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实践报告

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实习可以帮助我们收获很多宝贵的经验，实习期结束之后，我们需要写下实习工作报告，实习报告可以分享我们在工作中的想法和心得体会。有哪些实习报告是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呢？在此，你不妨阅读一下法律实践报告，供你阅读参考，并请收藏本页面！

首先，我想向所有为我的实习提供帮助和指导的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和我的指导老师致谢,感谢你们为我的顺利实习所作的帮助和努力。
我的实习是由南开大学法律系和四平市中院共同安排的。通过实习，我在我的第二专业法学领域获得了实际的工作经验，巩固并检验了自己两年本科学习的知识水平。实习期间，我了解并参与了大量民事诉讼的庭审过程,在一些案件的审理中还担任了书记员的工作,并且对部分参与案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在此期间，我进一步学习了民法及民事诉讼法,对程序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我的工作得到了实习单位充分的肯定和较好的评价。
实习期间我主要对关于郭继魁与四平市中兴经贸有限公司、四平市中兴建筑公司、四平市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及尹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参加了案件审理的全过程，并被特许参加合议庭评议。案件具体情况如下：
一、案件的由来和审理经过
郭继魁与中兴经贸有限公司、中兴建筑公司、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及尹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由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03年4月29日作出（2002）四西民二初字第349号民事判决。宣判后，郭继魁不服，提出上诉，四平市中院于2003年7月4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继魁、委托代理人盖如涛，被上诉人四平市中兴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贸公司）委托代理人胡振儒，被上诉人四平市中兴建筑公司（以下简称建筑公司）委托代理人苏军，被上诉人四平市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委托代理人付佳宾，被上诉人尹杰、委托代理人窦树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二、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情况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继魁
委托代理人：盖如涛。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兴经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连贵
委托代理人：胡振儒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兴建筑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连贵
委托代理人：苏 军，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孝贵
委托代理人：付佳宾，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尹 杰，
委托代理人：窦树法
三、原判要点和上诉的主要内容
原告郭继魁诉称：1999年6月7日原告与被告四平市中兴建筑公司签订商品房出售协议书，将中兴二期工程⑥-⑦ ，2/0 A - B轴约86平方米商网出售给原告，原告按合同约定交房款30万元，后又于1999年9月26日、9月30日分两笔交增面积款13万元。但被告四平市中兴经贸有限公司至今未履行合同，交付房屋。此房于2001年5月被被告四平市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卖给第三人尹杰，是重复买卖，这种行为是无效的。现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四平市中兴经贸有限公司履行合同交付房屋，并承担诉讼费。
被告四平市中兴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贸公司）辩称：原告所述无异议。被告四平市中兴建筑公司与原告所签的合同是受经贸公司的委托，是合法有效的，原告是初始买受人，交付了全部房款，应予以保护。第三人与四平市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所签购房合同是重复买卖行为，开发公司发现重复出售后，已通知第三人解除合同，且第三人的房款未全部支付现金，是用一辆车折抵了20万元房款，是无效合同，经贸公司可以按照规定赔偿第三人损失。
被告四平市中兴建筑公司（以下简称建筑公司）辩称：被告建筑公司与原告签订的购房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已按合同约定交纳了全部房款，第三人与四平市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购房合同属于重复买卖，是无效合同，不应支持。
被告四平市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做答辩。
第三人尹杰诉称：第三人于2000年4月6日与被告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且被告经贸公司已确认了第三人的买卖关系；他们之间是恶意串通，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
原审法院认为：与原告签合同的被告建筑公司不具有销售房屋主体资格，与第三人签合同的被告开发公司具有销售房屋的主体资格，虽然原告购房时间早于第三人买房时间，但原告与第三人的各自买受行为不是建立在同等条件之上，故不存在初始买受权问题，原告与被告建筑公司签订的《购房协议书》无效。但被告建筑公司明知不具有预售商品房条件就与原告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且受益人被告经贸公司在同意此房卖给原告之前，就已给第三人换了房款收据，因此二被告的行为对原告是一种欺诈行为。被告经贸公司以持有《商品房出售许可证》为由，愿将争议房屋卖给原告，但《许可证》是在2002年7月取得的，不能对抗以前的买卖行为。被告开发公司发现该商网重复出售后，于2002年9月6日向第三人发出通知，因无权出售此房，要求解除合同。但被告经贸公司于2001年5月17日给第三人更换了交付房款的收据，换收据的行为就是被告中兴经贸公司同意将此房出售给第三人的意思表示，解除合同是单方行为，是无效的。因此，第三人与被告开发公司所签购房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四平市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与第三人尹杰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其买卖关系成立；被告四平市中兴建筑公司与原告郭继魁签订的合同无效，被告四平市中兴建筑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立即返还原告郭继魁购房款43万元，并给予房款43万元一倍的赔偿损失，两项合计86万元。被告四平市中兴经贸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上诉人郭继魁请求撤销原审法院判决，依法重新判决郭继魁与建筑公司买卖商品房合同合法有效，保护上诉人的初始买受权。其理由概括为：建筑公司是该房屋的施工单位，出卖此房是该楼房投资人经贸公司委托同意的，卖房款由经贸公司用于支付工程款。此后经贸公司于2002年7月取得《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后，又对建筑公司买房行为再次予以确认。郭继魁买房是1999年6月7日，尹杰重复买该房合同是二年后的2001年5月，同尹杰算帐“换据”是2001年6月，均在经贸公司2002年7月取得《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之前。但尹杰的购房合同，此前卖房人已声明废止，而对上诉人购房协议，卖房人在取得《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后又予确认。据此应认定初始购房合同有效，此后重复购房合同无效。
被上诉人经贸公司、建筑公司、开发公司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无异议，经贸公司同意按照规定赔偿第三人的损失。
被上诉人尹杰辩称：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郭继魁与经贸公司、建筑公司、开发公司之间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尹杰与开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是合法有效的，购房款已按合同约定全部交齐。且被经贸公司以开具购房款收据的形式予以确认，因而尹杰的合法权益应受到保护。
四、对事实和证据的分析及认定
1996年9月四平市计划委员会批准开发建设座落于四平市铁西区英雄大街20号：0204-39的站前批发市场项目。项目开发人是开发公司，投资并组织建筑施工管理人是经贸公司，建筑施工是建筑公司。工程于1998年6月开工。
1999年6月7日郭继魁与建筑公司签订了《购房协议书》（建筑公司对外销售商品房是由经贸公司委托），郭继魁购买中兴在建二期工程一层商网⑥-⑦，2/0 A - B 轴，建筑面积约86平方米，交付房款30万元，同年9月26日、9月30日又交增面积款13万元，因该商网内部装璜工程未完工，未能交付使用。
2002年4月25日尹杰与开发公司签订了《商品房销（预）售合同》，尹杰购买中兴在建二期工程一层商网 ⑥-⑦ ，2/0 A - B ，轴建筑面积89.5平方米，按合同约定交付房款34.5万元，建筑公司开据了收据，经贸公司又自自己名义予以换据。该建筑面积与郭继魁购买的建筑面积均为商网一层同一处房屋。起诉前，尹杰在未取得进户手续，未经卖方同意的情况下，对该房屋自装防盗门上锁，予以占有和控制。
2001年9月25日，在吉林扬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经贸公司法律顾问）胡振儒的见证下，由中兴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贸公司、开发公司三家相互关联、又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法人代表，对站前批发市场新建楼房（中兴二期工程建筑楼房）的所有权进行了确认。三方协商一致，确认该新建批发市场楼房为经贸公司所有，该公司对此批发市场楼房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2002年7月29日经贸公司取得《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后，对过去委托建筑公司出售的商品房，及建筑公司与郭继魁签订的购房协议再一次进行确认。2002年9月6日开发公司以无权出售商网房屋为由，向尹杰送达了解除商品房销售合同通知，并要求解决善后事宜。后因尹杰强行占有了合同约定房屋，2002年10月23日郭继魁向铁西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取得协议约定商品房。
证据：
1、郭继魁与建筑公司签订的购房协议书及建筑公司出具的购房款收据。
2、尹杰与开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及建筑公司出具的购房款收据和经贸公司换据收据。
3、批发市场新建楼所有权确认书。
4、商品房预售申报表和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
5、开发公司给尹杰送达的通知。
6、经贸公司确认书。
7、国有土地使用证。
8、产权确认书及移交收据。
9、施巍证言材料。
10、王金荣的证言材料。
11、其它相关证据材料。
五、解决纠纷的意见和理由
根据原审判决，上诉人上诉请求及理由，被上诉人的答辩，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郭继魁与建筑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和尹杰与开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哪一个合同有效，买卖关系应受法律保护。
经二审开庭审理合议庭评议认为：
1、郭继魁与建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协议有效，其买卖关系应受到法律保护。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当时建筑公司作为施工方，受投资人经贸公司的委托与买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协议，以及经贸公司作为投资方、开发公司作为项目开发方与买方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均处于未生效或效力待定状态。它需要这一项目明确产权所有人，并由产权所有人申领《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后，对这些合同进行确认，才能生效。因而郭继魁与建筑公司当时签订协议时，其效力并未确定。但后来项目投资人经贸公司成为产权所有人，并取得了《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他对建筑公司与郭继魁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协议再次进行了确认，使该协议由效力待定状态，转变成了发生法律效力的协议，协议双方当事人的买卖关系受法律保护，因而，商品房理应由郭继魁所有。
2、尹杰与开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无效，尹杰受到的损失按规定应得到赔偿。
尹杰与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时，由于产权所有人没有确定，《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尚未取得，因而其合同效力也处于待定状态。但项目投资人经贸公司成为产权所有人，取得《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后，没有对开发公司与尹杰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予以确认，依据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这一合同的性质就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效力待定状态，成为无效合同。虽然当时签合同时的收款人是建筑公司，后来还由经贸公司予以换据，但由于经贸公司当时既不是产权所有人，也不是《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持有人，其换据行为只能是属于收款行为。所以，经贸公司成为所有权人，取得《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后，开发公司向尹杰下发了解除合同通知。而且，开发公司与尹杰签订的合同，发生在建筑公司与郭继魁签订的协议两年之后，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也属侵害了初始买受人郭继魁的合法权益，郭继魁的初始买受权也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合议庭评议时还认为，造成尹杰与开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无效，其责任完全在于开发公司、经贸公司和建筑公司。开发公司与尹杰签订合同时，购房款由建筑公司收取并出具发票，后来又由经贸公司换发了购房款收据，因而这三家企业对房屋重复出售是明知的。而尹杰对开发公司的重复出售行为当时是不知道的，买受行为是善意的，所以，其所受到的损失理应按照相关规定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三项规定：“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买卖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三）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依据这一规定，开发公司应返还尹杰购房款345,220.78元，并给予购房款一倍的赔偿损失。经贸公司、建筑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由于案件牵涉关系复杂合议庭将该案提交审判委员会，其中包括我个人的意见在内的合议庭意见一并提交。审判委员会对合议庭意见大部分予以支持，但由于对于法律条文理解不同以及考虑多方客观因素，对第三人获赔问题经激烈讨论采取了其他观点，即由于尹杰在本案中没有向法院请求返还和赔偿，应另求法律途径予以解决。
综上，二审法院认为，原审判决有误，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郭继魁上诉有理，应予支持。经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年第39次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二、三项的规定，判决：
一、撤销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02）四西民二初字第349号民事判决；
二、中兴建筑公司与郭继魁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协议有效，买卖关系成立；
三、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与尹杰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无效。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22,220.00元，由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中兴经贸公司、中兴建筑公司负担。
通过对本案的深入研究,我认为四平市中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但是,其中对于第三人尹杰的赔偿问题我仍坚持在合议庭中我提出的意见:1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的除外。 2中兴建筑公司与第三人尹杰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对于无效合同依法律规定应恢复原状、返还原物、赔偿损失。基于以上两点原因，我认为，法院应对第三人利益予以保护，即开发公司应返还尹杰购房款345,220.78元，并给予购房款一倍的赔偿损失，经贸公司、建筑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而不应该使第三人另求法律途径解决。这样，对善意第三人利益没有有效保护，而且增加诉累，浪费司法资源。
本次实习是我大学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经历，其收获和意义可见一斑。首先，我可以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实际的工作中，理论和实际是不可分的，在实践中我的知识得到了巩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受到了锻炼；其次，本次实习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对法律在现实中的运作有所了解，也对法言法语也有了进一步的掌握；此外，我还结交了许多法官和律师朋友，我们在一起相互交流，相互促进。作为一个南开学生，我竭力成为一名南开文化的使者，向社会各界的朋友们介绍南开，使他们走近南开，了解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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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专业实践报告总结

2007年2月22日，我旁听了一起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理。
早8点在县级人民法院开庭，去了在一件普通的办公室里面见到了法官和原被告双方。书记员还没有到之前，法官再详细的了解点关于纠纷的详细内容，并试图调解双方（这种努力自始至终都没停止）。
书记员到后正式开庭，先有原告陈述案情：在保险公司工作期间为被告垫付保险费，一年后被告退保，违约损失却不予赔偿给原告。并拿出保险公司开具的被告退保证明。有法官查看，书记员记录后，被告发言：投保乃被原告纠缠无奈，退保时又没有详细说明损失额度，不相信会有近万的差距，要求原告拿出保险公司的详细账目材料以及正式法律证明。
保险公司不属于国家机构，其资金详细计算方式方便随意对外公开，所以原告无法出具更有效证明，法官马上给该保险公司客服打电话，却被告知：除非本人亲至，否则难以提供详细账目。
法官提议由双方各处3百保证金，然后雇车去该保险公司（在外地）查账，再根据原告出具证据的是否有效来决定退还谁的保证金。被告不愿意，说自始自终都没有见过一分钱，一分实利，现在反而要投钱进去，他是无辜的，怎么可能还要损失呢？不了了之，等法官庭下询问相关专业人士后再择日开庭……
整个审理过程双方随未其争执，但长达五年的接触已经使其冷面相对。导致审理过程也充满了火药味，法官在明知被告理屈情况下，主动偏袒，为的就是在本地好做人——中国人情味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另外由于原被告的法律知识不同程度的缺失，导致很多地方法官都要不停的给双方普及法律常识，例如“谁反对谁举证”什么的，这应该与国人教育程度，以及法律意识淡薄有关。
原被告在审理过程中都有些许无奈和自卑感，缘由不外是把上法庭解决问题当作了很羞耻，丢人的事，毕竟“打官司”这有悖于中国传统观念习俗，很没面子的。
重要的法律核心：
一，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避免这样的经济纠纷案件？
本案开始时被告由于人情关系才“被迫”购买了原告推销的保险，这样就产生了纠纷的隐患。如果我们做事情都能够顺着自己的心思，那以后出了问题也不太会从别人身上找原因，纵使后悔也就不需要去打官司来解决。所以我们的法律是不是可以把人情味给考虑进去呢？这里说的“人情味”其实有点像是中国古代的那种“人治”——他们一个县城也就靠十几个衙役来管理，说到底也就是灵活运用法律，依靠上位者（就是现在的公务员）来判断具体情况。向我上文所说的法官为什么要一直试图调节原被告双方呢？判案肯定会使有一方受损，如果能调节成功，那他所受的指责就可能少一点，至少本乡本土的不会太惹人，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可像是美国的法律在运用上比较灵活，而且重案例，但这种情况本来就容易产生自相矛盾的情况，可是如果像现在法律那样把所有的罪行以及惩罚都规定得死死的那样死板的条律恐怕也不能对灵活中国人产生足够好的效果。这样的法律问题恐怕还得专家来掌握这个“人治”与“法治”的度量。
二，在审理过程中怎样做到公正和有效？
所谓公正，也只不过是以大多数的利益来考虑的，所以这样一来，必然会有属于少数派的不心腹，被责难也在所难免，“清官难断家务事”恐怕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下的极端例子。这起案件中法官试图采用一种“和稀泥”的方式来“善了”此事，虽未成功，但似乎给我们指出了一条现行的道路：尽量减少直接冲突，有问题以协商解决——法院在怎么说也是第三方，给出的结果必然不如当事人双方自己协调出来的完美。
而有效则是指像上文叙述中，很小，很简单的一点事情，就占用了四人（“法官，书记员，原告和被告）的一上午时间——浪费之极！据我观察其中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1，当事人反复叙述案情，企图博得法官好感；2，双方对峙，甚至有起冲突的可能，主要是因为文化素质，以及当时情急，都很冲动的缘故；3，法官不断给双方“普法”——法律常识教育还没有完全普及；4法官个人因素——一个性格比较软弱的人作为法官不免有点婆婆妈妈，这个与国家选择公务员考试的时候的评价标准有没有涉及个人情商有关系。针对以上四点，我想完全可以把该审理过程压缩到一小时以内！
中国法律属于“大陆法系”，有这很详细的针对性条文，讲究“天理循环，报应不爽”——即“给与恶人以惩罚”，企图以此恐吓其他人不再行恶。但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吗？举个简单的例子，开车闯红灯屡见不鲜，为什么？被逮着必然没有好果子，但马路那么多，交警能够逮住几个，就像开彩票一样，谁都不会相信自己就那么“幸运”能够中到头奖！同样类似的问题比方说盗窃，偷税等等，很令人头痛。
对于这种法不达人的情况，我们一是期望技术进步，让国家机器的监控力度能够涉及到方方面面——可这样以来，公民个人的隐私权又如何去保证？二则是加大惩罚力度，像秦朝法律：随意在马路上倾倒垃圾——斩！随意砍伐屋前树木——斩！真正震慑了保有侥幸心理的人！我们虽然无需如此残忍，但完全可以“量出为入”，比方说控制闯红灯的成本完完整整加载在犯事之人身上。这个计算起来就比较复杂了：每年国家为此需要投入多少人力物力，而又能够抓到多少肇事之徒——以概率来平均结果，最后或许可以得出一个在利益方面使国家不受损，而公民又会完全受到威慑的答案！

法律专业实践实习报告

20xx年2月22日，我旁听了一起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理。
早8点在县级人民法院开庭，去了在一件普通的办公室里面见到了法官和原被告双方。书记员还没有到之前，法官再详细的了解点关于纠纷的详细内容，并试图调解双方（这种努力自始至终都没停止）。
书记员到后正式开庭，先有原告陈述案情：在保险公司工作期间为被告垫付保险费，一年后被告退保，违约损失却不予赔偿给原告。并拿出保险公司开具的被告退保证明。有法官查看，书记员记录后，被告发言：投保乃被原告纠缠无奈，退保时又没有详细说明损失额度，不相信会有近万的差距，要求原告拿出保险公司的详细账目材料以及正式法律证明。
保险公司不属于国家机构，其资金详细计算方式方便随意对外公开，所以原告无法出具更有效证明，法官马上给该保险公司客服打电话，却被告知：除非本人亲至，否则难以提供详细账目。
法官提议由双方各处3百保证金，然后雇车去该保险公司（在外地）查账，再根据原告出具证据的是否有效来决定退还谁的保证金。被告不愿意，说自始自终都没有见过一分钱，一分实利，现在反而要投钱进去，他是无辜的，怎么可能还要损失呢？不了了之，等法官庭下询问相关专业人士后再择日开庭
整个审理过程双方随未其争执，但长达五年的接触已经使其冷面相对。导致审理过程也充满了火药味，法官在明知被告理屈情况下，主动偏袒，为的就是在本地好做人中国人情味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另外由于原被告的法律知识不同程度的缺失，导致很多地方法官都要不停的给双方普及法律常识，例如谁反对谁举证什么的，这应该与国人教育程度，以及法律意识淡薄有关。
原被告在审理过程中都有些许无奈和自卑感，缘由不外是把上法庭解决问题当作了很羞耻，丢人的事，毕竟打官司这有悖于中国传统观念习俗，很没面子的。
重要的法律核心：
一，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避免这样的经济纠纷案件？
本案开始时被告由于人情关系才被迫购买了原告推销的保险，这样就产生了纠纷的隐患。如果我们做事情都能够顺着自己的心思，那以后出了问题也不太会从别人身上找原因，纵使后悔也就不需要去打官司来解决。所以我们的法律是不是可以把人情味给考虑进去呢？这里说的人情味其实有点像是中国古代的那种人治他们一个县城也就靠十几个衙役来管理，说到底也就是灵活运用法律，依靠上位者（就是现在的公务员）来判断具体情况。向我上文所说的法官为什么要一直试图调节原被告双方呢？判案肯定会使有一方受损，如果能调节成功，那他所受的指责就可能少一点，至少本乡本土的不会太惹人，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可像是美国的法律在运用上比较灵活，而且重案例，但这种情况本来就容易产生自相矛盾的情况，可是如果像现在法律那样把所有的罪行以及惩罚都规定得死死的那样死板的条律恐怕也不能对灵活中国人产生足够好的效果。这样的法律问题恐怕还得专家来掌握这个人治与法治的度量。
二，在审理过程中怎样做到公正和有效？
所谓公正，也只不过是以大多数的利益来考虑的，所以这样一来，必然会有属于少数派的不心腹，被责难也在所难免，清官难断家务事恐怕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下的极端例子。这起案件中法官试图采用一种和稀泥的方式来善了此事，虽未成功，但似乎给我们指出了一条现行的道路：尽量减少直接冲突，有问题以协商解决法院在怎么说也是第三方，给出的结果必然不如当事人双方自己协调出来的完美。
而有效则是指像上文叙述中，很小，很简单的一点事情，就占用了四人（法官，书记员，原告和被告）的一上午时间浪费之极！据我观察其中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1，当事人反复叙述案情，企图博得法官好感；2，双方对峙，甚至有起冲突的可能，主要是因为文化素质，以及当时情急，都很冲动的缘故；3，法官不断给双方普法法律常识教育还没有完全普及；4法官个人因素一个性格比较软弱的人作为法官不免有点婆婆妈妈，这个与国家选择公务员考试的时候的评价标准有没有涉及个人情商有关系。针对以上四点，我想完全可以把该审理过程压缩到一小时以内！
中国法律属于大陆法系，有这很详细的针对性条文，讲究天理循环，报应不爽即给与恶人以惩罚，企图以此恐吓其他人不再行恶。但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吗？举个简单的例子，开车闯红灯屡见不鲜，为什么？被逮着必然没有好果子，但马路那么多，交警能够逮住几个，就像开彩票一样，谁都不会相信自己就那么幸运能够中到头奖！同样类似的问题比方说盗窃，偷税等等，很令人头痛。
对于这种法不达人的情况，我们一是期望技术进步，让国家机器的监控力度能够涉及到方方面面可这样以来，公民个人的隐私权又如何去保证？二则是加大惩罚力度，像秦朝法律：随意在马路上倾倒垃圾斩！随意砍伐屋前树木斩！真正震慑了保有侥幸心理的人！我们虽然无需如此残忍，但完全可以量出为入，比方说控制闯红灯的成本完完整整加载在犯事之人身上。这个计算起来就比较复杂了：每年国家为此需要投入多少人力物力，而又能够抓到多少肇事之徒以概率来平均结果，最后或许可以得出一个在利益方面使国家不受损，而公民又会完全受到威慑的答案！

法律社会实践报告

小编为大家整理了《法律社会实践报告》，供大家学习参考。

xxx年暑假，我有幸参加了xx大学法学院组织的“法律乡村行”社会实践活动。目的是进行普法宣传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调查。以期用我们所学的知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群众，为他们答疑解惑，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此次社会实践的实践地是xx崇左市xx绥县。在具体的活进行当中，小组成员选择了在xx绥县城以及岜盆乡和渠离镇等几个有代表的乡镇进行普法宣传和社会调查。

在这一活动开展的过程中，我对法律在农村的宣传状况及其现实的实用性有了一定的认识。在法律日益普及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农村遇到不少关于法律的问题，其中很多正是我国普法特别是农村普法盲区。为此组员之间交换过意见，大家一致认为这就是农村普法调查的意义所在。在我国，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真正懂法的少，能用法敢用法的更少；少数精通某一类法律知识的农民，却是因为长期诉讼而不得不加以学习用以维护切身利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畸形的发展和进步。在如今中国法制建设的大潮中，依法治国在农村仿佛还是空荡荡的口号。在此，我想有必要谈谈自己在社会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及所思所想，希望能为法制建设尽一点点微薄之力。

（一）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首先，就法律的实用性这一点来说，我所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在xx绥县城发普法传单时，我们分发的是婚姻法和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群众大多乐意接受新的知识并为亲戚朋友传递法律知识。但我们同样面临着不解和拒绝，深层次的原因是法律在他们心目中缺乏合理的实用性。例如，就婚姻法来说，有的群众认为自己已经结婚惑离婚就用不上婚姻法了，更有甚者认为只有离婚才用得上婚姻法，因此他们抵触我们的普法宣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法律宣传对农民群众是不到位的，至少是缺乏实用性的，以至他们不能真正了解法律的精神实质。就如上所说的婚姻法问题，很多农民群众或许就不了解家庭暴力，不赡养父母，不抚养子女等行为是违法行为，从而导致家庭矛盾，威胁社会和谐的细胞。这种与农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实用性宣传的缺失惑缺乏，无疑是农村普法过程中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其次，是关于法律宣传方面的问题。黄赌毒一直是我国打击的重点，但我们在渠离镇的集市上却很容易的发现很多农民群众显然沉迷于xx的现象，而且没有任何人加以阻止或取缔。这不由得让我们产生疑虑和忧患，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是不争的事实，但精神文明的滞后和法律意识的淡薄，无疑将衍生一系列农村问题，进而影响农村地区的稳定。同样的情况我们在xx绥县城也曾遇到过，一对夫妇向我们咨询离婚的财产分割方面的问题。言语中透露，夫妇俩本是令人羡慕的一对，可惜却因赌博导致感情破裂，最终走向婚姻的失败。试想如果农村法律宣传及时、到位，这种情况又如何会屡屡出现。

第三，是农民群众在看待法律的态度方面的问题。农村作为一个特定的区域，特殊的地理和人文条件下，孕育出了一套自己的潜规则。淳朴热情却又相对缺乏知识的农民群众一旦相信某些人或事对他们有利或值得去干，他们便会给以衷心的支持和拥戴。相反他们便会产生抵触的情绪，并且在农民群众中扩散开来。这也许就是农村地区老大难问题难以解决的症结所在吧！在岜盆乡，我们遇到一位前来咨询的老大爷，向我们咨询土地纠纷问题。看得出老大爷很无奈也很无助。老大爷似乎并不满意我们给他解释的法理知识，摇着头说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弊病所在，认为这应该就是官官相互的结果。在他看来自己翻阅了各种法律条文之后，法院的不予立案理由纯属无稽之谈。看着老人家无助的眼神，听着他对时效的问题的不解和追问，我们隐隐意识到老大爷对法律的信心几乎已经丧失。交流的互动中，他曾多次提到希望我们能帮他联系媒体曝光，或者帮他联系一下去高院上访的事宜。从这个案例，我们不难看出农民群众最初都是很愿意相信法律，依靠法律的。之所以最后放弃使用法律或是另辟蹊径，是因为缺乏对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解决矛盾纠纷的法律常识和法律途径应有的了解和掌握。最终导致了维权的积极性受挫，进而产生对法律的偏见。在农村潜规则催化下扩散开来，又往往是百害而无一利，积重难返。

第四，是千百年来农民群众的很多固有观念与法制精神相悖。在xx绥的几个乡镇中我都有做这样一个调查，即女儿在亲生父母家是否有财产继承权的问题。在接受调查的中老年农民群众中，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女儿出嫁以后在娘家就不能再继承遗产，除非家里没有儿子或者女儿在家招上门女婿才行。而只有少数中青年农民群众认为女儿也应当有继承遗产的权利。产生这样一种现象的原因无疑是缘于千百年来农村地区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

以上是我在社会实践中所遇到的普遍问题，这也许只是三农问题中冰山的一隅。但却是普法过程中所面临的棘手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解决好农民群众的普法问题，是现代法制建设进程中的重大任务，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当务之急。

所以我们要对症下药，探寻普法的新思路，以达到在农村地区普法中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所思与所想

首先，要明确的是农村普法的原则，即为人民服务原则。坚持讲求实际，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形式主义。切实广泛地开展与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同时也要强化服务观念，解决实际问题，努力使农村普法活动成为弘扬法治理念，惠及人民群众的民心工程。从而真正使老百姓知法、懂法、用法。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相信法律，相信可以维护他们合法权益的法律武器。让法律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工具。

其次，要进一步地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继续开展依法治乡（镇），依法治村活动，及时有效地依法解决农村老大难等热点难点问题，让农民切身体验到法制的实际效果。从而使农村地区的各项事业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确保广大农民群众能够依法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进一步激励农民群众沿着法制建设的路线走下去，并积极参与基层民主法制建设。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稳步、健康发展。这样有助于增强普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利于建立普法工作的长效机制。

再次，要积极探寻农村法制宣传教育的新思路，为农村地区普法行动开创新的局面。一，要从改变农村法制宣传教育的观念着手，使农民群众愿意接受，乐于接受法律知识。在实际宣传过程中应采取农民群众最喜闻乐见、最容易接受的宣传方式，紧紧地贴近广大农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和思维习惯，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法律意识，尽量使他们在寓教于乐中提高法制观念。二，要抓住普法的时机，针对不同的方式手段，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宣传法制应当避开农忙时节，并充分利用乡村市集或农民群众返乡赋闲这段时间进行。只有做到合理安排，才能真正有效做到从群众需要出发，服务农民，切实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这也是农村法制宣传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最后，要丰富农村普法教育的内容，开创更为有效的教育形式及载体。在这一方面必须健全政府的服务职能，尽快将普法宣传纳入其公共服务职能当中去。同时也要将普法教育的内容与农村地区的最突出问题相联系相结合，例如农村土地征用问题，土地承认承包纠纷以及婚姻家庭法律方面的问题。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编写适合农村地区农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法制宣传资料，向这些地区免费发放。也可以充分利用市县等区域性的电视台、广播站等载体普及法制信息和基本的法律知识。同时也可以组织专业文艺团体和普法志愿者深入农村地区进行汇报演出，在进一步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趣味性、导向性的基础上，使得农村地区形成自觉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良好风气。当然也应当鼓励农民群众或是民间自觉自发的宣传活动，毕竟他们是最了解农村地区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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