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应制约权力绝对化有效根治腐败现象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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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干部应制约权力绝对化有效根治腐败现象

我演讲的题目是：制约权力绝对化，有效根治腐败现象。大家都知道，权力是一种职责范围的支配力量；而腐败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利用公权谋私利。权力具有双重性，它既能成为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积极力量，也能产生有害于社会、人民的破坏力量。腐败是侵入党和国家健康肌体的毒瘤，它能葬送党、葬送国家。一个党员干部如何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是判断他廉洁与腐败的标准，如何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做勤政廉洁的好干部是新时期摆在党员干部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干部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只能代表党和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去行使。纵观我们党的历史，代表人民群众正确掌权、用权，为人民群众造福的领导干部代代相传：孔繁森、焦裕禄，还有我们工商战线上涌现出来的郭英贤，我们身的许多工商干部，他们都是杰出的代表，他们真正从思想上弄清了权力是谁给的，为谁掌权，怎样用权。权力运作中他们“慎权”，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民担负起正确行使权力的责任，一身正气，忠于职守，鞠躬尽瘁，两袖清风，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敬重和爱戴。然而，浏览近几年反腐现实，胡长清、成克杰、王宝森之流，不修官德、贪图享乐、独断专行、擅权霸道、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完全丧失了党性原则，把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的工具，最终被权杖所伤，跌入腐败犯罪的泥潭。落得弄权自焚，身败名裂，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剖析这些贪官下水案例，无一不是权力绝对化酿成的悲剧。权力变异腐败的本质在于官员滥用国家权力，以国家权力谋求个人私利。权力的绝对化必然走向腐败，这已被社会发展的客观存在所证实。权力绝对化形成腐败的主要表观是架空组织，攫取私利，祸国殃民。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而崇拜权力绝对化的贪官们则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发号施令，作威作福。置党的原则和党的纪律于不顾，贪婪攫取，为所欲为。他们眼里，人民赋予的权力，只是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有的是随行就市，按质论价，批发“乌纱”；有的是有偿服务，明码标价，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还有的敲诈勒索，把权力当作财源，疯狂地收礼受贿，将权力嬗变成五光十色的金钱财物。

权力绝对化形成腐败的突出表现就是个人主观臆断，感情用事，一杯酒就能允诺一项工程，一个飞吻就能送掉公家一套房子，原湖北省副市长孟庆平，为了一个选美小姐，亲自出马为她筹办房产公司，为“照顾”她的生意，竟将一个宏大的安居工程拱手相送。媒体披露的那些“豆腐渣”工程，哪一项不是权力绝对化酿成的悲剧呢?从工程一开始，腐败就“搅拌”进了混凝土中。

擅权专横者之所以得道一时，其深刻原因是监督疲软，权力放纵。前几年，坠身法网的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曾经自白：当官到了他的这个级别，就谁也管不了啦。实际上，根本用不着他那个级别，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工商所长、工商执法人员，在他的管辖区域内不也能为所欲为嘛！权力绝对化，缺乏任何有效地监督，这正是腐败滋生的温床。在我们的党员干部中，有些人抱着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态度去养尊处优，有些人则逢场作戏、架桥铺路，来讨好上司。成克杰，贵为一方“封疆大吏”，且又远离京城，谁人敢惹?郑泽生卖官，干部调整名单都是在常委会上堂而皇之地“一致通过”，常委们不敢说一个“不”字，有人还为郑泽生卖官当“供销员”，从中拉“皮条”，有不少腐败案件若干年后才“浮出水面”，就是没有人举报，还有的是“拔出萝卜带出泥”，从案中案牵扯出来。再有就是体制缺陷，政府职能转变相对滞后，对权力的分解和科学配置缺乏相应的措施，以至人事权、财产审批权和调拨权相对集中,又缺乏有效地监督，也是权力绝对化形成腐败的原因。

权力绝对化形成的腐败，危害十分严重，影响极为恶劣。要根治权力绝对化，必须对权力进行全方位的制约、分解、监督。“权力制约，势在必行”，这是国家和人民的呼声。要想真正实现权力制约到位，权力分解到位，权力监督到位，从机制上让乌溜溜的眼珠在花花绿绿的票子面前不发绿而且也无法发绿，我认为：

首先，分解权力。对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的权力进行科学的细化和分解，将原有一个部门或一个人的权力分解为几个部门和几个人行使，尤其是对直接管理人、财、物的要害部门，实权岗位的权力，建立有效的内部制约和约束机制，保证权力的公正性。

其次，实行制约。制约就是不使权力放纵，不使权力脱轨，按照权力运行的规律运作，而不是随心所欲，为非作歹。

再次，加强监督。进一步加大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努力防患于未然，做到党员干部的活动延伸到哪里，权力行使到哪里，党组织的监督就实行到哪里。建立外部监督机制，实行办事制度、办事结果公开，以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

我的演讲可能很肤浅，但在我结束演讲之前，最后想说的一句话是：对党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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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魅力、权力制约与法治国家

/ 张伟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苏州 ， 215021）

最近《南方周末》报道了争议人物——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仇和靠激进手段进行改革和施政的历程。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仇和现象”、“仇和模式”讨论。学者们纷纷发表意见，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对此，笔者认为，当前在我国依法治国的过程中，领导者的“人格魅力”或“权力道德”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但决不能迷信，因其是感性的东西，是极不可靠甚至极其危险的，必须通过理性的手段——法律——进行权力制约。惟有如此我们国家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人格魅力 权力制约 法治国家

一、问题的缘起
2月5日《南方周末》以重点篇幅报道了《宿迁改制风暴》，讲述了争议人物——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仇和靠激进手段进行改革和施政的历程。随后有几位学者也各抒己见，参与讨论。情况当然是泾渭分明、各执一词。赞成者立场坚定的认为，仇和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好父母官，这从其上任8年来的政绩和民心所向就可见一斑，他的治理经验和改革模式应被广泛推广；而反对者也旗帜鲜明的指出，仇和的所谓经验和模式，实质上是“专制”，是“人治”，是权大于法、以权压法、不依法办事的典型，这与当前我国致力于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是背道而驰的，应当警惕并认真反思。所谓的“仇和现象”、“仇和模式”一时间成为当下学者们争相探讨的话题。笔者在此不揣浅陋也有一点不成熟的看法想一吐为快，还望批评指正。

二、人格魅力——“想说爱你不容易”
“人格魅力”，是笔者在有关“仇和现象”、“仇和模式”的报道中感触到的第一个“关键词”。诚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仇和是一个亲政爱民的好父母官，他在当地百姓中的威望极高。看到这样的报道，我们着实为之欣慰。因为，在老百姓中口碑好、威望高的领导在当前的媒体报道中并不多见，尤其在当前众多高官因贪污腐败不得民心而纷纷落马，甚至还有为数不少潜逃国外的情况下，出现了这样一位好“父母官”，当然为失望的老百姓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这一针效果是好是坏且容笔者慢慢道来。
人格魅力，从语词解释的角度看，“人格”是指人的整体精神面貌，涵盖三层意思：其一，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其二，个人的道德品质；其三，人的能作为权利、义务的主体的资格。本文“人格魅力”中的“人格”取个人的道德品质之意；“魅力”是指很能吸引人的力量。 “人格魅力”在我国可以说已成为一面“精神旗帜”。孔子的“不义，富贵于我如浮云”，孟子的“富 贵 不 能

作者简介： 张伟（1980—），男，山西古交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2003级硕士研究生。
淫，贫 贱 不 能 移，威 武 不 能 屈，此之谓大丈夫也。”，荀子的“从道不从君”，文天祥的“人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这些意气风发的千古绝唱，至今仍熠熠生辉。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成为“人格魅力”的最好注解。应该如何正确认识“人格魅力”呢？笔者以为，“人格魅力”在我国成为一面“精神旗帜”与我国居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统治地位的儒家“人性本善论”密切相关。儒家以“慈母”般的眼光看待人性,对人性持一种完全信任的态度。孔子说人“性相近,习相远”,暗含了性善的因素;孟子进一步发展为性善论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虽然主张性恶论,但他同时又强调只要经过一番修身养性,即可“化性起伪”,成为圣人。性善论经过宋代《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的宣扬,几乎家喻户晓,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新中国成立后,又有 “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神话。从某种程度上讲，“人格魅力”的确在我国历史上有过积极的作用。我国自古以“礼仪之邦”闻名，从帝王到文人都主张“贤人之治”、“以德服人”，十分重视执政者的品质对社会的影响，重视对官吏的治理，虽然其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统治，但也确实造福了黎民百姓，比起贪官酷吏自不必言了。人格魅力往往是与“清官”联系在一起的，谈及清官，我们很容易想到明镜高悬、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包公可谓是中国“清官”的化身或代名词。中国人对清官有着浓厚的情结，可谓情有独钟，多少世纪以来,无论多少朝代更替,清官情结依然凝聚在人们心底。“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豫剧《七品芝麻官》主人公的这句唱词成为相当多干部自律的格言。朱鎔基总理就职时也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话,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可见,清官对中国人影响之深。江泽民总书记也强调: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这实际上是要求领导干部们做“现代意义”的清官。因为“清官”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带有封建制度的烙印和一定的“人治”色彩,它从一个方面映了封建社会下法制的软弱,这与我们建设民主法治国家的目标是不符合的。不过，“清官”的秉公执法和高尚品德是值得提倡和发扬光大的，也是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所必需的。这也是建国后我们也一直重视打击官吏腐败，强调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道德” 的重要原因。因为法总归是社会的法，甚至可以说是“人法”,即调整人的行为的法律,是需要“人”来执行的，而人的自身素质对法的执行与维护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为政在乎得人，得其人则善政行”等说的就是此意。从刘青山、张子善的建国第一大案，到最近正法的王怀忠也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我们还应辨证的看待问题。从建国到现在我国查处的腐败大案要案中，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人”是极不可靠的。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官僚制合理性设计理论中也认为，个人魅力型统

治,是建立在某个具有非凡气质的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之上,行政职务不是一种稳固的职业,也没有按正常途径的升迁,全凭领袖个人意志的直接指定,其行政体制的特点是反复无常性。所以，所谓的“人格魅力”、“权力道德”并不理性，只靠人的内心自律而没有外在的刚性的制度、理性的法律加以约束，是极其危险的。建国以来我们党和国家惨痛的教训就是明证。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然而晚年却错误地发动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后来，邓小平同志总结得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无须饶舌，这里的“不好的制度”当然指的就是我们几千年不加警惕，建国后又始终缺乏清醒的认识的，由“人格魅力”异化所导致的“个人崇拜”。令人欣慰的是党和国家开始深刻反思并着手“权力制约”的理论探讨和制度建设。

三、权力制约——“这是我们的选择”
“权力制约”可谓是一个老生常谈、常谈常新话题。笔者在此并无意也无力纠缠于浩淼的理论海洋之中，只是想承接上文说明：靠所谓的人格魅力“统治”，是极不可靠，甚至是非常危险的做法。“人格魅力”或“权力道德”都是感性而脆弱的，必须有理性和刚性的手段——法律——加以制约。这也就是权力制约。 谈到权力制约，就必须首先认识权力为何物。同样由于笔者“内功不足”，在此仅作简要介绍。
权力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客观现象。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权力始终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然而，对权力现象的科学认识并非与之同步，且至今没有一个让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据学者们总结，权力理论可分为两大主要流派。一个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韦伯主义”，其认为“权力是某种社会关系中一个行动者所拥有的不顾反对而贯彻自己意志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所依据的基础是什么。”“我所理解的权力，就是一个或若干人在社会活动中即使遇到参与该活动的其他人的抵制，仍然有机会实现他们自己的意愿。”另一个是帕森斯主义，其认为，权力是一种系统资源，“是一种保证集体组织系统中各单位履行有约束力的义务的普遍化能力。”加尔布雷斯则认为，“权力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行为之上的能力”根据以上关于权力概念的各种解释，笔者感觉权力的特点应该是，为实现掌权者意志的行动的任意性，最起码是可能性，即前提是不加抵抗或限制时。然而，追根溯源，权力起源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需要，就其本质而言，权力乃是一种公共意志，是人类社会和群体组织有序运转的指挥、决策和管理力量。人类的政治发展史表明，权力，作为一种充满魔力的社会客观现象，曾给人类带来过巨大的利益，也给社会造成过深重的灾难，究其原因在于权力的运行是否受到合理有效的制约。当今社会，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还存在差异，权力的所有者与权力的行使者仍处于相对分离的前提下，对权力进行制约依然成为政治现代化和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完善权力制约机制亦是通向现代政治文明和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在权力制约理论方面,西方先哲先行一步。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政治家亚里士多德,他指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作为构成的基础,即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和审判机能。亚里士多德的分权论可以看作是一种萌芽形态的国家权力制约论。继亚氏之后古希腊政治家波利比阿认为在罗马的制度中存在着一种各个权力互相制约、防止对方无限扩张的关系，并认为这是罗马兴盛的重要原因。他断言,如果国家由各种权力互相帮助,互相牵制,那么无论在什么危急的时候,都可以成为一种很坚固的团体,除了这种政制之外,再也不能找出更好的政制。近代资产阶级权力制约学说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洛克和法国的孟德斯鸠。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了立法权、执行权和联盟权分立的主张。他认为,政府权力如果成为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就会成为专制的,而必然会危害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并且明确地提出“用强力对付强力”的原则。孟德斯鸠在国家权力制约与分权理论方面比洛克又前进了一步。他认为,自由只存在于权力不被滥用的国家,但是有权者都容易滥用权力却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因此,保障自由的条件就是防止权力的滥用。他主张防止权力滥用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建立一种能够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体制,以确保人们的自由。
从上述西方学者对国家权力制约的论述和历史实践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一切法治国家都需要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否则就会造成权力的滥用。这是一条被人类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客观规律。2.国家权力制约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没有社会公正的国家,人民是没有自由可言的。3.只有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才能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
反观我国，对于国家权力,我们长期以来侧重于道德制约,苦口婆心地劝导掌权者要廉洁自律,克已奉公,或者宣扬优秀党员领导干部的“人格魅力”，号召积极进行“权力道德”建设，却忽视加强法律和制度制约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和全局性,以致出现了严重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就报道的“仇和现象”而言，我们也可以发现，宿迁的官员和老百姓不仅有怨言，还有过集体性的突发事件：如报道中有位官员陪记者在街上闲逛时说：“环境确实改善了，但我们的利益也受损了，这叫享受并痛苦着。”，“我也知道全国不少地方扣工资，但哪个地方像我们这里，扣得简直像苛捐杂税？”。又如仇和从2001年始，将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对11家县以上医院已有9家完成改制。这导致宿迁市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不

按中央文件将出售的幼儿园收回公办，就罢课。”，这些老师们为不连累吃财政饭的丈夫们，还写好了离婚起诉书，准备“集体离婚”。类似的场景还发生在医院，沭阳县中医院在改制时，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并宣称，“不答应改回公办，就到北京去上访。”等等都足以说明仇和的改革是备受争议的，其“人格魅力”和“绝对权威”也是值得怀疑和商榷的。仇和自己也承认其改革“确实伤害了一些人”。可见，只靠人格魅力是行不通靠不住的，若不能清醒地认识并解决问题，则后果不堪设想。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仇和有“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无奈之言，也有“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豪言壮语。这也体现出作为改革者的两难困境。改革的确困难，但是认为“改革可以冲击一切,改革具有特权,”而无视法律的权威则是无稽之谈。改革与法律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就一定意义上讲,改革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意志的体现,如果不能把党的领导规范在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那么依法治国就会名不副实。人们习惯于把党的领导理解为“党权高于一切”,一些人会很容易以此把改革当作尚方宝剑,目无法律,目空一切,这对建设法治国家是极为不利的。
众所周知，国家权力制约与依法治国是密不可分的。权力制约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手段，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内涵。法治意味着控权制度的存在和权力制衡原则被遵守。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必然存在权力制约;凡是法治成熟的国家,人民的权利定会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因此,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制约,就不会实现法治国家的状态。

四、法治国家——“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法治是人类文明之树上的一颗硕果，是迄今人类为驯服政治国家权力所找到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近代的法治是从古代法治理论中发展而来的，早在古希腊就有人治和法治之争。柏拉图早期是典型的人治论者，其在《理想国》中主张贤人治国或“知识专政”，他认为“哲学王统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理想国家是靠贤人的智慧和知识而不是靠法律来掌管的。理由是“尚法不如尚智，尚律不如尚学”。不过晚年的柏拉图却认识到法治的合理性，将法律当作人们追随的“上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氏的这句名言在人治法治之争中显得尤为耀眼。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先师的“哲学王统治”，而主张“法治”。他认为：“凡是不凭感情治事的统治者总是比感情用事的人们优良，法律恰正是没有感情的”“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平衡”，继而，亚氏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指出了今日我们早已熟知的关于“法治”的经典定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到了近代，法治的光芒穿透了人治的黑暗。英国成为法治实践的策源地，英国哲学家哈林顿对人治与法治也有精彩论述，他认为“有完备的法，则有善良的人”，而不是“有善良的人，则有完备的法”。现代法治理论关注的核心是国家权力，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尤其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诚如洛克所论证的：法治的真实含义就是对一切政体下的权力都有所限制。
由此可见，法治从精神到形式都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提出了要求。法治精神的实质是关于法在与国家和权力交互作用时人们对这一关系所选择的价值标准和持有的稳定心态，既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问题，它回答的是法律是否具有最高权威问题。无论何种形态的社会，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存在。如果公众心目中认同的最高权威不是法律，而是什么所谓的“人格魅力”、“权力道德”，那么这个社会肯定不是法治社会，即便不是“赤裸裸的人治社会”也只能是“法治面纱下的人治幽灵”。在凡有权力高于法的地方，法都是随执掌权力人的意志而被随意塑造的。这种社会里的法是呈“人格化”的，没有理性而且多变，人们既无法信赖法律也无法依靠法律，这样只能专而投向“人身依附”或“权力依附”，结果就是“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等贪污腐败现象横行于世。当法律的权威远不及一人之言时，其结果便是人人自危、无法无天、国将不国。
法治国家的实现,是以法治理念的确立为先导的。西方国家法治化的历程就肇始于启蒙学派对法治思想的褒扬和推崇。中国要实现法治国家的状态，培育和弘扬国民的法治意识是当然十分重要，然而，笔者认为，在国家没有消亡，市民社会没有完全形成的情况下，树立和培养领导者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则是尤为重要的。从上述报道的仇和的行为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仇和为代表的“很多领导者没有意识到必须依法办事，没有意识到必须依靠建立制度和长效机制解决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或者即便意识到了也不愿意那样做”，“在这些改革举措中，我们看不到法律和制度的影子，而只能隐约看到书记一个人的鼓动和号令，这无异于堂吉诃德式的个人英雄主义”。不管是“个人英雄主义”也罢，“人格魅力”也罢，都突显出领导者们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匮乏。仔细考察中西方的法治道路，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历史上都曾有过人治与法治之争，但是却走上了不同的治国之路。究其原因，文化传统的大异其趣可谓是“元凶”。如前所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无疑占主导地位，而其关于人的核心理念是“人性本善论”。由此出发，在涉及治国方略时,性善论认为,既然人性是善的,就没有必要建立、健全各种法律制度,只要加强道德感化即可。只有在道德感化无法奏效的情况下,才辅之以法律,即所谓“德主刑辅”。这样,法律就成了道德的附庸。其次,在权力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性善论支持权大于法。性善论过分相信掌权者的道德自律,迷信“圣君贤相”,从而放松了对掌权者的警惕,忽视了对权力的法律制约,导致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建国后,我们对性善论的固有隐患始终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盲目地相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就使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人治文化传

统的羁绊，最终酿成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人祸”，这样惨痛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相反,西方文化则是一种“人性本恶论”文化。柏拉图由早年的典型人治论者转变为晚年法治论者,其重要原因可以说就是他认识到人的统治中混有“兽性因素”。因此,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必须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就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西方对人性的不信任从而产生法治思想,大概始于此。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人类具有罪恶本性,失德的人会贪婪无度,成为最肮脏、最残暴的野兽,这是城邦幸福和谐生活的莫大祸害。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说”更加剧了对人性的不信任。性恶论为法治思想奠定了文化根基。既然人性是恶的,就必须努力健全法律制度,防止人性中的贪婪成分恶性膨胀。
当前,我们要实现由人治国家向法治国家的转变,就必须从根本上屏弃传统的性善论,以理性的、冷峻的甚至苛刻的眼光来审视人性。不要再奢望人格魅力或权力道德的“神话”，否则将始终被“法治面纱下的人治幽灵”所笼罩而无法建成“法治国家”。所以应加大力度宣传人民主权精神,张扬制度优先理念,树立法律至上权威。唯有如此,全社会民主法治意识才能普遍提高,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处理好国家权力与法律的关系,从而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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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演讲稿

关于这个话题，我是从儿童童年的角度切入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但是关于童年我们能够记起的又有多少呢？童年在我们脑海中也许只是一个非常朦胧和遥远的概念，甚至于当我们绞尽脑汁地搜索关于童年的影子时，最终却发现一无所获。这是为什么？

先让我们看看现在城市儿童的童年吧！

从短暂的周末到“空闲”较长的寒暑假，不少城里孩子的日程表上安排的是学英语、学电脑、学音乐、学绘画、学舞蹈。初始的风雅在父母们的鸡毛掸子和考级的压力下，已经被扭曲，再也保持不了它们唯美的形状了。高负荷、高强度的学习培训，成年人尚且难以承受，被挤压在五花八门培训、强化、提高班的童年，孩子的灵性更是无处寻觅。

多彩的童年是一个人梦想的宝库，没有激情奔放的人生梦想，没有穿透时空的深刻思想，拥有丰富的人生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今天的绝大多数孩子，与苦难的生活无缘，童年的色彩也不再丰富。孩子们正常的学业负担暂且不论，只看那些林林总总的培训、强化、提高班，孩子们童年的足迹从课堂到课堂，各种各样的课堂几乎成为他们日后关于童年的唯一记忆，不难想象色彩单调的童年必将成为他们长大后永远的失落和隐痛！

“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这里面包含有多少成年人想当然、一厢情愿的成分？孩子是在伙伴当中成长起来的，也是在体验中长大的，他必须有对快乐、痛苦、成功、失败等各种情感真实的、直接的、个性化的体验。自由的天空，自由的空气，自由的奔跑，自由的呼吸，孩子才能不失本原地茁壮成长。假期本该是孩子童年最色彩缤纷的时候，然而家长急功近利之后，孩子只怕没有“赢在起跑线上”，却在起跑线上失去了童年的梦想。

过多地指责家长的“急功近利”和“不近人情”显然是不厚道的，因为家长也只是这个“优胜劣汰”社会机制中的一分子，为了孩子的明天，他们有责任安排孩子的未来。打个比方，如果你是教育学教授，当你的孩子该进中学的时候，你会为他挑选一所普通中学，还是一所重点中学？第二种可能似乎是大多数人的必然选择，即使你需要为此花费巨大的精力和金钱，即使你内心很明白这种择校现象是不正常的。个体的力量总是渺小的，当你自身无力改变这种现象时，也许唯一明智的选择便是适应它，唯有如此你才不会遭到残酷的淘汰。择校现象实际上反映了我国优质教育资源的严重稀缺，而国家对这种稀缺资源的分配不公又加剧了这种现象的发生。教育部门人为地将学校分为“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示范高中”和“一般高中”，进而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加以倾斜，结果导致少部分重点学校教育资源浪费严重，而大多数普通中学则陷入“饥荒”境地，入不敷出，长此以往，必然会对我国的基础教育发展产生许多消极影响。

当然，在目前优质教育资源极度稀缺的情况下，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按在校学生数来分配教育资源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因为这种缺乏竞争的做法很可能带来教育成果的“低效化”，从长远来看，同样不利于基础教育的发展。那么，如何才能保证这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用在“刀刃”上？窃以为在义务教育阶段应该首先保证公平，不能人为地把学校分成三六九等，应该按照在校学生数科学合理地分配教育资源。学生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严格控制“择校”现象的出现——实际上如果各个学校都差不多的话，也就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择校现象了。而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则应该适当创建若干重点学校以培养出社会所急需的优秀人才，并适当地给与政策倾斜，但一定要把握好“度”，既不能“锦上添花”，也不能“雪上加霜”，这些就要考验教育主管领导的智慧了。

作为学生家长，应该先从自己做起，在义务教育阶段抵制“择校”这种不正之风至少不参与其中，在社会教育制度的框架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保证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儿童的早期教育必须与处于这一年龄阶段儿童的身心发展相适应，绝不可搞“朝前教育”，培养所谓的“神童”、“天才”，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事倍功半。

如果真的爱孩子，就请给孩子的假期一片自由的天空，一个色彩斑斓的童年，少年的梦想就是未来的梦想，别让孩子失去童年的记忆，失去童年的梦想。像教育家陶行知所说的那样：解放孩子们的手，让他们尽情去玩；解放孩子们的脚，让他们到处去跑；解放孩子们的脑，让他们自由去想。

撩开“权力期权化”的面纱演讲范文

近来，一种新型的腐败动向颇值得警惕，这就是所谓的“权力期权化”现象。如《现代金报》近日报道，浙江省某县级市的房管办负责人在位时，利用自己的关系，将市区黄金地段大片土地出让给某民营企业主，该企业主因此拥有了亿元资产。该负责人退休后，被聘为该企业干部，年薪三十万元，高级住房一套，并且每年拥有几万元以内的请客送礼签批权。
前不久，浙江省政协委员杨扬就针对这一现象提交了《领导干部“期权化”现象应引起重视》的提案。他说，领导干部“期权化”就是某些有职有势的领导干部，在位时利用权力和影响，合法和不合法、合理和不合理地为某些企业、个体老板、外商牟取非法利益，为了保护自己，逃避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和查处，他不图眼前的直接回报，为日后退休、下海以后牟取更大的利益打下坚实的基础。一旦退下来、或辞职以后即到自己关照过的单位任职，收益十分丰厚。
毋庸置疑，“权力期权化”本质上就是一种腐败。它是将期货交易的市场行为引用到政治上来，使官员的滥用权力的行为转化为一种可期待利益，这种利益在官员退休、“下海”后兑现。虽然这种行为不像有些贪官那样一手办事、一手要钱，官员没有在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的同时马上取得钱物，但是利用权力为他人不正当谋利仍是对权力的滥用，妨害了权力公平、公正和廉洁的行使，破坏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秩序，使权力异化，沦落为官员和不法商人进行交易的商品。这种将来获得钱物的做法与马上进行钱权交易的做法并没有本质区别，其目的只是为了逃避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和查处。
“权力期权化”现象的出现，渊源于权力具有扩张和易腐的特性。权力具有扩张性和易腐性，这是古往今来颠扑不破的真理，掌有公共权力的人只要不受监督和制约，就会将本应为民众服务的权力转化为谋取自己私利的工具，孟德斯鸠就说：“每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而且还趋于把权力用至极限”。权力进行扩张和寻租有两个维度：一种是权力在管辖的范围和领域的扩张和寻租，这是权力在空间上的寻租和扩张；另一种就用现在滥用权力的行为与将来可能获得的利益做交易，这是权力向时间寻租和扩张，即“权力期权化”。
“权力期权化”现象的出现，也跟我们当前反腐败大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些年来，中央反腐败的力度一年比一年高涨，官员感受到了在权力寻租中前所未有的压力和风险。前些年，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敢说：“到我这一级的干部没人管了。”如今，不仅是厅局级干部有人管，省委书记、省长落马的也不在少数。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官员不甘心放弃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利益寻租，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寻租中遭致的风险。而权力向时间寻租和扩张――“权力期权化”正好满足了这些官员的需要，因为，“权力期权化”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官员在职时利用权力在土地审批、项目审批、协调融资等方面为一些企业谋取利益，但其并不在在职时收取钱财，而是在“下海”后到管辖地区的企业任职得到车子、房子和股份等特殊待遇，这种待遇的获得往往使人不容易与其在职为该企业谋利产生联系，并且这种待遇与其在该企业任职付出了劳动获得的合法收入搅在一起，难以分别。隐蔽性和欺骗性让权力寻租被打击的机率大大降低，因而这种低风险的寻租和扩张便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官员亲睐。
然而，要打击这种“权力期权化”的腐败现象，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一，反腐败机关太多盯着的是现职官员，而退休、下海官员的各种行踪不为他们所掌握，容易逃脱监管的视野；其二是由于时过境迁，要找出官员当初行使权力的行为与今天获得各种钱物的行为有必然联系有较大的难度；三是现行的法律存在漏洞，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于XX年在一个司法解释中认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退休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但是，事实上许多官员和不法商人之间在事先并不约定，而是双方心知肚明，官员在职为商人谋取利益，商人在官员退休、下海后自然而然投怀送抱，而且这种商人回报官员的利益与官员在其企业劳动获得的合法收入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对于这些情形法律并没有进行有效规范。
因此，对官员离职从业行为进行规范就显得很有必要。笔者认为，有必要制定以下制度和措施：
首先，必须严禁官员在退休、下海后在其原先管辖区域的企业里从业。有人认为，现在是市场经济了，作为领导干部辞去领导职务后，去那里是他的自由，公众无权干涉。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官员行使的是公权力，公权力来自民众的授予，官员要公正地行使民众所授予的权力，其的一些行为就必须受到合理限制，这包括其退休、下海不得在其原先管辖区域的企业从业，因为这种从业行为极有可能产生“权力期权化”的腐败现象，从而使官员在职的时候滥用权力，辜负民众的信托。国外也有相关的立法例，如韩国《公务员伦理法》规定，凡由总统令所确定的有关政府职员，自退职日起的两年内，不得到与其退职前两年间曾工作过的部门有密切业务关系、并具有一定规模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私人企业就业。事实上，中央组织部在今年年初提出要推行的六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措施中，就包括要对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下海”问题提出规范性意见，将其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消除其消极影响。
其次，我们的反腐败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加强对退休、下海官员动向的跟踪了解和组织管理。退休、下海了，许多人的组织关系还在，即使脱离了组织关系的，基于对其可能进行“权力期权”交易的警惕，也应当对他们建立相关档案，对其退休、下海的动向要有所了解。
再次，我们还应该严密我们的法网,加大对违反离职从业禁令的处罚力度。反腐败机关除了对官员和商人事先有约定，事后进行受贿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外。法律还应当规定，企业不能聘用原先管辖过其的官员，否则给予严厉经济处罚；对于退休、下海的官员到其原先管辖的区域的企业里从业的，其所获得的报酬除扣除比照他人通常劳动收入外都作为非法所得处理，并对其违反禁令的行为进行经济处罚。
最后，要使“权力期权化”的行为不能得逞，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官员在职时行使权力过程实现规范化、程序化和透明化。官员在职时很难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那么其在退休、下海后就不能得到什么“期权”、利益，所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而在这其中，对“一把手”行使权力监督制约是关键。在重要工作任务的部署，干部任免、调动和奖惩，大额资金的安排和使用，重大工程项目的确定以及其他重大问题上，都要通过实行集体讨论决策制度，杜绝“一把手”个人擅自决定重大问题，或用书记办公会议的形式代替常委会作出决定的现象。
总之，我们只有对“权力期权化”的现象提高警惕、加强研究，多管齐下进行治理，权力向时间寻租和扩张的倾向才能得以有效地遏制。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撩开“权力期权化”的面纱

文明演讲稿：远离腐败

各位领导，各位评委，大家好!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以一名地税干部家属的身份，参加这次廉政演讲活动，借此机会我谨代表与会的所有家属，向辛勤工作默默奉献的各位税务干部表示崇高的敬意，也真诚地向关心我丈夫成长进步的各位领导和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汇报的题目是“远离腐败 珍爱家庭”

人们常常这样赞美：家，是爱情之舟的港湾;家，是幸福生活的摇篮。今天，我们地税干部和家属就是带着对家的无限眷念，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欢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扬勤廉美德，奏和谐乐章”。共同思考净化家庭环境、营造廉洁家风、维护家庭和睦，以良好的家风配合党风、行风的建设与完善。

在地税这支为共和国聚财的队伍里，涌现出许多的如李玉国似的廉洁自爱、勤勉尽责的优秀公务员。正是你们用高贵的人格支撑起了中国的财政大厦，正是你们以正直的作风，赢得了人们发自心底的赞许;也正是你们用清正廉明的形象，维护了税法不容亵渎的尊严，推进和保证“聚财为国，执政为民”工作方针的落实。我为自己是一名地税干部家属而感到由衷地自豪和骄傲!

我的丈夫虽然只是地税队伍中一名普通的干部，但肩上却担负着国家和人民赋予的职责和权力。我深知丈夫的工作任重而道远。如何正确地对待手中的权力，摆正自己的位置，走好生命中的每一步是我们经常探讨的话题。平凡，并不意味着平庸，能够立足岗位，认真工作，把简单的事情做到不简单，把平凡的事情做到不平凡，真正做到权为民用，利为民谋，当好人民公仆，这何尝不是人生价值的一种体现!这何尝不是爱护自己、尊重家人、珍爱家庭的具体体现!

一个正直的干部背后，肯定会有一个廉洁的家庭在支持着他，以孔繁森、任长霞为代表的优秀干部，在他们背后都有一个廉洁自律的和谐家庭。俗话说“妻贤夫祸少”，为了让丈夫在履行职责时无愧于国家和人民，为了自己家庭的幸福温馨，也为了不辜负组织和各级领导的信任与培养，我愿意站在丈夫的身后，和他一起筑起一道反腐的防线，奏响一曲家庭助廉的凯歌。

腐败是党之大敌、国之大敌、家之大敌。廉政工作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家庭的幸福安康。同样是一名父亲，有的人带给子女的是自豪、自信、自尊与自强;而有的人留给孩子的是迷茫、困惑、排挤、嘲笑与自卑。腐败它到底给极少数滑倒的同志带来了什么呢?腐败，折断的是家庭团圆这根弦。一头是冰冷铁窗，形影相吊，而另一头则是望眼欲穿，孤灯夜伴;一头是千夫所指，一失足成千古恨，而另一头则是众人背议，妻儿老小孤立无援。腐败，毁掉的是事业前程这条路。腐败，失去的是康足富裕这份福。腐败 ，剥夺的是人格尊严这个义。如果说腐败是一种耻辱，那么它需要我们时刻铭记; 如果说腐败是一种挑战，那么它需要我们勇敢面对; 如果说腐败是一种现状，那么它需要我们努力改变。

今后，我将会更热心地支持丈夫的工作，面对大机遇、大变革，大挑战、大跨越。我会继续鼓励他，是热血男儿就要干劲十足的行动起来，把聪明才智各尽其能的发挥出来，排除一切干扰，抵制不良诱惑，把自己置身于打造“三个一流”工程上来。做到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 同时我也会要求自己和丈夫一起，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和有关的法律法规，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鉴别能力;学习周围的先进模范人物。以他们为标杆，努力在工作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本着与时俱进的原则，按照终身教育的理念，积极拓宽知识面，提高自身文化素养。 生活中，正确对待利益问题，让自己拥有一颗安于清贫、淡泊名利的心。树立正确的“交友观”，不搞“庸俗关系学”，近贤人，远小人，慎交友。扬起坚定的理想信念之帆，把稳廉洁自律之舵，为推动地税之舟稳步前进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提议我们所有的家属对税务干部在事业上要多一份支持，少一些拖累，在感情上要多一份温暖，少一些冷漠;在生活上要多一份关心，少一些埋怨;在奉献上多一份理解，少一些苛求;在娱乐上要多一些引导，少一些随便!切实使家庭成为和谐亲情的温馨空间，成为远离腐败的洁净港湾，成为反腐倡廉的牢固防线。

最后，我想说，廉政演讲比赛的举行，就像炎炎夏日里的一场及时雨，让我们在重温清正廉洁的故事、感受心灵震撼、深受教育的同时，认真反思自己的一言一行，在家庭助廉的道路上走得更加踏实，更加稳健。我深信，地税四分局必将会形成一股前所未有的合力，在每一个地税家庭筑起一道道“防腐长城”。干部、家属共建税务廉政文化的局面，必将为税收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演讲稿具有宣传、鼓动、教育和欣赏等作用，它可以把演讲者的观点、主张与思想感情传达给听众以及读者，使他们信服并在思想感情上产生共鸣。希望《干部应制约权力绝对化有效根治腐败现象演讲稿》一文能帮助您解决关于2024“绝对忠诚演讲稿”相关的问题，再次感谢您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