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正评价标准的认识与追求演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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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制不健全的过去几十年间，司法公正问题并不为社会所关注。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法制的逐步完善，司法公正反而成为一大社会问题。是什么原因使司法公正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得到充分的实现？究竟是哪个方面出了差错导致这么多的司法不公？是真的有这么多的司法不公还是社会对司法公正的期待如同雾里看花？人们应当如何正确看待和评价司法公正？在司法公正日趋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的今天，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索。
一、司法公正的评价标准与认识
关心司法公正，评价司法公正与否，是任何文明社会公民的正当权利。公民可以对法院、法官的任何裁判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是公民权利对司法权力的一种制约。而在现实社会的审判中，衡量司法公正的标准是什么？人们是如何评价司法公正？我们讨论的既然是司法公正，公正与司法有关，自然就离不开法律的尺度和标准，同时公正作为一种社会评价，它又是社会主体对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是否符合社会正义的一般认识。因此，认识和评价司法是否公正，只有两个最基本的标准，一是法律标准，二是社会标准。
法律标准是指人民法院的裁判，一定要符合法律规定，违法的裁判一定是司法不公正的裁判。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以裁判适用的法律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两类规范，自然派生出的实体法律标准与程序法律标准是两个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可分，具有各自独立判断价值尺度的标准。适用实体法律是否公正，必须并只能根据裁判结果做出判断，人民法院只要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幅度内作出的裁判也就是公正的。适用程序法律是否公正，则只能以适用程序法是否严格和正当作为标准，根据案件审理的过程和方式做出判断。只要没有违反程序法，而且程序正当，就是司法公正。
社会标准是指舆论、广大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裁判的态度是赞同还是反对。在社会群体对人民法院司法公正进行的评议中，往往采用的是这一标准。但作为司法公正的社会标准，在作为特定标准使用时，必然显示其双重特征：一方面它是客观的，反映了社会舆论对人民法院裁判结果的态度，在一定条件下它是确定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主观的，作为思想意识各异的个人，以其个人的价值观念、法律意识等形成自己的感受对人民法院所作出的裁判的评价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作为司法公正评价的社会标准其实质和要害恰恰表现在这种不确定性上。
有鉴于此，应当如何正确评价人民法院的司法公正？我们认为，要正确评价人民法院的司法公正，首先应当正确认识人民法院的司法公正。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从法院的审判权特点及国内外的司法实践中作一些探讨，对法官作出裁判的过程加以了解，进而理解，很可能对裁判结果的公正问题就有了另外的看法。首先让我们审视一下我国诉讼法的审判程序，凡较重大案件，法官审判时依法都要组成合议庭，由3至7名法官组成，他们始终在一起共同审理案件，一样了解案情，适用同一部法律作出裁判，但在合议庭评议案件过程中，对当事人如何具体承担民事责任，或者如何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合议庭组成人员——每名法官的意见却常常是不同的，一如裁判结果公开后，社会、公民对它或赞成或批评一样。因此法律规定：合议庭进行评议的时候，如果意见分歧，应当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裁判。哪怕“多数人”中有的是对相关法律还不熟悉的人民陪审员。这表明，人民法院裁判结果的正确与否、公正与否，无论从实体法的原则规定看，还是从程序法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的规定看，都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只能如此、和绝对的；再如在我国的民事审判实践中，有的被告客观上确实偿还了原告债务却没能索回欠条，而原告据此欠条起诉被告索要欠款，在此情况下，法官应当如何认定案件事实是一个关键问题，是追求哲学上的事实真相还是依据欠条进行法律上的事实认定？毋庸置疑，法官只能依据后者判令被告偿还债务，这看起来是法官没有追求案件的事实真相，判了‘错案’，似乎不那么公正。但依据证据规则和法律，法官唯有如此判决，才能维护整个法律制度不被破坏，以牺牲个案利益来维护整个法律秩序的正常运行。而事实上，要求人民法院的判决完全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由于司法活动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和诉讼规则的确定性，法院只能根据现有的证据予以判断并认定案件事实，通过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只能是法律事实，它与客观事实有所不同，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既可能存在重合的一面，也可能存在冲突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公正也是相对的。再如在美国辛普森谋杀案的审判中，控方向法庭提供了辛普森在作案时所戴、遗留在现场的带血迹手套，而法庭因警方在没有被告人在场的情况下，翻墙进入被告人家中调取证据，违背了证据的合法性，对该证据没有采纳，从而判决辛普森无罪。而在该案以后的民事赔偿诉讼中，因民事赔偿的证明标准低于刑事证据证明标准，被害人家属获得了巨额赔偿。能够理解的理由是，如果判决辛普森有罪，其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警察的非法取证将得到法庭的认可，从而带来美国整个法律制度的混乱。从以上国内外的司法实践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追求案件的实体公正只能是相对的，任何法院所作出的裁判，其实体的公正性也是相对的。我国虽实行成文法制度，但法官也同样享有无可争议的自由裁量权；司法机关虽有依法办案的严格要求，但是任何法律，不论其规定的多明确、具体，都要给法官个人理解、适用留下足够的自由裁量空间。以刑法为例，绝大多数条文所规定的均是一个或数个量刑幅度，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节及各种因素确定适用某一个量刑幅度或在某个幅度内确定相应的刑罚都是合法的。因此，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要追求案件实体上的绝对公正往往是不可能的，如在民事审判中，即使是胜诉的一方，也有可能认为法院在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比例、赔偿的份额、财产的分割等问题上存在不公。而事实上，法院判决无法也不可能做到的精确，我们有时无法求得实体判决上的绝对公正。基于此，学者们早已理性地把司法的绝对公正概括为司法程序的公开与公正。程序合法正当就是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是现代司法理念所追求和所能表达的最基本的司法公正。作为看得见的公正，这应当成为我们追求司法公正的目标。
通过对人民法院实体裁判公正相对性的认识和理解，为正确评价司法公正确立了理性的基准。那么评价人民法院的司法公正应当采取何种标准？让我们首先分析一下评价司法公正的社会标准,作为司法公正的社会标准，在作为特定标准使用时，必然显示其双重特征：一方面它是客观的，反映了社会舆论对人民法院裁判结果的态度，在一定条件下它是确定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主观的，作为思想意识各异的个人，以其个人的价值观念、法律意识等形成自己的感受对人民法院所作出的裁判的评价，这种评价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作为司法公正评价的社会标准其实质和要害恰恰表现在这种不确定性上。譬如“广大人民群众”有多广大？一县一市中的大多数？即使有最科学的民意测验，获知的结果也只能接近客观；其次，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在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每起案件都是社会的一个矛盾对立面，对于当事人来讲，无论法院作出怎样的裁判，都可能有公正和不公正两种截然相反的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司法公正的评价，包括当事人在内的社会上关心裁判结果的公民、组织可能基于各种利益关系、复杂因素而对裁判结果的评价不一致；而在社会主体对司法公正的评价过程中，因其法律素质、法律水平的差异亦往往对同一案件评价各异，在我们经常看到的电视法制栏目中，律师和现场热心观众往往对同一判决持截然相反的意见，常常是律师认为判的公正，而观众认为判的不公，究其原因，律师采用的是法律标准，而观众因受自身法律素质的局限，评价出于普通的生活逻辑；在以上情况下，社会主体对司法公正评价往往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听到社会上对一项裁判结果有不同意见，提出批评甚至指责为司法不公，我们至少会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但以此作为评价司法公正的标准，显然是不科学的。
那么，应如何认识和把握上述两个司法公正的基本标准？笔者认为，在法治社会，对于司法公正与否的评价，法律标准是基本的也是根本的标准，应当成为评价司法公正社会标准的基准。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别无其它任何可以行使审判权的机构。“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判决和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执行。”这就表明，人民法院裁判的正确与否，最终认定的标准只有法律。但事实上，对于的、作为人民意志根本体现的法律，社会有时甚至常常并不把它作为一个评价司法是否公正的标准。因此，法院司法必须依法，社会评价司法活动也应当以法律作为依据。否则，同一案件，同一裁判结果，由不同的人群以不同的标准衡量，就不可能有一致的结论，公正也就失去了“公正”的标准。我们应当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作出的任何判决，只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幅度内做出的裁判，且程序正当，就是合法的，以法律标准来判断，裁判也就是公正的。
二、追求和维护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关心司法公正，评价司法公正与否，是任何文明社会公民的正当权利。这是对司法权力的一种制约。然而近年来，对司法的程序外监督不断升级。程序外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一些司法不公现象。但是，由于程序外的监督大多是从普通的生活逻辑出发，主要关注的是实体结果的合乎正当性，而司法的过程却是严谨的和理性的，更注重的是审判过程的合乎正当性，这就使得司法人员与其他社会主体在法律思维方式上产生了差别，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监督司法与司法独立的冲突和对立，损害了司法。所以说对此我们应当冷静下来，深入地思考不负责任地谈论、评价司法公正问题所必然涉及和负面影响到的审判、法律、法治秩序。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司法公正问题，我们的社会也就不可能产生人民法院的审判；人民法院的审判没有，必然就使“法律看起来不那么可靠，不那么公平，也会削弱社会对法律的尊重”，“ 如若没有这种尊重，法律，这一正常情况下引导社会和经济发展最有效力的手段，就将失去它对这一发展的影响”，而这个失去了法律影响、规范和引导的社会，怎么可能是我们所追求的法治社会？
因此，追求和维护司法公正，在任何国家，不可能也不应当仅仅是司法机关、法院和法官们自己的事情，维护司法公正应当成为全社会公民共同的任务。它不仅需要法院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不仅需要培养并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意识，也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和执法体制。
毋须回避，我们的制度环境还不足以使法官做到完全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我们的法官还没有完成职业化过程，我们的学术研究也没有完全能为法官司法提供智识上和技术上的支持，等等。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法官们承受着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法官们更多的困难（包括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可以想见，没有任何一个本身需要公正（帮助）的人会（帮助）做好处理公正事务的工作。而现行管理体制也难以落实宪法关于人民法院独立审判的原则，不能保证公正司法，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司法公正的实现。伴随着法官的职业化和良好执法体制的建立，必将对司法公正起着积极的影响和良好的推动作用。
正确认识和评价司法公正，维护司法公正，更需要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包括社会舆论在内的全社会良好法治意识作用的充分发挥，无疑是公正评价司法公正的基础和前提，也是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的社会正义和力量的真正源泉所在。我国现阶段尚未真正确立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所必须具有的较强社会法治意识，而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现状影响着对司法公正的应有认识，而社会舆论中法治意识的淡化，还直接导致一些案件发生并被披露后，案件的事实、证据乃至法律适用这样严肃的问题，有时竞被舆论左右，已查获事实真相的司法机关甚至欲澄清而不能。“新闻舆论对司法权的监督零散而不成系统、随意而未成制度，使新闻舆论遏制司法腐败的效能远远未充分发挥出来。”社会舆论是司法公正的阳光，它一面是司法机关和法官抵制法外干预的坚强后盾；另一方面，它又能够约束司法权力，防止司法专横，纠正司法不公。社会良好法治意识的建立与不断向更高水平发展，也离不开社会舆论的引导与培养。包括社会舆论在内的全社会良好法治意识作用的充分发挥，无疑是公正评价司法公正问题的基础和前提，也是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的社会正义和力量的真正源泉所在。而我们现在只能是充满希望地期望我国社会法治意识进一步强化，更充分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审判工作是一项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法律工作，外界在关注司法的时候，不应当从生活的逻辑出发对法院的裁判进行随意的评论，对司法权不负责任的批评（监督），在任何法治国家都不能被允许，换言之，一旦诉讼程序开始，法律就应当坚持舆论的自由必须向公正审判的公共利益让步的原则。所以当“舆论挣脱僵绳制约时，限制是必须的，限制权力的除了责任，还应当有法律；限制权力的除了义务，还应当有惩戒”。当我们做到这些，我们的社会距离充分的司法公正、符合理性和科学的司法公正就会更近一些。
司法公正评价标准的认识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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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正和异地判案演讲范文

四川蜀泸律师事务所 赵永忠

摘要：在现有国情下，由于法院存在地方保护、人情案、部分法官素质低等情况，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造成法院的公信力下降，司法权威得不到真正维护。为有效解决现有的矛盾，在保持现有我国两审终审制度不变的情况下，笔者提出了“当地审理异地判案”这一新思路，与大家商榷。

关键词：地方保护 人情案 法官素质 异地判案

在世界各国，最受尊敬最具公信力的国家机关是法院，最受欢迎的官员是法官。在法治化的社会中，在司法最终裁决的原则下，人民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捍卫者，是公民权利的最后防线。公民对法治的信任和对法院的尊重，是通过法院的公正判决、平等保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严肃执法等公正司法行为来建立的。
毋庸置疑，我国通过几十年的法制建设，已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广大老百姓的法制意识在不断增强，对法院的期望值也在不断提高。但司法腐败问题依然严峻，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受到了严重挑战。笔者认为影响司法公正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地方保护主义依然严重
我国法院一般案件的管辖是“原告就被告”原则。对原被告在同一地的案件，自然不存在管辖之争，但对跨地区的案件管辖之争却异常激烈。由于主场有“关系”之利，每个案件的当事人总是力争把“审判主场”留在自己住所地，如果被告是当地的上税大户，当地政府
更会为其撑起保护伞。地方行政权干涉司法权已是中国一大特色，由于我国司法体制长期以来是依照国家行政机关的模式来构建的，地方法院在某些人看来是地方党政机关的组成部分。法院在财政、组织、人事编制等许多方面都是由地方行政机关负责办理，甚至管理。法院资金由地方财政供给，法院的人员编制更是由地方机构编制部门来核定。使得法院在审理涉及地方利益的案件时受到当地政府部门和官员的压力，受到少数地方党政权力机关和个别领导的不当影响、干预、乃至控制，从而法院不能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力。外地企业、外地人不敢到异地打官司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人情案、关系案、勾兑案依然困扰司法公正
最近，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情案、金钱案、关系案的严重。大多数基层法院的法官生在当地，长在当地，与当地的关系非常密切，亲戚、朋友、同学、领导关系错综复杂。一些法官不能恪守职业准则，将个人感情带入具体案件的处理中，将司法公正置于人情之下，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下。有些法官与律师形成所谓的“利益共同体”，搞“暗箱操作”，损害国家和当事人的利益。人情案、关系案、勾兑案虽然不是主流，但他严重影响了法院形象，大大挫伤了老百姓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度和追求公正的积极性！
三：部分法官的专业能力和个人素养也是影响司法公正的原因之一
法院的判决维系着公民的生死荣辱。因此在许多国家，法官的选任是非常严肃的，总是要经过一道道严格程序的筛选才能得以委任。我国虽然颁布了《法官法》，但由于过去法官的出任条件宽泛，导致法官的来源复杂。在以前，法院等司法机关往往是复转军人和本单位子弟的安置地。现在我国大多数法官虽已达到了大专以上专业水平，但熟悉中国教育现状的人都知道。除了真正的全日制大学和自学考试含金量较高外，目前专门为有关部门设计的函授班、电大班、网络班是有很大水分的。再说，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建立从律师队伍中选拔优秀法官的选任制度，也没有建立按照不同专业素质评定不同等级法官的标准，也没有完全废除按行政级别、工龄评定法官级别的不合理标准。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人才差距很大。据报道，我国还有260个县没有一个律师，从中我们也不难想象到这些县的法院现状。总之，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法官素质是无法达到应有水平的。因此，法官素质仍然是影响我国司法公正的原因之一。
诚然，影响司法公正还有其他诸多原因，但笔者认为以上提及的三个原因是主要的，是主要矛盾。为了在真正意义上解决现有国情下我国司法公正问题，提高法院的公正形象，增强老百姓对司法公正的信任，真正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真正实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对现有审判制度作一定改革。在不改变现有二审终审的审判制度下，笔者大胆设想提出了“当地审理异地判案”的新思路。简单的说就是：案件的最终判决权不是赋予当地实际主审的法官，而是由异地法院的法官作出，当地主审法官只是严格按程序引导当事人参与诉讼。书记员则将庭审过程一一详细记录在案，有条件的法院还可对审理过程全程摄像。整个庭审程序结束以后，主审法官要在双方当事人都在场的情况下，将双方提交的证据、庭审笔录、摄像资料、双方代理人的代理词、主审法官撰写的审判意见书以及其他相关资料予以当场封存，再移送异地法院，由异地法院的资深法官作出最后判决。也就是说，当地的主审法官只有对该案的判决有建议权，而无最后判决权。他的建议权是否被异地法院的法官采纳，可以作为考核法官一年来工作业绩的依据之一。
这样的变化，需要着重说明几个问题：（1）关于异地法院，这里的异地法院应是同级别的法院，这样便于实行二审终审制。但异地可以是跨省，也可以是跨地区的，具体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2）关于异地法官，判决的作出可以是一个法官，也可以是评审团，这可以根据案件的难易程度定。但审理异地送来的案子的法官必须是当地法院德才兼备的精英，这些法官的主要工作就是阅卷判案。（3）关于判决的宣布，异地法院的法官审理完后，也应封存案卷并发回原地法院。当地法院收到判决后也应当当着双方当事人的面开启案卷，并当场宣判。通过异地判决的案子，如果当事人不服，仍然可以上诉。二审法院也仍然可以实行异地判案制度。（4）关于案件的移送，当地法院的法官是不应知道也不会知道他审理的案子的移送去向，每个地区将成立一个案件移送中心，全面管理案件的移送和接收。移送情报属国家级秘密，不得对外泄漏。
通过以上改革，诉讼成本可能有所提高，但它带来的正面效应是非常巨大的。从当事人的角度看，尤其是弱势方，对法院的信任度将会大大提高。有利于矛盾的解决，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对法院来说，有利于法院行使独立审判权，少一些外界干扰，真正做到审判独立。对法官来说，将大大减少人际关系案，有利于法官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走出来，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从广大律师的角度看，尤其是那些没有背景，没有“关系”的律师，对这样的改革更是梦寐以求。现在有些律师把时间都花在跑关系上，专业能力不行，业务却异常火爆，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也真因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才出台了《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笔者也是一名律师，对司法腐败深恶痛绝。笔者在代理过程中，亲身经历了一些在笔者看来不该输，而由于案外原因而输了的案子。此时，笔者总是彻夜难眠，为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而难过，为不能体现律师价值而伤心。相信，实行“当地审理异地判案”制度后，律师与法官的关系也将发生微妙的变化，与律师直接面对面的法官不能直接左右案子的最后结果，律师与法官的地位更趋于平等。广大律师将会以更高的热情投入业务中去，将会更加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律师之间的竞争才会是真正的平等竞争。这也必将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以上，笔者只是针对现有国情下司法公正问题提出了一点新想法，这种新思路真正投入审判实践，还有待广大法律工作者和学者们的完善。我想，在现有的国情下，在没有找到更好解决司法公正问题的情况下，在小范围内，或几个县，或几个地区先搞一下试点，是完全可行的。好则推广之，不好则吸取经验加以改进。社会总是在改革中前进。

注，本文参阅文章：宋鑫《论我国司法体制的行政化及其对策》
作者单位：四川蜀泸律师事务所 电话：0830—2695095 地址：四川泸州市春雨路
司法公正和异地判案

司法公正与依法治国演讲范文

内容提要：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深刻地揭示了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司法机关依法办事,实现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方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治国的动态表现,是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实现。坚持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灵魂。而推进司法改革则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根本。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又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司法改革在赋予司法机关独立权的同时也须加强和改进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以保证司法公正,在司法活动中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关键词：依法治国 司法公正 司法改革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重大发展,也是党的十五大对全民族的杰出贡献。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深刻地揭示了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依法治国作为一个规模宏大的法治系统工程,其内涵十分丰富。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依法行政,努力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等,都是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各级司法机关依法办事,实现司法公正,则是依法治国方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动态表现,是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实现。
一、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坚持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灵魂。
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机关在执法活动中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贯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到严肃执法，秉公办案，实现法律所追求的社会正义。“法不仅仅是思想，而且是活的力量。正义女神一手持有衡量权利的天平，另一只手握有为权利而准备的宝剑。无天平的宝剑是赤裸裸的暴力，无宝剑的天平则意味着法的软弱可欺。”①天平与宝剑共同构筑了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解决纠纷的一种法律理想和信仰，也是法治社会的崇高目标。公正是司法的最高价值，司法公正是实现法治的保证，也是司法独立的基础和原因。②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执行,只有司法公正,才能树立法律的权威,才能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只有司法公正,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而不公正的司法,则是对法治的否定和背叛,是司法权滥用的结果,它不仅混淆了是非,而且会造成人们对法律权威性的怀疑,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就无从谈起。只有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邓小平同志科学地借鉴了各种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经验和借鉴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惨痛教训,科学地提出并论证了树立法律权威的极端重要性,并为在中国实现和树立法律权威做出了贡献。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首次提出:“为了保障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新党章总纲中也再次重申:“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以后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又反复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有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这就是说,邓小平一贯不主张“个人至上”,而强调法律权威,并在讲话中多次使用“法律权威”一词。因此可以说,树立法律权威是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核心。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在题词和讲话中强调法治和法律权威问题。现在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权威无疑是个核心问题。法具有最高的权威性,这不仅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特性所决定的,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树立法的权威性有赖于完善的制度,通过制度保障法的尊严,发挥法的作用,实现法的价值,通过制度来限制人的随心所欲,规范人的行为,避免“人治”对法的权威性的损害。
司法执法制度是法的权威性能否树立的关键,司法公正与法的权威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说一次犯罪是污染了水流的话,那么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则是污染了水源。西方哲人的这一比喻是形象的,更是发人深思的,它告诉人们:司法不公会带来怎样的恶果。
二、推进司法改革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根本。
当前司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司法没能提供应当提供的救济;公民的法律信仰阙如；司法公正未能达到必要的程度;司法未能有效遏制腐败,司法部门本身亦受到腐败的侵蚀;执行难往往使司法判决成为一纸空文。这些不良司法现象的产生,除了各种社会外部原因以外,主要产生于司法制度本身。因此,笔者建议应主要围绕信仰、专业、独立、公正、统一这五大目标,对有关司法制度作相应的改革。但颇令人遗憾的是，“在缺乏理论和知识准备的情况下，许多改革所起到的常常是负面的作用。”“我们与法制发达地区之间在司法制度上最大的差异乃是，在中国，建立在法律知识专业化和司法人员职业化基础上的司法独立还是一个正在争取的目标，维护这种独立的相关制度还远未建立，学术界与司法实务界之间还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③“司法的良窳关系着民心的向背，司法能获得人民的信赖与尊重，是社会得以发展的重要力量。” ④因此，“只有将每一项改革建立在坚实的知识基础之上，今天的改革才不至于成为明天的改革对象。”⑤在司法改革的方式上笔者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切实推进人权教育，造就一群被法律重塑的新型公民。“要特别强调司法独立不是司法者的一种特权，而是国人的一项基本人权。独立的司法是实行法治的民主自由社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这种独立意味着司法功能的行使不受行政或立法部门的干涉，但并不意味着法官有权恣意妄为。司法独立更多的是正义享受者的一项人权，而不是司法者自身的一项特权。”⑥在强调司法改革不是司法者的“专利”，司法独立也非司法者攫取自身利益而“独舞”工具的同时，必须真正下大力气开展全民法律教育(决非行政当局“运动式”的普法教育，而是公民发自肺腑地汲取法的养分，法治规制下的政府则提供开展法律教育的平台，即做好服务工作)，以期从灵魂上重塑和改造那些历来漠视法律的大多数民众(绝非贬抑，实在是现实如此！)。要知道“真正的法治绝不仅仅在于冷冰冰的条文、威凛凛的法官、硬梆梆的警棍和空洞洞的判决，而是有一群被法律重新塑造过的新型公民，他们信仰法律，把司法独立视为天理，并愿意尽力去捍卫，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的司法改革成功了，才能说司法被真正‘归位’了。”⑦
2、改革法学教育制度和法官任职资格制度,大力提高法官的专业水平。法学教育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中，承担着培养法律人才、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与它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还有差距，法学教育的“产品”—法学人才在政治、经济、司法等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尚不尽人意。因此，有必要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高度，提升法学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并从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为法学人才在各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有利条件。法学教育机构与司法实务部门应是一种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共同体关系(正如有的学者所称法学家和求法律家同等重要，均系专家，各有所长)，而不可“文人相轻”、相互攻诘贬抑，各行其是。在法官的挑选上应当切实遵循独立、能力和正直的原则，注重被挑选对象的品德操守与业务技能，改变过去那种片面强调政治素质轻视业务素养，重使用轻培训的传统做法。在对法官业绩的评价上，也亟需更新观念，改变过去那种论资排辈、重行政级别轻专业技能、重温驯听话轻个性飞扬(在此作褒义使用，特指刚直不阿、有创造精神，不愿随波逐流敢于面对职业带来的寂寞与孤独，实践法治精神，追求法之公平正义的法官)的旧的做法，努力为法官提供一个宽和、严谨的人文环境。
3、建立垂直的法官任免体制,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经法定程序,法官不应受到弹劾和降职、免职。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特别是法院院长受制于同级领导机关是无法守好这道防线的。因此,应下大决心建立垂直的法官任免体制,确立对法律负责的信念,确保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在人类司法的发展史上，没有哪一种法律理念像司法独立那样，推动着司法的法律化、职业化进程；也没有哪一种制度像司法独立那样，锻造着法律运作的政治空间和专业意蕴。”⑧司法的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基石，是法院公正履行审判职能的内在要求。为了实现司法独立的价值要求，法院和法官要具备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能力和抗干扰能力。自上而下完善司法体制的设置，正确解决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等影响独立司法的现实问题，为依法独立审判提供体制保障、经济保障、法官资质保障及身份保障。
4、改进审判指导方式。上级法院可以通过不影响下级法院独立审判的方式指导审判工作，提高司法水平。如以讨论、讲座、会议等形式，交流司法工作经验，研讨疑难案件，提出新的法律见解，统一对审判实践的看法等等。上级法院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还可以发布司法规则、制定司法解释、编纂案例(注意此“案例”非彼“判例”，判例更彰显法官的智慧，更耐人斟酌、考量)。如此方可以提高基层法官的水平，并增强其独立意识，以维护司法整体的独立性。在强调法院独立审判的同时，也应加强调查研究，与时俱进，积极稳妥地推进法官个人的独立。过去无论是合议庭还是审判委员会，我们总是过多地强调了法官集体的智慧，殊不知，没有个体的小智慧哪来集体的大智慧，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司法个案的多姿多彩也势必要求办案法官敢于独辟蹊径，依凭自己的社会经验和司法理念作出相应的判断。这种判断理应获得尊重，在有些地方的裁判文书改革中已公开合议庭少数人的意见，但仍觉不够，因为那些隐藏在裁判文书背后的庭务会、审判长会、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大多未亲历具体个案的庭审，还在对案件裁判结果施加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合议庭具体成员的意见也只记载在案卷副卷中，而该副卷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是无权阅看的。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大多数民事案件的“两审终审”制，且规定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必须组成合议庭审理，似乎这样规定对应了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的地位，也反映着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所审理案件的复杂性。但从笔者十多年的法院工作经历来看，这种制度的设计有着先天的不足性，因为我国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均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从理论上笔者认为不同级别的法院在案件审判上应当是地位均衡的，不应存在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具体个案上指手画脚的现象，上级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案件也未必一定比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更疑难复杂，尤其是在我国现行审级制度下，案件的分配多少有些“利益驱动”的成分(经济纠纷案件尤烈)，故此，在当前上级人民法院在承办越来越多案件的同时，也就顺理成章地无力履行监督、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职责了。笔者建议在将来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应采取列举式具体规定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所受理的案件中可以采取独任审判制，以符合审判实践规律，也有利于调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法官的司法能动性，提升其业务技能，增强其审判权威，也有利于更好地加强对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指导。
三、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司法公正就法院而言就是依法公正行使审判权。从近年来人民法院的执法情况看,可以说绝大多数法院工作人员是能够做到公正执法、秉公办案的。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少数法院和少数工作人员中确实存在着执法不公甚至枉法裁判的问题。究其原因,不外两个方面:从外部执法环境看,社会上种种不正之风对人民法院执法活动的干扰和影响是非常普遍的。当事人通过各方面的关系托人说情,请吃送礼；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搞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也给法院执法造成了很大障碍。从内部因素看,主要是一些工作人员政治素质不高,立场不坚定,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人情的拉拢,导致枉法裁判;此外,有的法官审判业务素质不过关,运用法律有偏差和失误,也容易造成执法不公。为此，“要使每一位审判员都成为具有深厚的法律功底、灵活的思维方式、丰富的司法经验、广博的社会阅历、高尚的人格和职业操守的优秀法官。”⑨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每一名职业法官的追求目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日臻完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战略方针正在进一步落实。法律作为管理国家的重要手段,日益对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保证司法公正,对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的建设至关重要。
四、加强监督制约,保证司法公正,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使监督充分发挥作用,既要切实使监督机构能行使监督职能,更要在制度上保障公民行使监督权。当前在加强监督制约,防止司法权力滥用上,应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全面理解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二是如何从制度上保障公民行使监督权。邓小平同志关于建立和完善人民群众的监督制度有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明确提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监督的思想也批判地继承了西方理论家提出的权力制约学说的合理因素。即,国家权力机关同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关系,不是几权鼎立的关系,而是决定和执行的关系,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同时又是分工合作的关系。江泽民同志说:“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责。这种监督,既是一种制约,又是支持和促进。”实践已经证明,人大监督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行之有效的国家制度。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意志进行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监督。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来说,它是最高层次、最有权威的监督;同样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同其他地方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的监督相比较,在本地区也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它们的监督机构,都必须置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之下。当然,对司法权的监督也应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对于非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人大应予以制止,支持法院实现司法公正。关于公民的监督应当看到,公民是最广泛的监督主体,在不危害国家的安全和不侵犯国家秘密及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应当逐步扩大公民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范围,增强国家机关活动的透明度、公开性,使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享有较充分的知情权。鉴于国家机关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应当建立完善的权利救济制度,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通过对权利及时、公正、有效的救济来实现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实现司法公正,同样离不开公民的监督。人民法院一方面要通过公开审判增加审判活动的透明度,另一方面,也应积极建立、健全一些必要的制度,如法官违法违纪举报制度、当事人评议法官制度等以确保公民监督权的实施。
总之,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不仅要求有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作为公民的行为准则或规范,更重要的是,法治的存在以其本身的价值取向为支柱,它蕴含着人类对公平、文明、秩序、和平等理想的追求,要求法从制定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对任何社会主体都是公正的。司法作为使法治从“应然”走向“实然”的关键环节,是实行法治的保障,要求其公正是必定无疑的。因而,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和有力保障。(作者单位：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注释：
①梁慧星编：《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
②刘晓军：《改革中的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以审判委员会为考察对象》，载 中国民商法律网—首页程序法学青年学术2002年 9月26日。
③贺卫方：《改革司法改革》，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1月4日，第3版。
④翁岳生：《迎接新世纪从尊重人性尊严出发，建立温暖公正全民信赖的司法》，载《法令月刊》2000年第1期。
⑤贺卫方：《改革司法改革》，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1月4日，第3版。
⑥张志铭：《当代中国的司法独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6月7日第三版。
⑦邓科：《司法改革：现实与可能》，载《南方周末》2001年10月25日第7版。
⑧胡玉鸿：《马克思恩格斯论司法独立》，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
⑨崔积明：《提高审判员个体素质之我见》，载《人民法院报》理论专版2003-02-08。
司法公正与依法治国

浅谈如何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演讲范文

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在二十一世纪的工作主题。确保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是新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审判工作的灵魂和生命。作为新世纪的人民法官，应当把锲而不舍地追求司法的公正与效率作为最崇高、最光荣的职责。如何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不仅是各级人民法院着重考虑的，也是每位法官应当思考的问题。下面笔者就如何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在思想上必须对司法公正与效率引起高度重视
最高法院肖扬院长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提出人民法院在二十一世纪的主题就是公正与效率。司法公正是人民法院永恒的追求。提高司法效率是适应新世纪形势发展的要求。维护司法公正，是每一位法官的神圣职责，它体现在每一位法官审理的每一个案件之中，体现在每一次裁判之中，体现在每一项诉讼活动中。它要求人民法院始终把审判工作置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之中，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可靠的司法保障和优质的法律服务。为此，必须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全面发挥各项审判职能作用，在确保公正裁判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司法效率，追求审判工作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每位法官对此必须有清醒认识，牢固树立公正意识、效率意识。要始终把政治合格放在首位，明确政治方向，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敏锐性，牢记服务宗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确保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自觉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审判工作，使审判工作服务和服从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每位法官都应忠实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确保司法公正，为改革、发展、稳定服务。要以“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和“爱党、爱国、爱院、爱岗”为基本要求，在思想上划清正确与错误的界线，增强抵御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免疫力。要以李增亮、陈印田、蒋庆等先进模范为榜样，想事业甘于奉献，为人民不计功利，多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切实为群众做好排扰解纷工作。
二、必须努力提高法官的业务素质
法官业务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司法的公正性和诉讼效率。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审判工作面临越来越多的新情况和新类型案件，一个业务素质不高的法官是很难适应的，更别说体现司法公正与效率。因此，每位法官都应熟悉和掌握国家制定和颁布的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还要掌握与审判工作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其他知识，认真钻研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提高业务素质，首先应积极参加教育培训。教育培训有系统的规划、完整的学习内容和明确的要求，通过培训，可以使某一方面的技能得到迅速提高，同时还可加强交流，获取更多的信息和经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其次，还可通过不断自学，来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国家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及最新司法解释都必须通过自学来弄懂、弄通，并在审判实践中熟练运用。对一些常用的重要法律，通过自学，可以达到温故而知新。在审判实践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也需要通过自学来了解相关知识。再次，有意识、有选择地参加庭审观摩，也有利于提高业务水平。法官作为一名旁听人员观摩庭审，不仅可以学习优秀法官的庭审技巧和对法律的运用，还可以从中发现不足，提出完善的方法，以提高自己的庭审能力。另外，多向有经验的老法官请教，平时注意积累、总结，也都有利于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
三、要积极推行审判方式改革
审判方式改革，要求办案活动必须依法公开、民主、透明，以公开促公正，从而改变过去诉权与审判权不分，由法官大包大揽为诉审分离，法官居中裁判；由先定后审转变为先审后定，从过去的“暗箱操作”、“不透明”，开庭走过场，走向“公开审理查真相，法官当众断是非”，从过去审的不判，判的不审，逐步转变为又审又判，尽最大可能体现司法公正。当前各类社会主体利益冲突日益增多，案件种类和数量每年都在剧增，法院面临的客观现状是案多人少，工作量很大。因此，提高办案效率，实现快速、高效、优质的办案要求是摆在法院面前的迫切课题，我们必须着眼于从改革审判方式上做文章，尽量减少诉讼中重复、繁琐的环节，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官重复、无效的劳动，以最短时间办出最优质的案件来。审判方式改革，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因此，改革不仅体现在庭审方式上，而且从立案到最后的执行都应当进行改革。在立案上，要完善机制，实行立审分离。过去案件由各审判庭或法官自行立案、收费和审理，由此产生诸多弊端。如自办“关系案”、收受“无管辖案”、争揽“经济案”、推拖“棘手案”等，致使诉讼一开始就偏离公平、公正的轨道，极易造成审判秩序和收费管理的混乱。推行审判方式改革，实行统一立案、统一收费的制度，使立案的不审案，审案的不立案，保证了立案质量，避免了“人情案”、“关系案”的发生，维护了法院的公正形象，同时加强收费统一管理后，避免了审判庭乱收费和收费管理混乱的状况，有利于法院的廉政建设。在庭审方式上，要强化开庭审理，建立规范庭审机制。确立公正高效的审判运行机制，必须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开庭审理的各个环节上，探索最佳的科学的审判方式。改革中要坚持二个不能变：法律规定的制度、原则不能变，开庭的程序规程不能变。要着重改革的是过去存在的三个弱化现象：即改革当事人举证责任弱化，庭审功能弱化，审判机制弱化而导致的办案效率低、效果差的状况。大力推行开庭审理中的三个强化：一是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完善举证制度。确立“当事人举证为主、法院查证为辅”的举证制度，是审判方式改革中提高庭审功能的首要环节。鉴于当事人举证的意识和能力的局限性，要明确告知各类案件当事人的举证要点和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依法指导当事人举证。同时，要发挥律师的作用，提高举证质量。决定受理的案件要告知当事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对接受委托的律师通知其到庭与法官交换意见，提出举证要求，便于及时为当事人举证。二是强化庭审功能，实行一步到庭和诉辩式开庭方式。实行“一步到庭”就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主审法官可以直接传唤当事人开庭审理，当庭调解，当庭判决。对于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合议庭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必要的审查，编写好庭审提纲后直接开庭，在庭审中完成举证、质证、认证工作。一次开庭能够确认事实、分清是非责任的可以当庭调解或判决，不能确认事实和证据的，可以告知当事人补充证据后再次开庭。实行诉辩式开庭方式就是变过去常用的纠问式为诉辩式。法官是庭审的主导者，同时突出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法官指导当事人在庭审中进行陈述、举证、质证和辩论，保障其充分行使诉讼权利。法官在庭审中的职责主要是“审”和“判”二个任务，审查、认定事实和证据，裁判当事人的是非责任。这样在法官主持下，由诉讼双方当事人面对面，有话讲在法庭，有理争辩在法庭，有证举在法庭，是非责任分清在法庭，法律和道理讲在法庭，调解和裁判也在法庭。法官通过主持庭审，公开裁判，使胜诉者高高兴兴，败诉者无话可说，旁听者点头称是。而且将庭审过程全公开，不仅有利于公正处理案件，提高诉讼效率，而且还能达到宣传国家法律的效果，增强公民对国家法律制度的信赖和信心，使老百姓在自愿、自觉的前提下，认识法律、信服法律、尊重法律，遵守法律。三是强化合议庭和独任庭的职能。审判委员会要向合议庭和独任庭放权，提高独任庭、合议庭的责任心，强化其职能。同时，要严格执行错案责任追究制，谁办错案谁负责。在执行方面，要实行审执分立，理顺执行机制。执行工作的好坏影响整个审判工作的效果。因此，在观念上要纠正重审判轻执行的倾向，树立执行与审判并重的思想，建立起审判与执行既各自独立又相互配合的工作机制。要改进执行方式，坚持公正、文明执法，做到“三个结合”即集中执行与常规执行相结合、集体执行与独任执行相结合；强制执行与说服教育相结合。在执行中坚持以被执行人履行义务为目的，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强制措施促使被执行人履行已经生效的裁判。通过积极推行审判方式改革，做到快立案、快审案、快执行，最终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
四、要健全制度，加强监督
要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还必须健全各项制度，加强内外监督。法官手中握有神圣的审判权，但权力失去监督必须会导致腐败。党的十五大提出，反对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制度建设对提高队伍素质，防腐倡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人民法院在公正司法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绩，为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国家、集体、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我们的队伍中还存在一些影响司法公正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在个别案件上不严格依法办案；有的受利益驱动，争管辖，抢案办，乱扣押、冻结，乱收费、乱拉赞助；一些案件长期积压，超审限；少数干警为了个人利益，以案谋私，办“关系案”、“人情案”，接受当事人的吃请或钱物，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虽然这些现象只是极少数，但它对法制建设的破坏极大，正如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在其《论法律》一文中所讲：“我们应当懂得，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了法律——好比弄赃了水源。”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八次全会讲话中也深刻地指出：“史治上的腐败，司法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根源。”为此，我们既要强化内部监督机制，又要全力开通外部监督渠道，但功夫要下在内部监督机制的自我完善上，要健立、健全严格的内部制约制度和行为规范。在制度建设上，主要应抓好以下工作：一是改革法院人事制度，按照公开、择优、竞争的原则，做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二是严格依照法律的要求规范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完善审判监督制度。三是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进一步依法规范审判组织之间，以及审判组织与院长、庭长之间的职责、权限，努力改进审判作风，提高办案效率。四是按照公开、公正的原则，对立案、庭审、执行等工作加以规范，确保诉讼活动的公开化和公正性。五是建立、健全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审监分立的自我约束机制，强化对审判权的制约，这对保证裁判的公正和法院队伍的廉洁具有积极的作用。六是严格规范审判人员与当事人、律师之间的关系，禁止接受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吃请，禁止向当事人乱收费、乱拉赞助，禁止私下或单独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禁止为当事人介绍律师和为律师介绍案件。七是推行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八是建立严格的诉讼费收缴、管理和使用制度，落实中央关于“收支两条线”的规定，制订解决乱收费、乱拉赞助和办案“三同”等问题的办法。此外，还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政治学习和业务培训制度，建立和健全法官礼品登记和收入申报制度等等。就外监督而言，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要建立和完善主动接受党委领导、人大监督制度。党委的领导、人大的监督和政协委员的意见是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的重要保障。各级法院应开门纳谏，主动上门征求党委、人大、政协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参与检查、评议法院工作，旁听案件的审理；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批评意见，要进行认真负责的调查处理，并应及时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反馈，绝不能敷衍塞责。二是要建立法官违法违纪的投诉制度。各级法院要设立法官违法违纪投诉中心，设立专门投诉电话、投诉信箱和投诉接待室。任何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可以对法官在审判活动中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电话、信函和当面投诉；投诉中心应在纪检、人大工作部门的监督下，定期将投诉情况公布，分别调查处理。我们提倡署名投诉，以便对违法违纪和品行不好的审判人员进行调查处理。人民法院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保护投诉人的人身安全和民主权利。当然，任何机关、团体和公民都应当以对法律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从维护法律权威和正常的审判活动出发，以自负其责的精神进行投诉。三是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要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开审判制度落到实处。各类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公民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都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公开审理，除允许公民自由旁听外，还可实行电视和广播对审判活动的现场直播，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负责的态度如实报道。实行现场直播，能增加透明度，使审判活动处于公众和新闻媒体的直接监督之下，有利于审判人员严格依法办事和廉洁自律。

（作者单位：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浅谈如何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

司法公正与依法治国

/ 内容提要：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深刻地揭示了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司法机关依法办事,实现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方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治国的动态表现,是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实现。坚持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灵魂。而推进司法改革则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根本。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又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司法改革在赋予司法机关独立权的同时也须加强和改进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以保证司法公正,在司法活动中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关键词：依法治国 司法公正 司法改革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的继承与重大发展,也是党的十五大对全民族的杰出贡献。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深刻地揭示了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依法治国作为一个规模宏大的法治系统工程,其内涵十分丰富。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依法行政,努力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等,都是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各级司法机关依法办事,实现司法公正,则是依法治国方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动态表现,是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实现。
一、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坚持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灵魂。
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机关在执法活动中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贯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到严肃执法，秉公办案，实现法律所追求的社会正义。“法不仅仅是思想，而且是活的力量。正义女神一手持有衡量权利的天平，另一只手握有为权利而准备的宝剑。无天平的宝剑是赤裸裸的暴力，无宝剑的天平则意味着法的软弱可欺。”①天平与宝剑共同构筑了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解决纠纷的一种法律理想和信仰，也是法治社会的崇高目标。公正是司法的最高价值，司法公正是实现法治的保证，也是司法独立的基础和原因。②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执行,只有司法公正,才能树立法律的权威,才能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只有司法公正,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而不公正的司法,则是对法治的否定和背叛,是司法权滥用的结果,它不仅混淆了是非,而且会造成人们对法律权威性的怀疑,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就无从谈起。只有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邓小平同志科学地借鉴了各种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经验和借鉴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惨痛教训,科学地提出并论证了树立法律权威的极端重要性,并为在中国实现和树立法律权威做出了贡献。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首次提出:“为了保障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新党章总纲中也再次重申:“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以后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又反复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有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这就是说,邓小平一贯不主张“个人至上”,而强调法律权威,并在讲话中多次使用“法律权威”一词。因此可以说,树立法律权威是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核心。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在题词和讲话中强调法治和法律权威问题。现在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权威无疑是个核心问题。法具有最高的权威性,这不仅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特性所决定的,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树立法的权威性有赖于完善的制度,通过制度保障法的尊严,发挥法的作用,实现法的价值,通过制度来限制人的随心所欲,规范人的行为,避免“人治”对法的权威性的损害。
司法执法制度是法的权威性能否树立的关键,司法公正与法的权威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说一次犯罪是污染了水流的话,那么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则是污染了水源。西方哲人的这一比喻是形象的,更是发人深思的,它告诉人们:司法不公会带来怎样的恶果。
二、推进司法改革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根本。
当前司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司法没能提供应当提供的救济;公民的法律信仰阙如；司法公正未能达到必要的程度;司法未能有效遏制腐败,司法部门本身亦受到腐败的侵蚀;执行难往往使司法判决成为一纸空文。这些不良司法现象的产生,除了各种社会外部原因以外,主要产生于本身。因此,笔者建议应主要围绕信仰、专业、独立、公正、统一这五大目标,对有关司法制度作相应的改革。但颇令人遗憾的是，“在缺乏理论和知识准备的情况下，许多改革所起到的常常是负面的作用。”“我们与法制发达地区之间在司法制度上最大的差异乃是，在中国，建立在法律知识专业化和司法人员职业化基础上的司法独立还是一个正在争取的目标，维护这种独立的相关制度

还远未建立，学术界与司法实务界之间还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③“司法的良窳关系着民心的向背，司法能获得人民的信赖与尊重，是社会得以发展的重要力量。” ④因此，“只有将每一项改革建立在坚实的知识基础之上，今天的改革才不至于成为明天的改革对象。”⑤在司法改革的方式上笔者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切实推进人权教育，造就一群被法律重塑的新型公民。“要特别强调司法独立不是司法者的一种特权，而是国人的一项基本人权。独立的司法是实行法治的民主自由社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这种独立意味着司法功能的行使不受行政或立法部门的干涉，但并不意味着法官有权恣意妄为。司法独立更多的是正义享受者的一项人权，而不是司法者自身的一项特权。”⑥在强调司法改革不是司法者的“专利”，司法独立也非司法者攫取自身利益而“独舞”工具的同时，必须真正下大力气开展全律教育(决非行政当局“运动式”的普法教育，而是公民发自肺腑地汲取法的养分，法治规制下的政府则提供开展法律教育的平台，即做好服务工作)，以期从灵魂上重塑和改造那些历来漠视法律的大多数民众(绝非贬抑，实在是现实如此！)。要知道“真正的法治绝不仅仅在于冷冰冰的条文、威凛凛的法官、硬梆梆的警棍和空洞洞的判决，而是有一群被法律重新塑造过的新型公民，他们信仰法律，把司法独立视为天理，并愿意尽力去捍卫，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的司法改革成功了，才能说司法被真正‘归位’了。”⑦
2、改革法学教育制度和法官任职资格制度,大力提高法官的专业水平。法学教育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中，承担着培养法律人才、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与它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还有差距，法学教育的“产品”—法学人才在政治、经济、司法等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尚不尽人意。因此，有必要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高度，提升法学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并从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为法学人才在各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有利条件。法学教育机构与司法实务部门应是一种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共同体关系(正如有的学者所称法学家和求法律家同等重要，均系专家，各有所长)，而不可“文人相轻”、相互攻诘贬抑，各行其是。在法官的挑选上应当切实遵循独立、能力和正直的原则，注重被挑选对象的品德操守与业务技能，改变过去那种片面强调政治素质轻视业务素养，重使用轻的传统做法。在对法官业绩的评价上，也亟需更新观念，改变过去那种论资排辈、重行政级别轻专业技能、重温驯听话轻个性飞扬(在此作褒义使用，特指刚直不阿、有创造精神，不愿随波逐流敢于面对职业带来的寂寞与孤独，实践法治精神，追求法之公平正义的法官)的旧的做法，努力为法官提供一个宽和、严谨的人文环境。
3、建立垂直的法官任免体制,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经法定程序,法官不应受到弹劾和降职、免职。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特别是法院院长受制于同级领导机关是无法守好这道防线的。因此,应下大决心建立垂直的法官任免体制,确立对法律负责的信念,确保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在人类司法的发展史上，没有哪一种法律理念像司法独立那样，推动着司法的法律化、职业化进程；也没有哪一种制度像司法独立那样，锻造着法律运作的政治空间和专业意蕴。”⑧司法的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基石，是法院公正履行审判职能的内在要求。为了实现司法独立的价值要求，法院和法官要具备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能力和抗干扰能力。自上而下完善司法体制的设置，正确解决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等影响独立司法的现实问题，为依法独立审判提供体制保障、经济保障、法官资质保障及身份保障。
4、改进审判指导方式。上级法院可以通过不影响下级法院独立审判的方式指导审判工作，提高司法水平。如以讨论、讲座、会议等形式，交流司法工作经验，研讨疑难案件，提出新的法律见解，统一对审判实践的看法等等。上级法院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还可以发布司法规则、制定司法解释、编纂案例(注意此“案例”非彼“判例”，判例更彰显法官的智慧，更耐人斟酌、考量)。如此方可以提高基层法官的水平，并增强其独立意识，以维护司法整体的独立性。在强调法院独立审判的同时，也应加强调查研究，与时俱进，积极稳妥地推进法官个人的独立。过去无论是合议庭还是审判委员会，我们总是过多地强调了法官集体的智慧，殊不知，没有个体的小智慧哪来集体的大智慧，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司法个案的多姿多彩也势必要求办案法官敢于独辟蹊径，依凭自己的社会经验和司法理念作出相应的判断。这种判断理应获得尊重，在有些地方的裁判文书改革中已公开合议庭少数人的意见，但仍觉不够，因为那些隐藏在裁判文书背后的庭务会、审判长会、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大多未亲历具体个案的庭审，还在对案件裁判结果施加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合议庭具体成员的意见也只记载在案卷副卷中，而该副卷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是无权阅看的。现行民事规定了大多数民事案件的“两审终审”制，且规定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必须组成合议庭审理，似乎这样规定对应了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的地位，也反映着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所审理案件的复杂性。但从笔者十多年的法院工作经历来看，这种制度的设计有着先天的不足性，因为我国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均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从理论上笔者认为不同级别的法院在案件审判上应当是地位均衡的，不应存在上级法

院对下级法院具体个案上指手画脚的现象，上级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案件也未必一定比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更疑难复杂，尤其是在我国现行审级制度下，案件的分配多少有些“利益驱动”的成分(经济纠纷案件尤烈)，故此，在当前上级人民法院在承办越来越多案件的同时，也就顺理成章地无力履行监督、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职责了。笔者建议在将来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应采取列举式具体规定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所受理的案件中可以采取独任审判制，以符合审判实践规律，也有利于调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法官的司法能动性，提升其业务技能，增强其审判权威，也有利于更好地加强对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指导。
三、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司法公正就法院而言就是依法公正行使审判权。从近年来人民法院的执法情况看,可以说绝大多数法院工作人员是能够做到公正执法、秉公办案的。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少数法院和少数工作人员中确实存在着执法不公甚至枉法裁判的问题。究其原因,不外两个方面:从外部执法环境看,社会上种种不正之风对人民法院执法活动的干扰和影响是非常普遍的。当事人通过各方面的关系托人说情,请吃送礼；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搞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也给法院执法造成了很大障碍。从内部因素看,主要是一些工作人员政治素质不高,立场不坚定,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人情的拉拢,导致枉法裁判;此外,有的法官审判业务素质不过关,运用法律有偏差和失误,也容易造成执法不公。为此，“要使每一位审判员都成为具有深厚的法律功底、灵活的思维方式、丰富的司法经验、广博的社会阅历、高尚的人格和职业操守的优秀法官。”⑨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每一名职业法官的追求目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日臻完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战略方针正在进一步落实。法律作为管理国家的重要手段,日益对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保证司法公正,对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的建设至关重要。
四、加强监督制约,保证司法公正,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使监督充分发挥作用,既要切实使监督机构能行使监督职能,更要在制度上保障公民行使监督权。当前在加强监督制约,防止司法权力滥用上,应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全面理解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二是如何从制度上保障公民行使监督权。邓小平同志关于建立和完善人民群众的监督制度有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明确提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监督的思想也批判地继承了西方理论家提出的权力制约学说的合理因素。即,国家权力机关同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关系,不是几权鼎立的关系,而是决定和执行的关系,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同时又是分工合作的关系。江泽民同志说:“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责。这种监督,既是一种制约,又是支持和促进。”实践已经证明,人大监督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行之有效的国家制度。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意志进行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监督。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来说,它是最高层次、最有权威的监督;同样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同其他地方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的监督相比较,在本地区也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它们的监督机构,都必须置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之下。当然,对司法权的监督也应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对于非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人大应予以制止,支持法院实现司法公正。关于公民的监督应当看到,公民是最广泛的监督主体,在不危害国家的安全和不侵犯国家秘密及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应当逐步扩大公民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范围,增强国家机关活动的透明度、公开性,使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享有较充分的知情权。鉴于国家机关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应当建立完善的权利救济制度,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通过对权利及时、公正、有效的救济来实现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实现司法公正,同样离不开公民的监督。人民法院一方面要通过公开审判增加审判活动的透明度,另一方面,也应积极建立、健全一些必要的制度,如法官违法违纪举报制度、当事人评议法官制度等以确保公民监督权的实施。
总之,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不仅要求有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作为公民的行为准则或规范,更重要的是,法治的存在以其本身的价值取向为支柱,它蕴含着人类对公平、文明、秩序、和平等理想的追求,要求法从制定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对任何社会主体都是公正的。司法作为使法治从“应然”走向“实然”的关键环节,是实行法治的保障,要求其公正是必定无疑的。因而,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和有力保障。(作者单位：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注释：
①梁慧星编：《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第2页。
②刘晓军：《改革中的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以审判委员会为考察对象》，载 中国民律网—首页程序法学青年学术2002年 9月26日。
③贺卫方：《改革司法改革》，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1月4日，第3版。
④翁岳生：《迎接新

世纪从尊重人性尊严出发，建立温暖公正全民信赖的司法》，载《法令月刊》2000年第1期。
⑤贺卫方：《改革司法改革》，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1月4日，第3版。
⑥张志铭：《当代中国的司法独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6月7日第三版。
⑦邓科：《司法改革：现实与可能》，载《南方周末》2001年10月25日第7版。
⑧胡玉鸿：《马克思恩格斯论司法独立》，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3页。
⑨崔积明：《提高审判员个体素质之我见》，载《人民法院报》理论专版2003-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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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司法公正、高效，为“大大连”战略保驾护航演讲范文

“大大连”战略的提出，是我市建市思想的一大飞跃。它是市委、市政府根据我市发展的实际，按照我市建设的历史阶段，遵循城市建设的客观规律提出的科学决策。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大连市城市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大连市现有的地域规模和基础设施已经逐渐成为继续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大大连”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不求最大，但求最佳”城市建设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发展，无疑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但是，“大大连”的大决不仅仅是空间或地理意义的“大”。如孙春兰书记等市领导所说，“‘大大连’不是简单的‘圈地运动’，空间划出来了，里面要有内容有项目，是要大力发展产业的”，“它实际代表的大连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和全面发展”。因此，“大大连”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包括了城市规模扩张、功能提升、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形象改善，政治和文化更先进，要求方方面面的不断完善和在世界城市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大大连”代表着一种社会进步，它将开创大连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在大连市建设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大连市的司法系统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法律是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司法不能够确保公平，势必导致社会不稳甚至动荡。失去稳定，就谈不上任何发展。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深切地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近年来，依法治国、依法治党更成为全国、全党的共识。在我市的各项建设中，依法治市也成为了一条基本的原则，“大大连”战略同样应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这二者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法治需要在“大大连”的建设中去体现，而“大大连”战略需要法治去保障。在“大大连”战略风正帆悬之际，如何确保司法的公正和高效，成为摆在全市法律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实现司法公正和高效关键在人，在于人特别是执法者的素质提高和制度完善，同时要做好配套工作的及时跟上。当然，法律的运行主要分立法、执法和司法及守法几个环节，本文主要从司法方面进行论述。

提高法官素质，狠抓作风建设

作为超然中立的裁判者，法官最优秀的品质应当是不受法律以外因素干扰独立判断的能力。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具备精深的法律知识和法学素养。法官起码应当是博学的，中立的，正直的，廉洁的，超然的。只有这样，法官才能够做好工作，真正维护正义，解决纠纷，赢得尊重。

努力学习，提高业务素质。在西方不少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法官是经过严格而系统的法律学习后，从律师中遴选出来的，因此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法学知识。他们要求法官应当是一个法学家。在我国目前不可能完全按照这一要求选任法官。但是，提高现任法官业务水平，却是迫切的任务。近两年来，大连市法院系统对法官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不少法官开始参加各种形式的学习，本科生、硕士生大批充实进法院系统。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是，学历并不代表水平，也不能代替能力。我们的法官切不可为了一纸文凭而沾沾自喜，重要的还是不断学习，学法律，学外语，学WTO规则，学习国际贸易和法律规则，在不断学习和不断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

改变作风，提高政治素质。“民意不可违，民心不可欺。”大连市2001年和2002年组织的行风评议给大连的法官们上了生动一课。（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监督形式，有利于非常有效地鞭策后进，鼓励先进。如果能够和一定的责任制联系起来，使先进者上，后进者下，从责任人切身利益的处分上配合这一制度，将会更加有效。）我们欣喜地看到，法院系统的工作确实有了不少进步。但是坦率地说，法院的整体形象仍不能够完全和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相匹配。在“大大连”建设中，城市的发展空间和城市地位更进一步提升，如何切实贯彻“三个代表”精神，切实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人民币服务，为关系服务，将是摆在我们每一位人民法官面前的永远的试卷。

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在执行职务时，法官处在社会关系的中心。如何处理好各级党委、政府的关系，处理好与律师和当事人的关系，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对人大、政协及舆论界和社会各界的批评和监督持什么样的态度，关系到法院的工作是否处于人民掌控之下。因此，不唯上，不唯关系，坚持以事实（证据）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人民法官无愧于国家和人民，无愧于天地良心的根本。

管好司机、行政、后勤等聘用人员，维护法院形象。无论法官还是法院其它工作人员，都代表着人民法院的形象。管好法官以外的法院工作人员，也是法院工作的重要方面。个别法院工作人员狐假虎威，在外招摇撞骗或者斡旋居间为当事人摆弄关系，严重影响法院整体形象。对这此害群之马必须严加惩处。因此，在非法官的法院工作人员，也必须把好进门关，做好任职回避工作，以避免个别人有恃无恐，也使法院在有关问题的处理上投鼠忌器。

加强制度建设，严格执行法律

解决立案难问题。为解决法院“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了多种措施，在司法解释和法院的内部制度上均有不小的努力。但是，目前在大连仍有个别法院仍存在着立案难问题。如前所述，司法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正常途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如果堵塞了这一渠道，该立案的不立案，势必把这一矛盾推向社会，推向政府，影响社会稳定。相反，对应当立案的进行立案，经过法庭审理，只要判决公正，即使败诉，也使当事人知道败诉原因之所在，从而服判息讼。因此，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在立案时不进行实体审查，对该立案的案件进行立案，有利于切实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

切实遵守审限制度。“一次迟来的公正等于不公正”，这句名言听起来是那么沉重。最高人民法院三令五审，要求严格遵守审限制度。可是，仍有一些案件，既不复杂也不疑难，却被久拖不决。六个月或者三个月的审限被无限期的抻长，年轻的拖老的，老的拖死了的情况也不鲜见。这一现象严重影响了法院形象。大连海事法院提出：一般案件原则上不能超过两次开庭，没有特殊情况案件在审限内必须审解。这无疑是一股清新之风。

严守执行纪律。执行工作对当事人来说至关重要。可以说，一个案件的关键在于执行。如果一个胜诉判决得不到切实执行，那么它就是一张废纸，人民法院的工作就毫无实际意义。的确，执行工作是一块最难啃的骨头。“打铁还需自身硬”，越是矛盾最集中的工作，越需要法官自身素质过硬，作风过硬。在执行工作中严格依法办案，严守执行纪律，执行法官才能做好工作。

“徒法不足以自行”。制度的关键在于执行，而不是对其视而不见甚至阳奉阴违。切实执行各项制度既需要法院和法官自身的努力，也需要党和政府、人大、政协、各行业各部门及舆论和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

更新基础设施，搞好硬件建设

改善办公环境。使法院既能体现法的神圣和庄严，又使人心情舒畅，感觉公开、公平和开放。沙河口区、西岗区人民法院都已经喜迁新址，办公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中院、中山和甘井子区法院的室内环境了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与“大大连”相适应，甚至新区的出现，将对法院的外部形象提出更高的要求。重庆市等中级人民法院大楼的成功建设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办公设施的更新。信息时代的最大特征是电脑和网络。在我市法院电脑早已普及。但是有些设备较老，中院的网络建设也有待继续努力。最高人民法院要求重大的涉外、海商海事案件的判决书要在网上公示，有学者甚至提出了网上立案的设想。如何使网络更大地发挥作用，方便当事人，提高司法透明度，保证公正性，将是我市人民法院努力的一个方向。

法官待遇的提高。不用说相对西方国家法官的相对工资，就是和上海、深圳或者北京的法官比起来，我市法官的工资水平相对于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说仍属偏低。有人呼吁“高薪养廉”，在当前似乎不很容易。但是，逐步提高法官待遇，保证法官正常生活，使其专心办案，不为五斗米之利而摧眉折腰，确实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其次，法官的政治地位有待提高，多提供其参政议政的机会，有利于发挥其法律方面的专长，以及不偏有倚不受不同利益群体影响的优势，使“大大连”建设不偏离法治的轨道。最后，应借鉴西方国家做法，从人大方面确立法律保障，使无过错的法官不受任何弹劾，使其可以无私无畏。

整顿法服市场，打击违法犯罪

严厉打击黑律师。随着大连市的快速发展，大连的法律服务市场也迅速扩大，法律服务队伍发展迅猛。到2002年时，大连的律师数额已逾1200人，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超过600名。这个形势是喜人的。但是，也有一些“黑”律师混水摸鱼，打着律师的旗号骗取当事人钱财。我国《律师法》和司法部严禁非律师以牟利为目的为诉讼或者其它法律代理。而这些“黑律师”严重扰乱了法律服务市场的秩序，也影响了律师的社会形象。大连市司法局和市律师协会多次整顿“黑律师”，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因为“黑律师”现象的土壤还存在以及“黑律师”活动的隐蔽性，这项工作将会是长期的，持久的。

整顿法服所，强化人员管理。一部分“黑律师”是以法律服务所人员的面目出现的。相对来说，律师事务所的管理要比法律服务所的管理严格些。因为律师需要经过严格的司法统一考试，对实习资格和执业资格的审批，对律师事务所的成立都有严格的程序保证。而法律服务所的管理就相对宽松多了。这也为一些“黑律师”和假法律服务人员的活动大开方便之门。不仅出庭手续好出，而且在税务等方面也存在一些监管上的漏洞。因此，对法律服务所的管理要强化，这是保证法律服务市场正常秩序的重要方面。

规范律师执业行为。律师业的发展在我国仍是处于初级阶段。自去年开始，一大批律师事务所出资购买办公用房，而且不少是在高档的写字楼。这说明我市律师业已经部分完成了初步的积累，其发展已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但是，律师队伍鱼龙混杂，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规范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执业行为，建立律师过错赔偿制度，透明收费，整合律师力量，限制朝不保夕的小作坊式律师事务所，使大连的律师事务所上规模，上层次，走国际化、集团化发展之路，以适应“大大连”建设中超大项目以及加入应对我国加入WTO后国外律师的冲击和挑战，是大连律师应当深刻反思的问题。

发展非讼方式，减轻法院压力

提倡仲裁，重视和发展ADR等新型非讼解决纠纷机制的作用。法院这几年案满为患，这也是导致积案的一个原因。这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法律意识提高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我国其它纠纷解决方式不力的现状。大连市仲裁委员会这几年加大了宣传力度，2002年底又和国内各仲裁委员会及香港仲裁机构在棒棰岛召开了仲裁与调解研讨交流会，仲裁的影响逐步增大。但是，和法院比起来，仲裁受理案件的数量还是微不足道。参照国外ADR等行之有效的非讼解决方式，发展有中国特色、大连特色的非讼纠纷解决机制，不仅减轻了法院的压力，而且易于被国外投资或者贸易方接受，高效，成本低而且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理解。

重视行业协会和专门机构的协调功能和调解作用。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诉讼很少，很多矛盾都是在行业或者部门中内部消化。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对计划经济的东西也不能全盘否定，某些或资继承的机制还应当发扬广大。这样，有利于发挥行业协会和专门机构的专业优势，顺利解决矛盾。另一方面，也从另一个渠道减轻了法院的压力。而且，法院作为最终的解决途径，也为纡解社会矛盾，保持稳定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加入WTO和党的十六大精神鼓舞下，大连市的“大大连”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对大连的司法界来说，既是大发展的机遇，也是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只要大连市的法律工作者上下一心，努力学习，不断提高，与时俱进，勇于挑战，就能够在“大大连”的建设中独领风骚，为大连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也在涅磐中升华自己，树立起大连司法的卓越形象。
确保司法公正、高效，为“大大连”战略保驾护航

演讲稿具有宣传、鼓动、教育和欣赏等作用，它可以把演讲者的观点、主张与思想感情传达给听众以及读者，使他们信服并在思想感情上产生共鸣。希望《司法公正评价标准的认识与追求演讲范文》一文能帮助您解决关于2024“公正的演讲稿”相关的问题，再次感谢您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