求证人出庭作证，但对于拒不出庭的证人却缺乏相应的承担法律后果的规定。实践中，对不出庭的证人，执法人员或者无计可施，或者采取不合法的措施，如羁押等，证人无正当理由而拒绝出庭作证，实质上是妨害刑事诉讼的行为。因此，应在法律上文明规定证人违反出庭义务的法律制裁措施，明确证人拒证的法律责任。明确对证人适用的强制或处罚措施，做到对证人的强制或处罚法律化、规范化，同时也要为受到强制的证人提供相应的法律救济渠道。（1）对于拒绝出庭的证人，可以要求其说明不出庭的理由，如果证人不能出具正当理由，法院可以对其适用传唤、拘传措施，强制其到庭作证。（2）因证人拒绝出庭作证而导致庭审不能正常进行的，法庭可以裁决证人一定数额的罚款或者15日以下的拘留。（3）对于拒绝出庭作证情节严重的证人，法院可以判处其扰乱法庭秩序罪，也可单独规定“拒证罪”罪名。依照刑法规定对其判处罚金、管制、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4）对证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应给予其说明理由的机会；证人对于法院做出的适用强制措施、罚款或者拘留的司法裁决以及刑事处罚的判决有权提出上诉。

（七）建立和完善配套机制。（1）根据需要可设立审前证据展示程序；其意义在于确定出庭证人名单，由于证人出庭作证存在着许多例外情况，为保证审判的顺利进行，有关究竟哪些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哪些证人可以不出庭的问题应当尽可能在审前加以解决。通过审前证据展示程序，控辩双方尤其是控方将自己掌握的证据材料向辩护方展示，一方面可以保证被告人的辩护权，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审判突袭，提高审判效率。因此，建立审前的证据展示程序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一个环节。（2）完善庭外取证，远程作证的适用；（3）建立心理咨询制度，法官要对证人作心理咨询工作。化解证人“惧讼”、“和讼、”、“仇讼”的心理障碍。

（八）规定警察出庭作证的义务，要求警察就执行工作中所了解掌握的案情出庭作证。

（九）、发挥律师的特殊作用，为证人提供法律援助

辩护律师的身份和职责使其在办案过程中得以了解案情的全貌及各利害关系人，以其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使其在克服证人出庭作证障碍上可发挥特殊的作用。首先律师何时、何地、如何会见证人要因人因案因时而异采证策略。并对证人情况做好阶段性的保密工作，以防证人遭受不测。其次，律师能对证人进行法制宣传和法律咨询，使证人产生正义感，懂得自己的作证义务和法律要求，同时让证人明白自己还有出庭作证的补偿、申请司法保护等权利，以打消证人事不关已、畏惧作证以及误认为作证会蒙受损害等等顾虑。最后，应为证人提供法律援助。制定证人保护法应加进这一条。律师因较深入地介入刑事诉讼，能了解或预测到证人面临的困境或危险，因此，律师应及时地给证人以帮助、提出建议或代为申请司法保护，以强化证人的社会正义感和安全可靠感，坚定其出庭作证的信心。

（十）强化双方的举证责任，促使当事人双方协助保证证人出庭作证。总而言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是审判方式改革的核心与关键，因此，应当切实保证证人出庭作证，避免使庭审改革流于形式。

三、证人享有法定情况下的拒绝作证的特权

与证人出庭作证义务相对应的，是证人应当享有法定情况下的拒绝作证的特权。拒绝作证特权不同于无正当理由故意不作证的情况，其主要差别在于证人的主观方面是否恶意违反法定的作证义务。我们主张不论是从诉讼的公正性诉讼理论的完整性出发，还是从实践情况出发都应当允许特定情况下证人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不能依照“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的规定，机械地要求所有的知情人出庭作证，但凡是有正当理由的证人可以拒绝作证。我国现代诉讼法对证人拒绝作证的特权没有直接规定，只是在律师法中规定：“律师应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这主要是出于律师职业的特殊性而作的考虑，对于证人拒证的特权在国外是有规定的，他们称之为“证言特免权”或“拒作证权”。综合各国的立法和实践，证人拒证权主要适用于：1、因亲情血缘关系而产生的拒证权；2、因特定职业而产生的拒证权；3、因个人原因而产生的拒证权。

事实上，我国古代就有人拒证特权的规定，儒家奉行，“亲亲相为隐”、“亲亲得相首匿”就要求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大逆外，均可互相隐匿犯罪行为，而且减免刑罚。自汉以降，孔子所主张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立法原则之一，充分体现了儒家伦理道德的重视。我们认为，在现代法治社会，出于社会公德和民族的传统伦理，应当在诉讼法中规定特殊情况下，证人享有拒绝作证的特权。这些特殊情况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配偶和近亲属之间有权拒绝作证。即夫妻、父子、祖孙、兄弟姐妹之间免除相互作证的义务，这主要是考虑到亲属的稳定、家庭的和睦和传统的伦理道德。

2、基于特殊职业而获取的秘密的拒证权。这主要包括：（1）律师与当事人之间；（2）医生与病人之间；（3）神父与忏悔者之间。这些是出于保守职业秘密而需要的拒证权。

3、事关公务秘密的拒证权。这是指证人有权基于保守有关公务秘密不泄露而拒绝作证的权利。这类人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的公务员、党组织、政协、工会、妇联和有关社会团体等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军队、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院、法院等从事公务的人员，这些人需经其主管机关领导批准，才能享有拒绝作证权。证人主张拒绝作证特权需经过法官的审查和批准，被允许特权的证人免除其作证义务，因此当然免除其出庭作证的义务。

（四）证人不能出庭作证。被要求出庭作证的证人可能由于客观原因不能出庭作证，对此法律应当有一定的预见性予以明确规定：

1、由于证人的身体健康情况不能出庭作证。基本上存在以下几种情况：（1）证人在庭审期间死亡的；（2）证人患精神病且在短期内无法恢复的；（3）证人患严重疾病短期无法治愈且无法出庭作证的。在上述情况下，法庭可以采用书面的证人证言或询问笔录。2、由于其它原因证人不能出庭作证。“由于其它原因”导致证人不能出庭作证的情况包括证人居所不明或下落不明、证人在国外且在短期内无法回国等等。

（五）证人不必出庭作证

证人出庭作证是实现诉讼公证的基本保证，但在这一问题上，也应当适当地考虑诉讼效率问题。即并非所有的证人都必须出庭作证，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可以允许证人不出庭。这些情况既包括程序方面也包括实体方面。

1、基于控辩双方同意，证人不必出庭作证。如果控辩双方对某一证人的书面证言意见一致，均同意该证人不出庭，在这种情况下，此证人就没有必要出庭，法官可以直接采纳其书面证言。这一例外是建立控辩双方有权处分其程序权利的基础上。2、由于案件的实体情况及证言的实际作用，证人不必出庭作证。如果案件情节简单、事实清楚，即便没有某一证人的证言，陪审团或法官也能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该证人也没有出庭的必要。这一例外涉及到案件实体问题以及证据证明力的判断。

（六）为保护证人的需要允许证人不出庭作证

这一例外是随着证人保护措施的完善而建立起来。刑事诉讼中的证人，特别是一些有组织犯罪的证人的人身安全经常遭受来自犯罪组织方面的威胁，为保护这部门证人的人身安全，现在世界上已经出现利用电视录像和多媒体技术在庭审中实行录像询问，即对需要特别保护的证人，就在其住所地或专门的询问室进行即时的录像询问，而免除他们出席法庭的担忧。这只对证人作证的补救。当然也可应用于性侵犯中的受害人。其好处在于（1）减少证人出庭作证的心理障碍。（2）使质证得以进行。（3）更少受到职业询问者询问技巧的影响。（4）更有利于保护证人的合法权益。在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证人即使不出庭，但录像询问技术确保了其证言同样发挥作用，这是刑事诉讼走向现代、科学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七）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41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附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一）未成年人；（二）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三）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四）有其他原因的”。上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刑事诉讼法的缺陷。但对于符合上述情况的证人证言应如何使用缺乏相应规定，尤其是“有其它原因的”规定过于笼统，为执法和守法留下了很大的空白，实践中可以任意出入，可能使“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规定流于形式。

（八）对以上各种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特殊情形，在列举的条款中：“有其他原因的”列为一条，对该条的例外，建议在立法时对某些情况能详细规定的，就应该作出详细规定。本文认为对于例外情形的应该完善以下几方面：1、对于主张拒绝作证的证人免除其出庭作证义务；2、证人是未成年人的或者证人在庭审期间死亡、患精神病且在短期内无法恢复或者患有严重疾病短期无法治愈从而不能出庭作证的，允许提出证据在一方使用书面证言；3、证人下落不明或者在国外短期内无法回国的，允许提出证据的一方使用书面的证人证言；4、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无异义且同意证人不出庭的，法庭可以采纳该证人的书面证言；5、案情比较简单、事实清楚，且证人证言在其中不起主要证明作用的，法官在征求控辩双方意义的基础上裁定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所包含的内容丰富而具体，它涉及到社会各方面，完善证人作证制度，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环节，它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因此，我国在建立自己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时，必须要与三大诉讼法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相协调才行。

参考文献：

[1]黄京平等三人：我国刑事证据展示的模式选择与制度建构。人民检察（京）XX.7.31

成良文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 法学杂志（京）XX.4，p76

法律释义全书，张春生等主编，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北京，p399

王进昆 刑事证人证言论[d]中国政法大学，50

刘敏，论强制证人出庭作证[j]，法法，XX.7

证据学，樊崇义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XX，p42

证人拒证权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浅谈优化投资和发展环境与行政许可法之间存在的问题及防治对策演讲范文

关键词：

投资和发展环境 行政许可法

利润最大化 优惠政策

市场经济

摘要：招商引资已经成为各地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之一，优化投资和发展环境自然成为政府工作中的重要方面。在市场经济日趋完善的今天，投资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如何处理好招商引资与行政许可法之间的关系是政府面临的重要市场考验。本文就优化投资和发展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防治措施。

政府招商引资中采取的方式方法大多是政策上的优惠，其中包括在土地使用、税收、环境、安全等方面。在投资先期做的工作多，承诺的好；企业落户后发展中关心不够；政府各相关部门不协调不统一，服务不到位轻许可重管理等,于与优化投资和发展环境不协调的现象影响了招商工作的深入开展，本位主义、部门利益思想等与行政许可法不相符合的现象严重影响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一、政府与投资

各地政府与当地的经济具有较强的对称性，而这种对称性构成了超稳定的系统和机制惯性，就系统机制来看，一方面政府体制是建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基础上的，政府的职能及其运行方式具有较强的指令性特征，行政干预、政府补贴、政策保护是政府行为的主要体现；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仍是政府主导性经济，政府直接介入经济运行，政企不分，职能交叉与市场有明显的不适应性。而投资是一种企业行为，从本质上说是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企业选择投资地点的出发点就是企业的利益。在当今各地竟相加大招商力度，优化投资与发展环境的热潮中，政府面对市场的竞争确有不适应性。由此，在优化投资和发展环境与行政许可法之间存在一些问题，有其客观性。

二、优化投资行政许可之间存在的问题分析。

在各地优化投资和发展环境与行政许可之间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地方政策盛行

在优化投资和发展环境工作中，几乎千篇一律的都有优惠的地方政策，内容涵盖了土地使用、项目审批、税收减免、环境、安全等方面，只要投资商要求的政府就加以满足，至于是否符合国家政策、国家法律等都视而不管特别是与行政许可法相抵触，并庄重承诺，举办庄重的签约仪式，下红头文件，开联席会议等等如此。确实让投资者感动不已，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是在行政许可法面前，地方政策的改变，不仅不能使投资商获得想象的经济效益，甚至于连投资也是难以收回。

（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为了保证地方经济的发展，在优化投资和发展环境工作中，一些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政府个别部门对招商来的企业不能作到一视同仁，对行政许可法视而不见，一谈管理就收费甚至巧立名目乱收费，错误的认为，外来的企业有钱、外来的企业影响了当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存在吃、拿、卡、要等现象，严重违反了行政许可法。

（三）、政府职能反映不灵活

优化投资和发展环境工作中，政府职能反映不灵活是行政许可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影响招商引资工作的主要问题，政府部门不能适应市场运行机制要求，存在政府服务意识差，办事拖拉，办事程序复杂繁琐等问题，违反了行政许可的规定，耽搁了投资商的时间，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伤害了投资商的感情。

三、所采取的对策。

在优化投资和发展环境中，政府职能的转变、观念的更新、服务思想的改变，说到底就是要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办事是关键，针对不同的企业制订有针对性的政策，才能招上来、留的住、能发展。

（一）、针对不同需求的投资需求，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

千篇一律的优惠土政策，只会使投资商感到空洞、浮躁，没有真实感和操作性，对于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需求、不同规模的投资企业都使用，又都没有可操作性，不符合行政许可的规定，实际操作起来却不知如何入手。不同的投资者有不同的资金、技术、设备等方面的优势，作为一种投资他们追求的共同目标都是利润的最大化，对于其他的因素，企业是不会太关注的。针对不同的企业制定适合企业实际发展情况的优惠政策，尤其是在行政许可方面的规范，其本身对企业来说就是不小的一笔利润。投资者又何乐而不为呢？

（二）、为投资者做好服务、让企业在市场中公平竞争

政府部门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最重要的职能转变就是服务职能的转变。不但要管理更要服务，尤其要在思想上作到公平、公正、公开，作到一视同仁，积极为投资者服务,为外来投资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机制，让企业在市场面前公平竞争。使企业一开始就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三）、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办事效率

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转变政府办事效率低下的工作作风，就是要严格按照行政许可的规定办事，在办理投资审批等工作中要为企业着想，尽量简化审批手续，使投资项目能尽快的开工建设。在接待投资商办事中要以礼相待，让他们感受到关心、关怀和重视，在感情上感动人。在市场经济中讲究的是效率、讲究是效益，时间决定着这些，让投资者从漫长的等待办理诸多的手续中解脱出来，对投资者来讲本身就是一种效益。

四、正确的认识“优化”

优化投资和发展环境，不是所谓的资源、区位优势等的“忘婆卖瓜”似的自夸与“做秀”。试想一个投资数十万、百万、千万的项目，是不会因为“做秀”、和几句自夸，就能达成投资协议的。投资者最关心的是投资所带来的利润。“优化”不仅是优惠政策、更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市场。在招商引资工作中要针对不同的投资特点、产业布局、生产规模等方面，在给予优惠政策的同时，更要注重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做好服务，为企业的市场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有了市场才能使得产品流通，使企业不断的获得利润，不断的发展。

五、市场经济下的政府管理作用。

在市场经济还不很完善的今天，政府的管理作用就越显得尤为重要。行政许可法中规定管理和服务是相辅相成的，优化投资和发展环境需要政府的这种管理作用。这是因为：第一，市场本身是存在缺陷的，市场的调节往往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随着市场的扩大，其缺陷也会进一步放大。如果不能及时有效的进行管理，就会导致经济的恶性发展，对投资商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第二，市场的发展存在一个市场秩序的问题，在一些特定阶段往往会出现市场失序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以强有力的干预，以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保证投资商在有序的市场中竞争、发展。第三，宏观经济运行还存在多方面的问题，如何通过政府有效的管理，对于在市场竞争中保持投资商的主动是十分重要的，也是投资商最为关注的问题，优化投资与发展环境不仅只是政策上的优惠，同时也需要政府的有效管理作用。

优化投资和发展环境是一个全面的、全方位的为投资企业发展服务的过程，更是一个全面实施行政许可法的过程，它贯穿于企业发展的全部，也只有全面的、全过程的服务才能保证企业不断发展，才能保证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实现企业利润的增长，实现当地经济的繁荣，使企业和政府实现“双赢”，真正实现招商引资的目的，为加快当地经济的发展切实起到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忠明 《中国加入wto干部培训读本》 ****中央党校出版社 XX

2、张福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讲话》 法律出版社 XX

3、中国招商网相关材料。

作者单位：新疆吉木萨尔县委党校

作者姓名：李文宏

邮政编码：83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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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优化投资和发展环境与行政许可法之间存在的问题及防治对策

我国行政程序法治的现状及对策分析演讲范文

内容提要 行政程序法治是依法行政的基础和重要内容。我国行政程序法治中存在着：顽固的传统观念严重影响、制约着我国行政程序法治的健康发展；行政程序立法问题颇多，至今尚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司法审查范围过窄，不能对行政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司法不独立及司法腐败；行政执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问题和不足。针对存在的问题，作者提出了诸如转变传统观念，深入司法改革、实现司法独立，进行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扩大司法审查范围和严肃行政执法等简要的对策分析。

关键词 行政程序法治 司法审查 行政执法 对策分析

一、行政程序法治的重要性及其简要回顾

追求程序正义，在我国日益引起法学家和立法机关的重视。行政程序作为规范行政权，体现法治形式合理性的行为过程，是实现行政法治的重要前提，而行政程序发达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行政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志。（1）

行政法治，又称依法行政（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parative law , (1974) ，scottish academic press , pp.27~30 . 转引自杨寅著：《中国行政程序法治化：法理学与法文化的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XX年版，第19页。

（13）杨寅著：《中国行政程序法治化：法理学与法文化的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XX年版，第19页。

（14）这“两个转变、两个提高”指的是：“实现由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向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的转变，全面提高全体公民特别是各级领导的法律素质；实现由注重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向依靠法律手段的转变，不断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岳宣义：《依法行政势在必行》，载于《正义网》。

（15）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国务院总理******日前在中南海会见省部级依法行政专题研究班学员时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行政，加强监督管理，不断提高服务水平。”载于XX年7月12日《人民法院报》。

（16）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6页。

（17）罗豪才：《现代行政法制的发展趋势》，于《中国法官》网；原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XX年第5期。

（18）章剑生：《认真对待行政程序法典化》，载《行政法漫步网》，原载XX年6月9日《法制日报》第三版。

（19）薛刚凌、吴雷：《wto与中国行政法研讨会综述》，载于《中国法学》XX年第3期，第183页。

（20）前引（18）章剑生文。

（21）前引（19）薛刚凌、吴雷文，第184页。

（22）比如，法国早在1822年就确立了行政法院不监督政治行为的原则；美国1946年的《行政程序法》也明文排除了对这种行为的司法复审。

（23）比如，XX年3月3日的《法制日报》以整版的篇幅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讨论修改行政诉讼法，其中一个重要的建议，就是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而这一问题也是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的一个重要建议。参见刘松山：《违法行政规范性文件之责任追究》，载于《法学研究》第24卷（XX年）第4期，第49页注[35]。

（24）前引（14）岳宣义文。

（25）前引（15）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文。

我国行政程序法治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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