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堕胎幼女的隐私权看权利的冲突与平衡演讲范文

原地徘徊一千步，也抵不上迈出去的一步。在日常学习和工作生活中，我们都会遇到上台演讲的时刻，我们应该将写好演讲稿放在第一位。演讲稿可以让我们不慌不忙的进行演讲，那么哪些精彩的演讲稿值得我们一看呢？在这里，你不妨读读从堕胎幼女的隐私权看权利的冲突与平衡演讲范文，供你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据《海峡都市报》近日报道，目前，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会同该区公安分局、卫生局联合下文,要求驻区各医疗卫生单位在日常工作中,如发现有疑似不满14周岁的幼女到医疗场所进行人流、堕胎,要认真做好登记,保留有关物证并及时向警方报告。
这则“关于幼女堕胎,胎儿必须作为证据保留”的消息引起广泛关注，有人为之叫好，也有人认为这一规定与有关法律中关于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的精神相矛盾。
毫无疑问，幼女堕胎是幼女的隐私权，任何人包括新闻媒体都无权在未征得幼女及其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公开宣扬幼女堕胎之隐私。然而，这是否就意味着上述规定侵犯了幼女的隐私权？隐私权受到限制的标准是什么和应受到多大的限制？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国家，公民都没有绝对的权利，权利是有边界或者说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这是得到人们普遍认同的一个真理。权利受限制主要体现在公民一些次要权利在与公民自身或他人更为重要权利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一般来说，在尽量平衡的基础上，次要权利要让位于重要权利和公共利益。幼女堕胎的隐私权也是如此，这种隐私权首先是与幼女控诉犯罪的权利发生冲突，因为幼女堕胎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是与犯罪有关联的，而作为幼女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和保存证据的意识，因此为了让幼女更有力控诉犯罪，国家就有必要出台强制保留证据规定，帮助幼女实现控诉犯罪的权利（这是幼女的一项更为重要的权利），但这一规定就会与幼女堕胎的隐私权发生冲突。其次，幼女堕胎的隐私权还会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因为控诉犯罪不仅是被害人的幼女权利，犯罪也破坏了社会秩序，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必须要予以打击，而为了打击的有效，出台强制保留证据规定就必不可少，这也与幼女堕胎的隐私权发生冲突。从权利与权利、权利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处理规则来看，幼女堕胎的隐私权要让位于幼女控诉犯罪的权利，让位于公共利益。由此可见，南京市浦口区有关方面出台这一规定是有一定的合理性。
不过，就公民一些次要权利与其自身另一些更为重要权利发生冲突而言，并非一定要次要权利让位于更为重要权利。在私法领域和部分公法领域，比如民事权利，公民完全放弃一些更为重要权利保留次要权利，公民可以为了出书获取稿酬，可以公布自己的隐私；公民也可以放弃选举与被选举权来保留其他权利。在一些公法领域，如追究犯罪的权利（自诉案件除外），由于这种权利关系到公共利益，公民就不可追究犯罪的权利来实现自己的其他权利，幼女不能为保全自己的堕胎隐私权而放弃对强奸犯罪的控诉，公民个人也无权为获取一定的财产而对杀人、放火等犯罪进行“私了”。是否关系到公共利益是公民可以自由在冲突的权利中进行选择的底线。
归根到底，除了与他人（作为个体的公民）权利发生冲突外，公共利益就是公民权利让位和受限制的依据与前提。然而，公共利益本身是一个难以界定的范畴，公共利益也极容易为公权侵害私权制造借口，前不久，一些地方政府假借公共利益为开发商谋利而强行侵害公民的房屋所有权就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因而，必须给公共利益的认定设置相应的程序与底线。首先，当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发生冲突时，必须有公正、公开的听证等程序，吸收专家、利害关系人及其他第三人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有关机关作出决定时要充分论证并说明理由。如为保留证据限制的幼女堕胎隐私权要听取专家、家长甚至幼女的意见，拆迁房屋涉及公共利益要听取被拆迁人的意见。其次，我们要牢记的是并非任何时候公共利益都大于公民权利，为了微小的公共利益不能侵犯公民的重大权利，公民的生命权等重大权利除非法律的明确规定，不容侵犯。再次，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发生冲突时，为公共利益对公民权利进行限制时要遵循符合目的及适当、最小侵害原则，如胎儿必须作为证据保留并不意味着幼女堕胎隐私权不再受保护，这些隐私也仅限于医疗卫生单位和司法机关知情，有关部门在追究犯罪使用该证据时也要尽可能保密。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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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堕胎幼女的隐私权看权利的冲突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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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吧监控：隐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博弈

/ 到6月底，上海将为全市1329家网吧的11万台电脑安装一套全新的监控软件。通过这套软件，管理人员可在办公室里对网吧里任意一台电脑的情况进行监控。发现有人浏览受限制的网页(比如黄色网站)，工作人员可以马上通过技术手段对这类网页进行屏蔽，从而有效过滤网上的不良信息。（《东方早报》4月28日）
但是，以过滤不良信息和限制未成年人在网吧上网为目的的这套软件，还未安装完毕就遭遇了争议。
有专家认为，这种行为是否侵犯了公民权利不是绝对的，但可能侵犯到隐私权。如果网吧工作人员告知消费者或是在网吧醒目处给予上网将受监控的提示，就不存在侵犯隐私权的问题。但也有专家认为，从网络管理的角度出发，这样的做法还是比较合理的。网吧是一个特殊的场合，它是公众娱乐场所，上网所浏览的内容可以被别人看到，这已经构成了传播，行政机关有职责对这样的公共场所进行管理。
两位专家，一位是私法学者，一位是公法学者，他们从各自学术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有他们的道理。但笔者认为这些见解并不全面，并没有综合考虑公法与私法的相关问题。
这件事情应从公民权利与公共行政的关系上看，之所以发生争议实质上是公民个人的隐私权与公共利益在进行博弈，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寻找一个平衡点或在两者中谁优先考虑是问题的关键。
首先，管理人员对电脑进行监控的行为已经是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不可否认，上网所浏览的内容可以被别人看到，这已经构成了传播。但是，公民上网并不仅仅浏览网页，写信、聊天等等都是在一台电脑位所占的狭小空间进行，这些人也不愿他人知晓其写信、聊天的内容，这明显属于个人隐私范畴，对其进行监控便是窥其隐私。其次，如果网吧工作人仅仅告知消费者或是在网吧醒目处给予上网将受监控的提示，并不能作为对侵犯隐私权的免责，这只是涉及知情权的问题，网吧只是让公民知情而已。而隐私权的放弃要基于公民个人的自愿，格式合同的强制条款不能剥夺公民的隐私权，格式合同要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正如我们住酒店，酒店不能说提示了房间有监控设备就可以免除其侵犯隐私权的责任。
所以，问题还不在于进行监控的行为有无侵犯公民的隐私权，而是说这种限制有无正当理由。众所周知，行政机关为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有职责对公共场所进行管理，特别是网吧这种公开场所，黄色等有害信息的传播极为频繁，危害之广、之烈，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毒害，已成为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关系到许多人的切身利益。行政机关在目前没有非常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以前，对网吧的电脑进行监控是不得已的措施，为了维护这一重大社会公共利益，公民的隐私权不得不退居其次。因而，在这个意义上，监控行为尽管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但仍有正当性，也就是说在这场隐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博弈，后者要占上风。
但是，既然监控是对合法的权益限制，而且其目的是为了合法的公共利益，因此，手段必须节制。比如，行政机关应制定严格规定，严禁管理人员外传在监控中获得的信息；除非司法机关依法定程序，监控获得的信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条件允许下改进监控软件，避免涉及隐私等等。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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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巨能钙事件”看媒体的合理怀疑权演讲范文

11月20日下午，北京巨能公司总裁李成凤和总裁办副主任谢华再次做客新浪网，回答网友对巨能钙含双氧水的质疑。记者同时获悉，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将巨能钙样品送检卫生部认定的一家食品、药品安全性检测机构，检测结果将于下周出具。北京市药监局表示，尚未向药品零售机构发出“下架巨能钙”的通知。（《新京报》11月21日）
“巨能钙事件”被炒得热火朝天，其源于《河南商报》11月18日的一篇报道,该报道称：神秘来客提供线索，商报记者深入调查，部门反复鉴定，揭出一个令人心惊肉跳的事实——大名鼎鼎的巨能钙竟然含有致癌和致衰老的化学成分(双氧水)！然而，巨能方面认为，“巨能钙残留少量双氧水无毒”，双氧水在巨能钙生产中不是作为添加剂，因而不适用《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巨能公司还称将请行政部门指定一家第三方机构来对巨能钙进行检测，并将采取法律措施对该媒体提起诉讼。
一方面，作为新闻媒体的《河南商报》有对社会不正常的现象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和义务，他们也称：“我们发表这篇报道，目的只有一个：协助政府整顿混乱的保健品市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人民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看到，在这篇报道发表以后，一些省市的药店纷纷将巨能钙撤下货架，如果巨能钙确实在食品安全上不存在问题的话，这篇报道无疑在客观上对其商品的销售及商誉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那么，媒体的行为侵权吗？
在现代法治社会，媒体作为第四权力的存在，对于社会进行监督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记者的天职就是要充当“大众的岗哨”，去挖掘社会丑恶的东西，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维护公共利益。但是，记者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具有各种侦查、调查等各种强制手段，记者的舆论监督的权利往往会与公民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名誉权及其他一些民事权利发生冲突，如何平衡两者的冲突就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笔者认为，协调冲突的途径应当是赋予记者以“合理怀疑权”，就是记者对其报道经过了谨慎的调查，并在这种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一般民众所认为是合理的质疑，并且在事实真相公布后也作了客观的澄清报道，那么他就可以就其报道免责。正在酝酿中的《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草案就明确规定了新闻记者在宣传和报道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过程中依法享有合理怀疑权，笔者认为这种合理怀疑权记者不仅在预防职务犯罪中应当享有，在进行其他舆论监督时都应当享有。
《河南商报》在发表该报道前，专门委托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质检测中心对其两次购买的该产品进行检验，而记者采访的一位专家表示，上述检验报告中所显示的检验结果换算，每千克巨能钙相关产品中残留有1.04~6.28克过氧化氢，，在保健食品中存在如此大的残留比例实乃令人震惊。另一位专家也表示，国家食品卫生法和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等相关强制性法规中，已明确规定食品中(包括保健品)不得有过氧化氢残留，出现如此问题简直不可思议。因此，记者在进行报道时，已经进行了谨慎的调查并对专家进行了咨询，其基于一般人的理性作出：“巨能钙竟然含有致癌和致衰老的化学成分”的判断是一种合理怀疑，即使巨能钙含有的双氧水是在安全的范围和巨能钙中所使用的原料在合成中用到的双氧水是氧化剂，没有将双氧水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不适用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这些理由都只能作为由巨能公司回应媒体合理怀疑的必须回答的义务，而不能作为起诉媒体侵权的依据。如果《河南商报》在事实查清以后，再对先前的报道进行了澄清，那么他们就应当对先前的报道免责，这是保护媒体的监督权，进而也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一种维护。
美国职业新闻家约瑟夫.普利策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船，那么新闻记者就是伫立在船头上的守观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汹涌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不测风云和暗礁险滩，并及时发出警报和预告。”但是，如果要想让这个守观者不被汹涌浪头卷走，那么，无疑，“合理怀疑权”应当成为他们的护身符！

公权利与私权利冲突之透视——由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演讲范文

郁雷 德路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

[一则案例]

某小区自行车停放混乱，小区要创建文明小区，要利用一块绿地来建造一个车棚。其中XX户人家同意建筑车棚，有1户人家不同意，因为车棚要建造在其房前。

[问题的提出]

以上是一个看似简单而常见的民事纠纷，它向我们提出的是：一个社群的公共利益与该社群内部的私人权利发生冲突时究竟应当如何取舍？这种冲突不同于我们以往所熟知的冲突种类：它不同于单纯私人权利之间的冲突，它也不同于国家公共权力在运做过程中与某社会利益共同体或私人之间的冲突——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翻开我们的法律，从中找不到明确的解决依据；翻开我们的法学论著，对此问题的阐释又像在打擦边球般无关痛痒。是这个问题本身缺乏深入探讨的价值呢？还是我们的学界缺乏发现和捕捉问题的眼光——而更多关注诸如公权力与私权力冲突等此类有关宏旨的议题，似乎只有它们才能根本上有助于国家的法治建设。按照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在他的《自由秩序原理》中的核心观点，包含法律的社会秩序是原生自发形成的，而非立法者刻意构造出的，此种刻意为之的法律秩序往往会因缺乏社会或群体基础而不成功。如果哈耶克的观点是基本客观和正确的，我们就有理由得出结论：探讨公权利与私权利是如何冲突和解决的，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并不在探讨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问题之下。因为前者可以看作是后者在微观领域内的缩影和范式，而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在更广阔的国家生活及公共政治生活领域的延伸和放大。[1]以下部分将围绕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以及公益与私利的取舍两个方面来分析公权利与私权利冲突的本质。

[道德义务还是法律义务]

在上述案例中，不同意建筑车棚的那1户人家在是否具有道德或法律上的义务服从小区绝大多数居民在其房前建造车棚的决定呢？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在这里究竟是分离的还是重叠的？

从内容上看，法律规范可以划分为义务性规范、禁止性规范及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是法律明确要求法律主体积极地为一定的行为；禁止性规范明确要求法律主体不得为一定的行为；授权性规范则是允许法律主体采取可供选择的多种方式之一处理其所面对的法律问题。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义务包含了上述三种义务：强制性义务、禁止性义务、选择性义务。

道义或称道德义务，是指处于社会中的个人所应遵循的基本的公共道德所强加于其内心的社会规范，它是有组织的社会共同体希望创造起码的社会生活条件所必不可少的。

回到上述案例，我们会发现法律和道德之间分野并不象它们的概念那样泾渭分明。

首先，该小区的XX户居民究竟有没有权利决定利用某一块绿地来建造车棚呢？我们看到，该小区是一个典型的松散型社群，尚未形成严密的组织机构，即使抛开具体的法律背景，建造车棚无疑符合这个社群的公共利益，因为没有车棚会导致该小区自行车停放混乱、进而影响到小区居民的行走便利及小区的文明形象。在法无明文禁止即为自由的领域内，社群有权决定采取不为一国法律所禁止的公益行为。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对此种法无禁止的自然权利，有没有它自身行使的边界呢？在道德和法律上，此种权利人的相对方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和时期，对此问题有着不同的解释和看法：

在以国家和社会为本位或者在以义务为本位的前现代社会，社群的力量是强大到足以压制和碾碎它内部的不同声音的，在这样的社会里，强调的是个人对社群的服从和义务，社群的公共利益被认为与其成员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损害社群的利益即是损害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因此个别成员的利益无论怎样是不能与社群的利益相提并论的。此种所谓个体对集体、成员对社群的服从是绝对的，既是法律上的也是道德上的义务。这种情况下，法律是对此种社会道德的提升和确认。实际上，在国家未动用法律武器强制保证服从和义务的实现以前，个人就早已屈从于此种社会道德和公共舆论的压力了；即便有冲突，这种冲突也会熄灭在公共道德调整的范围内。

在以法治为根本标志之一的现代社会，公共道德已有了全新的内涵，当社会普遍认可以权利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时， 公共道德也不可避免的适应了这一变化的要求并被反映到立法中。以中国法律为例，《民法通则》第83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这一规定将以往公共道德所调整的邻里关系纳入到法律调整的范畴，它既不是一个禁止性规范——绝对禁止不动产相邻各方给他方造成合理的不便，它也不是一个义务性规范——绝对要求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对他方造成的不便给予容忍；而是赋予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妥善处理问题的选择权，并要求对相邻方造成妨害或损失的应给予他方一定的赔偿。由此可以看出立法者的意图，即法律肯定并鼓励人们按照符合公共道德的行为（比如互利互让、合作妥协）解决潜在的纠纷，但是此种行为仍应受到不得侵犯他人权利的限制。立法者试图在公共道德和私人权利之间做出恰当的平衡。

在上述的案例中，我们假设二类情形：

第一种情形，如果车棚完全可能建立在空旷的场地而不必建在那1户居民的房前，那么此种以公共以社群的名义做出的决定，则是对个人权利的粗暴侵犯——对该户居民的通行权造成不便、对通风、采光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即使同意的小区居民法占绝大多数，法律也不应保护此种决定及其行为的效力，在这种情形下，以集体名义做出的行为仅仅是假公众之名，本质上具有直接违法性。按照中国法律，被侵权的居民有权依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要求侵权人（不论是集体还是个人）停止侵害、排除妨害——即当车棚尚未动工时不得强行动工，当车棚已经动工后停止继续施工、拆除已动工的部分以恢复施工前权利人权利未受损失的状态。因此，尽管该户居民在道德上可能会受到来自小区整个社群的压力甚至被认为是“自私”的和“不道德”的，但是在法律上，他完全没有屈从于此种所谓“公共道德”或“公共利益”的法律义务。可见，道德和法律在此是分离的，甚而是对立的。

在另一种情形下，如果车棚完全没有可能建立在空旷的场地而只有建在该户居民的房前，那么道德和法律仍然是分离和对立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法律，不论是私法还是公法均承载着社会基本的公共道德，在特定的情形下，法律和道德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统一的。在现代法治社会的背景下，即便是私权的行使也应受到“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限制，如中国《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即是对上述原则的具体体现。在处理相邻关系时，该户居民与小区其他居民的利益既有对立的一面，更应当看到两者间统一的一面，该户居民也是小区建造停车棚之后最终直接的受益人。在没有其他选择可能下，《民法通则》第83条授权采取协商的方式、本着公平互利的原则解决双方的冲突。在一方权利不受限制就无法实现另一方或者公共利益时，法律鼓励双方进行合作和妥协，同时规定了不经一方同意擅自采取侵害他方利益的行为的应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可见，团结互助这一道德准则已经转化为法律上的要求，漠视这一道德准则的单方行为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此，法律的核心恰恰是公共道德。该户居民既负有道德上的义务，也相应承担了法律上的义务去与做出决定的小区社群沟通协商、进而在公平受偿的基础上对自身权利采取必要的限制。

[公益优先还是私利优先]

公共利益做为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之一打破了“私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法禁忌，已为现代文明国家的立法所吸收和体现。然而，公共利益的概念及其宽泛，在不同的国家，甚至相同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它可以有不同的外延、内涵和表达，“公共利益”、“公共政策”、“社会公序良俗”诸如此类的法律概念在内容上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脱离了具体的法制背景和个别案情探讨公益优先还是私利优先这一命题是毫无意义的，有意义的是判断的标准和相应的对策。

仍以上述案例在中国法律框架下进行分析，判断公共利益是否优先的标准有三：

一是该种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相比较是否为较大的利益。公共利益是为实现社会全体或一个社群生存和发展所追求的利益，私人利益是个人为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追求的利益。公共利益不是许多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公共利益的受惠主体是不特定的。受益主体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公共措施或行为的受益者，相反，私人利益受惠主体是特定化和受局限的，尽管权利人也有可能是特定的多数。小区建停车场并非为了个别有停车需要的居民的利益，而是为保证小区的文明环境和所有居民的通行便利，是小区社群作为一个整体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因此该种公共利益的实现比起个别居民的私人利益具有更大的价值和宏观效应，最终会推动社群整体福利的提升。

二是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是否是必须的。公共利益的实现可以采取多种手段和方式，如果采取其他可供替代的方法仍然可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就不应当采取对私人利益造成损失或造成更大损失的方法。比如，前面提到，如果完全有可能在其它场地建造车棚而不损害该居民的采光、通行权益时就不应当将车棚建在该户居民的房前。

三是对利益受损人是否给予了相应的合理补偿。以本案为例，小区社群有XX人，假设其因为建立车棚而获得的公共利益是v，该户居民因车棚建在其房前遭受的损失是x，因此，理论上讲，该居民应获得的合理补偿y=x-v/XX，当事人可以根据己方受损的程度要求受益方的代表组织（实践中可以是作为小区社群代表的业主委员会）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反之，在没有确定给予合理补偿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该种公共利益具有优先性；在已经造成侵犯私人利益的情况下，公共利益的合法性应受正当质疑，对于已造成私人的损失必须给予赔偿。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公共利益的优先性并不能因为事后对权利人给予赔偿而获得当然的法律效力。[10]

在判断某种公共利益具有优先性之后，我们还应考虑如何处理好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冲突的问题。

处理这一问题的途径有两个：

一是从宪法和基本法律的途径解决。一国宪法是该国法制的背景，首先在宪法中应明确除为公共利益需要并给予合理补偿外，私人的权利不受非法剥夺和侵害。关键的问题是宪法本身或宪法解释机构对何谓“公共利益”应当做出更明确的界定。除宪法外，一国的基本法律还应将具体的社会关系纳入其调整的范围，如上述案例中，小区社群的公共利益和其成员的利益的冲突应当可以纳入物业管理方面的基本法律。但是我们看到，中国XX年出台的《物业管理条例》重点在于规制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以及物业管理委员会之间的外部关系，对小区社群（业主全体）及其内部成员（单个业主）的关系，只是笼统规定了业主公约、业主大会的决定对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11]；对于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解决没有进一步做出规定，仅仅侧重于组织管理方面的规定，忽略了其中包含的契约性法律关系。

二是从契约的途径解决。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在某些领域强行规定公共利益优先并不有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在某些涉及到社群公共利益与其成员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跳出组织法[12]所强调的决定——服从关系的局限性，从平等主体间关系的角度考虑解决的途径，与其在法律上界定何者利益优先不如将选择权交于当事人自身——通过协商进而通过权利的自我约束和补偿机制，务实地解决纠纷、化解矛盾。

[结论]

以上的思考向我们揭示：在现代法治社会，公权利和私权利的冲突在本质上反映了道德和法律、公益和私利内在的差异和对立。缺乏具体的语境，我们无法判断公权利和私权利何者具有更高的价值或更应受到法律的保障。但可以肯定的是，此种冲突不是不可调和无法解决的，法律往往只能做出原则性的指导：私权利的行使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公权利的行使也不应使私人利益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因此，无论是在私权利的行使有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时候还是公权利的行使有可能损害到私人利益的时候，行使权利的一方都应本着互利互让、诚信协作的基础上自觉约束其自身权利行使的边界；权利受限的当事方因此应当获得公平、合理的补偿；在损害实际发生后受损的一方均有权要求侵害方给予相应的赔偿。

注释：

[1] 根据哈耶克的二元论观点，法律和立法是两个不同的事物，社会生活中活的法律才是立法的源泉，而不是相反。因此，探讨公权利和私权利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冲突并解决的可以为立法上如何解决公共权力的架构及其限制问题提供借鉴，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剥离了国家意志的形式后，本质上与公权利无异。

博登海默认为，道德起源于“有组织的群体强烈渴求创立社会生存的宽容环境，创立社会道德的箴规来遏制群体内的侵略性，减少掠夺和肆无忌惮的行为， 培育对别人的关心，从而扩大了和睦共处的可能性。……道德箴规的主要目的是诱使人们去做社会所称赞的行为。社会道德很有理由被看作对客观的价值等级的认可，这些价值指导人们在特定社会中彼此如何相处。” 参见[美]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7页。

严格意义上说，“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的原则仅适用于私法领域，在公法领域，应遵循“法无明文许可则禁止”的法律原则。

前现代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的统称，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可以看作是前现代社会。

《民法通则》第83条因此可以看作是规定了一项选择性义务，即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使一方的权利受到限制，受限制的一方对相对方也就承担了契约上的义务。

《民法通则》第134条。

富勒认为，“义务的道德和法律最接近，……义务的道德可以帮助法律决定某一行为是否应在法律上加以禁止。义务的道德所谴责的行为一般说就是法律所禁止或应当禁止的行为。……向往的道德和法律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向往的道德同法律的目的实现有联系。转引自：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04-405页。

《民法通则》第7条。

有学者提出界定“公共利益”的四个基本标准，分别是公共性、合理性、正当性和公平性。参见袁曙宏：《“公共利益”如何界定？》， 载自《人民日报》 （XX年08月11日 第十三版）。

[10]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身已表明该行为的违法性，显然，违法行为不因为事后赔偿而转化为合法行为。

[11] 《物业管理条例》第12条、第17条。

[12] 截止目前，律师界仍在呼吁国家出台《业主委员会组织法》以明确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弥补《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的不足，希望以此细化小区的公共权益。本文作者认为，通过物权法、合同法等其他基本法律比组织法对此种法律关系的调整更为有效且更具灵活性。

公权利与私权利冲突之透视——由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公权利与私权利冲突之透视——由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 郁雷 德路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



某小区自行车停放混乱，小区要创建文明小区，要利用一块绿地来建造一个车棚。其中2000户人家同意建筑车棚，有1户人家不同意，因为车棚要建造在其房前。


以上是一个看似简单而常见的民事纠纷，它向我们提出的是：一个社群的公共利益与该社群内部的私人权利发生冲突时究竟应当如何取舍？这种冲突不同于我们以往所熟知的冲突种类：它不同于单纯私人权利之间的冲突，它也不同于国家公共权力在运做过程中与某社会利益共同体或私人之间的冲突——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翻开我们的法律，从中找不到明确的解决依据；翻开我们的法学论著，对此问题的阐释又像在打擦边球般无关痛痒。是这个问题本身缺乏深入探讨的价值呢？还是我们的学界缺乏发现和捕捉问题的眼光——而更多关注诸如公权力与私权力冲突等此类有关宏旨的议题，似乎只有它们才能根本上有助于国家的法治建设。按照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在他的《自由秩序原理》中的核心观点，包含法律的社会秩序是原生自发形成的，而非立法者刻意构造出的，此种刻意为之的法律秩序往往会因缺乏社会或群体基础而不成功。如果哈耶克的观点是基本客观和正确的，我们就有理由得出结论：探讨公权利与私权利是如何冲突和解决的，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并不在探讨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问题之下。因为前者可以看作是后者在微观领域内的缩影和范式，而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在更广阔的国家生活及公共政治生活领域的延伸和放大。以下部分将围绕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以及公益与私利的取舍两个方面来分析公权利与私权利冲突的本质。


在上述案例中，不同意建筑车棚的那1户人家在是否具有道德或法律上的义务服从小区绝大多数居民在其房前建造车棚的决定呢？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在这里究竟是分离的还是重叠的？
从内容上看，法律规范可以划分为义务性规范、禁止性规范及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是法律明确要求法律主体积极地为一定的行为；禁止性规范明确要求法律主体不得为一定的行为；授权性规范则是允许法律主体采取可供选择的多种方式之一处理其所面对的法律问题。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义务包含了上述三种义务：强制性义务、禁止性义务、选择性义务。
道义或称道德义务，是指处于社会中的个人所应遵循的基本的公共道德所强加于其内心的社会规范，它是有组织的社会共同体希望创造起码的社会生活条件所必不可少的。
回到上述案例，我们会发现法律和道德之间分野并不象它们的概念那样泾渭分明。
首先，该小区的2000户居民究竟有没有权利决定利用某一块绿地来建造车棚呢？我们看到，该小区是一个典型的松散型社群，尚未形成严密的组织机构，即使抛开具体的法律背景，建造车棚无疑符合这个社群的公共利益，因为没有车棚会导致该小区自行车停放混乱、进而影响到小区居民的行走便利及小区的文明形象。在法无明文禁止即为自由的领域内，社群有权决定采取不为一国法律所禁止的公益行为。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对此种法无禁止的自然权利，有没有它自身行使的边界呢？在道德和法律上，此种权利人的相对方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和时期，对此问题有着不同的解释和看法：
在以国家和社会为本位或者在以义务为本位的前现代社会，社群的力量是强大到足以压制和碾碎它内部的不同声音的，在这样的社会里，强调的是个人对社群的服从和义务，社群的公共利益被认为与其成员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损害社群的利益即是损害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因此个别成员的利益无论怎样是不能与社群的利益相提并论的。此种所谓个体对集体、成员对社群的服从是绝对的，既是法律上的也是道德上的义务。这种情况下，法律是对此种社会道德的提升和确认。实际上，在国家未动用法律武器强制保证服从和义务的实现以前，个人就早已屈从于此种社会道德和公共舆论的压力了；即便有冲突，这种冲突也会熄灭在公共道德调整的范围内。
在以法治为根本标志之一的现代社会，公共道德已有了全新的内涵，当社会普遍认可以权利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时， 公共道德也不可避免的适应了这一变化的要求并被反映到立法中。以中国法律为例，《通则》第83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这一规定将以往公共道德所调整的邻里关系纳入到法律调整的范畴，它既不是一个禁止性规范——绝对禁止不动产相邻各方给他方造成合理的不便，它也不是一个义务性规范——绝对要求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对他方造成的不便给予容忍；而是赋予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妥善处理问题的选择权，并要求对相邻方造成妨害或损失的应给予他方一定的赔偿。由此可以看出立法者的意图，即法律肯定并鼓励人们按照符合公共道德的行为（比如互利互让、合作妥协）解决潜在的纠纷，但是此种行为仍应受到不得侵犯他人权利的限制。立法者试图在公共道德和私人权利之间做出恰当的平衡。
在上述的案例中，我们假设二类情形：
第一种情形，如果车棚完全可能建立在空旷的场地而不必建在那1户居民的房前，那么此种以公共以社群的名义做出的决定，则是对个人权利的粗暴侵犯——对该户居民的通行权造成不便、对通风、采光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即使同意的小区居民法占绝大多数，法律也不应保护此种决定

及其行为的效力，在这种情形下，以集体名义做出的行为仅仅是假公众之名，本质上具有直接违法性。按照中国法律，被侵权的居民有权依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要求侵权人（不论是集体还是个人）停止侵害、排除妨害——即当车棚尚未动工时不得强行动工，当车棚已经动工后停止继续施工、拆除已动工的部分以恢复施工前权利人权利未受损失的状态。因此，尽管该户居民在道德上可能会受到来自小区整个社群的压力甚至被认为是“自私”的和“不道德”的，但是在法律上，他完全没有屈从于此种所谓“公共道德”或“公共利益”的法律义务。可见，道德和法律在此是分离的，甚而是对立的。
在另一种情形下，如果车棚完全没有可能建立在空旷的场地而只有建在该户居民的房前，那么道德和法律仍然是分离和对立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法律，不论是私法还是公法均承载着社会基本的公共道德，在特定的情形下，法律和道德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统一的。在现代法治社会的背景下，即便是私权的行使也应受到“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限制，如中国《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即是对上述原则的具体体现。在处理相邻关系时，该户居民与小区其他居民的利益既有对立的一面，更应当看到两者间统一的一面，该户居民也是小区建造停车棚之后最终直接的受益人。在没有其他选择可能下，《民法通则》第83条授权采取协商的方式、本着公平互利的原则解决双方的冲突。在一方权利不受限制就无法实现另一方或者公共利益时，法律鼓励双方进行合作和妥协，同时规定了不经一方同意擅自采取侵害他方利益的行为的应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可见，团结互助这一道德准则已经转化为法律上的要求，漠视这一道德准则的单方行为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此，法律的核心恰恰是公共道德。该户居民既负有道德上的义务，也相应承担了法律上的义务去与做出决定的小区社群沟通协商、进而在公平受偿的基础上对自身权利采取必要的限制。


公共利益做为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之一打破了“私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法禁忌，已为现代文明国家的立法所吸收和体现。然而，公共利益的概念及其宽泛，在不同的国家，甚至相同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它可以有不同的外延、内涵和表达，“公共利益”、“公共政策”、“社会公序良俗”诸如此类的法律概念在内容上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脱离了具体的法制背景和个别案情探讨公益优先还是私利优先这一命题是毫无意义的，有意义的是判断的标准和相应的对策。
仍以上述案例在中国法律框架下进行分析，判断公共利益是否优先的标准有三：
一是该种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相比较是否为较大的利益。公共利益是为实现社会全体或一个社群生存和发展所追求的利益，私人利益是个人为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追求的利益。公共利益不是许多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公共利益的受惠主体是不特定的。受益主体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公共措施或行为的受益者，相反，私人利益受惠主体是特定化和受局限的，尽管权利人也有可能是特定的多数。小区建停车场并非为了个别有停车需要的居民的利益，而是为保证小区的文明环境和所有居民的通行便利，是小区社群作为一个整体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因此该种公共利益的实现比起个别居民的私人利益具有更大的价值和宏观效应，最终会推动社群整体福利的提升。
二是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是否是必须的。公共利益的实现可以采取多种手段和方式，如果采取其他可供替代的方法仍然可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就不应当采取对私人利益造成损失或造成更大损失的方法。比如，前面提到，如果完全有可能在其它场地建造车棚而不损害该居民的采光、通行权益时就不应当将车棚建在该户居民的房前。
三是对利益受损人是否给予了相应的合理补偿。以本案为例，小区社群有2000人，假设其因为建立车棚而获得的公共利益是v，该户居民因车棚建在其房前遭受的损失是x，因此，理论上讲，该居民应获得的合理补偿y=x-v/2000，当事人可以根据己方受损的程度要求受益方的代表组织（实践中可以是作为小区社群代表的业主委员会）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反之，在没有确定给予合理补偿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该种公共利益具有优先性；在已经造成侵犯私人利益的情况下，公共利益的合法性应受正当质疑，对于已造成私人的损失必须给予赔偿。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公共利益的优先性并不能因为事后对权利人给予赔偿而获得当然的法律效力。
在判断某种公共利益具有优先性之后，我们还应考虑如何处理好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冲突的问题。
处理这一问题的途径有两个：
一是从和基本法律的途径解决。一国宪法是该国法制的背景，首先在宪法中应明确除为公共利益需要并给予合理补偿外，私人的权利不受非法剥夺和侵害。关键的问题是宪法本身或宪法解释机构对何谓“公共利益”应当做出更明确的界定。除宪法外，一国的基本法律还应将具体的社会关系纳入其调整的范围，如上述案例中，小区社群的公共利益和其成员的利益的冲突应当可以纳入物业管理方面的基本法律。但是我们看到，中国2003年出台的《物业管理条例》重点在于规制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以及物业管理委员会之间的外部关系，对小区社群（业主全体）及其内部成员（单个业主）的关系，只是笼统规定了业主公约、业主大会的决定对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对于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解决没有进一步做出规定，仅仅侧重于组织管理方面的规定，忽略了其中包含的契约性法律关系。
二是从契约的途径解决。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在某些领域强行规定公共利益优先并不有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在某些涉及到社群公共利益与其成员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跳出组织法所强调的决定——服从关系的局限性，从平等主体间

关系的角度考虑解决的途径，与其在法律上界定何者利益优先不如将选择权交于当事人自身——通过协商进而通过权利的自我约束和补偿机制，务实地解决纠纷、化解矛盾。

以上的思考向我们揭示：在现代法治社会，公权利和私权利的冲突在本质上反映了道德和法律、公益和私利内在的差异和对立。缺乏具体的语境，我们无法判断公权利和私权利何者具有更高的价值或更应受到法律的保障。但可以肯定的是，此种冲突不是不可调和无法解决的，法律往往只能做出原则性的指导：私权利的行使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公权利的行使也不应使私人利益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因此，无论是在私权利的行使有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时候还是公权利的行使有可能损害到私人利益的时候，行使权利的一方都应本着互利互让、诚信协作的基础上自觉约束其自身权利行使的边界；权利受限的当事方因此应当获得公平、合理的补偿；在损害实际发生后受损的一方均有权要求侵害方给予相应的赔偿。

注释：
根据哈耶克的二元论观点，法律和立法是两个不同的事物，社会生活中活的法律才是立法的源泉，而不是相反。因此，探讨公权利和私权利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冲突并解决的可以为立法上如何解决公共权力的架构及其限制问题提供借鉴，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剥离了国家意志的形式后，本质上与公权利无异。
博登海默认为，道德起源于“有组织的群体强烈渴求创立社会生存的宽容环境，创立社会道德的箴规来遏制群体内的侵略性，减少掠夺和肆无忌惮的行为， 培育对别人的关心，从而扩大了和睦共处的可能性。……道德箴规的主要目的是诱使人们去做社会所称赞的行为。社会道德很有理由被看作对客观的价值等级的认可，这些价值指导人们在特定社会中彼此如何相处。” 参见埃德加博登海默：《—法律哲学和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7页。
严格意义上说，“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的原则仅适用于私法领域，在公法领域，应遵循“法无明文许可则禁止”的法律原则。
前现代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的统称，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可以看作是前现代社会。
《民法通则》第83条因此可以看作是规定了一项选择性义务，即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使一方的权利受到限制，受限制的一方对相对方也就承担了契约上的义务。
《民法通则》第134条。
富勒认为，“义务的道德和法律最接近，……义务的道德可以帮助法律决定某一行为是否应在法律上加以禁止。义务的道德所谴责的行为一般说就是法律所禁止或应当禁止的行为。……向往的道德和法律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向往的道德同法律的目的实现有联系。转引自：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04-405页。
《民法通则》第7条。
有学者提出界定“公共利益”的四个基本标准，分别是公共性、合理性、正当性和公平性。参见袁曙宏：《“公共利益”如何界定？》， 载自《人民日报》 （2004年08月11日 第十三版）。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身已表明该行为的违法性，显然，违法行为不因为事后赔偿而转化为合法行为。
《物业管理条例》第12条、第17条。
截止目前，律师界仍在呼吁国家出台《业主委员会组织法》以明确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弥补《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的不足，希望以此细化小区的公共权益。本文作者认为，通过物权法、合同法等其他基本法律比组织法对此种法律关系的调整更为有效且更具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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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生命的权利演讲范文

聂清文死了一年了。他留在矿帽上的遗书震撼了无数善良人的心。因为这封遗书，人们更多的关注矿难、探究事故的根源，这，是聂清文对他的矿工兄弟们最大的贡献。可是聂清文不知道，一年过去了，死亡的阴影依然严严实实罩在他的工友们头顶。据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调度中心统计，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至４月２６日：全国煤矿发生伤亡事故８５４起，死亡１２６７人。事故的原因是什么？从媒体上我们看到的结论往往都是：安全意识不强，责任制不落实，安全防范措施不力，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管理部门玩忽职守。这些话听得多了，人们也就麻木了。煤炭经营者唯利是图、安全意识淡薄是导致事故的直接肇因，监管部门的监管不力是使煤矿工人的生命失去了最后屏障的祸根。这些都是“人祸”，但除了这些应该彻底清除的“人祸”外，还是否存在发生这些事故的必然因素？
看看下面这组数据：也是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至４月２６日，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２．７６９，其中国有重点煤矿为０．３９１，国有地方煤矿为２．４６０，乡镇煤矿为９．６２３。再回头看看同样的数据：２００３年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４．１７０，其中，国有重点煤矿为１．０８０，国有地方煤矿为３．１３０，乡镇煤矿为９．６２０。乡镇煤矿的死亡率之高令人眦目。
煤炭行业是一个高危行业，它的行业特性注定了其高危险性?熏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但问题的关键是：差距为什么这么大？
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因素只有一个：安全投入不足。因为投入严重不足，装备水平上不去，监测手段跟不上，矿井抗灾能力弱，必然导致事故发生。
我国政府很清楚矿难的实质所在。对煤矿，特别是包括乡镇煤矿在内的小煤矿的安全整治就从没有放松过。１９９４年国务院发布第１６９号令，《乡镇煤矿管理条例》出台；２００１年６月，国务院办公厅紧急通知：关闭国有煤矿矿办小井，所有乡镇煤矿一律停产整顿；２００３年《煤矿安全生产基本条件规定》发布施行……一系列政策法规凸显一个核心：煤矿的安全生产条件。
煤矿的安全生产条件直接连结着矿工的安全生产权利。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施行的《安全生产法》，以第二章计２８条的篇幅严格规定了“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并在第三章中详细阐明了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劳动者的安全与生命的权利在法律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其实，类似的规定早在《劳动法》、《矿山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中就占有相当重要的比例。
但是，乡镇煤矿的安全投入一直是悬在矿工头上的利刃。
地方政府要保留煤矿，因为它是当地重要的收入源；矿工脑袋别在腰带上也得下井，不下井就没得吃；矿主似乎也有理由：投入的成本高影响利润不说，邻人失火还会殃及池鱼，其他矿井发生事故，上面一声令下，不分青红皂白全得停产关闭，投了也白投。怪圈由此形成：整治－好转－反弹－再整治－再反弹……最终的受害者是矿工。换个角度，这实质上就是：法律赋予矿工的安全与生命的权利就这样被剥夺了。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一直在努力探寻解决的办法。
要提到一个短语：安全质量标准化。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国发?眼２００４?演２号）有这样的表述：“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制定和颁布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技术规范和安全生产质量工作标准，在全国所有的工矿、商贸、交通、建筑施工等企业普遍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企业生产流程各环节、各岗位要建立严格的安全生产质量责任制。生产经营活动和行为，必须符合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技术规范的要求，做到规范化和标准化。”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副局长赵铁锤认为，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的内涵是：矿井的采煤、掘进、机电、运输、通风、防治水等生产环节和相关岗位的安全质量工作，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程等规定，达到和保持一定的标准，使煤矿始终处于安全生产的良好状态，以适应保障矿工生命安全和煤炭工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个阐述中，“保障矿工生命安全”是最令人激动与关注的。以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为例，该市自２００２年以来就杜绝了死亡３人以上的事故。对一个产煤大市来说，这不能不算是奇迹，其成功的经验就是狠抓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
回顾一下我国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的历程，更有说服力。
１９６４年?熏原煤炭部张霖之部长提出了“煤矿质量标准化”的概念?熏建成了新中国第一座标准化样板矿井－－平顶山四矿。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从１９６０年代初的每年５０００多人，降到１９６５年的１０００人。
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６年，我国煤矿进入又一个事故高发期，事故死亡人数由１９８２年的不到５０００人，上升到１９８５年的６６５９人。为此，原煤炭部于１９８６年作出在全国煤矿开展“质量标准化、安全创水平”活动的决定，并在肥城矿务局召开第一次全国煤矿质量标准化现场会。原能源部于１９９２年在大雁矿务局召开质量标准化现场会，把质量标准化的内涵拓展到井上下各个方面，实行动态达标和质量否决，当年，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降到了５０００人以内。
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７年底，全国共建成３１个质量标准化矿务局、８７２个质量标准化矿井。国有重点煤矿采煤机械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工作面单产由１９９２年的１．９５万吨／月，提高到１９９７年的２．２９万吨／月。综采百万吨采煤队由１９９２年的４８个，增加到１９９７年的７６个。５年时间，煤矿顶板、机电、运输、水灾等方面的伤亡事故均降低了２５％左右。
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既为企业增产增效又保障了工人的生命安全，按理说应当得到各方面的拥护，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对此，赵铁锤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小矿负责人存在着严重的惰性心理，习惯了落后的开采、通风、提升运输等生产方法，对新标准、新规程和新方法存在抵触情绪，主要是怕花钱，怕影响经济效益。按照《安全生产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企业出资人必须依法保障安全生产投入?熏这个钱非花不可，而且花了就管用，就能够改善安全状况，提高效益水平。
同时，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也并非一天两天就能完成，“钱”是一个方面，人的素质是另一个重要的方面。近年来，煤矿职工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井下采掘一线８０％以上为农民轮换工或者临时工；小煤矿井下作业人员绝大多数为临时招聘的农民工。面对这种现状，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还必须从职工培训入手。另外，抓好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矿长是关键，而矿长的素质同样令人担忧。２００３年，河南省首次对煤矿矿长资格进行年审，全省有９１６７名矿长参加年审考试，其中国有重点煤矿矿长合格率为９０％，国有地方煤矿矿长合格率为６３％，而乡镇煤矿的８５１２名矿长（包括矿长和分管安全、生产、技术、机电的副矿长）合格率仅为４９％，成绩最差的居然只有几分。个别的乡镇煤矿矿长，连什么是“一通三防”这样最基本的安全知识都不知道。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在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联合下发的《关于在全国煤矿深入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的指导意见》中，提到了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的目标：力争到２００７年，大中型煤矿８０％以上达到国家规定的安全质量标准；小煤矿矿井在全部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基础上，达标率达５０％以上。通过抓好安全质量标准化，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从目前的４降到３以下，下降２５％；事故死亡人数从７０００人减少到５０００人以内，下降３０％；一次死亡１０人以上的特大事故，从平均每年６０起左右，减少到４０起以内，下降３０％。同时要求，各地区、各单位按照上述总体目标，研究制定本地区、本单位达标规划，提出年度目标和２００７年的长远目标。
这个目标从我国煤矿安全工作的现实出发，综合了各方面的因素，是在总结我国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的成功经验基础上确立的，我们应该有信心。

安全与生命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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