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权的困境：明代史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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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财于地，取法于天。
——《礼记·郊特牲》



先贤有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本文选取明史作为个案，意在以断代史研究的方式对传统专制制度下的土地法制作一个全程式考察。明王朝兴于开国之初的地权均平，灭于积重难返的地权困境，笔者尝试以尽量俭省的笔墨从法律制度的视角描述这个由治而乱的过程，分析法律制度所导致的足以颠覆一个王朝的巨大危险。本文的命题是，明代地权困境的实质是整个专制主义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困境，回避这一要害问题，无论是土地的定期性调配还是财政赋税层面的改革都不过扬汤止沸而已，专制主义不除，地权困境就永远是一柄按在中华民族咽喉上的利剑。

一、地权基本格局

《明史·食货志》曰：“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 ，没官田 ，断入官田 ，学田 ，皇庄 ，牧马草场 ，城壖苜蓿地 ，牲地 ，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 ，百官职田 ，边臣养廉田 ，军、民、商屯田 ，通谓之官田，其余谓民田。”
官田和民田不完全等同于公有土地和私有土地。官田，从产生依据看，包括皇帝的个别赐予、依法令设立（如屯田）、依官职取得为官服务的（如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为公益目的（如学田）；但是，从权属看，则包括国有土地（如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屯田等）、皇室所有土地（如皇庄）、官僚贵族所有土地（如赐乞庄田）。这一点倒是表明了古代中国“官”与“公”之间的一种无法区分的暧昧关系。民田，指官田以外的可买卖的土地。经过元末战争，大批土地荒芜，战乱又导致大量流民，明王朝为恢复社会经济秩序，保证国家财政收入，采取了鼓励垦荒，扶植自耕农的政策， 因而地权趋于分散，自耕农所有占相当大比例。 这部分土地属于民田。
明代土地的权属格局是在官府主导下构建起来的。朝廷有权宣布任何一片土地为官田，明初为财政目的抄没江南民田即为一例，发展屯田和鼓励垦荒扶植自耕农的政策也反映了官府对土地的直接分配。所以，官府行为是土地资源配置的重要渠道之一。其次是民事流转。明代法律明确规定，官田“不许私自典卖” ，民田得以典卖、继承、赠予等方式流转。明中叶以后，土地流转频繁，有“田宅无分界，人人得以自买自卖”之说。 民间典卖土地，自行立契，按则纳税。但是，土地的民事流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民间惯例的限制，主要是在典卖田宅时，本族、本宗、本姓的人享有优先购买权，民田的卖方不得自由选择买方，而买方如不具有与卖方同族、同宗或同姓的身份，则无权购买。
明代黄册、鱼鳞册的编制建立了确认土地权属的制度。 《大明律》则对盗卖田宅的违法行为规定了具体刑罚，为土地所有权的成文法保护确立了基本规则。

二、里甲赋役制度

在自耕农经济的基础上，明初制定了严密的黄册里甲制度，控制田亩和户口，以便征派赋役。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令“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 洪武十四年（1381年），在户籍制度基础上进而建立黄册里甲制度，其内容为：“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畸零 。僧道给度牒，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上户部者，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其后黄册只具文，有司征税编徭，则自为一册，曰白册云。”
明代的赋分为田赋与杂赋，以田赋为正赋，沿袭唐宋以来的两税法，以夏税、秋粮为正项。田赋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的杂赋，杂赋中最重要的是“上供物料”，即地方为宫廷和中央各部提供的物资，一般根据朝廷需要的品类和数量，摊派给各地。赋税率因田主身份（官绅与庶民）的不同而有轻重之别。明代依循旧制，给予贵族和官绅阶层免税特权。各王、公贵族占有的庄田是免税的，他们的家庭成员和部分佃户也被免除了差徭负担；官绅地主则按品级优免赋税，根据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的规定，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以下依次递减，至九品免粮六石，人丁六丁；地方官则按品级各减京官一半。其不入流的教官、举人、监生、生员等，各免粮二石，人丁二丁。 而各州县所规定的优免额，实际上远比国家定制为高。 至崇祯年间考中进士便可免除赋税和徭役。
明代前期确立了正役和杂役两类徭役。正役又称里甲正役，是里甲最主要、最基本的役务，即由里甲人户轮流承担“催征钱粮，勾摄公事”的差役。除正役外，还有杂役，包括由特殊人户应充的军役、匠役两类，以及其他服务于各级政府的职役，如随官听差、公堂听差、狱卒、门卫、斋膳夫、解运税粮官物、养马等，各地编征的名目和数量不一，总的原则是“因事编佥”。 徭役的摊派同赋税一样有身份之别。朱元璋于洪武十年(1378年)颁布法令免除政府官员之家的徭役。 至嘉靖二十四年，官员不仅免徭役，而且免赋税。
按官绅或庶民的不同身份而征派轻重不等的赋役，是一种身份性赋役制度。这种区别对待的赋役制度，实际上等于授权官府合法剥夺庶民财产无偿分配给官绅和贵族阶层。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优免赋役的贵族和官绅拥有土地资源的成本大大低于赋役较重的庶民，这就为土地资源流向贵族和官绅创造了便利条件。明代身份性赋役制度的一个结果是，农民为逃避苛重的赋役，经常携带田产挂靠（“挂名投靠”）到官绅或贵族门下，委身为奴僮，当时称为“投靠”。 官绅地主因此可凭借其优免赋役的特权获得大量廉价土地和劳动力，身份性赋役制度构成此种土地资源配置的制度背景。另

外，“因事编佥”原则造成徭役的不确定和随意性，使得官府有权任意调派农民的劳动，实际上构成对农民财产的变相征用。

三、反兼并法

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个朝代，稳定都是官府压倒一切的目标。分散的自耕农经济是明王朝创建之初的经济基础，在统治者看来，维持普遍的自耕农经济就是维护安定的政治局面，因此，抑制土地兼并、打击豪强历来就是明王朝的基本国策。
明初朱元璋颁布过一系列反兼并法令：洪武元年（1368年）诏令曰：“耕者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 洪武五年（1372年）六月朱元璋作铁榜九条申诫公侯，严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势强占官民田产；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规定，公侯大官“其山场水陆田地，亦照原拨赐例为主，不许过分占为己业”。
然而，严厉的反兼并法并未收到预期效果，自明中叶始，土地兼并日益剧烈，造成如下后果：第一，税田额数大幅度减少， 失额土地“非拨给王府，则欺隐于猾民” ，官僚贵族占有土地并以合法或非法手段免除了赋税，成为非税田，财政税收因此相应减少。第二，失去土地的农民或者沦为佃农，或者流亡，沉重的赋役日益转嫁到尚保有土地的中小田主身上，也导致他们的破产。第三，民不聊生，流民遍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安。第四，土地兼并和欺隐，导致户籍登记与土地所有状况相互脱节，黄册里甲制度徒具形式，赋役秩序混乱。
为什么严厉的反兼并法无法阻止土地兼并？明代的统治者和学者们对此有很多议论。相当多的学者，如方孝孺、解缙、徐光启等，认为土地兼并的根源是土地私有和土地可以买卖，因而，反兼并的根本对策应是土地国有化，即由政府直接分配土地，土地禁止买卖。
土地国有化政策究竟是对症下药还是饮鸩止渴，要看土地兼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当时土地兼并的主要方式如下：第一，皇室成员、勋威、贵族借助政治特权大肆侵夺官田和民田，皇庄和贵族地产迅猛扩张。 第二，官僚地主利用职权强占民田。 第三，军官、豪强、内监瓜分屯田，化公为私，甚至役使屯丁。 第四，贵族、官僚地主以接受“投靠”的方式兼并土地。第五，地主利用高利贷兼并自耕农土地。 第六，人民为躲避苛重的赋役不得不贱售土地。 上述凭借政治特权进行的掠夺，动辄几百顷，几千顷(如皇庄的扩张)，其规模和速度都远远超过一般地主以购买方式进行的土地兼并。
由此可知，土地兼并和地权集中的最主要原因是：特权阶层凭借法外特权进行掠夺；以及，身份性赋役制度和沉重且无法预见的赋役负担导致自耕农破产，以致他们被迫携产投靠或贱售土地。因此，地权集中的根源并不是土地私有以及土地可以买卖，正相反，不公正的地权集中恰恰是因为自耕农对土地“私有”得不够。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赋役上的不公正待遇使官绅阶层对自耕农的剥夺合法化；二是官府有权任意征用农民的劳动时间和私有财产；三是农民无力对抗来自官府和特权阶层的侵害。正是这三个因素导致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残缺而且脆弱，起初保有土地的农民很容易横遭掠夺而不得司法救济，也很容易破产卖地继而陷入赤贫。因此，自耕农失去土地和土地资源不公正集中的真正根源是自耕农的私有财产不受法律同等保护。

四、主要经营方式：租佃制

由于地权趋于集中，无地农民居多，明中叶以后租佃制成为土地的主要经营方式。租佃关系基于地主和佃农的租佃契约而产生，租佃契约记录了土地所有人和承租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利益和风险的分配。首先看地租的种类和租制：地租分为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三种，实物地租占主要地位；租制有分成租制和定额租制两种，分成租制是指将实际收成按主佃议定的比例分配，定额租制是指不论实际产量多少，佃户都要交纳议定的租额。 其次看地租率，据估计，当时的地租率大都占收成50%以上，甚至还有达到70%和80%的。 再次，地主为防止佃农欠租，在契约中采用了几种担保办法：一是押租钱或赔价钱，即佃户须先交纳一定量的钱做押金，才能租得田地，租佃关系解除时，押金归还佃户。押租在租佃契约中甚为流行。 二是预收地租，即地主在出租土地时，预先索取一年或者几年的地租。另外，在契约之外，佃农还可能有其他负担。 最后，地主可能以毁约换佃为借口强行提高地租。
租佃关系所反映的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自有其经济和法律背景。首先，地权集中致使无地农民剧增，地狭人稠的局面导致农民竞佃。 土地资源的稀缺可以部分地解释农民在承租土地时为什么会竞相交纳批田银或批赁银 ，地主为什么会经常性的增租夺佃。但这个解释是不够的，农民被土地束缚和依附于地主不仅仅是土地稀缺造成的，明王朝的重农抑商政策和限制农民自由迁徙的严法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工商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农民没有另谋出路的自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明代的抑商政策不仅体现在官府对商业的过度管制（如市籍、专卖、海禁等制度）、对商人的过度剥夺（如沉重的商税、铺行火甲等）以及严厉限制迁徙自由（如里甲、路引制度）方面， 而且还表现为官僚权贵利用特权经营工商与民争利。 抑商政策使农民无法自由迁徙、自由进入城市市场，这种城乡分隔越严厉，地主对土地的垄断占有就越是得到强化，而无地的农民就越是容易遭受盘剥。
如果说农民在租佃关系中遭受了不公正对待，或者地主夺佃增租属于违约行为的话，那么，农民能否获得适当的法律救济呢？明代规范租佃关系的规章典据不是国家制定法而是民间惯例，因为统治者认为民间田土之事不过“细故”而已。虽然不能否认惯例中也有保护农民利益的内容，但民间惯例更多的还是对富人的维护。 官方对民间惯例的态度是，只要有书面契约的形式，且不违反刑律，就承认契约内容的效力，并对违约行为施以惩罚。 这种放任政策不仅体现在立法上，司法裁判也是如此。户部《教民榜文》明令：“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轻便告官，务要经本管里甲老人理断，若不经由者，不问虚实，先将告人杖断六十，仍由里甲老人理断”。 洪武末

年，为“严越诉之禁，命老人理一乡词讼，会里胥决之，事重者始白于官，然卒不能止。越诉者日多，乃用重法，戍之边”。 虽然，明代律法没有明确赋予“里甲老人”正式的司法权，亦未纳之于正式的司法管理系统，但从以上记载看，“里甲老人”确实掌握着田土争议的调解或仲裁的权力，而且法律通过严禁“越诉”强化了这种权力。
国家立法和司法裁判权在租佃关系上的放任姿态并不表明当时的农村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自治社会，相反，在身份性赋役制度造成的歧视和压榨之下，以及法律对农民选择自由的严厉限制之中，立法和司法上的放任反而纵容了农村社会中的为富不仁和恃强凌弱。如果说土地资源稀缺、城市化迟滞造成了地主的自然垄断地位的话，那么，法制上的放任则把这种财富垄断下的经济强制合法化并上升为法律的强制。
故而我们实在不必惊诧于史不绝书的明代农民暴动。 从洪武到万历年间（1368年—1620年），农民的斗争目标主要是抗租、夺地、平田，有时直接针对地主的“冬牲”和“大斗大秤”等勒索方式。 明末，北方李自成义军提出了“贵贱均田”、“不当差，不纳粮”、“平买平卖”的，要求土地所有权，要求减免赋役，主张建立公平的交易秩序。南方农民的权利主张也从抗租、减租发展到要求耕作权和土地所有权。农民的减租减赋、均田永佃的要求，其实质是主张对土地和劳动成果的正当权利，主张财产权。 亚当·斯密说，“财产权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依存的。财产权的保护和财产的不平均是最初建立政府的原因，……”。 然而，中国农民为争取自己的财产权却必须推翻政府——既然以国家暴力为基础的政权不能保护财产权，不能缓减财富垄断所造成的经济强制，不能为财产受到非法侵害的农民提供司法救济，不能保障农民另谋生路的自由，那么，人们只好抛弃这个并非他们所选择的政府了。正如洛克所说，“当立法者们图谋夺取和破坏人民的财产或贬低他们的地位使其处于专断权力下的奴役状态时，立法者们就使自己与人民处于战争状态。” 暴力成为官府和农民之间唯一有效的周期性对话方式，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进步”就只能体现为血与火的惨烈记录，而不是恒产恒心所催动的自由秩序的演进。

六、明王朝的财税改革

面对财政收入的锐减和社会的动荡不安，明政府被迫调整政策，进行财税改革。在一条鞭法实施前，中央和地方已经出现一些初步的改革措施。例如，针对差役负担不确定、官吏和里甲书差舞弊以及黄册所载丁粮严重失实导致的差役负担不均，天顺元年(1457年)朝廷正式诏令“行均徭法，禁里长害民”。均徭法将各级政府所需差役的项目、等级和名额确定下来，将里长佥役的权力收归官府，黄册之外，查勘实在丁粮多寡，另编均徭册，改变临时佥点办法，改行里甲轮役制。 再如，明中叶后的赋役折银措施将各种名目的征派制为定额，以及赋役定额化改革。
只是在这些局部改革之后才有著名的土地清丈和一条鞭法改革。万历六年(1578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下令：清丈全国土地，清查漏税的田产和追缴欠税；制订《录》和《清丈条例》颁行天下，限令三年内各地查清溢额、脱漏和诡寄等。到万历八年(1580年)，据统计，全国查实征粮田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期(1487-1505年)增加近三百万顷，政府赋税收入因而剧增。 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又把嘉靖初年在福建、江浙等地由甘澧、庞尚鹏、海瑞等人推行的一条鞭法，在全国推广实施。一条鞭法集均徭法、赋役折银定量等改革措施之大成，主要内容是：（1）统一役法，并部分地“摊丁入地”。即把原来的各项徭役合一，一律征银，官府需要力役，则拿钱雇人应差。（2）田赋及其他土页方物一律征银。（3）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4）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一条鞭法按丁、粮派役，即把一部分原按户或丁计征的负担转为按土地多少征收，使无地少地农民，减少了丁役负担。赋役合一折银，减少了里长官府合谋舞弊的机会，而且，有利于减轻农民人身依附，它是唐代两税法之后的重大改革。一条鞭法的实行使明政府赋税收入增加，万历初期十年间，史称最为富庶。
但是，随着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的去世，一条鞭法逐渐名存实亡，以一条鞭法为大成的整个财税改革完全失败了。它的失败原因并不在于人亡政息，甚至也不在于皇权的腐败和吏治的松懈，在本文看来，专制主义制度下的财税改革至多起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时之效，失败是注定的。朱元璋说过，“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以供上者，乃其分也！” 在皇帝眼中，赋役是人民对皇家的绝对义务，可是，皇家和官府又给了农民什么呢？王法禁不住王公勋戚对农民土地的掠夺，也管不住各级官府在“一条鞭”外大量加征派款，反而还强加给农民歧视性的赋役制度——法律规定了农民的赋役却保障不了农民对其土地和劳动收益的财产权，农民完全成为供皇帝、王公贵族和各级官吏汲取财富的工具。农民不受法律同等保护的地权之上负载了一个不惜涸泽而渔的统治集团，这就是明代财税制度极度败坏以至无法挽回的根本原因。托克维尔在评述法国封建制度时说，“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违反它相当于实行暴政，恪守它就相当于服从法律”。 就是说，在国家赋役法之上还应有更高一级的法，那就是“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原则，此项法律原则的两个潜在要件是：第一，纳税人的同意意味着他们有权选择政府和决定政府的规模与功能，从而控制政府财政，第二，纳税人的同意决不是无对价的，其对价必须是国家承诺并切实履行保障人民财产权的法定义务。然而，中国的皇帝却没有这些个观念，他们把赋役视为农民的天然义务，法律就是他们自己的意志，赋役立法何须经过农民的同意？他们从来都是把暴政视为当

然！明后期的财税改革，虽然以法明文界定了赋役额度、征收程序和计量方法，但它没有建立起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国家法律和民间私有财产之间依然关系紧张甚至是激烈冲突的。这是专制主义政体下赋税制度的本质，这个本质决定了它的命运。


结 语

黄仁宇说，朱元璋擘画下的明朝带着不少乌托邦的色彩，他要把一个地跨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国家整肃成一个严密而又均匀的体制。 在我看来，维持广泛的小自耕农经济，辅以黄册里甲制度的严密管制，通过征派赋役养活国家机器，可能就是朱氏乌托邦的实质内容。但是，这个乌托邦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积重难返的地权困境。一方面，开国之初广泛的小自耕农经济在中叶以后便被不可遏止的地权集中浪潮所吞噬，土地集中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流民，产生大量佃农，地主凭借土地垄断对佃农进行过度盘剥。另一方面，明初按地权分散状态设计的赋役制度日益失效，官府不断膨胀的财政需求和无法遏制的非法征敛成为民间社会的不堪承受的重负，晚明的财税改革已经无力医治这一深入制度骨髓的恶疾，国家机器的败坏已无法挽回。农民的赤贫和财税制度以及国力的衰微是互为因果的，于是，我们便看到中国传统社会自我矫正机制的自然启动——农民暴动和外族入侵导致朝代更迭。然而，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并没有带来任何政治和法律制度上的实质进步，每一次大动荡都回到原来的起点，历史呈现出原地踏步式的恶性循环，没有哪个专制王朝能够走出地权的困境。
地权困境的症结在哪里？本文从法律和政治制度的视角作如下回答：第一，法律未能给予一切私人财产同等待遇、同等保护。官府不尊重人民财产权，任意（即不经正当法律程序）征用人民私有财产，因此，自耕农的破产不可避免，地权的不公正集中无法遏止。第二，服务于朱氏乌托邦的里甲制度、城乡分隔、抑商政策等等，剥夺了人民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试图把农民永远束缚在农村、不准他们另谋出路的法律适得其反地阻滞了城市化的发展、强化了农村的土地垄断、恶化了地权困境，使社会越来越不稳定、地权越来越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第三，最关键的是，由于人民无权选择政府，无权决定政府的规模和功能，无权决定税则，处于自我道德管束状态的政府逐渐变成骑压在民间社会上的无限膨胀、贪婪攫取的腐败集团。于是，在统治集团对民间社会的财富汲取与民间社会对国家提供财产权保护的诉求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和冲突。如是三点，我将之归结为专制主义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固有特征。因此，明代地权困境的实质是整个专制主义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困境，回避这一要害问题，奢谈政府官员的道德教育和纪律约束，寄希望于政府定期调配土地或者“薄赋轻徭”减轻农民负担，都无异于缘木求鱼。
专制主义在中国不仅早熟而且特别长寿。虽然先圣们自古就有“取于民有度” 之类的训诫，但这类“民本”思想早已被专制主义驯服，沦为帮凶。正如魁奈所说，“在君主专制的国家里，最关心的一件事是任意向国民征税；这种征税看来并不服从于自然规律所规定的规章或限度”。 所以，如果“民”仅仅是事实上的国家之“本”，而不能作政府之“主”，即人民无权选择政府、无权决定政府的规模和功能、无权决定税则，那么，就没有什么可靠的力量能够防止依靠人民税赋养活的政府演变成“天下财富俱为我用，世上黎民均为我仆”的权贵集团。历史从反面证明：没有专制主义的彻底终结，就没有财产权和自由。


（全文发表于《人大法律评论》2001年卷 第一辑 页24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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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困境之中成长崛起演讲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各位来宾：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

奋起在困境之中

XX年，是注定载入公司史册的一年。这一年，公司先后获得了平顶山市“五一劳动奖状”、河南省用户满意企业、河南省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企业资质从“土石方一级”增加到了“拆除与爆破一级”。虽然，这一年公司的帐面盈利额仅为33.6万元，可在两年前的XX年，这一数字还是负的1363万元。

亏损1363万元，对于一个在残酷的市场经济浪潮中搏杀的企业，无异于被宣判了死刑。人们不会忘记两年的情景，机关总部累计十三个月不发工资，许多年轻人不辞而别，技术人员几乎全部外出打工，四十多岁职工坐等破产，五十多岁职工的盼着退休。“哀，莫大于心死”。可以说，所有职工的心里已经由失望转向了绝望。

XX年的6月，新的领导班子走马上任。说实话，一开始，大家对这个平均年龄仅有30多岁的领导班子并没有抱多大的期望。“这样一个烂摊子，3个月他们就得走人。”有的“高人”甚至这样提前宣判了他们的命运。在这样内外交困、百废待兴的局面下，新上任的领导班子并没有多少豪言壮语，而是一头扎进重振公司，那千头万绪的工作中。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新班子清醒的认识到，企业要想走出困境，领导必须以身作则。“为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上无愧于组织，下无愧于职工，对己无愧于良心”，新班子上任后第一把火先烧给了自己。他们一手狠抓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提高思想素质和理论水平，增强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把握全局的领导能力。一手对二级机构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充实，把一批“靠得住、有本事、肯干事、干成事”的中青年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大大增强了基层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同时，他们提出了“保持一个状态、坚持两个务必、增强三种意识”的要求，出台了“六条禁令”，重申坚持民主集中制，增强了执行力，树立起了言必信、行必果的权威。通过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迅速形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决策中心。

“人才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为了留住人才，人尽其用，新班子一上任就明确提出了“留在企业的都是人才”的人才观，坚持“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高度重视对现有人才的培养、教育、管理和使用，积极为各类人才的成长搭建平台，在全公司营造了良好的人才竞争机制。在公司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挤出资金送培员工，为他们提供深造机会。同时，对中层干部实行年度述职、变伯乐相马为伯乐赛马。选树和重奖公司年度“十大优秀员工”，为优秀人才创造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可以说，这两年来，职工队伍素质的普遍提高，人才资源得到充分保证，为公司的奋起腾飞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勇于开拓创新，深化企业改革。这是新的领导班子为公司的奋起插上的两只翅膀。在对人事管理制度、分配制度的改革中，沿袭多年的工人干部的界限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岗薪挂钩的聘任制。对分公司领导也实行了基本岗薪+效益的工资分配制度；对工程项目班子成员实行了目标责任工资制。

在调整产业结构上，新班子明确提出“集中力量扩大南方沿海市场，巩固河南、河北、安徽三大电力市场，积极拓展山东、河南、广西三大公路市场，辐射周边地区”的经营策略，从优化市场布局入手；实行经营开拓目标管理责任制，加强信息管理，强化信息跟踪；建立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区域性分公司在经营开拓方面的积极性；积极组装社会生产要素，正确实施“合作经营”。在机构整和上，先后将土建分公司和建机厂并入中原分公司；让连年巨额亏损的中南分公司歇业；对长期吃“大锅饭”的职工医院、子弟小学、物业公司实行 “承包经营、定额补贴、独立核算、自主分配”，通过以上措施，公司每年降低成本100多万元。一连串伤筋动骨的改革使公司的面貌彻底发生了变化，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两年来完成任务开拓额43568万元，一举扭转了连年亏损的被动局面。

强化基础管理，提高企业管理水平。这是新班子走出的又一步制胜之棋。“稳定年”、“项目管理年”、“发展年”，围绕三个主题，公司先后出台了《项目成本管理实施办法》、《公司直属已完工项目财务管理办法》、《预算编制试行办法》等一系列制度和措施。对300万元以上的项目实行了财务总监委派制，增强了法人对项目的控制力；推行工程项目目标成本责任制，实行奖惩制度；对亏损的工程项目，加大反腐监察力度，实行责任追究制；对资金管理、工程款拖欠、财务管理等进行清理整顿，使公司资金进入良性循环。另外，公司还通过细化管理，开源节流，XX年，仅水电费、办公费、差旅费、电话费等可控性费用就比上年减少了120多万元。

企业又活了，人们奔走相告。公司赚了钱，怎么花，大家的眼光都在紧盯着。XX年，当时公司已累计拖欠职工养老保险金、集资款、工资、医疗费等2627万元，有的单位停发工资已达两年之久。此时，新班子再次向人们展示了他们一心为民的高尚情怀。针对这种局面，公司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在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运行的同时，两年来共解决职工工资、养老保险金、集资贷款等1400多万元。此外，公司还投资100多万元改善职工生产、生活条件。通过一系列“民心工程”的实施，增强了企业向心力和凝聚力，在公司形成了“人人为公司分忧”的感人氛围。不少外出打工的职工又纷纷回到了工作岗位。

企业得救了，公司的各项业务逐渐走上了轨道，职工的生活一天天好转。但是经过两年的呕心沥血，这个平均年龄仅为30多岁的领导班子，白发却过早地染白了每一个人的双鬓，每个人都因操劳过度而显得苍老了许多。公司总经理xxx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副经理xxx因为处理因历史原因遗留的官司而常常通宵达旦；副经理xxx儿子刚刚做完手术，还没有脱离危险，而他第二天就奔赴内蒙古投标，儿子，扯着爸爸的手不让走，他的眼里含着眼泪，对儿子说：那个分公司的叔叔阿姨们已经二十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了，只有爸爸赶快接到活，他们才能有饭吃，儿子懂事地放开了爸爸的手；总工程师xxx是班子中年龄最大的，但年过半百的他常常是那里需要就赶到那里解决技术问题，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不管刮风还是下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司改革举步维艰的时候，局领导多次亲自带队到公司调研，帮助我们查问题、启思路，给了我们一系列的倾斜政策和经济援助。可以说，是他们给了我们走出困境，重振企业的信心和决心。

两年的时间，其实很短。但我们的新领导班子却在短短的两年内，就让一个频临倒闭，甚至连出租车司机都没有听说过的企业起死回生，而且发展成为了今天这样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知名企业。在大家都觉得应该松一口气的时候，新班子却没有被取得的成绩所陶醉、所麻痹。而是将眼光放在了更远的前方。“一心一意谋发展”，党中央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XX年9月，公司正式更名为“”，而公司领导班子在今年的工作会议上，又制定了新的“发展”方略，这标志着“求生存、保稳定、谋发展”的第三步，发展目标正式启动。我们有理由相信，有这样一个全心全意，一心为公的领导班子，“”就一定能在改革的浪潮中挺立潮头，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迎风破浪，披荆斩棘，再铸辉煌。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在困境中更要发奋求进演讲范文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尊敬的评委：我来自XXX市交通局，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在困境中更要发奋求进》。“埋头苦干是第一，发白才知智叟呆，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这句名言，今天正体现了我们XXX申办大型电厂过程中，那种面对挑战、勇于开拓、迎难而上、锲而不舍、顽强拼搏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申办成功了。十多年前，虽然我们XXX山青水秀，风光旖旎，有“三江之汇、七省通衢”的美誉，但有一天我们已深感市内公路的狭小，上下班时路上人来车往，拥挤不堪，我们原来实力雄厚的城市工业经济，也已陷入低谷，急待复苏，在这种自己兜里没钱、筹措资金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交通人在市委市府的支持下，跑省局、讨优惠、贷资金、投资1600多万元着手兴建横山大桥，3年后，横山大桥竣工了，市内交通拥挤的状况得到很大缓解。七八年前，我们意识到由杭州去金华、衢州方向的330国道沈村至诸葛段、龙葛线XXX段将成为制约XXX经济的瓶颈路段，为使杭州至衢州方向的公路形成整体效益，促进XXX经济发展，在刚引进6000多万元投资溪西至诸葛段一期改建工程的情况下，引进1.2亿元投资兴建沈村至马公滩和龙葛线XXX段的二期工程，就好比你刚跑完1万米未等歇口气，又马上要你跑2万米，困难不言而喻，但我们迎难而上把项目洽谈成功了。去年，XXX重振雄风，经济形势已呈大抬头大发展之势，而我们交通面临着XXX经济复苏浪潮带来的压力，面临着XXX人民热切急盼进一步改善交通环境带来的压力，面临着部分人对交通事业不理解带来的阻力；面对挑战，我们一次一次地洽谈，一次一次地送政策求支持，锲而不舍地搞招商、搞项目，终于迎来了今天47省道改建工程良好的开端。越是在困境中越要发奋求进，我们没有沉默，我们在年初就已喊出“建设大交通局，发展大交通”的嘹亮口号。在市委市府正确的领导下，我们已编制好交通水陆建设发展和客货运输发展两个规划；我们拟做好组建一个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抓好招商引资“一号工程”，合理优化交通资源配置三件大事；我们会做到交通改革、队伍建设、行业管理、制度建设四个强化；我们会认真抓好“一桥四路”五项重点工程的建设与改造。我们更不会退缩，我们正进行着今年的交通大会战。你看，长坞垅小山丘上，大型挖掘机、推土机、运输车来来往往，施工单位保质量、赶进度、战高温，全力以赴，工人们打炮眼、搬石头、砌挡墙，加班加点夺时间。投资1880万元、地形复杂的45省道金兰北线改建工程，即将被他们以优质的工程拿下。你看，兰江边XXX港的美丽蓝图已设计完成，到时能吞吐1113万吨能力的，具有集装箱作业功能、中转集散贸易一体化的“一港四区三码头”的内河港口就能呈现在我们面前。你看，诸葛公路口路政管理人员正严格按照市委市府的规定，要求运载矿石的车辆不要超载，他们不厌其烦地宣传政策，文明公正地执法，坚决从源头抓起整治矿石车辆超载，来减轻外来矿石车对公路造成的压力。你看，我们正着手突击做好市内云山隧道和330国道部分破损路面的维修，来迎接兰花节……说到这里，像已有兰花香阵阵扑鼻而来，再无须问“路在何方”，路就在我们交通人脚下，在我们XXX人自己脚下。我们坚信，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统领下，在市委市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困境中迎难而上、勇于开拓、顽强拼搏的申办精神指引下，做好XXX的先行官，加倍努力，发奋求进，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在困境中更要发奋求进

史玉柱《享说》励志演讲稿

今天很荣幸给大家来第一讲，我结合巨人的创业经验，谈谈对创业的体会。

第一，创业初期要聚焦、聚焦、再聚焦

一个人，一个时间点只能干一件事，一定要把每件事准备充分，创业起步才可能成功。我在创业之前的一年里，就开始准备软件，这一年没考虑什么创业、组织架构的问题。一年后，软件差不多了，也做了一些调查和试用。下一个阶段就是销售，招了四个人。我主要抓广告，也不懂怎么做广告，自己就起草了一篇2000字的广告文案，每个优点都不舍得落下，总结了15个优点。但那时没钱，只能做小报的四分之一版的广告，文字只能精简。后来我们有钱了，可以做两个版面的广告。我们的产品叫M-6401桌面印刷系统巨人汉卡，那时有些人已经知道我们的产品特点，我就决定聚焦，广告就两个字，一个版一个巨，一个版一个人。相当有冲击力，取得了成效。

产品成功后，公司规模起来了，我的主要精力就转移到抓分公司的建设上。之后，我们的产品出现了新的竞争对手，水平比我们高，这时候我又回过头去聚焦研发，销售管理这些我又不管了，我带着十几个团队，到大学封闭起来，研发了大半年产品，把巨人的规模从千万提到亿级。

第二，一个企业家或团队，最难认清的是自己

尤其是取得一定成绩以后。巨人成功后，我开始高估自己的能力，这就开始要犯错误了。我们慢慢迈了第一步，这时候犯的错误不是太严重，还没有开始跑，还做了一点相对扎实的工作，比如对脑黄金做调查、找研发、选择广告语等等。投放到市场三个月时，月销售收入三千万，我彻底忘乎所以了。我们做第二个又是成功的，所以我就组织了三大战役，投了很多项目。现在来看，懂点管理学，懂点企业运营，这样做只有失败。因为你没有那么多人力财力物力，各个方面都跟不上。所以一个月，三大战役五千万的广告费打水漂了。

从我们的广告就能看出我们多轻浮。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上面一排汉字是巨人大行动，下面就是一排巨人手拉手往前走，有马克思、邓小平、毛泽东等等。因为狂妄，忽视了产品是广告的本质，产品是什么?能给消费者带来哪些好处?这些信息不能有效地传达，广告就是一个废物。

而且打广告时，产品还没生产出来;产品出来了，广告又被叫停，资金就紧张了，资金更紧张的原因是我们盖了巨人大厦。这样，巨人很快陷入了低谷。

第三，失败了，就当断则断

1997年1-9月，我整天到处飞。我们有20、30个项目，每个都想去保，最后一个都没保住。所以，当你发现项目趋势不行了，队伍不行了，如果下个阶段没救，不管有多大损失，赶快把它砍了。

第四，创业初期，一把手要亲力亲为，别上来就想坐在老板椅上去当管理者

做脑白金，我又回到第一次创业的状态，因为败得太惨了。当时媒体猛炒。现在我出门老是戴墨镜，就是那个时候养成习惯了。

因为惨，在总结教训的时候就会深刻。我们知道要成功，必须脚踏实地，而且要我本人带着团队亲自去做。

当时我分析保健品要成功，必须过这三关。第一，产品关。从科学角度一定是站得住脚;第二，体验关。感觉不到效果，口碑就形成不了;第三，营销关。一是要搞好策划方案，二是不打折扣地实施。

我带着团队一关一关地过。报批方案我亲自审;产品我们每天吃;我们开始的七篇广告文案，全是我一个人写，然后带着团队跑了江苏的很多农村，他们钱多，壮力出去打工，在家里留守的都是老头老太太，正好是我的目标消费群。我们一家一户敲门，一篇一篇文章跟他说，晚上大家把结果汇总起来，对文章再进行修改。当我们把营销方案完善好，我就组织团队写了一本脑白金营销手册，傻瓜版的。拉个民工他看了手册，都知道怎么去卖脑白金。手册写出来后，团队在大排挡喝了一场庆功酒，庆祝我们要成功了，为什么?我们的工作做扎实了，虽然当时销售额一个县才15万一个月，我们已经能看到一年销售额过十亿了。

当时我说，试销市场快不得，全国市场慢不得。我们用一年时间把全国全打开了，那时脑白金的销售收入是13.5亿。

所以，一把手要深入一线，你聪明或笨并不一定是决定因素，关键你在那抓矛盾的最主要方面，周围的人更会重视，这一点会得到突破。公司就怕老板架子大。大公司为什么没有创新力?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一把手是不是在干活，而且干的是最重要最关键点的活。

第五，如果你创业的内容是你的最爱，就成功了一半

因为投入度很高，而不是把它当做工作来应付。脑白金成功后，我买了堆银行股，也没什么事，整天玩游戏，一下就迷进去了。后来，正好盛大有一个团队找投资，我就投了两千万。我玩盛大的游戏时，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玩家了。我知道他们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我们的《征途》刚研发出来时，我提的意见，团队还不接受，后来发现反映还不错，就对我提的要求比较给面子。有的问题太严重了，我有时候半夜叫他们起来去改。

第六，要真正重视消费者

我们《征途》的研发团队从传统思路跳出来，开始有很多创新，归结起来有上百项。而且因为我们站在玩家的角度，我们了解消费者，所以创新往往是切合实际的，是有效创新，而不是搞破坏。所以，研发团队要真正重视消费者，走到消费者中间去搞研发。凡是把自己关起来，和消费者隔绝，往往不会成功。

第七，做投资，控制风险是第一位，不能赌

从事投资类的企业，负债率很关键，低一点可能会慢一点，但是会安全，太高真是要出事。中国企业家被抓起来的，每个人罪名不一样，但根本原因都是资金链绷得太紧。中国有五万来条法规，你资金链条断了，撞一条就进去了。还有，杠杆还是要少用，杠杆太高就是赌博了。

谢谢大家。

史玉柱员工大会励志演讲稿

一、巨人希望以更强健体魄接受中国股民的检验

巨人网络去年完成了从美国退市，今年开始正式进入在国内上市的流程。以今天的巨人网络来说，在国内企业里，我们绝对是日子最好过的那5%，但如果回国上市我们还要做的更好。与在美国上市不同，因为老外看不懂中国，其实你脸上有一点雀斑他看不见，但是我们中国的股民是很挑剔的，打听情报的能力也很强，在国内上市，意味着我们就要准备面对全国股民的检验了。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回过头来、关起门来仔细看一看、检查一下，我们身上有没有什么毛病，给自己做个全面体检。如果找到毛病了，我们就把它治一治、改一改，让我们以尽量美的形象，更健康的体魄去接受挑剔的中国股民将来的检验。

二、与马云新研究成果，让一个班拥有一个军的战斗力

过去几个月我和马云两个人单独在一块的时间比较多，我们一起探讨关于公司架构的问题。我们有个一致的观点：工业革命使公司结构得到大力发展，而互联网时代也必定会对公司结构引起一场深刻的革命，只不过现在还没有看到有很多新的公司结构出来。信息时代的公司架构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架构?我举一个例子：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军在打仗的时候以一个师或一个军，几万人作为一个作战单位;到了越南战争的时候，美军的作战单位已经变成几百人的营了，总参谋部直接把一个命令下到一个营去完成;等到伊拉克战争的时候，美军作战单位已经变成了一个班，而一个班真正的战斗人员不到一半，剩下都是拿着对讲机、拿着手提电脑去完成指令。作战组织的演变趋势是这样一个过程，我想公司组织的未来也会是这样。

在我看来，未来公司就是一个平台，公司组成一个大平台，然后让很多小的team在上面跑，谁跑赢就成功了。他们的关系是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为什么会发展，就是做了重大的变革。除了大型国有企业，政府不再管具体经济组织，只搭一个平台，由工商局、税务局、科委等等搭建平台，搭完这些平台之后由社会上这些人自己去组成公司，干自己想干的事情。未来的公司架构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强大、自由的平台，最后看你赚多少钱，而这个团队人是越少越好。

三、搭建公司化优势平台，发挥小团队潜能

之前我去芬兰拜访了全球增长最快的移动游戏公司Supercell，和他们的团队谈了五个多小时，给我的感触非常的深。Supercell年税前利润15亿美金，这么大公司究竟有多少人?到我们拜访那天为止是169人，其中研发人员一半，包括旧金山的研发团队，而且它还是一个跨国公司，在中国有分支机构，两个人。5个人就能组成一个项目团队，单位作战效率非常惊人。我们中国的传统企业在配人上有误区，比如这个部门算下来有多少工作量，先划一个大圈。每一个人是一个小圈，我要找很多小圈把这个大圈把它给盖上，这是我们的传统思维。但由于多数的工作具有脉冲性，并不是每个时间点都需要这么多人，所以这个思维有严重的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配?我认为只把最重要的部分给配了，如果需要十五个人最多配七个人就够了，甚至还可以更少。但是要求每一个人又是非常能干的，他的个人素质、个人品质又可以胜任。所以说选中这样人的时候，给他两倍的薪水，让他去做三个人的事，其实大家都开心。对公司来说好，人少了战斗效率高了，对公司的成果多了。对个人也好，收入也高了，再一点，因为身边人少了，每一个人的人际关系也变的简单了。因为人一旦闲下来，就会惹事，有破坏性，抵消其他人做的贡献。

四、研发地位最高，研发人员是巨人最可爱的人

我们是一个研发公司，我们公司所有的资源都要向研发倾斜，人力、财力以及各种资源。公司除了研发人员，剩下所有的部门都是为研发服务。我们公司谁的地位最高?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研发人员。因为我们公司的成败，我们未来的估价是多高，其实就取决于我们的研发人员。我们公司地位最高的，就应该是各个项目的制作人。

巨人网络的战略就是两个字，精品。我开玩笑说，我们研发人员在公司走路可以仰起头走，挺着胸走，为什么?因为你们是公司最核心的人，部队里面真正打仗的人地位是最高，在前线开枪的，冒枪林弹雨的人地位最高。而权力、责任、利益，这三者是相匹配的。制作人是一个项目成败的关键，所以我们就要给制作人在项目内最大的权力让他尽情发挥，如果制作人成功做出精品，公司会抬着花轿带你去游街，给你的利益回报远远超过你的想象，让你名利双收。而权力越大就意味着责任越大，利益越大责任也越大。如果项目失败了，制作人要负责，我们会严厉追责。

五、公司只有三个人可以谈战略，其他人抓好执行

马云在内部有一句话，“哪一个员工跟我谈战略，我立马开除他”。因为整天想着战略、讨论战略是最耗时间的，容易让团队眼高手低。制定好战略就往那个地方走，只要战略的执行力够强，有一点偏差这个团队也能克服。我们的战略既然这么定了，战略问题在没有发现明显偏差的时候，咱们以后就不讨论了，我们公司只有三个人可以谈战略：我、刘伟、纪学锋，其他人别谈战略。

在组织架构上，我们第一步要扁平化，过去有六层，典型是一个臃肿的管理架构。扁平化是要建立强大平台，诞生出更多新项目，然后在平台上进行发展。平台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共享的，只要在这个平台上，每一个人做的事都可以扔到平台上，其他人也可以来研究和享用，大家彼此会有交叉的效应。让以后每一位研发人员可以更高效、更短的时间去搞研发。我们从各个研发项目精简人是为了可以建设更加强大的平台，让我们更多优秀的项目冒出来。

六、超过30岁的人不具备创新能力，未来是年轻人天下

从常识上讲，一个人超过30岁，就不具备创新能力了，包括我自己也是。但是为什么我们还可以赖在这个岗位上，还没有被淘汰呢?虽然我们本身已不具备创新能力，但我们还具有识别年轻人创新点子、组织资源去实施它的能力。我一直强调，未来是年轻人的天下。虽然目前公司进行结构调整，但对于研发人才，我们一个都舍不得失去。因为公司只有大胆启用年轻人，才能保持它更强大的生命力。不要怕年轻，不要怕他犯错误，犯错误才能成长。

七、策划短板是制约全行业发展问题，需通过制度补足

都说游戏行业不缺人才，为什么我们行业这么缺精品游戏?问题就出在一个短板上——策划。套用木桶理论，一个项目如果程序有八十公分，美术有六十公分，而策划只有十公分高的话，木桶只能装十公分深的水。策划水平不足有行业背景，我们有上百所大学培养程序，培养美术，但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培养专业的游戏策划。我们要想办法提高公司整体的策划水平。我们可以请国外专业的教授讲课，也可以邀请国内优秀策划给我们分享经验。在公司内，我还要求各个项目的策划必须要定期进行交流，并且形成一种制度，全力提高我们的策划短板。

八、打造聚焦精品的企业文化，善于抓住业务的命门

企业文化对公司特别重要，企业成功因为它的文化，失败也因为它的文化。我观察阿里这么多年，认为阿里成功在于他独特的文化。马云主要抓两件事，战略和文化。我认为企业文化就要实用，我们提倡“说到做到”、“只认功劳”、“敢担责任”、“严己宽人”的实用型企业文化，希望团队“聚焦聚焦再聚焦”。作为一个部门领导，要把自己的精力聚焦到你所有工作中最核心、最要命的地方，深入进去、扎进去，在这一点上做到全中国人都没有办法跟你比，一定要做到这样，那么你这个公司、你这个项目才能够成功。脑白金时期，我主抓广告，结果“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一炮而红;推征途时期，我主抓客户体验，挨个跟玩家聊天取经，优化了征途的客户体验，提升留存率。所以对于普通员工，无论是行政、财务还是客服，还是要把工作聚焦到核心，善于抓住业务的命门。

九、花三个月时间严打拍马屁，违者罚款500元

我对于爱拍马屁的人深恶痛绝，因为几点。一个有本事、心理健康的人，都不会去拍领导马屁;心术不正、想不劳而获的人，往往喜欢拍马屁。当年我搞巨人大厦濒临破产，公司有难，第一批先走的人就是那些经常拍马屁的人。所以我东山再起、做脑白金时候，公司文化上有一个规定，如果下级当着上级的面说上级好话，当场罚款五百。这次我跟刘伟、学锋说，巨人也先实施三个月，拍马屁的当场罚款五百块。因为拍马屁会把领导给宠坏。

最后我再提一点，也是公司文化方面的，我们大家为人处事要谦卑，谦卑是美德。谦卑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自己的评估，要客观，稍往下压;另一方面对外界、别人的评估要稍往上拔，俗话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一个词概括，是严己宽人。

最初的梦想研究生演讲

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教师梦。我出生在教师家庭，父母都是当地中学的老师，也许是耳濡目染的缘故，我从小就有一个当老师的梦想，我常梦想站在三尺讲台，左手握着粉笔，右手执着教鞭，世界就在我谈笑之间。但这个梦想发展的并不顺利，每每和父母提起，他们都会说“瞧你那出息，当老师又不赚钱，青少年应该树立远大的理想”。可理想多远才算大呢？上了高中，我一直把北师大的英语系作为我的目标，我爱语言，也爱教师，这是个完美的组合。而高三时，学校的老师们鼓励我冲击清华北大，他们说“你什么都不要想，你的任务就是考清华北大，考上你不会后悔的。” 在报志愿那一刻，我还是没有禁得住北京大学的诱惑，并告诉自己，把那个教师梦封存起来吧。再后来我走进了北大，穿梭在二教、学一和36楼之间。

这个园子的灵性就在于他总是提醒你，你和梦想到底有多远。但繁重的学习负担已经让我不敢再想那个梦，我不停地说服自己其实当个码农也何尝不是一种简单的快乐？直到在临近毕业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看到了一个的英语培训机构招聘教师，我浑身的细胞突然沸腾起来，那个教师梦仿佛又回来，就在我的面前。经过培训和考核，那个夏天我终于站在了讲台上，以一个教师的身份站在了讲台上，仿佛这前23年的每一刻都是为了酝酿在讲台上每分钟喜悦。

若不是这次偶然，也许我就和我的这个梦擦肩而过。可是反过来想，我明明有很多次的机会去为我的梦想正名，为什么还是让这件本该是对的事情变得一错再错？我并不想把自己的懦弱推卸给父母和老师，但当我看到有太多的年轻人和我一样的生活在迷惘中，当我看到很多人明知梦想在左，却仍然被迫拖着疲惫的身躯不停地右行，南辕北辙，渐行渐远时，我开始反思我们引以为傲的基础教育是否尊重了一个孩子、一个学生最原始的梦想。

回想那段高考岁月，桌子上永远摆着的是练习册，而不是书；脑子里永远盘算的是分，而不是梦；黑板上的题总有法可解，而人生这个课题却很少有人教过我们。当我们在现实四处碰壁、焦头烂额时，转过头来才发现，其实你的答案一直在你心里，你却避而不见。小学老师总会问你，将来想做什么？那个不假思索的答案就是你的梦想。

在大人的世界里，孩子的那些答案并非真正的梦想，而只是不了解现实的瞎想。而在我看来，年龄的增长并没有让梦想变得清晰可见，反而掺杂了更多的欲望，让人明辨不清。所以，多少这样纯真的梦想，因为缺少关爱和鼓励，变的营养不良，而逐渐掩埋在孩子的内心，终于等他长大后开始用欲望和妥协蚕食这个梦。

无奈的选拔制度，让教育变得愈加功利，迫使老师不停地劝说我们把梦收起来吧，而我们遵从着长辈们的谆谆教诲，努力走完高考这座独木桥，可殊死的搏斗后换来的一纸通知书又有多少兑现了年少时许下的诺言。

我们的教育用了太多的时间培养技巧、方法，却很少温暖学生作为一个个体对世界的诉求。当教育不仅不能帮助人实现梦想，甚至反而压抑了梦想，抑制了一个国家未来的希望的时候，当教育不仅不能让学生真正认识自己，却反而让他们的欲望不断膨胀的时候，所以我真的希望，这样的教育又如何有力量孕育一个中国梦呢？有一天老师们可以在传道授业的同时，鼓励帮助每一个人真正面对自己的梦想；有一天学校的理想理念教育，不再仅仅是走走形式，耍耍把式，而真正激发他们内心所想；我希望这个国家能加快教育的改革，让老师和学校挣脱考核指标的束缚，还教育完善人格和心灵的本质；我希望多少年后，校园里的每个人都在踏上自己追梦的求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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