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观念与中华法制演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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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侠观念是中国历存在的时间很长的一种现象，它的存在与法制有一种悖论，侠的出现与存在，是符合法制的内在要求的，并且侠的观念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法制的衰落的情况下，来自民间的对法秩序的呼唤，法制与侠义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侠的本质是信用和正义，法制的本质也是这种要求。同时侠和法制存在一定的冲突，法制的公平正义，与侠的情感因素产生了摩擦和碰撞，本文就这些内容展开讨论。

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战争纷纷的春秋战国到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的晚清，中华大地上都存在着一批慷慨悲歌之士。他们有绝伦的武艺，他们有信用和义气，他们舍己为人，他们救人于危难，这些人，就是侠。
侠，在中国每个朝代都存在，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表现的更明显。春秋战国的二百四五十年中，是天翻地覆的动乱年代，旧的社会制度在瓦解，新的社会制度在萌生，王室隆替，大国争霸，世族盛衰，战争频繁激烈，政局变化多端，民无依托。在这种动荡的大环境中，侠是大量涌现，其中有布衣之侠，有乡曲之侠，有闾巷之侠。在中国历至今流传的荆轲等四大刺客，就是这个年代的产物。经过秦的大一统和二世而亡，中国从比较安定的环境中进入了大动荡的时期，此刻农民战争风起云涌，揭竿而起，斩木为旗，在这样的动乱的年代，侠又大量的涌现，这种侠风一直持续到汉武帝时期。在史书中记载张良收买刺客刺杀秦始皇等一些事迹，还有如汉初的朱家，田仲，王公剧孟等人。汉武帝之前，游侠事迹见于史书，在《史记》中就有《游侠列传》。但是在汉武帝时期，封建正统思想的逐渐形成，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行，在政治上的推恩令的颁布，在逐渐缩小诸侯国的势力范围，在经济上采取了重视农业，恢复发展生产的政策，在对外上北击匈奴，大一统的格局逐渐形成了，在这种环境下，侠被逐渐镇压，禁止，很明显的是汉武帝诛杀了当时的大侠郭解。东汉以后，科举的实行，人们只知道功名，更耻于与侠为伍。在唐朝时期，国力强盛，思想上兼收并蓄，人们的思想开放，侠在这个朝代是多少有立足的，也是被李白等诗人在赞颂的。但是，无论如何，侠的行为有碍于统治，侠的事迹少见于官方史籍，很明显的在《汉书》中，班固就没有向司马迁那样提及侠的事迹。其实，在民间，侠是时候存在的，在汉代以后的朝代中，甚至在晚清，这种劫富济贫，救人危难的侠始终没有消灭，如清末的大刀王五，杜心武等。正是由于侠的长期存在，使侠义观念在中国产生并发展流传，影响着世人，在封建社会中的复仇的人，许多是侠所为。在近代，港台的武侠小说，也是这种传统思想在现代的反映，在的武侠小说的作者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很形象的写出了中国古代侠的风格和形象，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侠观念的核心，是正义和信用。当然这种正义是基于社会和当时的历史的条件限制下的，是侠士们根据自己的价值观进行断定的结果和认识。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写到：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心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这些话都很客观的评价了侠的为人和行为。
侠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在太平盛世，农民保持着再生产的能力，有着稳定的生产和居住地，统治者也对地方和中央的官僚有很强的控制力，游侠在这样的环境中是很少的，如贞观年间，康熙年间。即使在汉代的文景时期，侠虽然存在，但是受到很大的制约，并且有景帝诛侠的行为。而在朝纲紊乱，政治腐败，秩序无法控制的时候，侠便大量出现。因此，在以人治为传统的封建中国，社会法制状况与侠的状况密切相关。社会越黑暗，法制越不完善，有令不行，游侠就越多。归根到底，游侠的出现与发展，是与中国历代人治的消极作用的影响下，不重视发挥法制作用的结果。在一元集权的权力结构下，权力高于法律的统治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十分注重权术，权与法的这一矛盾很明显。权力的变数和超常增大，形成了权大于法的政治状态，权治而非法治，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别的产物，权治而非法治，必然造成重权轻法，轻法必然越轨。在统治者的越轨过程中，侵犯了人民和其他阶层的利益，必然遭到民间或者统治阶级内部的人的反对，侠就是这种人的代言人和代表。

更深一步讲，侠"之出现，是作为对于社会中普遍不公正的一种补偿和对抗物。在中国古代历，每当社会在财产上、政治上、法律上出现严重广泛的不公正，而且这种不公正，又不能以正常法律、伦理或其他制度化的方式得到调整和纠正时，人民就梦想于"侠"并且呼唤"侠"。的确，侠在维护社会公正的作用方面，影响是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正义的化身。在春秋战国时期，荆轲因为受到太子丹的知遇之恩，答应为了太子而刺杀秦王，即使是在知道明知把握不大的情况下，依然做出了这样的抉择，壮士一去不复返！同样的战国时期的侯赢，是为了报答魏国公子的恩义，在帮助其完成出谋划策的任务后，自刎身亡，这正是后来魏征在诗中所说的“侯赢重一言”。在《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重视义气的，言出必行，并且，这些所谓的草寇，是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正义，是为了救民于水火的。
侠被允许以触犯和蔑视时代法律政治的形式--实际往往是以私相报复、自了恩怨的方式，去平衡或重建建立在人类良知之上的社会公正。此即所谓"替天行道"。就这一意义上观之，一方面，固然"侠"的存在是社会的一种痼疾，因为他们是无视法律者。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否定之否定，是以毒攻毒者。在一个法制已紊乱，特别是当人民对贪赃枉法的整个官僚体系缺乏信任，同时又找不到更好的抗争手段时，侠，就成为他们所寄予希望的一种正义力量。所以侠的出现和横行，在中国历，往往是大规模人民反抗和起义的前声和预警信号。我们在中国历可以不止一次地看到这样一个三部曲，起初出现个别的反社会分子--侠，继之组成一个以侠为核心的秘密社会--会党，最终组织和发展为大规模的人民反抗运动，直到*一个皇朝。这是二个三段式：侠（个别）--会党（特殊）--起义（普遍）。因此，侠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是进步的，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因素。
人们呼唤信用，呼唤正义，侠在一定的程度上代表了正义，代表了信用。而这些，是否与法制，甚至与法有必然的关系呢？可以说，自国家产生以来，任何社会形态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和制度，有自己的法律传统和法律的思维模式，甚至是影响民众的法的理念。所说的法制，一般是指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自己的政权机关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它包括法的制定，执行，遵守。从阶级斗争的理论讲，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从社会的角度讲，法是维护社会公正的调节器。可以说，任何一个社会，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社会形态，法制在一定程度上都分配和维护社会认为是正确的价值的分派，并且提供解决争端的机制和场所，消除或者化解矛盾，而且还有社会控制的作用，实施正确的行为规则。正义，是法历来追求的目标，正义是法的必然原则，正义对于法的进化，法律地位的提高，内部结构的完善提高法的实效有重大的作用。因此，既然侠观念和正义有内在的一致性，那么侠观念和法在目的价值上应该存在一致性。中国古代的法律，很大程度上是礼法结合的，道德和法律是不分的。这种法的特殊性，使在西方的民事法律中的信用，在中国的儒家法律中渗透很深。在西方，普遍认为契约自由，信用是民事法律中的帝王条款原则，在中国，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须体现信用。信虽然是文化道德范畴，但是信却和法律不仅不排斥，而且是良法必须具备的要素。中国在汉代的时候，开始出现正统的封建思想，这种思想是以儒家学说为根据和内容的，而儒家的学说，无论是孔子时代的儒家，还是董仲舒时代的儒家，都是重视道德作用的，三纲五常是封建法制的核心和理论基础，而信是五常之一，信者，诚也，专不一移也。《荀子》中说：庆赏罚必以信，而商鞅将信列为与法和权并列的治国的三大法宝：“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所以，从应然的角度讲，法与侠义观念是有内在的一致性的，正是法的信用和正义与侠的正义和信用相暗合。从实然的角度讲，侠的正义和信用是在法的作用没有实施或者无法实施的情况下而起作用。

然而，正是因为事物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侠与法的关系也不例外。侠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的人治，一种人大于法的思想观念。所以，无论怎么样，侠在一定程度上是蔑视法，忽略法，破坏法。在法制比较清明时期，侠义的行为，可以说是没有合法性和程序性的。个人不通过法和一定的程序而代表社会行使对他人的生杀大权，这种思想是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的体现和翻版，这不是应该提倡的。侠作为人，是有感情因素的，所以就单个的侠来说，侠很容易作出义愤的举动，这种基于义愤，很容易破坏法，也就是很容易在为被害人复仇的同时，也会滥杀无辜，甚至是错杀。有古诗形容侠风是“杀人如麻”，也是有根据的。从侠的团体讲，侠的结合，很容易就形成了团体，绿林群莽。侠形成了反对社会的势力和团体力量，当其不恪守替天行道、济困扶危、行仁仗义的侠义价值原则一价值观时，他的成员实际就是武装的流氓甚至盗匪。侠与流氓、盗匪的相互转化，是汉以后中国历史中一个极为寻常而耐人寻味的社会现象。（实际上，近世江南"青红帮"的"闻人"，""黄金荣、杜月笙都曾经以"侠"自居和自命。）另一方面，一旦这个秘密社会归依于某种政治纲领的时候，它就可以转而成为一种有武装和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此即历的"会党"。而当这个以"侠"为成员的秘密社会归依于某种宗教教派的时候，它又可以演变成从"黄巾"、"五斗米道"到近世“天理教”、"太平天国"、"天地会"、"一贯道"的各种教门。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宗教政治力量。总之，侠的社会，乃是自秦汉以后一直隐藏在公开社会之下的一个有自己的语言、信仰、行为方式和价值准则的秘密社会；并且因此，而对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发生着深远的影响，其对社会的反作用，不可低估。这种超越社会评价标准的侠的行为，是对法甚至是对社会的蔑视和破坏。
总而言之，侠与法的关系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悖论，这种悖论就是：侠为了维护正义和信用，实际在破坏着信用和正义。这中悖论形成，有它自己深刻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根源。
中国自从春秋战国时期起，就逐步过度到封建社会，这种自己自足的社会，农民要求有自己的土地，并且要求有强大的中央政权的出现，以维护这种安宁的生活，保持这种有再生产能力的生活。下层的地主也是如此，而上层的大地主官僚也热衷于大一统，这是和中国儒家思想有关。而在中国古代，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在其存在初期和末期都能保证农民的自己自足和这种安定的生活。每个封建王朝的后期，都是土地兼并严重，流民大增。侠，正是是中国下层社会的产物，正是流民阶级的英雄。其基础是流民。流民问题，是中国历困扰了历代政府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周王朝、汉王朝、唐王朝、明王朝、清王朝的衰落、灭亡，都与这个问题的存在和发展有关。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中国缺乏资本及市场，这个流民阶层不能转入产业，形成新的生产力和社会生产方式。这也是中国古代历史在不断治乱循环中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因此这种流民的存在，就是使侠始终在中国大地存在。法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统一和安定，所以，流民的这种心理——不甘于没落和没有天理的生活，又安心于这种统一的安定的生活，就造成了自己反抗和招安的全行为过程。
从文化社会心理的角度分析，侠与法的悖论，映现了中国皇权专制政治下作为被奴役子民的双重心理：
　[1] 寻找反抗　[2] 充满恐惧。这种双重心理，又表现为希求好父亲--圣君，清官，和崇拜强有力的丈夫（即保护者）--侠的弱者文化心理。寻求反抗，要求侠的存在和发展，并且是对当时的失去秩序的法制的控诉和破坏，正是对弱者的正义和信用的基础；也是对正义的这种恐惧，又使自己没有办法摆脱这种历史的宿命——招安或者改朝换代。这种恐惧，使自己没有办法摆脱服从的心理。这种服从，使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自己的法制的不信任，在反抗的时候就几乎是全盘*，滥杀无辜。这也是中国千年来的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人格的扭曲和不健全，也是这个原因，是中国情法冲突的原因。
侠观念和法制的关系，就很好说明了人与法的冲突和一致。对侠的信用和正义，我们应该很好的继承，在市场经济下，信用和正义是必须的。侠文化中所包含的积极因素其他的积极因素如保护弱小者等，都是应该提倡的。在现代化的今天，侠文化经过改造，仍有其存在的价值，那就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对待现实和生活，自觉自愿地维护正义，敢于跟邪恶、不公平甚至犯罪作斗争。研究侠的存在和历史，对于研究我国的失业和下岗问题，对于犯罪问题中的有组织犯罪，都有很大的借鉴和吸收意义。因为在古代的侠，就是一种独立与社会之外的第二社会，这种社会，就是有着现代意义的黑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当然也有质的区别。但是这种历史的继承性是不可否认的。研究这种历史，对中国古代文化很有借鉴意义，对于如何处理人和法的关系，也有很大意义。当然，对于侠对法制的破坏，应该剔除，因为现在是法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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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增强法制观念演讲稿

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了《精选中学生增强法制观念演讲稿》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增强法制观念，增强维权意识。
同学们，我们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在校园里，我们虽然掌握了一定的生活常识，有了一定的独立意识，普遍希望得到社会、学校老师的支持、理解、尊重和赞扬，以体现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但年龄特点决定了同学们的某些方面的不成熟，在出现诸多问题时可能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情。甚至因为法律意识的淡薄，而导致一些违法现象的发生。当我们走出校园的时候，不会利用法律武器增强自身维权意识，可能就会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我们有些学生因为法制观念不足，辨别是非能力有限，心理往往会有阴影，进而模仿学习了社会上不成熟的处事方法，当受到不良因素刺激时候可能会行为失当，进而违法犯罪。
因此，我们完全有必要一起来学习有关的法律知识，借此机会，我特别向全校师生提出以下几点倡议：
一、首先从各位教师出发，要认真学习《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在学生中树立标榜，以自身实际行动宣传法制教育，依照法律的要求切实保障学生的受教育权、人格尊严及隐私权等，坚决杜绝校园内的边缘性违法行为。学校可以成立督查小组，保证中小学教学及各项工作有序稳定的开展。
二、各位同学，法制教育先从认真学习、贯彻和执行《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和《小学生守则》入手。它是规范学生们行为、提高学生们素质的的教材，希望你们能用校纪校规约束自己的行为，做到严格遵守。因为遵守纪律是遵守法律的最基础的环节。自己要明确的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知道法律与法规所具有的强制性与约束力。学会对自己行为的控制，增强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能力。
三、今天下午各班要在班主任老师的带领下召开一次以法律在我身边为主题的班队会，要在本周内出一份法制教育宣传的黑板报。学校做好法制教育的宣传与普及，营造和谐的、安全的校园环境。
同学们，“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希望我今天国旗下的讲话，能进一步唤起每位同学的法律意识，你们要认识到法律无处不在、法律无时不在，遵法、守法应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活中的我们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都应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要做到既避免伤害别人，又要懂得如何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我的讲话完毕，谢谢!

法制与安全演讲稿范文

法制与安全演讲稿（1）：

最近学校出现了一些违纪现象，如到校门口的小店买零食吃、动手打人，损坏公物……如此种种，令人担扰，同时也催人深思。因此，我今天讲话的主题是“做遵纪守法的小学生。”

先听这样一个例子，前不久，某小学高年级的几位学生，趁老师不备，翻围墙去了一家游戏厅，因琐事和厅内的闲散人员发生了争执，并用刀捅死了一名人员。从这宗惨剧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教训？守法可以使惨剧避免！趋利不可忘法！那么，什么叫遵纪守法？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遵守有关纪律，依法办事，严格恪守法律规范就叫遵纪守法。有的同学认为，讲纪律就没有自由，讲自由就不能受纪律的约束。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俗语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自由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鸟在空中飞翔，它们是自由的；鱼在水中嬉游，它们是自由的。但如果把鸟放入水中，让鱼离开了水，那么它们不仅得不到自由，而且很快就会死掉。人走在马路上是自由的，但如果不遵守交通规则，乱闯马路，被车辆撞倒，那就失去了行走的自由。因此，世上没有不受约束的自由。如当你走进阅览室，里面静悄悄的，只能听到偶尔翻书的沙沙声。对于想看书的人来说，这一片宁静多么宝贵！

因为人人都遵守阅览室规则，大家可以享受这静心阅读不受干扰的自由。若有人守纪律，高声谈笑，这自由就消失了。学校里，同学间总会有些矛盾和摩擦，同学们要互相关心和尊重，友爱相处，团结合作。如遇意见相左，出现矛盾的情况，一定要冷静处事，决不可意气用事，更不可挥拳相向，伤及自身或他人。我奉劝同学们遇事要冷静，要有法纪观念，不能做害人害己的事。小学生正担负着努力学习，将来建设祖国的重任，祖国、社会都要求我们知法懂法、遵法、守法。我校有着严肃的校纪和优良的校风，我们作为福新小学的学生，更应该与同学和睦相处，理智冷静地对待和处理问题，让我们严格要求自己，让我们无愧于祖国，无愧于社会！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法制与安全演讲稿（2）：

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为大家上一堂法制安全教育课。我认为举办这个法制教育讲座很及时是当务之急，也是很有必要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课，让同学们多了解一些法律知识，增强法制观念，杜绝违法犯罪行为，做个遵纪守法的好学生、好少年。今天，我要讲的是：未成年人为什么要学习法律知识？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日益突出，未成年人犯罪不仅在案件数量上急剧增加，而且犯罪成员在案犯总数中所占比例也大幅度上升，犯罪年龄相对提前，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受教育程度低、法制观念淡薄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相当一部份未成年人根本不了解自己的行为性质及严重程度。在一些未成年人盗窃案、抢劫等案件中，大部分行为人均表示，根本不知道其行为是犯罪行为。

我给同学们讲一个案例，被告人刘某年仅13周岁，是中学缀学的学生，刘某缀学后，一直沉迷于游戏机，但父母不给钱，于是他就想到向同学下手敲钱，一天，他在学校操场玩时，看见原同学方某，刘某就走上前要方某给他钱，并威胁方某说，你以前跟别人打过架，被打的人叫我来拿医药费，自已认识许多社会上的人，不给钱就叫人来打你，方某很怕，将自已身上仅有的五元钱给了刘某，以后刘某陆续向方某要了三次，共计六十余元，其中有一次，刘某逼方某带他到方某父亲那骗借了三十元，最后一次，被告人刘某逼方某拿五十元，方某不给，刘某便将方某带到一偏僻地方，用玻璃刮方某手掌，用烟头烫方某，并要求方某第二天中午把钱交到刘某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方某才将这件事告诉其父亲，方某父亲马上到公安机关报案，并配合公安人员将被告人刘某抓获归案，刘某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从这起案件的发生和发展看，一方面，施害者对违法和犯罪认识不清，另一方面，被害人也不懂得合法与违法犯罪的界限，不会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至于三番五次的被抢劫。从这案件可以看出未成年人懂得什么是违法和犯罪，对规范自已的行为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是相当重要的。

因此，未成年人必须加强自身法律知识的学习，通过学习法律知识使自己了解什么是违法和犯罪，哪些行为构成违法与犯罪（也就是要使自己明白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同时，知道拿起法律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增强法制观念创建平安校园演讲稿

增强法制观念 创建平安校园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的题目是:增强法制观念,创建平安校园 。

今年12月4日是我国第五个国家日，我们也将迎来第一个“宪法宣传周”。常言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规定了一个国家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国家机关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原则，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制定其他法律的依据。也许有同学会说，宪法好像与我们现实生活没有交集。其实不然，根据宪法，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出了具体的法律法规和各项：升国旗时，《国旗法》对我们的行为作出了具体要求；进校园时，《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对我们的学习和品德养成提出了要求；当我们走进社会，《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我们保驾护航；当我们在消费遇到问题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维护了我们的合法权益。总之，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与宪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法制更加完备的社会，健全的法律是一个国家国泰民安、长治久安的先决条件。我们每一个公民必须具有较高的法律素质。作为当代中学生,学习、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是我们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制教育不仅影响着我们的学生时代，更影响着我们的一生。全体同学都要知法、学法、守法、用法。要知道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要知道只有懂法守法,才能依法办事,远离犯罪;要学会合理的运用法律知识来保护我们应该享有的权利；同时我们还应该鼓励身边的人，让他们一起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快实现依法治国的法制目标。

国有国法,校有校规。做守法公民、做文明学生，就要时刻以法律为准绳，自觉遵守校纪校规，接受健康的思想，规范自己的言谈，监督自己的行为，严格要求自己。要知道违反学校规章制度的不文明行为是会破坏我们美丽校园的和谐氛围，要深刻认识到：一个人的行为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一种习惯,一种习惯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性格,一种性格久而久就会成就一种命运。如若以善小而不为,以恶小而为之,积小恶成大恶,最终必然自食恶果。

在增强法制意识的同时,我们还要提高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识,学会自我保护,特别提醒以下几点:(1)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卫生不合格的食品,不吃路边摊,强化传染病防控意识,做到“勤洗手、喝开水、常通风”;(2)注意消防安全,提高用电防火的安全意识;(3)注意交通安全。过马路时要严格道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上下楼梯靠右行走;教学楼内严禁喧闹、追逐;(4)注意运动安全。注意运动前做好准备活动,运动中量力而行,防止运动创伤;同学们!健康现在,才能幸福未来。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这段人生中的“黄金时期”,努力汲取人类文明的精华,充实我们的头脑,健全我们的心灵,遵纪守法,文明修身。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法为鉴,可以晓规则。”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尊崇宪法，学习宪法，维护宪法,做一个学法、守法、用法的合格中学生,为建设平安和谐的校园，为推进依法治国的方略贡献力量吧！

谢谢大家!

传统法律思想与当代法制——反思与前瞻演讲范文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历程经历了近百年，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建设也有了近20年的历史，但是我国现在在法制建设中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很多甚至是更本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很大程度上言之，乃是由于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在其中作祟。解决传统法律思想在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中的影响问题，是我们当前走出法制建设的困局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甚至对我们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目标的实现有着革命性的影响。本文试结合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对对当代法制建设中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以期提出一些有记者的看法和观点，为我们的社会发展尽一份力。
法律文化 传统法律思想 法制现代化 法制文明
一 、中国法制建设的基本状况
自1904年沈家本“修订法律馆”开馆以来，也即是标志着中华法系的崩溃以来的这一百年，也正是中国法制现代化历程的一百年。20世纪初，沈家本参照德、日、法等国法律全面修订了清朝律例与“西方法系连结“，传统中华法系由此发生解体和蜕变，大陆法系逐渐主宰了中国法律的发展。……它标志着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开端。（[1].张晋藩《世纪沧桑话法治》载张晋藩主编《20世纪中国法制的回顾与前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p6）自此以后中国的法制建设经历了一度兴盛到全面废除彻底否定再到20多年前建立现代法制国家的口号响彻华夏大地，中国法制建设迎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我们的法制以及法制建设的现状还是不尽如人意。比如中国法制建设所体现出的价值追求与现代意义的法制国家之间的距离以及与欧美法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人治观念在我们的法制进程中的若隐若现，在以及我国普法教育的现状等方面。当然客观的社会现实条件的限制可以是一定的因素，但决不是主要的原因，以至于纯粹将其归于中国特色那更是欺人之谈。在笔者看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传统法律思想中的负面因素在人们观念中的根深蒂固甚至是有些人的有意利用所造成的。
二、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之概述及影响
当然，在论及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时得先对传统法律思想、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做必要的认识。传统法律思想是指在一定时代所有支配法律内容全体的更本原理。那么，所谓之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就是中国持续几千年来各个时代所有支配法律内容全部的根本原理。（杨洪烈《中国法律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1998年影印p1）
总体而言，这种能够“支配中国几千年法律内容全体的根本原理”即是我所说的延续了几千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其实质是作为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但是这种“儒”不是狭义上的孔孟之道，而是汉初大儒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儒，此时的儒家文化已被升华为一种集道、法、儒诸家思想为一身的新文化。此种文化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封建总统思想的形成，而表现在在法律上的就是“外儒内法”的治国思想。这一思想一直影响和贯穿于我国整个封建时代，直至清末的西法引进和法制的近现代化的进程中。
中国近现代的西法的引进借鉴乃至全盘的移植，并没有也不能从根本上清除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种种弊端。究其原因：没有人会怀疑文化是制度的根基。先进的制度必然建构在先进的文化之上。正是在本土文化的中心情结的驱使下，我们缺乏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认同意识。百年来“文化民族主义”的结果，是在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时，得到的只是一具躯壳，而不是它的灵魂——法律文化。（郭国松《法治的梦想有多远》载“南方周末”2004.5.13—B13）在我看来这样的论述是极为到为的。而我们的法律思想，我们的传统法律思想正是法律文化的当然的最重要的部分。而这种法律思想在现代法制进程中主要体现为：（1）、法律本质上作为一种治术，是统治者对国家对被统治者进行控制治理的工具。（2）、所谓的冠冕堂皇的“德治”实际上是人治甚至是独裁的遮羞布和面纱。（3）、法律既然作为一种工具，当然倚其教化，也即在思想文化上为其创造条件，进而导致法律教育中权利本位缺失，教育侧重义务说教。这些表现在21世纪法制日渐昌明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法制建设日益进步的新时代，现代法律制度的“灵魂”缺位，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的一些如前所述那些因素正在从根本上制约着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进步。
下面就对前文所说的几点表现做一点具体的论述。以下各论均是在中国当代法制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其在传统法律思想的影响这一大的背景下进行的分析和探讨。
（一）、传统法律价值在对当代法制的影响极其体现
这里所说的“法的价值”是一个相对较为广义的概念，即法的功能法的作用以及法的社会作用所要达到的目的，反映的是法律制度所追求的社会理想。
其实，在中国古代法制思想中，并没有具体的现代意义的法的价值的系统思考和研究，这里的现代意义上的，即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其哲学、法学、政治学中对于公平、正义、自由追求的永恒命题。在中国，至多考虑的是法的功能、法所追求的目的，而这却可以简单的概括为“法是天子治国的工具”，也即是“法者，天下之公器”的说法。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中没有宗教和超宗教（也就是古希腊的STOIC学派的自然法思想）意识。礼法，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精髓，它追求什么呢？它追求的是社会秩序的井然，追求的是统治的稳定，法的功能在于治理、统治。由于农耕文化的传统，法所反对的就是对这中现存秩序的反动——即不秩序、不稳定，而这又必然导致重刑思想。在中国古代民法不昌，对法律的理论的思考多在于对德刑关系即儒法关系的讨论原因就在于此。而过分偏重于法的治理功能、维护统治的功能，则必然使法成为公里心态下的工具，更进一步言之则成为专制思想的根据。汉宣帝说：“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民生也”（《汉书.宣帝纪》）此所谓的“狱”即是刑、法之意。中国历史上的法，是明君治理天下的武器，法和刑是联系在一起的。（顾准《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p333）
对于法的价值的思考也就是对于法理思考，而近代社会以来法制现代化的历程很大程度上就是传统法理体系的解体和近代法理体系的确立过程。传统法理体系是指中国传统的封建性质的法理体系。早在先秦时期，许多思想家尤其是法家的代表，就对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与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乃至人口、人性等一系列法理问题做了较深刻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合理因素的思想见解，这些法学理论经过西汉时期的儒法合流运动和历朝历代实践的千锤百炼，精挑细选，逐渐形成了较系统的独具特色的中国封建法理体系，指导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法制建设，并奠定了中华法系的法学理论基础，这一体系的知道思想是封建的纲常名教，法的作用在于维护专制皇权和等级特权，是一种防民之具，是人治的产物。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由盛转衰，到了鸦片战争前它已经成为阻碍中国法学更新和社会进步的理论枷锁。（刘双舟《法学理论体系建设的世纪回顾与前景展望》载 张既藩主编《20世纪中国法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p383）面对这一枷锁，面对西方法律文化的挑战，必然要经历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从中西法律文化的对比开始的。中国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严复《论世变之亟》）
再来看看这一对比中所看到的中西法律思想的价值追求及法的使命。任何一部法律，都有其追求的最终目标和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发扬正义于世，灭除不法邪恶之人，使公道与正义流传国境，并为人民造福。”这是《汗谟拉比法典》的使命.”禁暴惩奸,弘风阐化”是唐律的理想(《旧唐书.刑法志》)。穗积陈重说“迩来受希腊文化影响之西方世界，以自然法为超越的理想，以正义之实现为立法，司法其他一切之公生活之理想，此希腊哲学所有超越理想之观念，实为与世界法律以进步之原动力”（《法律进化论》）。（张德美《论道德法律化》载张晋藩主编《20世纪中国法制的回顾与前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pp376-377）
然而，我们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艰辛的历程，清末的宪政改革，民国的“六法全书”，无一不是那一时代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价值的批判与对西方现代法制理念的学习总结的最优成果的体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六法全书”进行了彻底否定和批判，而这时则必然需要建立起新的体现中国社会主义理想的的法学理论的法的价值的体系的建立。毛泽东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善于建立一个新世界。于是，在无法制建设经验的情况下参考前苏联的法制建设经验及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论研究成果……前苏联的法学理论体系是20 世纪30年代以维辛斯基的理论为指导建立起来的，本身就不科学。维辛斯基是斯大林大清洗时期前苏联的高级检察官，曾积极参与了对一批前苏联高级领导人的残酷迫害，如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日涅夫、拉狄克等人的被害都与维辛斯基有关，他的法学理论的核心是指法归结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和统治阶级的意志。……在发的本质方面，认为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反映；在法的功能方面，认为法是单纯的阶级镇压的工具和统治工具。（[10]同前注pp388—389）进而在我国发展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将这一学科逐渐演变为“以政代法”。事实上发展了维辛斯基的法学理论体系并将之极端化。这一理论基本上奠定了共和国法学理论的基础。包括现在的表述仍然是：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法律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法律是政治控制的工具。
似乎这一过程粗看起来仅仅是单纯的苏联模式的引进和借鉴，其实质，还有着深刻的内在因素，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关于法的价值的理论的影响。前文有述，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之关于法的价值的思考，得出的理论是法的统治功能，法是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工具。所以，苏联的维辛斯基的法学理论体系与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并不相悖。甚至可以说，这一理论在中国的重新植根与发展，在某中程度上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正是在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价值理念在中国前社会主义时代的体现，而这，几乎给共和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当然，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的大解放，迎来了法制建设的新时代，法学理论建设，传统法学理论的反思，法的价值理论的思考也迅速发展。甚至有的理想主义法学者认为已经“初步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体系。”（[11]同前注 p389）究竟形成了没有，本文不做探究，只是当前社会对与前社会主义的专制遗物也即是维辛斯基的法理体系并没有清除，传统法律思想中的法律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的理论并被彻底否定，甚至还在当前的法律体系中存在着。
毕竟还是有不少让人看了高兴的事，比如《宪法》中明确规定“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只是这里的依法治国与现代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的“一断于法”的法治有多远，有与现代意义的法治文明又有多近呢？而法治国家的社会主义特色又是怎么体现在发的价值追求中的呢？这些都留待后文分析。
（二）、人治思想借尸还魂的祟祟鬼影
在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中，这里之所以用“鬼影“之说，乃是由于我国现行法律的所有规定中都没有肯定人治的思想甚至是坚决在法律中对人治予以否定，也就是说法律是不允许以人为治的以人代法的。但是谁也不会否认我们的确看到了在法制建设中人治行为的普遍存在，是以这里用“鬼影”来描述。而“借尸还魂”是指，在宪法明确规定依法治国的原则的情况下，不少人在开历史的倒车，借用“德治”之尸体以还其“人治”之本质的真实用心。
人作为社会的存在，在治理国家，以及在推行法治的过程中作用至为重要。韩非说“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察士然后能知之，不可以为令，夫民不察。贤者然后能行之，不可以为法，夫民不尽贤。”（[12]《韩非子.八说》）再及后世的毛泽东说“……干部是关键”。
德治的历史则比法治更久，但都不过是借德治之名而施人人治之实，而近代中国的法制进程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法治与德治（人治）的斗争的历史。20世纪的前50年的历史学界早有公论。
自1949年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建国以来，对于是采用人治还是采取法治，党内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从而形成党内斗争的焦点。毛泽东同志是熟读二十四史，了解中国历代的统治经验的，由于他受到传统法律文化的消极影响，他基本上是强调人治的主张的。特别是丛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随着他个人专断的发展，他重人治，轻法治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因而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法律在全党全军乃至全国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的法治处于不完备不健全的状态。到了“文革”时期，他的重人治、轻法治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就更大了。（[13]朱晓燕《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载）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已无法律可言，而社会体制的运作、社会机器的运行必然需要某种规范，于是党的政策、领导人的讲话理所当然的行使了这样的功能。这个时候的这种“规范”（如果还叫规范的话）有个最基本的特征，那就是它的道德化。而在无法可依的时代，道德很大程度上就是法律，这个时候则有面临一个道德法律化的问题。如果道德全部法律化，无疑会大量增加社会成员的义务与责任，而相对减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如果法律全部道德化，人们或许会无限夸大社会舆论等道德力量的作用，其代价却是整个社会失去了足以制止剧烈冲突的有效手段而陷入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14]同注 p374）所以，当时有林副统帅说：对于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为什么理解不理解的都要执行呢，那就是在他说这话的谁有个预设的前提——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是对的。那为什么他的话有必然是对的呢——因为他是智慧和道德的化身。Aristotle曾经说：凡是不凭感情因素论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法律恰是全不带有感情的；人类的本性是谁都难免有感情。（[1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1981.p163）所以这种理解不理解的都要执行下的统治和治理本质上就是独裁。正如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晚年在他的《我的根本意见》中写到“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是领袖的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和官僚政治是不可分离的。”（[16]《看世界》2003。NO.7 p34）的确是那样，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在很大意义上说也只是个道德概念，而阶级专制的边面上看来是一个集团的统治，而这个集团（事实上可以说并不存在）能实行专制么，显然不可以，那唯一的结果就是无法无天的领导人的专制，即独裁。而人治（包括德治）的本质就是个人独裁。这种独裁的预设前提是该独裁者是道德的化身。
尽管我们有了近20年来的法制建设的努力和巨大进步，但最近传统法律思想的余毒却有复苏的迹象，比如“以德治国”之类的谬论。
德治，它的另一种话语表达方式就是有德的人的人治。当代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中，有与传统法律思想的余毒，还有一些值得探讨的话题，比如廉吏法制。着可归之于古人之“国家之败，由官邪也”以及“干部是关键”的论调，当然廉吏也是法制建设的内在要求。法家提出的“名主治吏不治民”，孔子“为政在人”，荀子“有治人，无治法”。的确，徒法不足以为治，繁法也不足以为治，制定严密完备的法令是容易的，而真正要使之付诸实施并深入人心则并非易事，它要通过执法者公平执法和民众自觉守法来实现。（[17] 同注[13]）但是廉吏在起作用的时候必须以现在的法律制度为前提，否则又会陷入人治的陷阱。而在当今中国法制建设中，由于很多方面的法制的不健全，以及行政主导的传统思维，出现了一些以改革先锋形象出现的强人，比如仇和现象就很值得关注。（[18]仇和本人甚至说，在目前，要推进改革，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需要依靠廉吏之治，以人治的强行手段让人民认识法制并推动法制建设，尽管还有不少的喝彩，但我认为只是本末倒置。）
在中国当代的法制建设的顺利推进中在理论上还有一个更大的困局。在法自君出的封建社会里，皇帝一方面凌驾于法律之上，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也遵守法律的规范。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盛世局面，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盛世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就是社会秩序稳定，吏治清明……良好的法律秩序成为盛世最明显的标志，法盛则政兴。……依法约束权利，法治句能得以维持，盛世就有可能出现；权利超越了法律，社会秩序就会混乱，以发起了约束权利是维系法治的根本，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我国的司法执法状况与法治的内在要求仍相距甚远，长期以来……权大于法的现象仍很突出，……以权压法……仍很普遍。（[19] 同前 [13]）这里也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社会的统治者的统治权利的合法性的不容质疑性。同样推之，在当今中国亦是如此。我们的根本大法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者，甚至也是法制建设的领导者。那么在法制建设的顺利推进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共产党是合法的是正确的也是由廉吏组成的。周围执政党而且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它并没有任何出局的可能性，甚至是犯了错误，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也要等到其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并愿意改正的时候才有可能得以纠正。然而，一个社会只要是人治社会，这种人治因素产生的负面影响往往是沉重的，甚至是灾难性的。（[20]同前注 p64）
在中国现代法制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根除的重大理论困局在于，现代法制的前提政府，执政党必须受制于法，而如果执政之党只受制于自己，那是不可能真正实现法制的。因此，推进并真正实现当代中国的法制的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政党政治的缺失，而政党政治是当代法制的重要条件，甚至是前提。当然造成我们的这一困难的根源在于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中人治的观念。
（三）、中国当代的普法教育思考
实现法制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所有公民的法制观念的全面提升，这就需要法律的宣传和教育，也即是我们今天的“普法教育”。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法律教育的传统。最初刑书的公布一个十分重要的目的就是实现教育的功能。法旧则明确提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主张，还主张将法律公之于天下“使天下吏民无不知法者”，目的在于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然而正是始于“刑书”公布的具有的功能的影响，加之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以刑为主，刑法本身更大程度是义务法，法的功能在于治国，在于统治，由此形成的传统法律文化中权利观念的淡薄，法律宣传和教育多限于义务方面的说教，即是哪些是犯罪行为——所以法律公布的功能和目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这上面说说的行为——你不能为之。这一 传统直接影响了今天的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的普法教育。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了五年为一期的普法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动员和依靠全社会的力量。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 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应当认真向本系统、本单位的公民进行普 及法律常识的教育。报刊、通讯社和广播、电视、出版、文学艺术等部门，都应当把加强法 制宣传教育、普及法律常识作为经常的重要任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 要加强对本决议的实施的领导，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并采取有效措施，认真贯彻执行。”这就是我们普法教育的决议性文件的内容，不可否认我们这20多年来的普法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普遍认为我们的普法教育也出存在很大的问题。中国的普法运动已走过了四个“五年计划”，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人文学者余定宇说：（[21] 引自《南风窗》2004年4月下）
恕我直言，目前这种普法仍基本上停留在“你不准干什么什么，否则，法律便将会对你如何如何”的公民义务宣传的初级层面，而对广大公民“你有权干什么什么，如果谁侵犯了你的权利，那么你依法可对他如何如何”的“权利普法”，仍乏善可陈。十六大以来，中国的政治文明已发展到一个崭新时期，看来，普法运动也是时候转型了，要从“义务普法”转型为“权利普法”。如果不努力在中国建立新的法律文化，政治文明建设便只能是一句空话。甚至他还用“木桶理论”说：中国法制木桶上最短的一块板。这里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延续了传统法律思想，我们的普法教育是义务教育而不是权利教育。由于传统法律思想追求的是秩序井然，则必然要求人们不能为可能让秩序不“井然”的行为。
然而现代法制文明的核心理念在于权利文化。德国法学家鲁道夫·耶林说，培养国民权利感觉的涵养，是对国民进行政治教育中最高最重要的课题。因此真正要达到普法的良好效果，和为法制文明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土壤，必须完成这一“最高最重要的课题”！
三、敢问路在何方
前面已就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以及在这中影响下的状况进行了分析，现就基本延续前文所述的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作一点建言性的思考及总结。
中国而今已迈开了法制建设的伟大步伐，当今世界政治文明法制文明的建立与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我们在这一进程中应该任何利用现在的条件为我国法制建设谋利为中国人民造福呢。
我们目前的法制建设中最值得夸耀的成就可能体现在我们的理发成就上，具体言之则体现在我们的立法速度和数量上，但是我们相应的建立起了完善合理可行的制度吗？我们的立法价值的追求又是符合新时代法制观念的吗？如果不是有很好的价值追求体现在制度中，这种制度则是可疑的。正如约翰.迪金森(Joho.Dickinson)所说“我们所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具有一般规则的制度，我们还需要该制度中的规则是以正义为基础的，换言之，是指以人性的某些要求和能力的考虑为基础的。否则这个制度就会行不通；而且由于它违反了根深蒂固的判断倾向和标准，所以它不会被人民所违背，因而也不能提供确定性，而确定性则正是该制度所存在的理由。”古往今来的自然法传统都倾向于这样一种立场，即一个完全丧失或大体丧失正义的规则制度不配有“法律”这个名称。（[22]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 译 华夏出版社 1987）如果用这一标准来对我国当前的法制进行反思，又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恐怕不是那么乐观。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从根本上讲是排斥西方文化之自然法思想的，而现代社会的法制文明的根源就在于自然法思想。我们当前在吸收了大量的传统法律思想的情况下，努力学习现代法制文明，这样便产生了一个必然的冲突。面对这样的状况，不少人提出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来掩盖只一本质的冲突，这样下去是危险的。在处理传统法律思想于近代法制的关系时，清朝末年的的宪政改革的失败教训是可以借鉴的。传统在我们无力抗拒它的时候已经在我们身上打下了烙印，没有那一个人或政府是没有传统的，就此而言，人是历史的囚徒。我们的问题，我们的信念，已及我们的思考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在某一个传统中进行。……不同的是，满清政府并非出于对传统的敬畏而抱着绝死的信念去遵从传统，而是恶意地去利用传统的某些东西以求“新生”。由《钦定宪法大纲》和它的宪草稿本所勾勒的制度是在利用着儒教传统文化的政治理念也利用着西方的“法理”、概念、术语经过某些人不断的努力奋斗而渐渐成熟的，它丰富了中国的政治词汇，失去的是宪政的真语言。它的崇高目标就是消灭真正的宪政。（[23] 王人博《宪政化中的儒家传统》载 张生主编《中国法律近代化论集》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p136）当然我们应该相信，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追求的是真正的法制文明。
应该明白“中国特色”不能解决一这一问题。我们的现代法制的成功还得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在彻底批判传统法律思想学习西方法制文明的基础上培育我们追求现代法制文明的良好土壤。这种土壤是什么呢？——那就是权利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就在于“尊重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法制历史基本就是对人的践踏的压制人的历史。所以，Hegle才会说“在中国，只有一个人才真正享有人的待遇，那个人就是皇帝”。的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王”才是所有人的主人，即使是搞点法律这样的统治工具，也不过是治人之器。在中国，在皇帝面前，宰相也可以廷杖，层层下推，什么“权利“也谈不上。所以Marx讥中国是普遍的奴隶制。（[24] 同注○6 p335）人在这里不过是法治的客体是工具的对象，或者说就是物。是以，在这样的传统下的人没有尊严可言。甚至我们的堂堂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1967年8月5日第六次接受批斗的时候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都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国家。”（[25]赵凌 《1949—1976：曲折路上》载 《南方周末》 2004.5.13.B13）因为整个国家都受到了侮辱，因为每个人都是奴隶，因为这个国家没有人，所以，没有人感觉到了侮辱。
现在，我国的法制建设从总体上而言有着空前良好的机遇，然而要真正实现我们法制的梦想，我们则必须要勇敢的高扬“权利”的大旗，对所有公民进行“权利意识”、“我是真正的人”的思想启蒙，纠正目前的义务本位的灌输，在制定良好的法律的之下，明确倡言Kant的一句话：人是一切的目的。这样才有可能使我国早日进入现代法制国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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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法律思想与当代法制——反思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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