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过头晕的症状么?你有过感冒发烧的时候么?你有过shenti无力感到虚脱的时候吗?或者,你有饿到特别想吃的东西哪怕是自己不喜欢的食物的时候么?不知道你有没有,但生活在1942年饥荒的人们肯定有,你看,她们饿到人吃人的地步。
1942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历史上也记载了诸多的大的历史事件:中国抗日、世界二战、开罗会议、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战役、宋美龄访美、丘吉尔感冒等等,全国人民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内国际环境中,可又有多少人记得1942年发生在河南省的旱灾、蝗灾呢?
河南省发生这场天灾导致粮食颗粒无收,哀鸿遍野,三千万民众去陕西逃荒的悲剧。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温故1942》当中,以地主老范(范殿元)、长工拴柱、佃户瞎鹿与媳妇花枝为主线,以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等人的四处翰旋,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堪境况为副线展开故事情节。故事里逃荒的主人公除了地主老范,没有他人幸存,可令老范疑惑的是,我明明是避难的,后来也成了逃荒的,明明是为了活着,可人怎么都没了?所以当逃荒到潼关的时候,当老范身边的人都饿死的时候,地主老范决定不再继续向前走了,而是掉头往回走,返回时遇到逃荒的人问到:你怎么还往回走,往回走就是个死啊。老范回答到:没想着活着回去,就想死得离家近些。故事的最后老范遇到了一个小女孩守在家人尸体上哭,老范说:妮,哭啥呢,别哭了,你看那身子都凉了,小姑娘说:不是哭俺娘,俺是哭俺身边的人都死了,剩下的都是俺不认识的人了。这一回答让地主老范百感交集,他对小姑娘说:妮,你别哭了,你看这样,你叫俺一声爷,咱俩就算搭个伴,中不?就这样,老范牵着小姑娘的手,朝来时的路走去,多年以后,这个小姑娘就是作者的娘。
故事就这样结束,可见1942年的饥荒可谓是天灾人祸交集,但是在天灾面前,更是展现出这个民族对待困难的态度,蒋委员长的不信任,地方官员的压迫,日本军官的利用等等,看百姓为了活着,不得不做出超乎情理的事情,甚至是违背自己的内心做出迫不得已的选择。此时此刻,在这样一种大的历史、特定环境下,我们不能用人xing去评判这些无能为力的百姓,而是应当去思考在上的领导者,他们在民族的灾难面前是如何对待和解决的。
的确,在这场灾难面前,更多人展现出冷酷无情和趁火打劫的一面,更是有地方官员的漠不关心,为己谋利。灾难的发生导致许多百姓流离失所,很多人因之死去了。他们死亡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探其原因,却反射着不同的人生境遇与生命人积累的不同,导致他们在面对命运抉择之时的不同判断和选择。而这个选择,很有可能会改变个体人生的整个命运!
在当下的时代境遇之中,饥荒对于我们似乎太过遥远。但物质的饥荒我们可以解决,如果精神发生了饥荒,我们又要如何面对呢?如果真的出现这样一种场面,恐怕就不是人吃人,而是文化吃文化了。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人们不得不有这样的思考和心理准备,而我们能做的,便是回到自己的生命内在,做好我们自己,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生命、生存的文化。
灾难无情,人亦有情,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虽说整部小说也好,电影也罢,带给人一种沉闷的氛围,但看后更让人倍感珍惜,珍惜当下的拥有,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而我们能把握的,就是当下,只有当下有了量的积累,才会有今后质的选择,做好现在才会有未来!
是啊,遭受灾难的人们只是想活着,哪怕是简简单单,而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生命才是最重要的,活着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珍惜,首先是珍惜我们自己,做有益于自己生命的事,滋养自己的生命,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就是这个道理。
最后,我想说的是,生命有始亦有终,灾难面前莫惶恐,平时生活需积累,质变选择自然成。
读完路遥的《人生》,我第一感觉这分明就是司汤达《红与黑》的再版嘛。《人生》中的高加林和《红与黑》中的于连,这两位主人公都出身寒微,他们胸怀抱负,勤奋好学,才华过人,相貌英俊,颇得女子垂青, 又对现实不满,桀骜不驯,自傲、自尊又自卑。他们的第一次恋爱对象巧珍和雷纳尔夫人都是真善美的化身,但是他俩为了理想,为了更远的世界,都抛弃了自己的所爱,分别爱上了对自己人生发展有利的黄亚萍和玛蒂尔德,妄图攀着女人的石榴裙往上爬。到最后,二人都忍受着良心的煎 熬,并一无所有。
其实,想了想,两位主人公又有所不 同。首先社会背景不同。社会背景对他们性格的形成有着巨大影响。高加林生活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巨变的大幕刚刚拉起;于连生活在法国封建社会末资产阶级革命初 期,各种思潮涌起。两者类似的是,都是在社会急剧变化中的环境里。其次,于连在自己疯狂追求私欲,并抛弃道德后又忍受不了内心的煎熬,最终走向人生的自我毁灭。 就我个人感觉,虽然说合理的个人私欲也没有错,但于连的追求,理想成分少,私欲成分多;高加林也有私欲,但理想成分多一 些。你不能说高比于好,因为在当时的时代下,二者都是时代的典型人物。这是历史的局限性,而不能完全归结于个人身上。高加林在浮浮沉沉之后又回到了人生的原点,巧珍也嫁人了,貌似满目伤痛。一个在别人眼中出卖良心的人,是为人所不齿的,但农人淳朴的心又很快接纳了他,他找回了自己的根,又开始了新的希望。
这里,我还想说说巧珍及其所代表的 一些人物。他们或许没有文化,或许看起来很土气,但他们真!他们坚强!他们身上洋溢着人格的芬芳。那是一份淳朴而伟大的 感情,他们的爱没有局限 性,不会因为 物质的变化而改变。他们才真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无怨无悔的人。写到这儿,我想起了我的母亲,一个文化程度不高,脾气很火爆(现在她的脾气被我这么个儿子磨得温柔了)的人。据说年轻时很漂亮,嘿嘿,当然现在也不老一个银行小职员的形象。 我的父亲常对我讲,别看你我文化程度都比你母亲高,知识、思想都比她丰富,可真要是比起为人的那股子真,那股子对家人的纯净与无悔,你我差远了。当时一听也只当笑谈,现在想起,句句真言。是她在我心灵最困苦的时候,别人都认为我不好的时候,耐下性子, 听我这个混球絮絮叨叨,使我逐渐从心灵的阴影中走出来。然而,她这种美好的品质又常为我所忽略,只记得这老娘们,嘿嘿,天天没完没了地和我斗嘴。现在想想,和老娘嬉皮笑脸逗逗闹闹的时光真是美好啊。想起一句话,大意是:知识的丰富与良好的品质是不一定成正比例的,这话放在我妈身上很合适。
再回到书上,我觉得路遥的这个结局很好,留给我无限追念,给我的感觉是一种开阔。就像黄永玉说过,走路在一个坑上摔了一跤,就要在这个坑边骂它一辈子吗?也如同毕淑敏在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人生没有唯一,不要给自己加牢笼。得到时要珍惜,失去时,也没必要过分悲伤。
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自己的人生奋斗过 程中,万不可耍小聪明,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在这点上我深有体会,老是倚仗自己会沟通,不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好多事,不要有过多的功利考虑,结交你、认识你,天性使然,同气相求,不为图啥,但到后来你有条件,真帮了我大忙,那么我就感激你。这两天,读多了黄永玉的书,还要引用他的话: 我这一生感激两件事:一认识了许多好人, 并在他们温情下灌溉我的成长;二读了很多好书,让我有了自己的独立的信仰。是啊, 这样的话,人际关系又怎会是负累呢?分明是力量的源泉啊。
还有,我从小在城市长大,每次父亲让我回农村老家看看,都跟上刑似的,觉得和他们没啥共同语言。其实我辜负了多少乡情啊,想来,不免怅惘。以后还是要多回去看看,因为祖辈的根在那里,没有他们哪来的我呀。
最后以张元济先生的一句话结束本文吧: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习惯于妥思妥耶夫式的的漫长叙事,也许最真实的叙事注定无法不漫长。执着是个可怕的东西,执着于生活的人可以像蚂蚁一样埋头长征,也可以恶魔一样揣起屠刀。可人从来不是只生存于两段的砝码,最真实的人生是游离在平衡与偏执两端的维系。跨过天平的横梁走到极端的过程,是屠戮自己的过程把自己交给上帝,或是交给恶魔。
生活擅长制作常谈常新的谜团,不管是天才还是傻瓜都能有所解悟,但现实永无正解。窘迫的现实与对理想主义的推崇让一个年轻人陷入疯狂,他躺在棺材一样阴暗低矮的出租房里思索,以确定自己是属于可以为所欲为的不平凡的人,还是只配做不平凡的人的工具的普通人。在偏执狂的思维里,不平凡的人可以疾驰的象群般践踏着脚下的生命踏上光明,平凡的人注定庸庸碌碌供人踩踏。拿破仑的铁骑横扫欧洲的时候,生灵涂炭的战场成了皇位后最闪亮的注脚。拿破仑乘着历史的东风成就王座,他说: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让后人去评判吧。可惜那个躺在棺材里的大学辍学生做了最偏执的评判。社会的畸态让他只看到践踏与辉煌,并且将前者视作后者的必要基础。
对自我哪怕还有一丝坚持的人,都是不适合拿起屠刀的,更何况是饥寒交迫中靠消化自我维系生命的拉斯科利尼科夫。当他在病态的执念中将劈柴的斧头变成杀人的利器,其实他不差毫厘地杀死了自己。他近乎推脱的言辞并没有错,不是他杀死了寄生虫一样的老太婆,更不是他杀死了老太婆天真无邪的妹妹,他事先早就将斧头砍进自己的脉搏,犯罪现场只生产恶魔而不适合活人。我之死成就我之恶,这个命题也许在唯物论者眼中是嗤之以鼻的自欺之辞,可惜人是天生的形而上学家,唯心的解读往往给生活以解脱。
执着于错误的后果是可怕的,这偏执表现在生活里尤其令人难以逃离。用最世俗的眼光审视小说主人公,或许会觉得他最大的错误就是未能将自己的教义坚持到底,他没能彻底将良心的自我毁灭于黑暗中,杀人后他成功地规避了法律的制裁却再脱离不了自我的谴责。无耻者的最无耻之处便在于他总能绕过人性的约束而将失败归之于手法上的失误。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所说:人这种卑鄙的东西,什么都会习惯的!若人可以用畜道生存,那么生活就没什么不可以。所以罪的罚对于无耻者是无效的,对于高尚者却是难以逃离的。也因此,生理上的惩罚其实对于罪犯而言是最低级的,因为这能够以儆效尤,却不能让他学会高尚。只要邪念未死,一点点侥幸心理的作祟便足以令其重返罪途。
关于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救赎,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到文末也是语焉不详,或许正如批判者所言,这曝露了无法剥离的时代烙印。但当索尼娅将自己的柏木十字架戴上拉斯科利尼科夫的脖颈,而自己戴上属于被男人杀死的莉扎薇塔的铜十字,当她选择罪之罚的重者与男人共涉西伯利亚,当爱情的唯美洗濯时代的污浊,我想没有比这更好的结局。同是时代的弃婴,却以爱为结获得了新生,这到底是出于文学家的浪漫,还是源自历史的归宿?真情难求,难在少有共同承受,爱情的本义可能便是于共同承受中获取共同的救赎。可惜,小说诞生之日起,作者便已经死亡,何况如今其人尸骨早已化为春泥,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然没有机会为自己辩驳。文学大师恐怕也不会为小说辩驳,但若是那份共享十字架的伟大爱情尚不能让人救赎,我亦无言。
时代的焦灼塑造时代的弃婴或是宠儿,生存在历史之痛中的人们,自须领受生活的正解。在此意义上,罪与罚毋宁说是罪与救,救赎之道与沦落之道同在。
展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